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材

據《萬曆十一年進士登科錄》載，萬曆十一年（1583），林材以第二百四十九名登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萬曆十二年（1584），授舒城（今安徽舒城）縣令。《舒城縣誌》載，林材上任後，“公明廉峻，令行禁止，倉儲遍建，荒政聿修”。萬曆十七年（1589）大旱，不僅大幅減免税額，還“設廠賑粥，存活萬人”。離任後，百姓在縣城建祠紀念他。

萬曆十七年（1589）吏部考選，林材由舒城令擢為工科給事中，始開諫垣生涯。再擢户科給事中、吏科右給事中、兵科左給事中，直至萬曆二十二年（1594）三月升吏科都給事中。“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吏科都給事中為六科之長，雖僅為正七品，卻秩卑權重，在明朝中央監察體系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彼時，友人多稱林材為“林給諫”“林都諫”。作為言官，林材盡職盡責，不惜得罪權貴乃至九五至尊的皇帝。

萬曆十四年（1586）至萬曆四十二年（1614）的“國本”之爭，明神宗朱翊鈞欲廢長立愛，引朝野激憤。萬曆十八年（1590），林材率六科言官上疏奏請皇長子朱常洛出閣，後又同吏部的鄒元標上疏請定國本（立朱常洛為太子）。萬曆二十一年（1593），“再請建儲豫教，又爭三王並封之謬”。重壓之下，神宗妥協，最終換來朱常洛的上位。

萬曆十年（1582），剛擺脱權臣張居正束縛的明神宗親政，一度勵精圖治。但萬曆二十年（1592）後，開始荒怠朝政，章奏留中“不報”的現象日漸突出。朝臣紛紛上疏，諫諍君主，林材便是其一。

萬曆二十二年（1594）六月，宮中西華門樓遭雷擊發生火災，時任吏科都給事中的林材藉此天象進諫，對時政之缺失一一批駁，數條罪狀直指皇帝及“在君側者”。神宗以正在修省中強忍怒火而未問罪。當年十二月，林材再次上疏直批神宗用人不當、阻塞言路，以致“帝積前怒”，大罵“林材這廝，屢次借言欺侮誣謗大臣……暗傷善類”，“全失告君禮體，好生狂悖”。隨之被連降三級，貶為程鄉典史。

程鄉縣（今廣東梅州）明朝時隸屬潮州府，正是唐韓愈當年貶謫之地。赴任不久，林材便辭官還鄉。萬曆二十四年（1596），林材拜謁了韓祠，留下了《韓祠》詩刻：“衝炎叱馭入南天，復嶺重關路幾千。休説批鱗追往事，且譚驅鱷溯當年。鳳山獻秀凌霄外，龍水浮光繞郭前。獨採芳蓀薦明信，五雲回首夕陽邊。”《韓祠》詩以韓愈自比、自律，是林材此時的心跡寫照。此事在徐𤊹的《壽林楚石都諫七十歌》中亦有提及：“攖鱗不動天顏喜，夕貶潮陽八千里。欲將弊政除聖朝，斗山望擬韓夫子。” ^[3] 

作為“給諫”“都諫”的言官，彈劾不合格官員或糾察官員過失是重要的職責。在六科任職期間，林材對內閣大學士王錫爵、趙志皋、張位的彈劾最為激烈。

萬曆二十年（1592）底，大學士王錫爵再次奉召入閣，未抵京便遭林材的彈劾。事情緣由見於《明史》：萬曆十六年（1588），其子王衡舉鄉試第一，禮部郎中高桂等人疑有舞弊，要求複試。王錫爵以罷官相要挾，之後竟矯旨扣留試卷，罰扣高桂的俸祿，其私心昭然若揭。工部主事饒伸上疏揭發，竟被杖責、削籍，高桂也被貶。朝野上下都把責任歸咎於王錫爵。林材針鋒相對，為饒伸等人鳴冤。

另一閣臣趙志皋年老且“柔而懦”，只會討好皇帝，在對外作戰問題上也是唯唯諾諾、相與應和，朝野抨擊聲不斷。吏部郎顧憲成以“空司”的手段請求驅逐他，御史冀體極力主張他不可不去而被罰，最後竟因論救者眾多被貶斥為民。吏科都給事中林材出面申救冀體，遭罰俸一年。林材還揭發趙志皋、張位工作失職、“擬旨失當”，以致二者在皇帝面前惶悚謝罪。

萬曆二十二年（1594），王錫爵致仕，須“廷推”新閣臣。神宗卻多次否決吏部陳有年、顧憲成等人的公正推薦。顧憲成甚至因此被削籍。林材則慷慨陳詞，為忠臣討公道，聲討奸佞。

林材痛恨結黨營私之流，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他上疏神宗曰：“皇上御宇二十年來，用人蓋三變。當高拱柄國時，則洛人進；當張居正秉權時，則楚人進；當申時行執政時，則吳人進。今者將為吳人乎？為洛人乎？為楚人乎？”他還對成憲、馮夢禎、劉元震等人的任用表異議，此疏也導致他最終被貶。考之《明史》，被劾的三人確無多少政績。況且成憲“善狀未聞，成均遽躐”，皆劉元震“黨引至此”。直至萬曆二十九年（1601），時任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仍堅持不起用成憲。 ^[3] 

“萬曆三大徵”是明神宗為數不多的政績，即平定寧夏哱拜叛亂、東征抗倭援朝、平定西南楊應龍叛亂。與此同時，遼東蒙古、女真的威脅尚在。對武臣的糾劾，吏科都給事中林材也時常參與，甚至參與戰略決策。

遼東戰線，蒙古土蠻部時常侵擾邊境，鎮守國門二十二年的李成梁父子可謂戰功赫赫，但也“貴極而驕，奢侈無度”。他們廣交朝中大臣，賄賂權貴，極度敗壞風氣，還常粉飾戰功，濫殺無辜。林材多次上疏彈劾。

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李成梁長子李如松奉命東征。萬曆二十一年（1593）正月，李如松率官軍取得平壤大捷。兵部尚書石星欲大肆慶功，遭林材論止，“星乃不敢濫敍”。果不出所料，不久李如松便因輕敵兵敗碧蹄館。早先，尚書石星、經略宋應昌等人聽信市井無賴沈惟敬的話，力主和談，接受“封貢”（即接受和談，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開放朝貢貿易）。薊遼總督顧養謙不僅主張“封貢”，還曾“力主盡撤”。碧蹄館一役，官軍鋭氣嚴重受挫，“封貢”議再起。《明史·林材傳》載，“材乞斬應昌、惟敬，不報。”萬曆二十二年（1594）九月，“吏部推顧養謙總理河道，材論止之”。據《明神宗實錄》，林材彈劾顧養謙的理由是“虛冒寵榮、祗圖規避；不能防海、安能治河”。

對日本入侵朝鮮，林材是堅決的主戰派。事實證明，豐臣秀吉的野心絕非“封貢”便可撫平。萬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他再次發動朝鮮戰爭，若非萬曆二十六年（1598）其本人突然死去，戰況實難預料。而神宗此時才幡然醒悟，革去石星等人的職務。

此外，林材還參與劾罷在遼東、西南戰事中失職的南京户部尚書郝傑、刑部尚書徐元泰，致使二者致仕還鄉。

萬曆中後期，神宗為應對財政危機，更因“好貨成癖”，派出大量的宦官充當礦税監使前往各地，負責開礦並收税。礦税監使橫徵暴斂、牟取私利，以致民變不斷、危機四伏。不少官員交相進疏，勸諫神宗罷礦税，皆未見效。《明史》在評論礦税之弊時説“府庫未充，膏脂已竭，明室之亡於是決矣”。

萬曆二十年（1592），浙江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時任户科給事中的林材便攜右給事中馬邦良上疏痛陳礦税之弊，反對開礦、闡明是非，“上幡然”，驅逐了王君錫。可惜神宗仍聽信內閣大臣張位的讒言，開徵礦税，從此“毒流區宇”。數年後，林材在《福州府志》中仍不忘感嘆此事。 ^[3] 

《明史·林材傳》載，“光宗即位，始起尚寶丞，再遷太僕少卿。還朝未幾，即乞歸。天啓中，起南京通政使，卒。崇禎初，贈右都御史。”

綜合《明實錄》等文獻資料，可以梳理出古稀之年的林材重入仕途後的最後一段人生軌跡：

泰昌元年（1620），已家居二十餘年的林材重被啓用，任尚寶司司丞，時年七十一歲。

天啓元年（1621）三月升光祿寺少卿。四月升太僕寺少卿，兼“右通政”一職。五月，福建道御史周宗建彈劾兵部尚書崔景榮及內閣首輔劉一燝，林材受牽連，更因奸臣阮大鋮的鼓搗，“以愛惜身名再乞歸”。

天啓三年（1623）三月，林材升南京太僕寺卿，嘗修滁陽醉翁亭之二賢祠。天啓四年（1624）三月，升南京通政使。天啓五年（1625）四月卒於任上，享年七十六歲。

崇禎元年（1628）五月，“予南京通政使司使林材及妻陳氏、謝氏祭葬”，葬於侯官（今福州）北門崎上。九月，“贈故通政使林材都察院右都御史”。 ^[3] 

葉向高（1559-1627），字進卿，號台山，福建福清人。明萬曆、天啓年間兩度出任內閣首輔。葉向高是林材終其一生的摯友，他與林材、陳璧、林永光三人年少時曾“為筆研交”，師從向高父葉朝榮。萬曆十一年（1583），葉向高、林材同登進士。葉向高曾把小女兒葉江許配給林材次子林弘衍，惜未婚先逝。葉向高的著作《綸扉奏草》有林材所作序言。晚年的葉向高還與林材等人同遊、結社福州道山（今烏山）薛老峯，吟詠唱和，留下詩刻，今尚存。

徐𤊹（1570-1642），字惟起，又字興公，福建閩縣（今福州）人；謝肇淛（1567-1624），字在杭，號武林，福建長樂人。徐、謝皆明末知名學者，曾與林材同修萬曆癸丑《福州府志》及《福建運司志》。據徐𤊹所撰《中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武林謝公行狀》，謝肇淛次女謝琬適林材子弘澍。謝氏《小草齋集》中有《答林謹任都諫》，對林材多敬仰之辭；徐氏《鰲峯集》中輯有《壽林楚石都諫七十歌》，是徐𤊹為林材七十大壽所作。

董應舉（1557-1639），字見龍，號崇相，福建閩縣（今連江縣）人，官終工部右侍郎，兼户部侍郎。其傳記與林材並列於《明史·列傳一百三十》。其著作《崇相集》中有《答林楚石書》及《答林楚石》。林材孫林之蕃曾“受業司空董崇相先生”。

此外，林材還與崔景榮、林熙春、朱長春、湯顯祖、趙世顯、周之夔、遊樸等人有交往，多為其同年進士。 ^[3] 

林材博學多才，著有《林給諫詩文集》，奏議集有《天垣疏草》，醫藥學著作有《備藥籠中》。其著作在各藝文志中存目，多已散佚，今存多為方誌類，影響最大的當屬萬曆癸丑《福州府志》。

修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的《福州府志》是在正德庚辰（1520）、萬曆己卯（1579）舊郡志的基礎上創作。時任福州知府喻政署名“主修”，參纂者有林烴（時任南京工部尚書）、林材、謝肇淛、王宇、徐𤊹等人，“而主事者實為林材”，後序亦為林材撰。《明史·藝文志》及《千頃堂書目》將萬曆癸丑《福州府志》列於林材名下，徐𤊹更是在《徐氏紅雨樓書目》中列為《林楚石福州府志》。該志博採廣搜、內容翔實，不囿前説，悉從考實，七十六卷的鴻篇鉅製堪稱明代方誌之典範。

事實上，因林材與林烴皆任該志“總裁”，皆履職過南京太僕寺卿，並皆與葉向高交好，以至於世人時常混淆他們的名號。自明代藏書家陳第在《世善堂藏書目錄》中把七十六卷本《福州府志》歸於“林仲山”（林烴）名下後，諸志書便相沿其誤。如清道光《福建通志》雲：“《世善堂書目》有林仲山著《福州府志》七十六卷，數與此合，仲山，林材號也。”郭白陽《竹間續話》雲：“仲山，材號也。”此類例子不勝枚舉。

此外，林材傾其心力主持校訂、印行宋淳熙《三山志》，使這一部福州乃至福建現存最早、最完整的郡志得以保存至今。他還參與修纂萬曆《福建運司志》（即《八閩鹺政志》）及萬曆三十八年（1610）《閩清縣誌》。其方誌學理論與思想集於著作《郡乘詹言》，惜已無尋。 ^[3] 

林材，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舒城知縣，擢工科給事中。時光宗甫九齡，材率六垣疏請皇太子出閣，不省。尋乞歸。起户部給事中，爭三王並封之謬，轉吏科。吏部推鄭洛戎政尚書，起張九一貴州巡撫，材極言兩人不當用，九一遂罷。王錫爵赴召，材疏論，並及趙志皋、張位。再請建儲豫教，劾罷南京尚書郝傑、徐元泰。經略宋應昌惑沈惟敬，力請封貢，材乞斬應昌、惟敬，不報。志皋、位擬旨失當，材抗疏駁之。二十二年夏六月，西華門災，材偕同官上言，切指時政缺失。帝愠甚，以方省修，不罪。吏部推顧養謹總理河道，材論止之。兵部將大敍平壤功，材力詆石星罔上，星乃不敢濫敍。其冬復率同官上言，成憲不當為祭酒，馮夢禎不當為詹事，劉元震不當為吏部侍郎。帝積前怒，言材屢借言事誣謗大臣，今復暗傷善類，乃貶三官，餘停俸一歲。會御史崔景榮等論救，再貶程鄉典史。材遂歸裏不出。光宗即位，始起尚寶丞，再遷太僕少卿。五年六月，朝議以屯務既成，當廣鼓鑄。乃改應舉工部右侍郎，專領錢務，開局荊州。尋議給兩淮鹽課為鑄本，命兼户部侍郎，並理鹽政。應舉至揚州，疏請釐正鹽規，議商人補行積引，增輸銀視正引之半，為部議所格。應舉方奏析，而巡鹽御史陸世科惡其侵官，劾之，魏忠賢傳旨詰讓，御史徐揚先遂希指再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光宗即位，始起尚寶丞，再遷太僕少卿，還朝。未幾，即乞歸。天啓中，起南京通政使，卒。崇禎初，贈右御吏。子弘衍以蔭官浙江副使，備兵温台，政稱平恕。見《福建通志》、《閩侯縣誌》、《林氏族譜》。 ^[1-2] 

林材世居閩縣至德里九龍山下的唐嶼（今福州長樂首佔唐嶼村，其故居尚在）。

其父林堪（1515-1564），字尚乾，明嘉靖癸卯（1543）舉人，曾任宣化知縣。林堪孝悌事蹟詳於《閩縣鄉土志》《長樂六里志》等。林材為其第三子。

林材次子林弘衍（1589-1648），字守易，號得山，恩蔭授浙江温處道按察司副使，終户部主事，曾與徐𤊹合著《雪峯志》。明祚將盡，與曹學佺、徐熥、徐𤊹、謝肇淛等“諸公避居鼓山天鏡巖、白雲洞、吸江蘭若等處，守節完義”，祀於福州鼓山五賢祠。

林之蕃（1611-1673），弘衍子，林材孫，字孔碩，號涵齋，別號積翠山陀，崇禎癸未（1643）進士。授嘉興知縣，“為吏清廉有聲”，“喜畫山水，落筆蒼潤”。南明隆武時升浙江道監察御史、吏部考功郎中。隆武政權滅，遂隱居山林，終身不仕清。清郭柏蒼輯《林涵齋集》及《藏山堂遺篇》。一門兩進士，四代皆為官，“閩人稱四世簪纓，忠孝經術萃於一門也”。 ^[3] 

秉筆直書是林材方誌的鮮明特色。林烴對他不乏溢美之詞：“獨運匠心，不搖羣議，卓為良史之才”；謝肇淛評價其志書“世家不能敚董狐之筆，宰相不能改吳兢之書，懸之國門，足稱實錄”；徐𤊹亦云“董狐史筆人皆驚”。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