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同濟

著有《“五卅”慘案匯歷》、《日本對東北三省的鐵路侵略》，文史論集《時代之波》、《文化形態論》，以及英文論著《中國史上的東北》、《中俄的黑龍江邊界問題（1850-1860）》等。譯著有莎士比亞的《丹麥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劇》、《哈姆雷特獨白正字》 等。 ^[3] 

早年曾留學於美國密歇根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專長於政治學，也是莎士比亞專家。1937年至1942年執教於雲南大學，曾任文法學院院長及政治經濟系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踏入我國，東三省淪亡。林同濟目睹此景，曾認真思考過“日本在開始全面併吞中國，誰能制止它”？他是較早在東北問題研究上意識到這一點的學者之一。在瞭解國際輿論對日本和中國的態度以及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現實情況後，林同濟提出：這是一個講求“力”的時代，“力”是一切，各國之間的博弈其實就是“力”的角逐。他認為，到了20世紀初，國與國間的“力的大拼”已成為時代的中心現實。因此，在林同濟看來，在日本全面侵略急轉直下的關頭，中國唯一的出路是“組織國力，搶救自己”。此時，林同濟逐漸產生以“力”為母題的思想，這也是他後來提出的“‘戰國時代’‘尚力政治’説”的基礎。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天津局勢驟變。時任南開大學教授的林同濟護送家人離津赴滇。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聘請他為文法學院院長併兼任政治經濟系主任。林同濟在雲南大學主持系務期間，竭力整頓系務，充實教師陣容。他將該系分為政治與經濟兩組聘請獲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回國後任南開大學教授的王贛愚等到政治組任教，聘請獲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中央研究所研究員的朱炳南到經濟組任教。在林同濟的努力下，政治經濟系得到積極發展，教師陣容不斷壯大。1941年，經教育部批准，該系一分為二，經濟組擴充為經濟學系，政治組擴充為政治學系，林同濟被聘為政治學系首任系主任，並主講“政治學”及“中國政治思想史”等相關課程。其中“獨裁政治”是一門針對性強、難度大的課程，當時國內能系統講授此課的教授屈指可數，政治系只有林同濟講過此課。同年，林同濟與社會學系主任吳文藻共同發起成立“社會經濟研究所”。為了培養研究之風，他籌集資金購置圖書，組織教師開展雲南縣政調查，出版了《人文科學》季刊，舉辦“現代學術系統演講”，主講人均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及雲南大學知名學者，此舉頗為各界人士所稱道。

1940年，以林同濟、雷海宗、陳銓、賀麟為中心，創辦《戰國策》半月刊。為了表示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態度及積極的入世精神，他們以古代的謀臣或策士自詡，因此被稱為“戰國策派”。“戰國策派”以重建中國文化為宗旨發表大量文章，主張文化形態史觀，提出文化重建構想，大談“大政治”學説，抨擊官僚傳統，檢討國民性，提倡民族文學運動，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震動，一時間名聲大噪。

1942年，林同濟受聘於上海復旦大學並擔任該校比較政治學教授。1945年，林同濟在上海着手創建一所大規模的西方思想圖書館，新中國成立後該圖書館被關閉，藏書歸入上海圖書館。1949年後林同濟擔任復旦大學英語及西方文學教授，成為頗有影響的莎士比亞專家，曾翻譯多部莎氏著作，但只有《哈姆雷特》手稿保留下來。1958年被劃為“右派”，後獲平反。1980年，在美國講學期間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6] 

林同濟回國以後不到三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與雷海宗等人辦《戰國策》雜誌，開始全面宣傳“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理念。為什麼民族國家擁有至上的地位和價值？林同濟有一套他稱之為“文化形態歷史觀”的理論為其論證。他深受歐洲的湯因比和斯賓格勒的影響，相信在歷史的演化背後，有着深層的“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態”起着決定性的作用。歷史學家的任務，就在於用文化綜合或文化整合（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方法，發現文化形態演化的規律。他相信，凡是成體系的文化，都會經過三個大的歷史階段：封建階段、列國階段和大一統帝國階段。中國如此，希臘羅馬如此，世界上幾大重要文明無不如此。在封建階段，社會的分層是上下結構的世襲等級制，國與國之間的統治階級彼此可以通婚，互相打通。但到了列國階段，“上下之別”就變成了“內外之分”。種族的差異超過了階級的差別，由此產生了民族主義的自覺。兩個大潮流在列國階段激盪不已：一是個人意識的伸張，二是政治組織的加強。而民族主義正是在這兩個矛盾的觀念之間，搭起一座橋樑，使之融合於一體。那麼，20世紀的中國處於什麼樣的歷史階段？林同濟明確地説：“是列國（戰國）階段。眼下的世界大戰，正是列國為了生存而產生的激烈競爭。在此列國紛爭格局下，中國唯有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作為自己唯一的選擇，這不僅是抗戰時期的特殊口號，也是一種世界時代精神的迴音。”林同濟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以種族認同為基礎的民族主義。然而，現代的民族主義僅僅是打破階級的溝壑，產生於種族的集體認同嗎？除此之外，是否還有民族的文化歷史傳統與政治共同體建構的內容？關於這些問題，林同濟為了照顧其整體的形態歷史觀，都是無暇顧及的。即使作為一種歷史哲學，形態歷史觀的許多理論預設和經驗細部也需要反覆斟酌。然而，這些瑕疵並不重要，重要的在於，林同濟並不是真的要在學術層面提供一種新的研究範式，而是為民族主義的新意識形態建立合法性論證。他不是作為專業的學者，而是作為公共知族主義的自我否定的可能性：既然“自我”有可能通過個人的信仰與“無窮”溝通，在邏輯上就不必再需要民族國家這樣的中介物，從而民族主義的集體目標被個人主義的自我價值所顛覆。 ^[4] 

1945年應美國國務院文化部之邀赴美講學。1947年遊歷歐洲，訪問了英、法、德、意等國的文史哲學者和作家，次年回國，在上海創辦海光圖書館。著有文集《天地之間》，譯作《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獨白正字》等。

林同濟得作品《寄語中國藝術人——恐怖·狂歡·虔恪》刊於1942年1月21日重慶《大公報》，署名獨及。

在文中，林同濟以尼采式的抒情方式，闡述了“戰國策”派的文藝思想，表達出“戰國策”派文藝所推崇的三道生命母題，也即他所呼籲所要達到的三種人生的境界，即第一步是“恐怖”，其內核是要“看透時間與空間的無窮”，從中看出自家的脆弱，以及人生所不可避免的“死亡和毀滅”。只有這樣，靈魂才會因此而發抖，然後因發抖方能有生命的追求，人生的創造。第二步是“狂歡”，也即原始生命力的爆發。在他看來，狂歡生於恐怖，而又能戰勝恐怖“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能”。讓生命把握着宇宙的節拍，與宇宙打成一片“我征服了宇宙，我就是宇宙。我就是創造，一個混亂的創造”。最後一步是“虔恪”，其內核是在“自我外發現了存在，可以控制時空，也可以包羅自我”在自我與時空之上，發現了一個無限的絕對體，它偉大、崇高、至善、萬能，虔恪就是在“神聖的絕對體面前嚴肅屏息崇拜”。顯然，他所闡釋的“戰國策”派的文藝思想，主要的理論依據是尼采的“權力意志”和“超人”哲學，所鼓吹的是“自我”的中心，推崇的是非理性主義文藝思想。在民國文壇上，他的文藝主張雖引起不同的爭論，但所產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所代表的“戰國策”派，是民國文壇上（抗戰時期）的重要文學流派，所代表的文藝主張，也是民國時期的重要文學主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