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瀾

林斤瀾（1923－2009），作家、詩人、評論家。原名林慶瀾，曾用名林傑、魯林傑，浙江温州人。1923年6月1日出生於温州百里坊八仙樓口。父親是教員，兄弟姐妹十人，是個多子女的家庭。他15歲起就離家獨立生活，1937年在温州中學初中部畢業，因抗日戰爭爆發，離開學校參加抗日宣傳工作。曾任《北京文學》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等。

1937年12月入伍，在粟裕擔任校長的浙閩邊抗日干部學校學習，1938年在抗日流動宣傳隊做抗日宣傳工作。1938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曾擔任過過劇團團員、機關僱員、中學教員等。1943年至1945年在四川重慶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學習電影戲劇。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先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創作組從事專業寫作。

1950年，他在《蘇南日報》發表了第一個劇本——反映了抗美援朝的獨幕劇《祖國在召喚》，1957年主要劇作結集為《布穀》出版。此後轉為寫小説、散文。第一部小説集《春雷》於1958年出版，其中的《春雷》和《台灣姑娘》因在題材和寫法上新穎獨到而在文壇嶄露頭角，被視為他早期創作的代表作品。還出版有《飛筐》(特寫集)、《山裏紅》(小説集)等。1966～1977年輟筆。文化大革命後發表的第一個短篇力作《竹》曾改編為電影。1981年發表的《頭像》獲當年全國短篇小説獎。《井亭》獲北京市慶祝新中國成立55週年短篇小説佳作獎，《去不回門》獲首屆蒲松齡短篇小説獎。出版的小説集有《滿城飛花》《林斤瀾小説選》《矮凳橋風情》，文論集《小説説小》，散文集《舞伎》等。其小説多取材於北京郊區農村生活和知識分子的遭際，以散文的筆法，着力表現一種特殊的氛圍，結構精巧多變。晚近的作品冷峻、深沉、尖刻，被稱為“怪味小説”。曾任《北京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北京分會副主席等。2009年4月11日，林斤瀾因心臟和肺衰竭搶救無效在北京同仁醫院去世。

新時期林斤瀾出版小説集、散文集十多部，代表作是描寫浙江温州為背景的小説集《矮凳橋風情》和以文革為背景的小説集《十年十癔》，以及系列小説《門》和《去不回門》等。他還主編過《北京文學》，鼓勵新鋭，培養新人，迴歸文學本體。

林斤瀾1923年出生於温州，1937年開始在粟裕任校長的閩浙抗日幹部學校學習，不久便轉入温台地區的地下鬥爭。他和北京文壇的緣分要從1950年起在北京人藝和北京文聯工作開始。那時，他擔任老舍的助手。“老舍委派他去農村蒐集素材，協助採訪。他也幫老舍先生謄寫材料。”北京作協駐會副主席李青説，當時老舍就非常看好他和汪曾祺。

林斤瀾的成名作是發表於上世紀50年代的《台灣姑娘》。北京作協主席劉恆記得，“我17歲時在當兵，正是文學意識萌芽的時候，在連隊裏一本《人民文學》上看到了這個作品，對我影響非常大。”劉恆説，《台灣姑娘》文筆細緻，人物婉約動人，是靈感充沛之作。“這種精確細膩的手法，是林老文學的標誌，漸入老邁之後又添了空靈之氣，境界便越發曠達了。他的小説和雜文造詣極深，大家開玩笑，説他成精了。”

隨着上世紀80年代《頭像》、“矮凳橋風情繫列”等當代文學史上短篇小説代表作的問世，林斤瀾被文學界譽為“短篇小説聖手”。他主張小説創作要“無事生非”“空穴來風”（強調小説的虛構性、想象力）；“有話則短”“無話則長”（現實中經常存在的就不要説了，因為有新聞等其他文體來説；如果別人常説，我就不説了，要創造）；“以小見大”“小説説小”（強調從小處着眼，強調小説的細節，切入點要小，強調小説藝術的特殊性）。

在北京晚報中，寫了一篇《春風》。

甘居文壇邊緣　固守文人寂寞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林斤瀾的創作別具一格。早期，他善於在短篇小説中表現深廣的社會現實內容。新時期以來，小説潮流更迭變幻，林斤瀾不合羣、不跟風，堅持獨樹一幟地進行自己的小説創作。

林斤瀾喜歡在創作中進行語言探索。不同風格的語言在他的筆下交融，鍛造出簡約凝練的語言。《十年十癔》京味較濃，文筆練達，而作為一名温州籍作家，他又把温州話化入文學語言之中。汪曾祺曾評價：“林斤瀾不但能説温州話，且深知温州話的美。他把温州話融入文學語言，我以為是成功的。”

人們常把林斤瀾與汪曾祺放在一起談論。兩者的創作風格其實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甘居文壇的邊緣，固守文人的寂寞，在文學創作中誠摯地繼承着中國的文化傳統。作家何立偉曾寫道：“對上一代作家，（葉）兆言與我有同好，惟特別喜歡汪曾祺老與林斤瀾老。他們的作品皆是高品，而且極個人、極風格，少有人能比肩。”

林斤瀾是眾所周知的美男子，有“遠看像趙丹，近看像孫道臨”之美譽，可是他一再説：“我一生只有一個女人，只愛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就是他的夫人谷葉。1997年，谷葉得了腦萎縮症、腦血管硬化症，中醫、西醫什麼偏方都用過了，可仍然無濟於事。林斤瀾在與友人通電話時悲傷而泣。2004年，谷葉去世。夫人火化前，林斤瀾掀開被子一角，全身一顫，但看了她很長時間。如今，他終於要在天堂與夫人相聚相伴了。

林斤瀾愛喝酒，愛喝高度白酒，這點文學圈內無人不知。

在林老家裏，有兩面格外“飽滿”的牆。一面從上到下都是書，一面從上到下都是酒瓶。甚至衞生間的壁燈都是酒瓶形狀的。這個家的設計者是林布穀，她也是父親忠實的酒友之一。

“我上人大新聞系時，老師説得接近生活，讓不想和你説話的人能和你聊天。我就跑到街上賣高粱燒酒的櫃枱邊，一邊喝一邊和老大爺們聊天。”布穀説，父親發現後來了一句，“回家喝吧，我陪你喝。”於是乎，爺倆幾乎天天對酌。“爸爸説，真正的好酒要下到喉嚨管，你在那轉口才能體會到它的味道。”

林老和朋友聚會，和晚輩談文學，也都是無酒不成書。好友汪曾祺晚年時醫生不讓沾酒，可林老還和陳建功一起拉他出來偷偷喝。

因為愛喝酒，進而喜愛收集酒瓶，這個愛好讓很多朋友都記在心上，於是“酒瓶給斤瀾留着”成了朋友們酒幹席散時常説的一句話。劉慶邦本來約定昨天下午去看望林老，沒想到晚了一步。“前陣子，我從河南帶回一個酒瓶子，還沒來得及捎給他，他就走了。

林斤瀾一生愛酒。他身體健碩，極少醉酒，善飲在文學界是很出名的。他家中擺放着一整架子的酒瓶，常常與朋友開懷暢飲。很多人和他喝酒交往，但始終不知道他的酒量。陸文夫逝世後，林斤瀾曾對程紹國説：“曉聲走了，曾祺走了，現在文夫也走了。人説我們是文壇酒中四仙，咳，只剩下一個我了。”而如今，這剩下的一個文壇“酒仙”，也杳然而逝了……

林斤瀾的老鄉、作家程紹國曾撰寫了一本《林斤瀾説》，記錄了林斤瀾生前的許多故事。林斤瀾一生淡泊名利，創作卻始終沒有擱下。年屆八十高齡，依然有文章問世。他的好友曾勸他不要寫了，成就已經夠了，該是愛惜身體、安享晚年的時候了，但是林斤瀾放不下手中的筆。

“他並沒有真正的‘老’。有的人是從腦袋衰敗開始變老的，自大了，落後了，封閉了，守舊了，容不得新人新事物了。林斤瀾完全不是這樣的老人，他的手一直與青年握着。這樣的老人是不多的。”程紹國表示。

何立偉談及印象中的林斤瀾時説道：“林老是個忠厚的長者，他以獨特的藝術風格，追求他所能達到的文學高度，贏得了青年作家的尊敬。但他又極謙和、極低調、保持沉默，更多的是傾聽青年人的意氣風發，揮斥方遒。他面露和善的微笑，迎接各樣的奇談怪論，在內心裏作出自己的評判，卻從不輕易表達出來。”在很多讀者心中，他就是這麼一位低調的作家、和善的長者。

林斤瀾的《矮凳橋風情》系列小説，以故鄉温州的家鄉人和事為題材，融現實生活的變動和民間傳説的敍説為一體，描繪了一幅幅夢幻般變化着的温州風俗畫面：千里地外都知道有個兩三年裏就發起來的矮凳橋全國紐扣集散市場，鎮上有一條六百家商店三十家飯館的街道和又綠又藍非綠非藍的如幔之溪，從憨憨跑供銷扯到空心大好佬講的黑鬍鬚白鬍須憨憨造樓的傳説，魚圓店女店主溪鰻與傳説中的美麗水妖互相遊移……。

1950年進北京，先在北京人藝，次年轉入北京市文聯。出版劇本集《布穀》。自己發現寫劇本不合秉性，遂開始小説創作。出版《春雷》《山裏紅》《飛筐》。《台灣姑娘》是林斤瀾的成名作。1962年北京三次召開“林斤瀾作品討論會”，全由老舍先生主持。冰心認為林斤瀾“有心作傑”，對林斤瀾的創作給予高度評價。

當代作家林斤瀾老先生，經常活躍在故鄉的江南和工作的北京兩地之間，對江南春風和北國的春風有着不一樣的情懷、感受和認識，在這篇文章裏他採用欲揚先抑的手法，通過對比烘托，把自己對北國春風別樣的體會和哲思，抒寫的淋漓盡致。為我們描繪了北國春風的粗獷豪邁、猛烈迅疾、強勁有力的特點，歌頌了它的勃勃生機，竭力掃盡殘冬，催生萬物的可貴品質，寫出了對春天對生活的熱愛之情，表達了對驅散嚴寒，帶來春天的北國春風的無限懷念和深深敬意。

在寫法上另鳴新聲，不拘一格。

抒寫懷念之情 作者開門見山就用北京人的話説“春脖子短”和南方來的人覺得這個“脖子”有名無實，來説明北京春天時間之短暫，冬夏交接之迅速，人們無法感受“吹面不寒楊柳風”的美好，也無法欣賞“百花爭春鬥芳菲”的勝景，有的只是淡淡的哀愁和心靈的缺憾。接着用人們爭論最激烈的意見：“哪裏有什麼春天，只是起風、起風，成天的刮土、刮土，眼睛都睜不開，桌子一天擦一百遍……”來貶斥春風的不是，埋怨春風的無情無意，極力訴説春風帶給人們的是：遭糕透頂的漫天飛舞的塵土，黃沙飛揚，渾黃的天空，一片茫茫，遮擋了人們前進的視線；嗚嗚吹號，哄哄呼嘯的寒風，給人們的出行帶來了諸多的不便，好一個北國春風之惡勢，人們對它恨之入骨，罵之連天,怨聲載道，叫苦不迭，似乎北國的春風是那麼的令人厭惡，令人生畏，令人可恨。然而不久，作者在對江南春風温馨宜人，滋潤萬物進行大肆褒揚時，突然筆鋒一轉，難道“北京的春風真的就是刮土嗎？後來，我有了別樣的體會：那是下鄉的好處。”用這麼一個設問句引出下文感情的變化，表達自己對北國春風的喜愛和懷念之情。當北國還是一片冰天雪地、冷森森、涼颼颼之時，一夜之間，春風忽然來了，從塞外的蒼蒼草原，莽莽沙漠，滾滾而來，吹開了冰凍的河流，吹折了殘枝病葉，吹醒了冬眠的生命。麥苗返青了，山桃鼓苞了，勤勞的山民們，揹着羊糞，滿懷喜悦地把糞肥拋撒在高高的梯田，用寬闊的胸襟，燦爛的笑容，迎接那粗獷豪放、迅猛強勁的春風，甚至連捎帶來的粗暴，也令他們覺得解氣,好一個北國春風之能勢，怎能不令人欣喜，令人懷念呢？

突出春風的可愛 本文兩處對比非常強烈，一是作者起初無限懷念江南春風，覺得它撫摸大地，像柳絲的吹拂，體貼萬物，像細雨的滋潤。可後來多次下鄉在京西的大山上，“看到積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沒有開化的意思”，堅冰頑固地駐守着北方的原野，沒有想過要退出舞台。面對這樣的堅冰，“像母親的手撫摸着你”的南方的春風是無可奈何、無濟於事的。而北國的春風卻以摧枯拉朽的力量、不可遏制的氣勢，橫掃整個北國，吹開了冰凍，吹醒了生命，催生了萬物。通過這一對比，北國春風的形象顯得尤其可愛。二是作者回想江南的春天與春風， 有的只是“乍暖還寒、最難將息”，有的只是“淡淡 的陽光”，“濛濛的細雨”。更不用説發黴的牆角散發出的“死耗子味兒”與“能不懷念北國的春風！”形成鮮明對比，讓北國的春風顯得更加可愛，對北國春風的敬意也油然而生。

透出春風的陽剛之美 《春風》一文語言“粗獷豪放、貯滿哲思”。全文散句中夾雜着許多急促的短句 ，運用一系列動賓短語，巧妙構成了排比與反問，使語言顯得變化多姿，錯落有致，讀來抑揚頓挫，富有節奏感。如：“一夜之間，春風來了，忽然從塞外的蒼蒼草原，莽莽沙漠，滾滾而來，從關外撲過山頭，漫過山樑，插山溝，灌山口，嗚嗚吹號，哄哄呼嘯，飛沙走石，撲在窗户上，撒拉撒拉，撲在人臉上，如無數的針扎。”這句用鋪排的手法，輔之以擬人的寫法，象聲詞的烘托，突出了北國春風不可遏制的氣勢。語言形象生動，真切感人。再如：“要不，請想想，柳絲飄拂般的撫摸，細雨滋潤般的體貼，又怎麼過草原、走沙漠、撲山樑？又怎麼踢打得開千里冰封和遍地賴着不走的霜雪？”這兩句反問，將北國山民喜歡春風這種感情表達得充分透徹、淋漓盡致。此外，文中還運用了比喻、擬人、誇張、反覆等修辭手法，寫景狀物極富表現力。讀來語言質樸自然，音調鏗鏘，感情真切，氣勢宏魄，顯示出了一種陽剛之美。

林斤瀾這些温州風味小説的特徵，首先是傳説性。這些“並不是作者家鄉改革開放的諸人事的實寫，而是一種‘當代傳説’，它在發生的一剎那已和其他傳説一樣，成為物換星移、滄海桑田的歷史上的又一則故事”。其次是迷幻性，似散非散的舊夢和將信將疑的新夢糾合在一起，亦真亦幻的場面和時遠時近的傳説攪和在一起，給作品造成了奇異的迷幻境界。然而它卻使人不僅能感覺到混沌體的生活和“模糊美”的存在，還能感覺到其中閃爍着的現實與歷史雙重複合的文化審視和思考，可以觸及到中國人文化心理結構深層的某些東西。第三是寓言性，“矮凳橋世界是一個寓言的世界，它講述着一個關於歷史的過去與明天、關於認識過去與明天、關於拯救過去和走向明天的寓言。”

林斤瀾同汪曾祺—樣，是新時期裏少有的專心致志於短篇小説創作且功力深厚的作家。他的小説，以結構和語言見長。就其結構而言，精緻縝密而又奇巧多變。情節並不繁複，但往往奇峯突起，跌宕生姿，虛實相生，呈現出反正相符、表裏烘托的審美特徵。作者在具體組織和裁剪素材時，十分注意主次詳略、疏密遠近、高低藏露的藝術處理，細節也都精心篩選過。他的作品語言，無論人物的語言還是作者的敍述語言，都很簡潔凝練。在《十年十癔》裏，“京味”較濃，頗為練達；而《矮凳橋風情》裏，則有意融人了温州土話，似更喧騰。林斤瀾的作品也的確有點澀，但耐人咀嚼。

當代的作家和評論家，經常把林斤瀾與汪曾祺捆綁起來談論。見諸文字我所看到的就很多，比如唐達成的、藍翎的、鄧友梅的、孫鬱的。何為？我想一是兩人非常緊密，出行形影不離；二是兩人品行操守有口皆碑；三是兩個都是已經“成精”的作家。我説的“成精”是藝術境界已入霄漢，和一般的作家不是一個檔次。我就是這樣認為。魯迅、沈從文、曹禺、蕭紅、孫犁“成精”了，林斤瀾與汪曾祺也“成精”了。有的作家喧囂，人氣極旺，但我覺得還沒“成精”。當然精怪也有大小之分，比如魯迅是大精怪，孫犁就是小精怪；被人承認為精怪也有遲早之分，有的很快就有人喝彩，有的一下看不清，慢慢的才被人警覺，稱為傑出的作家。精怪也分類，藝術風格也不一樣，沈從文和曹禺區別甚大，就是例子。林斤瀾與汪曾祺呢，區別也是太大太大。不光是藝術風格，他們的鄉情家庭、少年經歷、人生遭遇、學養素養、脾性氣質……都有很大的不同。這些不同會決定人生，決定性格，會決定一個作家的創作內容、美學風格。當然，我這並不是説他們什麼都不同，倘若什麼都不同，他們就不會成為至交莫逆。許多愛好興趣、為人品質、對大是大非的看法，還是相當合拍的。這也會在文章中反映出來。大異小同，有著作為證。

老舍1962年曾説：“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後有兩個人也許會寫出一點東西，一個是汪曾祺，一個是林斤瀾。”（王勇《著名劇作家汪曾祺傳略》）老舍説話有分寸，但在這一點上也真叫英明。劉心武説：“汪曾祺得到了應得的榮譽，而林斤瀾還沒有。”

汪曾祺清澈和明媚自然是美的，林斤瀾時刻不忘人間，放眼世界，文章多有一個沉重的主題，特別是他的小説，在濺血的天幕上撕裂醜惡，透出地獄冷光，同樣也是美的。

林斤瀾所説“汪曾祺是讀萬卷書，我就是走萬里路啊！”我以為是一把打開林汪匣子的很好的鑰匙。匣子中一是飄香四溢的醇酒，一是鋒利無比的斬凌劍。從林斤瀾平和的笑臉上，你看不出他的經歷、經驗和經受有多麼曲折竦人。好像沒有那把劍。好像林斤瀾沒有經受過慘酷的人生。當然是錯了，林斤瀾那聲“?”，內容豐富。他的平和實是煉獄後的通脱，是涅?後的清明。——父親死於非命，家人遭際悲苦，極聰明極可愛的弟弟解放前出航，70年代末眼看即將回鄉團聚，卻又猝死香港。尊者死於敵方就不用説了，如劉英，如林夫。朋輩冤死於內部的就更叫人痛楚，或活埋，或刀捅，或繩勒。有的傾向革命，知情過多，即被追殺。有的無緣無故坐一輩子的牢。他自己呢，十幾歲曾被黨內誣為“小資產階級反黨集團”的一分子，背上第一口黑鍋。他回憶：當年浙閩交界的“抗日干部學校”，校長粟裕管事不多，具體管事的是另兩個人。一是地下中共温州地委書記，一是地下中共浙江省委委員，兩人地位相當。前者是賈寶玉，後者是西門慶，兩人同時愛上一個女學生，結果前者得手。後者越過粟裕到上面告狀，説學校裏有一個“小資產階級反黨集團”，上面聽信，結果把林斤瀾也給搭上啦，因為他比較接近前者。殃及池魚，他是池中最小最小的魚。

林斤瀾是祖國觀念、人民觀念很強的作家。他對社會、對世界有話可講，感情強烈。這種強烈的感情不是在面表上作憤世嫉惡地叫喊，而是隱藏在藝術的深處。世象混沌，世間污濁，世人多舛，或者困惑，或者警覺，或者驚愕，或者悚懼，都是給世人或後人的長遠鐘聲。他採用的不是訴苦、憤悱和怨謗的方式，他不動聲色，所多是在藝術中把“血淋淋”撕給人看，叫人感嘆。“三寸鳴鼓，八方搞怪。”手揮五絃，前無古人。慘淡，痛楚，混沌，隱晦，霧氣滿天，與古今作家迥然不同。以小説的個性境界論，以小説傑作的篇數論，林斤瀾是中國風格獨特的短篇小説大師。

林斤瀾在温台交界發展地下武裝，差不多是把頭拎在手上。他做交通員步行多日，把丁奎梅接到温州做地下浙江省省委書記劉英的妻子。當時懵懵不清，這不是好玩的事。他在台灣“2·28”事件中坐牢一年多，共產黨人被殺以萬論，林斤瀾僥倖釋放，警察局剛一釋放才發現錯了，差一點又搜到躲在煤船暗倉中的林斤瀾。這段經歷使他終生難忘。我曾問他：“你這一生中，什麼時候是最可怕、最難受的？”他脱口而出：“火燒島！火燒島！在台灣監獄的時候，不槍斃我，多次説要把我送到火燒島去，火燒島沒有人煙，到火燒島等於是死。不是嚇嚇，真有人常常被送到火燒島。”

林斤瀾對當年的經歷並不以為怎麼怎麼光榮，林斤瀾只説這是當年的人生。解放後，有要人去信要北京的林斤瀾回温任職，大約是要林斤瀾當温州的宣傳部長，林斤瀾拒絕了。楊沫在《自白——我的日記》（1971年6月31日）中有這樣的句子：“我最佩服的還有林斤瀾和駱賓基。（他們二人還都是黨外人士）”。多年同在北京市文聯，楊沫居然不知道林斤瀾是1937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林斤瀾一般不談自己的“革命經歷”。

人的經歷能抹掉嗎？作家不寫自己熟悉的東西又寫什麼？中國是個古怪的國家，知識分子如作家尤其臭苦，林斤瀾在五六十年代只能唱些歡歌，他成名了，1962年北京連續三天召開“林斤瀾創作座談會”，全由老舍主持。但，這時的作品藝術意義的確不大。他只是比旁的作家寫得聰明一些、出色一些而已。直到1979年末，他在《林斤瀾小説選》前言中説：“這兩年日逐懷念故鄉，那山深海闊的豐富的角落。有人説：作家的寶藏，是小時候的記憶。是否？我有些知覺，還沒有真明白過來。”——林斤瀾説話總是“留一手”，這時他應當已經“明白過來”。那時他的文學觀是寫“真情實感”，《林斤瀾小説選》中已有《陽台》《拳頭》《記錄》等篇什。但政治氣候常使人感冒，作家創作心靈還不得舒展。後來，《矮凳橋風情》系列出來了，找到了“山深海闊的豐富的角落”，特別是《十年十癔》系列，和而後的小説比如《門》系列的誕生，中國一個匠心獨運的小説大師，也就自我雕塑完成了。

2001年，林斤瀾老人就因肺部感染在鬼門關上走了一遭。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記得，當時他已切開氣管接上呼吸機，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家人連衣服都給準備好了。沒想到，幾天之後，他憑藉頑強的生命力緩了過來。那之後，林老一如既往，堅持寫作，直到去年9月27日再次住院。

這次住院後，林老對女兒説“精力沒辦法集中，寫不了了”。此後林老在醫院幾進幾齣，幾次被下了病危通知書，直到前天。

11日14時多，作家劉心武和從維熙相約來看林老。因為擔心自己的感冒傳染給林老，劉心武還戴着大口罩。“我先到了一會兒，他當時正坐着，我叫‘林大哥，我來看你’，他就瞪大眼睛笑，笑了好幾下，笑完之後眼睛就不離開我。”劉心武沒想到，正衝着他笑的林老卻因心力衰竭不得不接受搶救。他趕忙躲到走廊裏別人看不見的地方大哭起來，意識到這有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了。

15時多，從維熙趕到醫院，剛剛的搶救已經奏效。從維熙大聲説：“你記得嗎，1955年我在《北京日報》當記者的時候，你在北京文聯工作，我們一塊兒去北大荒採訪。從哈爾濱到佳木斯、再到北京青年墾荒隊……”林老看着從維熙，嘴唇嚅動起來。女兒林布穀“翻譯”道：“你們是一輩子交情了。”從維熙看着老人，慢慢豎起大拇指。昨天與記者説起林老，從維熙依然十分激動：“哪次政治運動中林斤瀾先生做過壞事？沒有！我向他伸出大拇指，是我對他人文行為的評價。他笑了。”

劉心武和從維熙成為林老臨別前見的最後兩個朋友。在他們離開醫院後20分鐘，林老就告別了人世。

林布穀回憶，最後的搶救不到10分鐘。在此之前老人一直非常清醒，拉着她們夫婦倆的手斷斷續續囑咐“要堅強”“要豁達”。女兒的眼淚不停地往下淌，老人卻説：“高高興興的嘛！”“遊子要回去了！”

“每個人都是哭着來的，但應該要笑着走。這本來是我對自己説的，爸爸做到了。”林布穀説。

2009年4月11日下午，當代著名小説家、有文壇“短篇聖手”之譽的林斤瀾因肺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據悉，林斤瀾遺體告別儀式定於4月17日舉行。

林斤瀾一生經歷豐富，創作頗豐，曾與汪曾祺並稱為“文壇雙璧”。汪曾祺早已離世，林斤瀾如今又離開了我們，讓許多喜歡他們的讀者不勝唏噓。

這位被眾多文壇晚輩看作慈父，被稱作“遠看像趙丹，近看像孫道臨”的瀟灑老人，在彌留之際五六次對愛女、朋友綻放出無比純真、無比陽光的笑容，最後一次傳遞他豁達的人生態度，回報親友無盡的敬愛和眷戀。

很多林老的朋友，無論同輩還是晚輩，都把自己和林老的相識相知看作一種幸運和幸福。

劉心武説，林老對自己並無恩，但他卻在相識林老的30年裏，願意湧泉相報。“就是因為他人性中的善，那種善的光芒會照耀我一生。”他説，林老甚至在“文革”中被批鬥時，還在台上擔心兩個負責寫材料的文弱女士因批得不夠狠而完不成任務。

劉慶邦説，“林老是一個匠心獨運的作家，並具有智慧之心。他有獨立的人格、不屈的精神、高貴的靈魂。他認為作家應該堅持獨立思考的底線。”

劉恆得知林老去世消息後，寫下“林老不朽！他的文名和創作功績將永載文學史。他的智慧、仁厚、謙謹和通達，是晚輩同仁永恆的精神財富。他的幽默感令人難忘，而他內心的深邃也令人肅然起敬。逝者永在，生者長思！願老人家在天之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