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修梅

林修梅，字浴凡，號祖壟，1880年3月1日生於湖南安福縣西鄉涼水井（今臨澧縣修梅鄉涼水井村）。他出身書香門第，曾祖父林長槐，道光舉人，先後任四川鄰水、宜賓知縣，後擢升同知。祖父林子綬也曾任過知縣。父親林承祚，“不樂仕進， 教授閭里。”林修梅從小好打抱不平，“幼負奇氣，聞鄰農有告失牛者，懷刃追盜，卒得牛還之。”喜讀書，14歲時，便已讀過“四書”，並教六七歲的堂弟林伯渠讀《千字文》。後從叔父林鴻儀（林伯渠的父親）受學，治《春秋》、《公羊》、《穀梁》傳，通其大義，讀黃黎洲《原君》論，愴然有種族之痛。

1896年春，林鴻儀受聘為安福縣城道水書院山長，16歲的林修梅便同堂弟林伯渠到道水書院就讀。書院設有四部（經、史、子、集）精選、四部專讀、萬國坤輿（地理）、萬國史記、算學、格知初步等課程，還訂有《申報》和《萬國公報》，供師生們自由閲覽，瞭解和研究國內外大勢。林修梅在這裏開始接受維新思想，對封建禮教深為不滿。

1898 年夏末的一天，他帶領幾十個學友，一舉搗毀縣城隍廟、水府廟裏的神像。

1899年春，林鴻儀受聘至欽山寺舉辦新式學堂，林修梅和林伯渠也轉到欽山寺學館就讀，除繼續學習經學外，又兼習算學等科。

1901年，林修梅參加州試，“以第一入補博士弟子員”。時“東北邊患熾，而清廷怠荒如故”，林修梅痛感清政府的腐敗和民族災難的深重，認為以文救國沒有希望，便毅然放棄科舉，投筆從戎，選擇了習武救國之路。

1903年5月，湖南陸軍武備學堂開學。林修梅考入武備學堂第一期。

1905年夏，以優異成績畢業。後歷任湖南陸軍速成學堂主講人、湖南新軍炮兵營長、湖南陸軍速成學堂區隊長等職。

1906年，林修梅公費赴日留學，入陸軍士官學校，開始接觸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不久結識孫中山、黃興等人，深受他們的影響。後來，林修梅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於反清武裝鬥爭。

1908年12月，林修梅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即被派往四川新軍供職。此時，西藏告急，英國侵略者多方籠絡達賴喇嘛十三世，竭力挑撥西藏地方當局與清政府的關係。清廷鑑於西藏地當要衝，英俄環伺，急派漢員訓練藏兵，令四川新軍人藏.分駐要塞，鞏固國防。

1909年3月間，川督趙爾巽根據清廷的旨意，派鍾穎為協統，率四川新軍2000餘人，組成一混成協進藏。林修梅被編入陳慶標部任第三營管帶，陳渠珍任該營的督隊官。8月6日川軍由成都西進，經四川雅州、瀘定橋，9月22日由打箭爐出關，再經長坎春、霍爾章谷、甘孜、曾科、岡拖，一路跋雪山，越崇嶺，食糌粑，住帳篷，曉行夜宿，歷盡艱辛行軍50多日後到達昌都。達賴喇嘛在英國公使的唆使下，派藏兵爭奪西康等地。在離昌都不遠的恩達，駐有近萬名藏兵，阻止川軍人藏。邊務大臣趙爾豐即命川軍暫時集中昌都，派出四人進行聯絡，但數日未歸。三營督隊官陳渠珍請求前往，林修梅同意。陳便攜帶通事張應明輕裝去恩達方向瞭解情況，被藏兵俘虜。當藏兵頭目堪布得知陳、張二人是趙爾豐的人時，便以禮相待，並表示三日之內撤退駐恩達的藏兵，陳渠珍即返回昌都覆命。趙爾豐藉此大發脾氣，認為林修梅不應該同意派陳渠珍前往瞭解情況，以“貪功冒險，損威辱師”之罪，撤銷林修梅管帶職務，以陳渠珍代之。

林修梅被撤職後仍以大局為重，致力於邊務。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實踐，林修梅“思勞師糜餉非本計，乃察其風俗形勢，著《西藏遊記》及《治藏策》，上之當道，弗聽”。後來他又負責起草了《西藏督練公所簡章》，再次陳述了治藏的建議。為了教育士兵，他還親自編寫了《好兵歌》，希冀以此嚴明軍紀，提高軍隊的素質。但趙爾豐再次拒絕了他的忠言。失望之餘，林修梅只得辭職，“遊印度、緬甸、遵南海而歸。”

後來一清大臣看到了《治藏策》，甚為欣賞，於是調林修梅參與保定秋操。此後，林修梅又先後起草了《北洋督練公所章程》、《順直諮議局陳請通飭各廳州縣創辦民團以靖地方案並章程》、《河南諮議局募集公債章程》等三個文本，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的意見。

1911年7月，宋教仁、譚人鳳等革命黨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發動兩湖起義。林修梅得知消息後，迅即返回湖南，積極籌備武裝反清革命活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湖南首先響應。林修梅跟隨焦達峯參加了光復長沙的活動。湖南都督府成立後，林修梅人都督府參謀部任事，“政府初創，一時軍事計劃及軍制，多出其手”。

“二次革命”爆發後，湖南於1913年7月宣佈獨立，譚延闓為湖南討袁軍總司令，鄒永成為湘鄂聯軍第三軍軍長，率部進駐嶽州，林修梅任嶽州要塞司令。司令部先駐嶽州，後移臨湘，身當前敵。8月，譚延闓取消獨立。10月，袁世凱任命湯薌銘為湖南查辦使，殘酷鎮壓革命黨人，林修梅亦受通緝，湯薌銘花重金派員偵緝林修梅。林修梅被迫離開部隊，潛回臨澧。剛回到家，北兵便趕來捉他，幸有一長工聞訊跑來告知，林修梅急中生智，裝扮成一挑糞工人，夾在運糞小工中間，才巧脱迫捕。但家被抄，家屬遭受牽連。其後，林修梅逃往慈利、大庸和湖北的鶴峯一帶避難。

是年冬，林修梅逃往日本東京，人法政學校學習。他當時寄宿東京郊外，生活極為拮据，常以紅薯充飢。

1914年7月，孫中山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林修梅和湘西同鄉會的會友集體加入，併成立湘支部，覃振為支部長，林修梅為湘支部軍區司令部參謀長。在日本流亡期間，林修梅“益發憤向學”，不忘國事，並譯有《歐洲財政經濟》，著有《中國交通政策管見》等書。孫中山對林氏兄弟（指林修梅和林伯渠）的忠心和才能備加讚揚，曾對人説，“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將來必大有作為”。

1915年12月，唐繼堯、蔡鍔等宜布反袁獨立並出兵四川、貴州，西南、東南等地護國運動風起雲湧。次年1月13日，林修梅奉孫中山之命，隨同程潛等12人，從日本出發，經香港、海防、開遠，於27日抵達昆明。為了配合討袁軍向四川的正面進攻，從側翼牽制敵人，唐繼堯派程潛為湖南招撫使，回湖南召集舊部，組織護國軍。程潛向唐繼堯提出請委派陳惟誠為副使，林修梅為參謀長，李仲麟為總務處長，得到同意。2月3日，林修梅隨同程潛等離開昆明。4月5日進入湘西，一舉攻克靖縣。

與此同時，討袁護國運動在湖南風起雲湧，驅逐督軍湯薌銘的鬥爭如火如荼。林修梅協助程潛迅速擴充隊伍，訓練軍隊。不及兩月，除各縣民團外，護國軍發展到3個旅，在湘西的招撫工作也進展迅速，至4月10日，整個湘西除常德、桃源、沅陵、辰溪、古丈、麻陽六縣因駐有北洋重兵未能響應外，其餘20餘縣，都已宣佈獨立。盤據湘西的北軍處於民軍包圍之中，進退維谷。這種局勢，“西與黔合，南和桂聯”，對實現驅逐湯薌銘出湘的計劃十分有利。4月26日，在靖縣召開的有48縣代表參加的護國軍討袁大會，宣佈湖南獨立，推舉程潛為湖南護國軍總司令，林修梅任參謀長。後來這支部隊被改編為湘軍第四師。林修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護國反袁的怒潮中絕望而死，湖南各界民眾驅逐湯薌銘的鬥爭達到高潮。7月1日，程潛、林修梅率一個旅的兵力由寧鄉進逼長沙，與湯薌銘派來阻止的兩營部隊戰於道林，大獲全勝。兩營湯軍倒戈，歸順護國軍。7月4日，湯薌銘倉惶逃遁，離開湖南，大局初定。8月4日，段祺瑞任命譚延閭為湖南省長兼督軍，以圖緩和矛盾。譚延闓把湘軍四個師縮編為兩個師。趙恆惕為第一師師長，林修梅任第一師第二旅旅長。

袁世凱帝制覆滅後，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權，解散國會，廢棄《約法》，企圖以武力統一全國。為了反對段祺瑞的軍閥專制統治，1917 年7月孫中山率駐滬海軍南下廣州，高舉護法旗幟，組織護法軍政府，並聯絡西南、東南沿海力量，與北洋政府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湖南成為南北兩軍激烈爭奪的戰場。

1917年8月6日，段祺瑞為了控制湖南，將譚延閭免職，派其親信傅良佐為湖南督軍，想以武力奪取湖南，併為“兵下兩廣，飲馬珠江”打開通道。譚延閣在下台之前，曾在署中召開軍事會議，研究對付傅良佐督湘問題。會上，陳復初首先表示迎傅，整個會場鴉雀無聲，林修梅義正詞嚴，挺身而出加以反對，並於當日率軍退駐衡陽，控制南北交通，扼守戰略要地，準備與粵、桂、滇等省聯合，以武力抵抗傅良佐督湘。

9月9日，傅良佐抵達長沙，13日發佈命令：撤消林修梅旅長職務，派鄒序彬接替；撤消零陵鎮守使劉建藩的職務，調回長沙，另委陳璩章接替。同時，暗調駐守岳陽的北洋軍兩個師南下長沙。

在南北戰爭一觸即發之時，滇、桂軍閥為保存實力，苟安一隅，不願與北軍交火。湘軍一師師長趙恆惕託病不理軍務。是俯首聽命放棄護法宗旨還是奮起抵抗？扼守衡陽的林修梅當機立斷，決定與零陵鎮守使劉建藩起義。9月18日，劉、林毅然宜布獨立，通電全國，嚴正表明起義宗旨：“誓不肯附私黨，以存民國之精神”，“特率湘南軍民子弟，宣告自主，與段政府脱離關係，一切軍民政府，均與海軍（指隨孫中山起義的海軍——引者）、兩廣、雲南各省一致進行”，“我湖南軍民為正當防衞起見，亦惟有抵死以待，保持正義，與國存亡。”

衡、永獨立，揭開了第二次南北戰爭的序幕。兩處起義軍迅速控制了湖南24個縣，聲勢浩大，震動全國。孫中山對此無比興奮，立即發來電報，深表支持，“諸君子扶義湖南，摧阻逆焰，風聲所樹，視聽頓易，尚冀踔勵進行，克竟膚功，盪滌瑕穢，重奠共和，大局實利賴之。”段祺瑞聞訊後坐卧不寧，一面電令派兵“剿撫”，一面發表褫奪林、劉官職並予以通緝的命令。傅良佐在長沙戒嚴，通電聲討林、劉，指使一些湘軍首領“勸導”林、劉取消獨立，但是林修梅、劉建藩毫不動搖，堅守衡陽，嚴陣以待。

傅良佐派去接替林修梅旅長職務的鄒序彬到達衡山附近，得知林已樹幟獨立，並懸賞5000元緝拿他，嚇得逃回長沙。9月19日，傅派陸軍第一師代理師長李佑文帶兵開赴衡、永，相機“剿撫”；第二師開赴湘鄉、寶慶，作為後援。由於林修梅注意作湘軍的工作，提出“湘軍不打湘軍”的口號，感召了前來“剿撫”的一團三營營長張振武及所屬官兵。27日作戰時，三營官兵在衡山石灣起義，同炮連、機槍連一起，投奔林修梅部隊。林修梅、李仲麟於9月28日乘勢進駐衡山。接着，李佑文師一團一、二營和二團一、三營士兵，在團長宋鶴庚、廖家棟的帶領下， 亦先後宣佈起義， 李佑文只得倉惶逃回長沙。傅良佐見出師不利，9月28日急令北軍南下衡陽，任命北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為湘南軍總司令，第二十師師長範國璋為副司令。北軍共計3萬多人，分兵3路，壓向湘南。林修梅、劉建藩率裝備較差的5000之眾，靠將士的勇氣和人民的支持，抗拒強敵。10月6日，林修梅在衡山北面的西倪鋪（湘潭縣屬）迎戰兵力最強的中路第八師、二十師，因寡不敵眾，起義將士於11日退守衡陽的屏障賀家山一帶。15日，北軍猛攻，林修梅率3個營浴血奮戰，連克護湘關（湘潭與衡山交界處），白果寺（衡山縣屬）、南衝鋪（湘潭縣屬）。16日，扼守賀家山的護法軍將領黃岱重傷被俘，衡陽陷落。17日，護法軍在永豐附近與朱澤黃旅激戰，朱軍敗走，遂佔永豐。18日起北軍增援反攻，護法軍失利，20日永豐、衡山、寶慶先後失守。為了扭轉戰局，林修梅率部於24日在賀家山擊敗北軍八師15旅王汝勤部隊。北軍敗退，南軍乘勝追擊。林修梅親自督陣，左股受傷後仍堅持戰鬥，南軍官兵，士氣大振，無不以一當十。10月30日，起義軍收復寶慶，接着揮師北進，收復衡陽。因北軍內部矛盾重重，加之指揮不統一，兵士厭戰，王汝賢、範國璋於11月14日通電請求停戰議和。傅良佐見大勢已去，當晚從長沙溜走。護法軍乘勝追擊，直下湘潭、株洲。17日，王汝賢、範國璋亦逃出長沙。19日護法軍攻佔長沙。21日，程潛、劉建藩、林修梅等進入長沙，受到各界人士歡迎。24日，程潛以總司令兼任省長。12月18日，譚浩明又以湘粵桂聯軍總司令名義兼領湖南軍政、民政事宜。

北軍潰退至岳陽一帶後，湘、桂兩軍內部發生分歧。程潛、林修梅等湘軍將領，極力主張擴大戰果，一鼓作氣奪取岳陽。但桂系軍閥陸榮廷卻另有圖謀，冀與北軍議和。孫中山12月24日致電林修梅，勉勵他們“即以護法為宗旨，則無論如何必貫徹始終為……望兄與湘中及前敵各將領，至以此意相勉，使勿誤於緩兵之計，致廢一簣之功。”但譚浩明卻認為，段祺瑞已奉命免職，根本問題已經解決，主張同北京政府妥協議和，實則為保持他在湖南的地盤。對此，程潛、林修梅極力反對，據理力爭，從1918年1月23日開始，湘軍進攻岳陽。趙恆惕由右翼略通城，林修梅率隊破西塘、筻口等處，從正面進逼岳陽。湘桂聯軍併力前進，北軍3個師見南軍鋭不可擋，於1月26日燒岳陽，棄城逃竄，27日，林修梅等進佔岳陽。不數日，北軍悉數敗退鄂境，湘境全由南軍控制。

湘、桂聯軍佔領岳陽後，本可乘勝追擊，直取武漢，聯合西南各軍，進而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但譚浩明卻以湘、粵、桂聯軍總司令的名義嚴禁聯軍入鄂。北洋政府趁此機會，集中優勢兵力，於3月10日分兩路進攻湖南。曹錕為第一路軍總司令，由湖北南下，正面進攻岳陽，張懷芝為第二路軍總司令，由江西進攻湘東。南下北軍號稱40餘萬人，而湘、粵、桂聯軍合計不過5萬人，特別是當曹錕手下的吳佩孚率兵向岳陽逼進的時候，一向主張妥協的譚浩明釜底抽薪，把桂軍撤回廣西，湘軍處於兩面受敵的境地，士氣受挫。林修梅、劉建藩等率湘軍奮戰，終因寡不敵眾，於3月17日被迫撤離岳陽和平江。3月26日又撤出長沙，退守衡陽、寶慶和攸縣、茶陵一帶。北京政府3月27日任命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兼署省長。4月，北軍分三路進逼南軍,永豐、衡山、寶慶、攸縣等地先後失守。

4月初，湘軍將領程潛、趙恆惕、劉建藩、林修梅等在衡山舉行軍事會議，商定由程潛、林修梅居中路，正面牽制北軍主力吳佩孚的3個師；趙恆惕、劉建藩率湘軍主力向東，抗擊張懷芝部隊，攻打薄弱環節。4月下旬，程潛、林修梅率部退守耒陽、郴州一帶。劉建藩在攸縣附近發起進攻，勇克攸縣、醴陵、株洲，前鋒逼近長沙。張敬堯十分驚慌，派第七師和奉軍一部阻擊。劉建藩率隊後撤，不幸落水陣亡。湘軍頓失大將，趙恆惕又畏縮不前，導致戰局突變，湘軍轉勝為敗，退守茶陵。

5月15日，林修梅率部退出祁陽，轉戰湘南，與北軍相持在耒陽、永興間。北軍損失也很大，加上內部派系傾軋，軍無鬥志，吳佩孚只得與湘軍劃界停戰。

1918年6月15日，雙方代表在耒陽簽訂停戰協定。

停戰後不久，林修梅商同程潛等人，邀集各界知名人士，於1918年11月7日，在郴州為劉建藩鎮守使召開追悼大會，以慰亡靈，寄託哀思，激勵將士。嗣後，林修梅改湘軍第二旅為湘南護法軍第二縱隊，親任縱隊司令。林修梅在湘南駐軍年餘，對內注重軍紀，不許士兵妄取民物，正如林軍中佈告所云：“方今軍閥橫行，生靈遭他荼毒；我軍革命之師，理合脱民桎梏；此事天下至公，切莫溺於私慾；民間生活艱難，常嘆桂薪珠粟；朱門酒肉有餘，白屋藜蒿不足；我軍一本愛民，扶困之心當篤。”林還捐俸興辦小學，設立公益事業，使地方安寧無事。林修梅力主早息內爭，協謀對外，共挽危局，因而聲望日高，當時曾有歌傳唱：“林祖壟，真好漢。趕走北軍萬萬千，撥開雲霧見青天。”

為加強軍隊建設，林修梅還撰寫了《精神講話》一書，以求初步改造軍隊，使之不為私人所用。

1918年冬，廣州軍政府鑑於林修梅勳勞卓著，特授予他陸軍中將銜。林修梅在湘南堅持護法鬥爭，深得孫中山的器重與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精神也深深地影響了林修梅。

1920年春，林修梅因長久操勞，積勞成疾，感染肺炎，多日不愈，赴廣州就醫。經過3個月的治療，始得康復，準備回湘。此時，湖南人民驅逐張敬堯的運動蓬勃開展，湘軍於6月11日包圍長沙，張敬堯當晚逃走，政局被譚延閣、趙恆惕等控制。譚延閭為了控制湖南，借林修梅治病為由，改派他任駐廣州軍政府的湘軍代表，實際是削其兵權。後來林修梅多次要求回湘，均遭到譚延閣回絕。6月15日，林修梅決計返湘，公開發表《臨去陳詞》，聲明：“修梅鋒鏑餘生，體氣夙弱，值此糾紛渾濁之際，救濟乏術，負咎茲多，爰於今春赴粵就醫，愈三閲月。前日北軍吳佩孚撤防問題發生，湘軍各將領，復促修梅返湘備戰。律以患難與共之義責何敢辭，當即決計返湘。”遂辭去軍政府湘軍代表職務，返湘備戰。

7月19日，澧州鎮守使王子斌（又名王正雅）因傾向南方政府，在退守慈利縣城途中，被勾結北洋軍閥的澧州副鎮守使卿衡派人殺害。7月24日，王子斌的兒子王育寅，為報殺父之仇，便率其父所部，在慈利東嶽觀起兵。9月，王育寅自稱常澧護國軍總司令。湖南當局通電討伐。王勢單力薄，派人赴孫中山處，請求援助。孫中山派林修梅赴湘西王育寅處“肩此重任”，“察看助理”。林修梅轉到湘西，聯合友軍，訓練軍旅，積極開展援粵討桂鬥爭。1920 年初，常澧護國軍改稱湘西靖國軍。王育寅很欣賞林修梅的政治軍事才千，且認為“林公為衡陽首義元勳，威望隆重”，遂推林為湘西靖國軍總司令。王育寅任湘西靖國軍副司令兼代常澧鎮守使。

此時，桂系軍閥攻打粵軍，破壞護法鬥爭。林修梅、王育寅向湖南軍事當局提出了湘西靖國軍假道援粵攻打桂軍的要求。譚延闓一怕危及自身的安全，二怕得罪桂系軍閥，便火速電請孫中山召回林修梅，並以趙恆惕的名義通電聲討王育寅。

孫中山為了支持林修梅，於1920年10月25日致電湘軍總指揮及其所屬旅長、處長、團、營長及長沙各報館：“林修梅就職以後，復有攻桂之通電。……林君起義衡州，艱難百戰。今又勇於討賊，登壇誓師，此湘軍之光榮，亦前民之矩鑊。望贊此義舉，毋使林君獨為其難。”但譚延闓、趙恆惕對此並不作答覆，還指使省城教育會、商會等團體發出拒絕靖國軍假道援粵的通電，給林修梅的軍事行動設置障礙。

為了打開援粵的通道，林修梅、王育寅在佔據大庸、慈利後，由王育寅率部隊進攻常德，劉敍彝兵分兩路防禦。林修梅針對劉兵力分散、戰線過寬的弱點，決定率部隊全力向盤龍橋方向進攻。自10月13日起，連戰數日，遂佔領石板灘、缸市一帶，劉兵退守常德縣城。17日黎明，靖國軍抵常德城下，由於謀事欠密，王事先派出作為內應的軍警被劉部所殺。其後，屢攻常德不克。19日上午，敵援軍至，靖國軍在內外夾擊下，被迫向桃源、慈利方向撤退，回防桑植。

戰爭從10中旬延續到11月，靖國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利。王育寅在大庸失守後出走。林修梅率領一支部隊繼續在湘西活動，並將部隊改稱湘西討桂軍，自任總司令，按照孫中山“聯絡湘中同志，統一湘西”的要求，堅持在湘桂邊境一帶活動。是年冬，形勢發生不利變化，林修梅只得離開湘西，經鶴峯、武漢到上海。這時，孫中山在廣州重組軍政府，林修梅應召赴廣州。

1920年底，林修梅到廣州，1921 年2月18日被孫中山的軍政府聘為顧問、參議員。5月5日，總統府成立，林修梅被委任為總統府代理參軍長，負責孫中山的安全保衞和彙報軍情、承宜命令、接待賓客等工作。並協助孫中山組織革命軍，積極準備北伐。

林修梅不僅是一位多謀善戰的驍將，而且勇於追求真理，被時人稱為“政治革命鉅子”。到廣州後，已經41歲的林修梅回顧了自己南征北戰、追隨孫中山革命的歷程。從自身的痛苦實踐中，林修梅感受到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國，因而苦苦思索中國的出路。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林修梅在“五四”運動前後，閲讀了李大釗、陳獨秀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接觸了馬克思的一些原著，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

1921年五六月間，已開始追求馬克思主義的林伯渠帶着女兒和林修梅的眷屬來到廣州，就任總統府參議。兄弟倆同住廣州古寺附近的牛巷。林伯渠在廣州儘量利用空閒時間閲讀馬列著作和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兄弟倆還常在一起研究理論，總結革命經驗。被林伯渠一生視為嚴師益友的林修梅，看到堂弟思想鋭進，眼光敏鋭，十分欽佩。林伯渠的言行，對林修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20 年到1921年，林修梅同林伯渠一起 ，在廣州支持王恆創辦《革命評論》，介紹馬克思主義，傳播共產主義思想。

在總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林修梅在1920年前後就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學説和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來改造中國軍隊和中國社會。其後，林修梅先後發表了《社會主義的我見》、《社會主義與軍隊》等講演和著作，提出了《戰時財政計劃草案》、《農工軍組織大綱草案》等。在《社會主義的我見》這篇文章裏，林修梅滿腔熱情地讚揚了社會主義制度，揭露了“私產製度”的危害，他指出：“現在社會上有一種最大的毒害，就是私產製度。我們想把這種毒害設法掃除，只有社會主義是他對症妙藥。”他在分析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以後指出：“我相信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在中國今日社會情形最為適合。”並且他還斷言：“社會主義的實現時機，是早經到臨了。”從而駁斥了那些認為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不能搞社會主義的論調。

林修梅在《社會主義與軍隊》這篇文章中，提出了“軍隊勞工化”的主張，鼓勵軍人要為“社會主義”奮鬥。對於“五四”運動前後的林修梅來説，“馬克思學説乃為其思想之主幹，其志願在改造軍隊之精神，而後以改造國家社會之武器。申言之，即欲使中國軍隊與中國現出一種最新式最合理而為現世國家所尚未有之局面。”其“志願，在指導人羣歸往於世界最新之趨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屢遭挫折的時期，林修梅的見解和主張，對啓迪人們思索中國革命應走什麼道路，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21年，林修梅為大總統府代理參軍長，此時正是他思想激進、經驗豐富、精力充沛的時期。他協助孫中山組織北伐軍，準備為革命幹一番事業，把自己改造軍隊、改造社會的理想付諸實施。但不幸的是，1921年10月他因牙痛，誤於庸醫，以至感染骨膜炎，牽及全身，10月15日上午11時，在廣州中法韜美醫院病逝，年僅42歲。

對林修梅的逝世，孫中山異常痛惜，對他給予了高度評價，稱林修梅“辛亥、丙辰、覆滿討袁，六年護法之役、首義衡陽，身經百戰，尤著殊勳，盡瘁國家。”經大總統提議，國會非常會議於10月18日議決為林修梅舉行國葬。決議説：林故代參軍長“首舉義旗于衡陽，西南諸省相繼響應，國家命脈賴以不絕……其首義殊勳，理應崇報……自應依國葬法舉行國葬典禮，以昭崇德報功之意。”11月2日，孫中山發佈命令：追贈林修梅為陸軍上將，應得卹典從優，並擬在首義區域鑄立銅像，建造專祠，以彰忠藎，而慰英靈。

1928年，林修梅的靈柩從廣州經上海運到長沙，在舉行國葬典禮之後，安葬於嶽麓山。

林修梅一生與中國民主革命事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為了追求真理，他不畏艱難、不怕失敗、勇於任事、不計名利。林修梅逝世後，上海《民國日報》指出：林“才能的高超、性情的淡泊，在近時軍人中尤謂絕無僅有……值新機正待發展之時，失掉了這樣一位深有覺悟的有力人物，真堪為民國前途痛惜。”程潛也認為：“林修梅輕生死，尚意氣，不知一己之安樂。其艱苦卓絕之點，無在不可以為吾人之模範，吾於師友中實為僅見。蓋實負有最超越之天才，最優美之特質。”四當時的輿論曾評論：“近人評吾國新軍人，南有林修梅，北有馮玉祥。” ^[1-3] 

1921年初，林修梅先後發表了《社會主義的我見》、《社會主義與軍隊》、《精神生活》等著作和演説。在《社會主義的我見》一文中，他滿腔熱情地讚揚社會主義，揭露了私有制的毒害，指出“現在社會上，有一種最大的毒害，就是私有制度，我們想把這種毒害設法掃除，只有社會主義是他對症妙藥。”以上著作由林伯渠保藏，後編入《林修梅遺著》一書中。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