林植夫

林植夫（1891-1965），名葆睽，號翁康，福建侯官(今福州市)入，生於光緒十七年八月十五日(1891年9月15日)，其父韶榮任四川知縣。植夫九歲隨父入四川，三十一年(1905年)轉隨伯父韶年(時任雲南巡撫)到雲南。他白幼受家教，童年習四書五經，嚮往《禮記·禮運》中灼“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伯父韶年擬送他去日本留學，出國前為他請了林次薇先生替他補習國文課，這位林先生經常給他講清末外侮，偷偷讓他閲讀《揚州十日記》和《嘉定三屠記》等禁書，適逢日俄戰爭爆發，林植夫看到“日本雖小國，因為(明治)維新結果而富強起來，故而能夠打敗列強的大國俄羅斯了”，這些給了他極大的啓示，激發了他革新圖強，反對清政府腐敗統治的思想。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林植夫東渡日本，先入成城中學學習。宣統元年(1903年)畢業，翌年，考入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學習，同年秋，由林覺民等人介紹參加了同盟會，編入建設部。三年，轉入熊本第一高等學校讀工科。同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林植夫等聞訊回國。抵福州時，福州業已光復，成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閩都督府，林就任軍政府警察局行政科長，三個月後，南北統一。他以九再不用革命了，而自己學業尚未完成，便辭職復赴日續學。

1911年，他從日本到北京，即與何公敢同往同盟會本部向孫中山、宋教仁彙報了福建同盟會內部開始腐化的情況，並提出了整理意見，被委為同盟會福建特派員，他認為要使同盟會恢復朝氣，應先從自身做起，曾發起成立”品學砥礪會”。暑假結束後，他又回日本復學。

1916年，林植夫在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畢業，考入東京帝國大學農業部攻讀林學正科，曾與留日同學創辦“丙辰學社”，提倡科學救國，教育救國。1920年秋，畢業回國。

林植夫回國後，初在黑龍江鐵嫩森林公司任技師，後到北平農業專科學校任教；不久往哈爾濱《國際協報》任主筆。次年南下上海，幫友人辦《中華學藝》，發行《孤軍》雜誌，1925年，協助何公敢組織“獨立青年黨”，負責編輯《獨立青年》雜誌，提出“剷除國賊，恢復國權，確立民治、保障民生”和“打倒南北軍閥”的口號，幻想走中間的第三條路線。在滬朗間，他除在《孤軍》、《醒獅》。《創造》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船，論文外，還編著和翻澤了《林業淺説》、《林業大意》，《馬爾薩斯人口論》等有關林業和社會科學書籍。

1927年．國民革命軍攻克南京後，林植夫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陳銘樞之邀到南京宣佈解散獨立青年黨，加入國民黨，任政治部宣傳處少校股員；在南京期間，他十分崇拜蔣介石，積極粉飾國民黨右派的獨裁，不久看出蔣介石的醜惡真面目，思想上便從擁蔣逐步變為反蔣。

1928年，林植夫因事赴香港。翌年，陳銘樞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林植夫就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書記長。他經常親歷縣鎮和鄉村，力圖整頓黨風，希望把黨務辦好。但不久即發現國民黨內“上是貪宮污吏，下是土豪劣紳，而且各派互相傾軋排擠，並且植黨營私，林植夫想用黨章制裁他們，卻發現黨部的人就是打死人也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因而大失所望。1931年夏，經陳銘樞提名，他以廣東農界代表身分到南京參加國民會議，會後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鬧獨立，蔣介石委他為廣東省市黨部恃派員，要他回到廣州去，發動各縣黨部反對陳濟棠。他辭而不幹，跑到江西找時任“剿共”右翼集團軍總司令的陳銘樞，在其司令部裏任宣傳隊隊長，他很快發現共產黨並不像上面宣傳的那樣壞，“與其説老百姓怕共產黨，還不如説怕國民黨打共產黨的軍隊”。特別對共產黨和人民羣眾的親密關係感到驚異，開始研究毛澤東同志寫的文章，研究紅軍和人民的關係。

“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到了江西，林植夫認識到“兄弟鬩牆”招來外侮，便辭職從南昌跑到上海，同年12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民黨第四屆全國代表會議，林植夫以前廣東省的代表身份參加，他聯合八十多名代表提出《收復失地案》，當面交給蔣介石説：“國難當頭，你如果能把東北失地收復，我們仍擁護你”。蔣介石當時滿口答應，但事後，蔣介石仍然抱不抵抗主義，使林植夫感到氣憤。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林植夫加入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親赴前線參加救護和接濟工作，目睹了民族危機，蔣介石集團與日本籤汀了《淞滬停戰協定》。同年春，蔣介石和汪精衞在洛陽召開了“國難會議”，林植夫看穿了他們的險惡居心，拒絕前往參加，仍留在上海。在這期間，他閲湊了一些進步書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了初步力認識。不久，陳銘樞為弄清“藍衣社”的秘密，要他偽裝向蔣介石靠攏，他便通過與他相識的藍衣社頭子劉健羣的關係，到南京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上校設計委員，設法把藍衣社的秘密拿到香港報紙上發表；當年底，他辭職回福州，任私立福建學院院長。

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宣佈反蔣抗日，林植夫積極參與醖釀和組織工作，並就任文化委員會委員兼省公路局局長，同時參與組織“生產人民黨”。次年“閩變”失敗，他受到通緝，避居香港，繼續從事反蔣抗日活動。

1935年，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諧等在香港發起了“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提出“聯合抗戰，武裝抗戰”的主張。林植夫參與其事，並擔任政治委員會書記，積極從事抗日宣傳，與葉挺結下了忘年之交。抗戰爆發後，“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宣告解敵，林植夫和其他同志從香港回南京，共赴國難。南京淪陷後，撤退到武漢，途中曾寫下《全面抗戰從今開始》等文章。

1938年春，林植夫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下，重新考慮了自己的道路，前注江西南昌，參加新四軍，先在軍部任秘書，後任政治部敵工部部長。他一到任，即着手擬定工作計劃，夜以繼日地撰寫對日軍進行宣傳的提綱和傳單，印交前線部隊散發，培訓敵工工作人員，親自教日語敵工工作口號，他的工作對瓦解日偽軍起了積極作用．

在這一時朗，林植夫的思想產生了較大變化，他感到“這是一生中最努力，也是精神上最痛快的時期”，深信只有共產黨才能須導中華民族進行民族解放鬥爭，才有可能實現獨立自由的真正的”大同世界”，於是立下了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誓言。在嚴峻的鬥爭中，這位“黨外布爾什維克”的新四軍部長，聯繫和團結了許多人，曾受到《抗敵報》的表揚。

l941年l月，”皖南事變”發生，林植夫作為新四軍代表到國民黨一〇八師“淡談判”，進行了不屈鬥爭，未果。後與葉挺軍長同時被俘，由於他不肯寫悔過書”，被視為“頑固分子”，囚禁在上饒集中營(後轉建陽徐市)長達五年。他以老同盟會員和無黨派人士的身份協助獄中中共黨組織做聯繫難友的工作。在獄中，不管敵人怎樣威脅利誘，包括特務頭子張超傳達蔣介石勸降的口諭，他總是説：“抗日無過，我沒有什麼可以悔過的。”拒絕寫悔過書，拒絕對共產黨謾罵。

抗戰性利後，林植夫經組織營救，於年底出獄返回福州，在福州開愛設維生釀製試驗場，但仍受到特務的監視。1947年3月，他由何公敢介紹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發起組織民盟福建支部，進行第二條戰線的鬥爭。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宣佈民盟為非法組織時，林植夫仍配合共產黨地下組織開展學生運動，向民主人士宣傳黨的各項政策，他還用化名在《福建時報》發表一些革命性的文章，宣傳民主愛國，揭露獨裁專制的賣國統治集團的罪惡。1948年，林植夫被列入黑名單．被迫再次避走香港。臨行前他號召民盟同志要與中國共產黨同站一起，堅持地下鬥爭。

1949年1月，他由香港前往解設區，在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李家莊受到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接見。並學習了黨的有關方針政策。9月，他從北京返回已經解放的福州，擔任民盟福建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主委。

1950年11月，林植夫出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員兼農林廳廳長，當選為省人民政冶協商會議代表，主席團成員，積極參加人民政權的建設和管理工作。1954年後蟬聯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55年當選為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員，民盟福建省第一、二、三，四屆委員會主委，積極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福建省農林業恢復、改造和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對民盟成員及其所聯繫時知識界的學習和改造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林植夫因在上饒集中營被長期囚禁、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建國後黨和政府雖多方面給他予照顧，但仍難於康復。他常常念念不忘祖國統一大業。關心民族的興盛，國家的富強，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的各項工作。1965年他卧牀不起，臨終前，他叮囑子女“更聽毛主席的活跟共產黨走，做好社會主義建設”。10月8日，林植夫與世長辭，享年75歲。 ^[1] 

林植夫將這批敵軍工作幹部集中在軍部，組織大家翻譯前方戰場繳獲的日軍文件、情報、士兵日記、來往家書、信件，為軍部提供有關情報，並研究分析日軍士兵思想動態。通過研究、歸納和總結，他們發現雖然日本軍官告訴士兵到中國是為“東亞永久和平而聖戰”，但是日本士兵在家信中表達的幾乎都是“想家”、“想妻”、“被迫來華作戰”。他們對在戰場被俘十分恐懼，因為日本軍官對他們説：“支那是野蠻人”，“中國軍隊對日俘一律殺頭”，“殺了頭日本人就永遠不能轉生輪迴投入人胎”。因此，在火線上應當是被打死也不能繳槍。新四軍這批敵工幹部都有過在日本工作、學習的生活經歷，十分了解日本的民俗和民情，一下子就抓住了日本士兵悲觀懈怠的情緒及產生原因和怕做異鄉鬼的心理。

敵工部成立後，林植夫着手研究制定《新四軍敵軍工作綱要》，研究中央關於政治工作三大原則，特別是“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政策。研究“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政治工作，就是要打政治進攻戰，以對敵削其鋭氣、動其軍心、攻其心理、突破其薄弱環節。1938年7月，林植夫任敵工部長期間，新四軍政治部印發了《敵軍工作綱要》，確定了新四軍應把對敵宣傳工作作為“對敵軍工作的進攻戰”。《綱要》指出：“敵軍工作的進攻戰，基本上是從政治上奪取與瓦解敵人軍隊，解除敵軍思想上的武裝，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變為日本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在目前的中心，則須集中注意瓦解敵人。”《綱要》認為，宣傳的方針要注意以下三點：一要正確把握敵國與敵軍內部的矛盾和困難，抓住日本人民的厭戰情緒，提出要自由、要民主、要和平、要飯吃等適當口號與宣傳材料。二要正確地站在國際主義和革命的民族主義立場上，要宣傳我們的抗戰與日本人民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是合於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正義的。三要站在自衞戰爭的立場上説話……我們只想自求獨立解放，並不想侵略日本，我們戰爭的最後目的，只是為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我們為了民族解放要堅決抗戰到底。

為了新四軍各支隊開赴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戰鬥需要，林植夫又組織大家擬定了日語口號，如“繳槍不殺”、“優待俘虜”、“不搜俘虜腰包”、“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等，先到各團，在連隊中教戰士呼喊，以便在火線上使用。為了打破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林植夫深入連隊，講解有關日本的情況，以克服抗戰初期人們害怕日軍的心理，極大地鼓舞了我軍士氣。他還將敵工部的幹部陸續派往各支隊任敵工科長、股長。

1938年6月，新四軍派出第1支隊老2團挺進江南。為了將瓦解敵軍政治工作做到戰鬥第一線，軍政治部派陳超凡到1支隊老2團任敵工股長。他一到團裏，就教戰士用日語喊話“繳槍不殺”、“過來優待”，還派人在日軍出沒經過的地方張貼日文反戰標語，並教育戰士：對待日軍俘虜要尊重人格，除了收繳他們攜帶的武器和軍用品外，不搜腰包，不打罵……別看這只是一句話、一張紙，這些政治攻勢也是新四軍對日軍的無形槍彈，一到前線，它就能動搖日軍軍心。如1938年8月23日老2團在江蘇丹陽珥陵鎮伏擊日軍這次戰鬥。當時日軍第一中隊40多人突然遭到新四軍老2團伏擊，日軍士兵香河正男在慌亂逃跑之中也想到自殺。但他突然聽到日語喊話“新四軍不殺俘虜”，遲疑中他被追上來的新四軍戰士打倒做了俘虜。新四軍戰士用小推車把他送到團部。當他聽到我軍幹部用一口流利的日語告訴他“新四軍對放下武器的日軍士兵一律不殺，不願意留下的還可以發路費放他回去”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我們的新四軍幹部上衣口袋插了支鋼筆，聽説還是日本留學生時，他十分驚訝。新四軍敵工幹部説話面帶微笑，還尊重他們的人格，不像是教官講的“支那野蠻人”。戰俘雖然驚魂未定，但被俘時的第一印象使日軍士兵的心一下子放鬆了許多。 ^[3] 

新四軍政治部借住在農民家裏，日軍戰俘的住處緊靠着敵工部長林植夫的住房。日軍戰俘處處感受到新四軍這支部隊軍民一致、官兵一致、軍紀嚴明、政治文明。林植夫經常找他們談話，問起他們的家庭、父母，説明這場戰爭日本一定會失敗、中國必將勝利的道理，並請他們給日本家中寫信。香河正男怕信被日軍拆閲，林植夫説“絕對保證不出問題”。家信由軍敵工部交給香港來的陳先生帶到香港後，用航空信寄往日本。家人果然得到了他們健在的信息，他們心靈受到一次震撼。

香河正男還清楚記得，在軍部林植夫還請別的精通日語的人對他們談話教育。這其中有日本明治大學留學生、後任新四軍第1師敵工部長的陳超凡，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生謝鎮軍，日本明治大學留學生、後任新中國第三任駐日大使的宋之光，以及留學日本的陳辛仁、鮑漢清。在敵工部不僅有大量的日語書，還有蘇聯、法國的文學全集如高爾基的《母親》、日文版的《資本論》等。香河正男説：“我深深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所感動。”

留在軍部的一批日軍戰俘經過教育，轉變了戰爭立場，開始了他們的新生。為配合敵工部宣傳，香河正男、田煙作造分別以日軍陸軍第三師團輜重兵和陸軍軍屬名義聯合署名，寫了一份日文傳單《告訴我們兄弟們》，以新四軍“官兵平等”和“享受到人間的温暖”現身説法，反思這場大肆屠殺中國人民同時給日本同胞帶來死亡和痛苦的戰爭，號召日本士兵“反對這場戰爭！把槍口對準軍閥和它們的走狗”。這是新四軍敵工部第一張由日本軍人寫的日文反戰傳單。

1940年2月，香河正男、後藤勇、濱中政志等5位日本人在雲嶺新四軍軍部正式宣誓參加新四軍。從此他們由“國際友人”轉為“同志”。

新四軍在前方常繳獲到敵軍軍官和士兵的家書、相片和作戰計劃，林植夫為此夜以繼日地進行翻譯。有一次繳獲到一個日軍的家書，裏面寫着他在南京與人開展殺人比賽，他殺了101人，另一個殺了102人，同時還附了一張擺在地上的一串長長的人頭的相片。看到這些反映日軍慘無人道罪行的鐵證，林植夫當即決定編成小冊子向前後方散發。

林植夫對工作盡心盡責，經常廢寢忘食地編寫對日軍的宣傳材料。當時的工作條件相當艱苦，冬天夜間也沒有火盆取暖，作為部長的林植夫常常工作到深夜。日久，他的右臂和腰得了風寒症，到了無法舉動的地步；眼睛也大為受傷，不得不住院治療。儘管如此，他仍念念不忘對敵宣傳工作，常把同事叫到醫院去，在他的大通鋪牀旁記錄他的口述稿。

1939年，新四軍政治部成立一週年之際，林植夫寫出了有關新四軍敵軍工作《一年來工作的經驗與教訓》與《對敵工作和俘虜工作的經驗教訓》。在前文中，林植夫指出：從新四軍第1支隊第2團及第4支隊去年底所繳獲的敵軍前後方面通信320封、明信片160張中，可供研究的有79封（張）。從中可以看出新四軍游擊戰對敵軍的威脅，敵軍士兵深感游擊隊的厲害。游擊隊破壞橋樑、道路，襲擊輜重及過往部隊，給敵軍造成很大困難和危險……現敵人兵力消耗之多，敵軍士兵非常厭戰。

1939年2月，新四軍政治部在新四軍第二屆政工會議上指出：一年來新四軍“建立了全軍對敵軍工作初步規模”，“對敵偽軍宣傳，對部隊教育和日語訓練以及優待並爭取俘虜、整理收集敵情等方面，獲得相當的成績”。儘管新四軍敵軍工作尚處在初創階段，但軍部仍予以充分肯定，1939年3月，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主任鄧子恢在給毛澤東、王稼祥、譚政的信中尤其講到“敵工部長林植夫，帝大學生，曾在中華民族解放大同盟負過委職，非黨員，但經過一年的鍛鍊，大體已有入黨的條件”。

1940年1月，正是皖南飄着空前大雪的時候，一批年輕的軍中高級知識分子，敵軍工作幹部陳子谷、陳超凡、謝鎮軍、盛華、段洛夫和邱東平等同志從新四軍四面八方來到皖南。會上，林植夫帶領他的愛將特地穿上繳獲的日軍軍官呢制大衣，英姿颯爽地站立在寒風之中合影留念。新四軍敵軍工作深入江南敵後，開闢了新的抗日根據地，得到了老百姓的擁護和社會中上層人士的支持，不僅隊伍發展了，對敵作戰捷報連連，物資、武器裝備都得到充裕補給，形勢十分看好。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在會上作了講話，他就敵軍工作指出： “去年一年來我們在敵偽中間的影響增強了。這種增強，一方面是由於我們的敵軍工作——對敵軍的宣傳，對俘虜的政策；另一方面，給予敵人精神上的打擊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