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滋河

松滋河，亦名馬峪河，為荊江河段分泄江流的主要河道之一，亦為“荊南四口”之首。其分江流之口，稱松滋口，位於松滋市馬峪河林場。松滋河自北而南流往湘鄂兩省的松滋市、公安縣和安鄉縣、澧縣。河口至松滋大口為上游，亦稱主流，長24.5公里，左岸有采穴河分泄松滋河水；在大口處分為東、西兩支，俗稱松東河、松西河。西支為主流，向南經新江口、窯子溝入公安縣境，經獅子口、汪家汊、鄭公渡、楊家壋至湖南澧縣匯入澧水，注入西洞庭目平湖，全長134.79公里；西支於公安縣劉家嘴、楊家壋分別有洈水河、瓦窯河匯入，在斑竹壋有蘇支河分流入東支，至青龍窯又分為兩支：一支稱松滋西支或官垸河，另一支稱中支或自治局河。東支經新場、沙道觀、米積台入公安縣境，經孟溪、甘廠、黃四嘴至新渡口入湖南安鄉縣境，匯入松虎洪道，注入西洞庭目平湖，全長117.35公里；東支在松滋與公安交界處有蓮支河分流入西支，於中河口有扁擔河與虎渡河相通，在公安縣甘廠有瓦窯河與西支相串。 ^[3] 

松滋河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長江干堤潰決形成的。當年洪水量級為千年一遇（枝城來量110000立方米/秒），洪水高出當地堤頂約5米，在龐家灣、黃家鋪等地潰決，史稱“庚午之災”。當年堵塞黃家鋪，龐家灣因災民盡皆逃離，無力堵復。因堵復不堅，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黃家鋪復潰，荊江南岸四口向洞庭湖分流的格局自此形成。時人楊昌金等以 “民生困敝，堵兩口無力，堵一口無益”為由，上籲官府留口待淤。當局為減輕洪水對江北的威脅，遂許。其後洪水氾濫達四五十年之久，生民飽受顛沛流離之苦。“江水縱橫縣境八十餘里，隨湖、港低窪四處漫溢，無定軌可循。厥後，民垸四起，江水自新口（今大口）而入。至十九世紀初，始有定軌，東、西兩支至此形成。”（1983年版《松滋地名志》） ^[3] 

松滋河河牀寬窄不一，幹流進口處寬約650米，大口處兩岸間距達1200米；西支進口處堤距寬約千米，新江口大橋處寬約650米，而謝家渡河牀寬僅400米；東支進口處寬約600米，而沙道觀大橋處僅為222米。

松滋河多年徑流量為459億立方米，約佔長江松滋江段來水平均徑流量的10%，洪水期間，水面坡降約為萬分之一，建國後最大流量為1981年的11030立方米/秒，每立方米洪水含砂量最大值為：西支13.4公斤，東支9.08公斤，年入洞庭湖的泥沙量約佔入湖泥沙總量的四分之一。

松滋河自形成以來，每年汛期分泄長江洪水，削峯作用十分顯著，洪水期間松滋河分流量約佔荊江洪水流量的七分之一。荊江高水位時，松滋河每分流1000立方米/秒洪水，可使沙市水位降低約0.1米。清同治九年（1870年）長江特大洪水，如若不衝開松滋口分流，荊江大堤乃至江漢平原難免滅頂之災。新中國成立之初，松滋河在荊江以南的四條分流河道中，分流長江洪水的能力僅次於藕池河。1959年調絃口封堵後，松滋河的分流量逐漸上升至首位。

自松滋河有水文記載以來，由於泥沙淤積，進口不斷抬高，河流日漸萎縮，水位也隨之抬高，分流泄洪能力逐漸衰減。分流能力的衰減尤以東支為甚。20世紀50年代初，東、西兩支的分流分沙比基本為四六開，其後，東支分流分沙比逐年減小。主要原因是：“松滋河東、西支分汊口上游河段，近幾十年來發生了明顯變化。上世紀40年代後期，右岸邊灘、江心洲不斷髮育，逼主泓左移，右岸陳家咀受頂衝，岸線崩坍後退，主泓迅速向右岸過渡，1952-1979年間，西支主泓相應右移了約200米，西支入口段與松滋河干流的銜接更為平順，幹流主泓順直地進入西支。相反，東支背流加劇，成為側面分流，降為支汊的地位”。（張應龍、張美德《松滋河東支（沙道觀）分流分沙變化分析》）荊南三口分流量總體來説呈逐年減少的趨勢，相對而言，松滋河分流量近幾十年基本穩定，這主要是因為：一是松滋河縱坡為1‰，而荊江多年來平均水面比降一般是0.4‰～0.5‰；二是松滋河在境內受洞庭湖水位抬高的影響在一般水位時並不明顯，只要不與澧水發生惡性遭遇，並不影響松滋口的進流；三是下荊江系統裁彎工程對松滋河的影響極其微小；四是松滋河進口河段河岸穩定，河牀卵石顯露，年際衝淤變化極小，過流穩定。

松滋河東、西兩支過流能力，每年進出水量並不都是平衡的。這是因為該河與虎渡河、藕池河等的分流洪量不同，其東、西兩支在下游互相交叉，與虎渡河在中河口又互相串通，因而經常發生互相頂託的情況，而且還受洞庭湖區澧水的影響，當澧水洪水與長江洪水不同步遭遇時，西支下段泄量大於東支下段泄量；反之，則小於東支下段泄量。

松滋河分流量逐年減小，特別是東支過流能力日漸萎縮，人類活動也是原因之一。松滋河形成初期，入湖口位於今澧松大垸，至1900年前後，由於泥沙淤積，洲灘段沿下延約40公里，到1954年再下延約30公里。從1976年至1988年的12年間，松滋河新河口、沙道觀至官垸、自治局、大湖口之間河段共淤積泥沙7367萬噸，年均淤積量567萬噸，大量的泥沙淤積促使西洞庭湖解體，而且導致南洞庭湖由湖泊型向洪道型過渡，入湖口繼續下延至沅江共雙茶大垸東端。從1873年至今，松滋河入湖口由澧松大垸下延了130餘公里。泥沙淤積使湖泊變為陸洲，圍垸農墾不斷拓展，客觀上也加劇了這種態勢。

泥沙淤積和圍墾導致湖容減少，水位自然抬升，“小洪水，高水位，大防汛”這種不正確情況經常出現。因此，西洞庭湖成為江湖關係中各種矛盾交織激化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區域，該區域洪澇災害的危害性和潛在威脅日趨嚴重，比其它區域的防汛抗洪更難應對，更為複雜，更具突發性。對於這種狀況，人們深感焦慮和不安，不斷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上世紀50年代實施的松澧分流工程即為一例。該工程的設想：一是堵支強幹，以水攻沙，即堵塞松滋河在湖南垸內的東、西兩支，保留中支，使河道流量增大，流速加快，減小泥沙的淤積量；二是堵支以後，原東、西支沿河堤防不再擋洪，減輕防汛負擔；三是松、澧兩水互相頂託的現象大大減少。但由於當年新展寬的洪道未達到預定的目標以及其它原因，該工程報廢。1960年，湘、鄂兩省經協商，同意刨開堵口，恢復原狀。 ^[3] 

民國初期，松滋河常年通航。抗戰時期，長江自岳陽以下經常封航，松滋河一度成為川、湘、鄂之間的重要航運線。上世紀初至60年代，每逢洪水季節，由武漢上行宜昌的船隻不少都選擇這條航線，既可避下荊江“九曲迴腸”崩岸之險，又可縮短航程數十公里。而今，松滋河已成為一條季節性通航河流，冬春季，河牀灘多水淺，通航期一般在5-10月間。上世紀50年代，汛期南來北往的船舶通行無阻，而今，西支河一般只能通過千噸以下船舶，而東支只能通過小型船隻。上世紀70年代，西支河新江口有客輪直達沙市，現已被陸運所替代。有些年份，到9月或10月便斷流，不僅使沿河許多依靠水運發展起來的集鎮陷於困境，也給沿河人民生產生活帶來諸多困難。 ^[3] 

松滋河流經的松滋、公安、澧縣、津市等地，皆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人文底藴，農業比較發達，工業生產也有一定規模。西支河畔的南海鎮，早在春秋時，此地建有鄖城，亦名楚城，為楚昭王使鄖公斗辛所築，1870年大水時沉入小南海湖底。東支河邊的米積台鎮，其名的由來很有意思：因此處地勢低窪，有一種專靠捕魚為食的小鳥，叫“汩雞子”，個頭很小，呈灰褐色，潛入水中捕食一次可達十分鐘之久，生活在湖泊、河港和塘堰，只能短距離飛行。後來這裏成為大米集散地，時間一久，就演化為米積台了。

東支河東岸公安孟家溪鎮可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不僅是荊州十大糧倉之一，而且還是明代著名文學流派“公安派”創始者“三袁”的故里。“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乃同胞兄弟，皆中進士，同為文學革新派，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對當時的文壇及其後代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進步作用。東支河公安縣境的分流河道官支河畔的毛家港鎮，明清時屬茅穗裏，又名大賢裏，為佛教天台宗創始人智覬高僧出生地。

清同治《公安縣誌·地輿志》載：“大賢裏，智者生處，後人神之，因以名裏”。1990年版《公安縣誌》載：“荊州碑曰，智覬禪師，初欲出家，母謂之曰：‘甘旨誰供耶？’師指茅為穗，化水為油，遂入天台山。”茅穗裏因而得名。甘旨乃美食，又特指供養父母的食品。這意思是説：禪師當初想出家時，母親對他説，你出家了，誰管我吃飯？兒子手指茅草即化為谷慄，指水即化為油脂，可謂取之不盡。其父陳起，南梁時曾受封益陽候，梁亡，家庭離散，生活困難，遂厭惡人世，出家長沙為僧。智覬高僧俗名陳德安（538—597年），智者乃隋煬帝楊廣對他的尊稱。約30歲時到浙江天台山定居授經，59歲時在金陵清涼山圓寂。智覬一生修築大寺36處，如當陽的玉泉寺等。同時智覬還是一位政治活動能力非凡的宗教領袖。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