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昌彝

林昌彝生於清嘉慶八年，其父高漢，本來是一儒生，後來遠赴大西洋經商。林昌彝小時候家境清貧，但其母吳氏家教甚嚴，每日親自督課。林昌彝在母親的教導下讀書，4歲讀《三字經》，11歲抄“六經”。當時家族裏的人普遍認為讀書無堪大用，逼吳氏讓林昌彝去大西洋做生意賺錢。但吳氏堅決不答應，甚至以跳井抗爭。如此，林昌彝才得以繼續求學。

幼年時的林昌彝的成績便已嶄露頭角，17歲縣試、府試均名列前茅。20歲時，有幸得到鰲峯書院山長陳壽祺的賞識，拜入門下，走上以漢學治經的道路。據説，陳壽祺家中藏書有八萬餘卷之多，而林昌彝用了七年時間，讀了個通透，“遍閲佳者，作為提要”。林昌彝曾説：“餘之知做人者，先母吳太安人之所鑄也；餘之知讀書者，陳恭甫（正是指陳壽祺）師之所鑄也。”

林昌彝的滿腹經綸在其年輕時，就已傳遍當地。連他的座師都曾説：“近日海內傳經，鮮有如薌溪（林昌彝）之精且博也。”不過，讓這位才子尷尬的是，林昌彝八次進京參加會試，都失敗了。不過對於林昌彝來説，這也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每次會試後，他都趁歸途之際，遊遍大江南北，黃河上下，還到了北方燕、趙地區。漸漸地，林昌彝越來越喜歡上“行萬里路”，他三登泰山，兩上岱嶽，歷史上險要之地如井陘、潼關、赤壁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同時他也尋遍那些著名風景區洞庭湖、太湖、蘇杭等地。可以説這段際遇，拓展了林昌彝的視野，激發了他的豪情，打破了他狹隘的科舉觀念。於是林昌彝以詩為歌，“意氣平生溢九州，雲山萬里快孤遊”（摘自其《感事留別》），寫下了如《登泰山觀日亭》《岱嶽吟》《潼關行》《武夷山大隱屏》等許多讚美祖國山河壯麗的詩歌。在遊歷的過程中，林昌彝也結交了許多經世實用的學者，如魏源、朱琦等。漸漸地，林昌彝不在糾結於科舉，他認識到八股文所涉及過於片面，感嘆道：“科舉之法，以八股制藝取士，皆不足據……此人才所以日下也。”

林昌彝中舉的那一年，正是林則徐奉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實行禁煙之時。當林則徐在虎門海灘當眾銷燬鴉片，林昌彝等愛國之士無不拍手稱快。他痛恨英國人大量輸入鴉片，“英人以鴉片流毒之物，賺去中國財寶，此天怒人怨，為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福州之地，即以金為山，以銀為海，亦不足供逆夷所欲，況地瘠而民貧者乎？”林昌彝堅決主張抗英，認為：“洋煙流毒，中國元氣已傷。救之法有二：一則絕通商，一則開海禁。絕通商，非主戰不可；主和則苟安於目前，若此，則伊于胡底矣。”林昌彝與林則徐相遇後，兩人意氣相投，來往密切。林則徐的女兒普晴和女婿沈葆楨還成了林昌彝的學生。

不久，英國侵略者不甘失敗，讓艦隊陸續開抵廣東海面，想逼迫清庭就範。這時，林昌彝寫信給林則徐，獻《平夷十六策》和《破逆志》(4卷)。兩書均已失傳，可據林則徐回信中提及此事稱：“其間規劃周祥，可稱盡善，此百戰百勝之長策，與弟意極合。弟在粵中時，五圍夷鬼，三奪夷船，其兩次夷船退出外港，不敢對陣，皆此法也。”認為這是“真救世之書，為有用之作”。

林則徐等愛國之士，空有破敵之策，卻説服氣不了被“嚇破了膽”的滿清王朝。林則徐被“請辭”，所用之人皆是貪生怕死、畏戰偷安的主和派。主和派主和未成，鴉片戰爭爆發，國內數地相繼失守，道光帝被迫簽訂了《南京條約》，其中福州就被闢為通商口岸。林昌彝對此痛恨無比，視為舉國大恥。他猛烈抨擊主和派：“英逆之變，主和議者是何居心。餘嘗見(南京)和約內容，不覺發為之指。”

當時林昌彝家中正好有一書屋面對鳥石山積翠寺，該寺被英國人所佔據。林昌彝“目擊心傷，思操強弓毒矢以射之，因繪《射鷹驅狼圖》以見志，併名所居之樓為‘射鷹樓’。” 所謂飢鷹和惡狼指的就是英國侵略者。他又在樓頭上寫了一副對聯：“樓對烏山，半獸蹄鳥跡；圖披虎旅，操毒矢強弓。”當時的林昌彝無奈本身條件所限，恨不得棄筆從軍，參加抗英戰爭。江西一位才子陳偕燦見《射鷹驅狼圖》後曾寫到：“林生四十負奇氣，讀書萬卷才沉雄。請纓早藴終軍志，投筆常思定遠功……”

林昌彝無法投軍報國，便潛心在家，閉門寫書。他繪製了《射鷹圖》手卷，同時寫下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著作——《射鷹樓詩話》。這本書強烈表現出林昌彝愛國反侵略的願望。前兩卷集中採錄了反映鴉片戰爭的詩篇，通過表彰作者及其作品，激勵反帝愛國精神，兼及抗禦入侵、抵制鴉片販毒及商品傾銷的方略。

書中評論所及以清代詩人為多，不下200人左右，尤詳於嘉慶、道光兩朝作者。其中對當時進步詩人如魏源、林則徐、張際亮、朱琦、張維屏等給予了較多的篇幅，被收錄的作者，除生平簡介外，還追溯詩作源流，品評風格成就。但林昌彝並不侷限於當代的名人的作品，其中不少作者不見史傳，詩集不見刻本，但均被細心的林昌彝收錄。除此之外，林昌彝還四處蒐集各家表彰烈士的詩，對於紀念鴉片戰爭中壯烈犧牲的愛國英雄，如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金門把總林志等英雄的詩，均有收錄。

林昌彝的《射鷹樓詩話》論詩重格、意、趣，反對無病呻吟和堆砌詞藻。他通過選錄、品評作品和檢討前人詩論，表達了作者的論詩主張。他論詩注重“命意”、“寄託”，強調“處處皆有作詩之人在”，提出詩“本於性情”。他肯定嚴羽詩有別材、別趣之説。但反對嚴羽“詩非關學”、“詩非關理”的提法，而讚許“詩篇雖小伎，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這實際反映了當時“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的詩歌傾向，為後來被“同光體”詩派所推崇。 ^[1] 

林昌彝與魏源以及族人林則徐為摯友，留心世務。對外具有強烈的愛國心，"每談海氛事，即激昂慷慨"（温訓《射鷹樓詩話序》）。所著，林則徐見之以為是"救世之書"（致林昌彝信）。又志在除弊振衰，所著《四臣表》實是針對朝廷"敗將庸臣蚋狗紛"（《自題四臣表後》）的現實而發。林昌彝的詩集剔除摻入的他人詩作,存詩近800首。他的詩如《亭檻詞三章》《市價行》中"嗷鴻百萬集中野，長官攜笛上高樓"等，痛斥官吏貪黷，關懷人民苦難；《杞憂》《渡海》中"彎弓我慕西門豹,射汝河氛救萬蚩"等,則抒發對帝國主義入侵的憂心與憤怒，表達抗擊的堅強意志。作為經學家兼詩人，林昌彝的詩以雅馴之詞表達憤世刺時的感情，所以"有金石氣，亦有薑桂氣"（陶梁評林昌彝詩），骨氣堅蒼，沉雄矯健。

林昌彝更突出的成就是在評詩。他在道光末年寫成的《射鷹樓詩話》"意專主射鷹（隱射射英）"，其次則為"有關風化者"（《射鷹樓詩話》卷二十二），因此與一般的談詩之作不同，而具有關切時務的明顯傾向。主要包括四方面內容：

前兩卷集中採錄了反映鴉片戰爭的詩篇,通過表彰作者及其作品,激勵反帝愛國精神，兼及抗禦入侵、抵制鴉片販毒及商品傾銷的方略。末卷則全錄朱琦配合魏源《聖武記》所作的《新鐃歌》49章。

評論所及以清代詩人為多，不下 200人左右，尤詳於嘉慶、道光兩朝作者。其中對當時進步詩人如魏源、林則徐、張際亮、朱琦、張維屏等給予了較多的篇幅，對一般詩人也能注意採摘與政治及社會相關的作品。入錄作者，除簡介生平，追溯詩作源流，品評風格成就外，選載原作較多。其中不少作者不見史傳，詩集不見刻本，藉《詩話》可窺一斑。又由於採錄較早，往往取於稿本，時而保留一些佚詩，如魏源、朱琦等人的某些作品。因此，即使對有刻本的作家，也具有一定的校勘、輯佚價值。

通過選錄、品評作品和檢討前人詩論，表達了作者的論詩主張。他論詩注重"命意"、"寄託"，強調"處處皆有作詩之人在"（《詩話》卷二十一），提出詩"本於性情"（卷十九）。他肯定嚴羽詩有別材、別趣之説。但反對嚴羽"詩非關學"、"詩非關理"的提法，而讚許朱□尊所説"詩篇雖小伎，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這實際反映了當時"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的詩歌傾向，為後來"同光體"所推衍。此外作者論詩強調"温柔敦厚"的詩教，則反映了詩論的保守傾向。

雖是詩話,於有關風化之事,諸如花會的賭博、吸食鴉片之害及斷煙之方以及耶穌教的傳播等，也都有所論列。

詩文集有《衣□山房詩集》 8卷，同治刻本；《小石渠閣文集》6卷,光緒刻本。評詩之作主要為《射鷹樓詩話》24卷，咸豐刻本，同治初年南遊廣州續成談詩之作《海天琴思錄》與《續錄》各8卷，有同治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