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村謙三

1883年1月24日 出生於日本富山縣南礪市福光新町

1902年 進入早稻田大學學習

1906年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進入報知新聞社工作

1919年 當選為富山縣議會議員

1928年 當選為日本眾議院議員，當時44歲，直到1969年隱退連續13回當選

1929年 農林大臣秘書官

1932年 農林省參與官

1939年 農林省政務次官

1945年 進入東久邇內閣，歷任厚生大臣，文部大臣。隨後進入幣原喜重郎內閣，擔任農林大臣，提出“改正農地調整法案”

1953年 改進黨幹事長

1954年 日本民主黨政務調查會長

1955年 進入第二次鳩山內閣，擔任文部大臣，自由民主黨顧問

1957年 作為石橋湛山的個人特使訪問東南亞

1959年 在自由民主黨第6次黨代會上提前舉行總裁公選，與岸信介競爭，以320比166敗北

訪問新中國，此後在1962年,1964年,1966年,1970年也訪問了新中國，一共五次訪華

1962年 視察歐洲共同市場，早稻田大學名譽法學博士

1966年 被確定為福光町第一號榮譽公民

1969年 宣佈不參加下屆眾議院選舉

1971年8月21日 去世，享年88歲 ^[1] 

松村謙三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做過一段時間的記者，戰前以民政黨代表當選過眾議員，也曾在軍國主義國家體制內官至農林省政務次官和大日本政治會幹事長。戰後除當選眾議員以外，還任過改進黨幹事長、文部大臣、自民黨顧問等職。自50年代後半期起，松村謙三越發意識到對華關係對於日本將來的發展和安全所具的重要性，遂不謀而合開始私下與中方人士接觸。當1959年8月松村謙三在給廖承志的信中，吐露了希望為中日親善而“竭盡全力”的心跡後，中方領導人便立即抓住這個時機。於是，到這個月底，一封發自周恩來的表示“歡迎在適當時候來訪”的邀請函被寄至松村謙三面前。10月18日，松村謙三啓程訪華，並接連訪問了北京、廣州、上海、武漢、杭州、西安、洛陽、蘭州、成都、重慶、昆明等地。其間，周恩來與松村謙三進行了四次會談，雙方通過坦率真誠的交流，增進了相互理解和信任。對周恩來提出的關於岸信介內閣“敵視中國”的對華政策和通過修改《日美安保條約》“逐步承擔日美軍事同盟的義務”的疑慮，松村謙三竭力説明日本現在實行的是民主制度，人民不會再選擇軍國主義道路，日、中應在相互瞭解對方的基礎上進而發展雙邊關係。兩國因社會制度及意識形態的不同，雙方難免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但會談中周恩來和松村謙三都本着促進兩國友好和世界和平的大局觀，努力求同存異，使雙方在一些國際政治和經濟的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能夠證明這次訪問取得成功的，正是周恩來在歡送宴會上概括出的會談共識：“我們雙方都相信，中日兩國人民應該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的基礎上為雙方的和平友好而共同努力，在這個基礎上，不同社會制度的中日兩國應該能夠互相尊重，並且建立起睦鄰關係”。

關於這次周恩來和松村謙三會談的意義，至少可以指出兩點。第一，松村謙三通過訪華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對華觀。首先，松村謙三認為新中國成立才10年就建成擁有與美蘇相匹敵的疆域、並已形成一定基礎的現代產業、民族意識又極為旺盛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這是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無視的。其次，為了實現亞洲的繁榮和世界和平，同為亞洲國家的日、中雖然身處不同的陣營，但都有責任在促進發展和維護和平上負起重大責任。再次，松村謙三認為中國方面目前有着各種積極的要素，如果日本把握好時機進行交涉，就可能很快打開兩國關係的局面。只要雙方相互尊重對方的政治體制，在此前提下推進兩國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就不會出現日本方面最為擔心的如果不改變社會制度，中國方面就會拒絕與之交往和做生意的情況。

第二，會談最終達成今後在日方保守政治家中形成以松村謙三主政治、高碲達之助主經濟的對華交流機制的協議，使兩國政治家之間的意見溝通得以常態化。這表明中方已通過承認松村謙三等日方有影響人士訪華活動的機制化，建成了中日間高層溝通政治意見的管道，“使中日之間的交流進一步得到發展”。而日方就如自民黨幹事長川島正次郎的發言所示，松村謙三作為負有一定政治責任的保守黨國會議員，在中日關係出現困難之際，“通過向中共方面説明日本的國民性和政情，對於兩國都是有益的”，對中方的姿態作出了正面迴應。1960年7月，池田勇人首相曾對松村謙三説：“我在立場上必須把臉朝向美國，因此松村你就作為我面向中國的臉，關於中國的事情就全拜託你了。”這也可看做是對松村謙三訪華在溝通兩國高層政治意思上所起作用的肯定。也就是説，周恩來通過這次邀請松村謙三訪華會談，主導性地在兩國政治家層面形成了對日交流的新機制，這無疑是為切實推進兩國關係的發展而在制度建設上取得的重要成果。 ^[2] 

1960年，池田勇人取代岸信介任日本首相，並在組閣伊始即表明新內閣願意改善對華關係，為中日關係出現轉機提供了可能性。但當時對兩國關係的發展來説，最為迫切也最為現實的還在經貿領域。不僅中國經濟處於困難時期，而且經濟處於高速增長狀態的日方也急需擴大海外市場，但實際情況是戰前中日貿易曾經長期佔到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約20%。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松村謙三於1962年8月26日收到廖承志以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的名義發出的邀請函。不久，松村謙三率古井喜實、藤井勝志、田川誠一等國會議員於1962年9月12日開始第二次中國之旅。在松村謙三逗留於北京的一週多時間內，周恩來五次會見他，其中3小時以上的談話就有3次，話題很多是圍繞中方感興趣的池田內閣對華政策等問題。松村謙三在迴應周恩來的對日批評時，着重解釋説日本新內閣的對華姿態是積極的，但一步到位解決中日問題則有很大困難，尤其是池田首相在中國加入聯合國等問題上，一直堅持向前看的立場。這種率直的思想交流，也使周恩來頗為感慨地説：“我是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松村先生是日本自民黨的幹部，所以意見不一致是理所當然的。然在基於這樣的前提推進兩國的友好、謀求和平共存和親善關係這一點上，則意見是一致的。”

正是基於周恩來的這種“見解不同沒有關係，只要能夠尋求共同的辦法就行”的認識，會談最終達成兩項極具意義的協議。一項是關於加大力度發展兩國經貿關係的共識。它規定了以下內容：第一，謀求擴大兩國的貿易；第二，為此在兩國間設置聯絡機構，由中日兩國的適當人士擔任聯繫負責人；第三，為了順利推進貿易活動，兩國各推派出保證人；第四，決定兩國所需的貿易品目；第五，根據不同貿易品目形成廠家集團；第六，無限制擴大友好商社。這個協議內容實質上如同新設立了兩國間的經貿體制，勢必對擴大雙邊貿易有直接作用。另一項協議成果是在政治上確立以“促進和漸進的辦法”。然而，經過周恩來與松村謙三友好、坦率的會談，最終的協議結果是：中方重申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和“政治與經濟不可分”的原則，並認為這些原則繼續有效；而雙方一致認為，“應該採取漸進及積累的方式，謀求兩國關係包括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在內的正常化”。

這就是説，最終寫入會談備忘錄的雖有中方的對日外交三原則，但它僅僅是作為一方的主張而提起，作為雙方的共識而採納的實際上是日方的意見。當時主宰會談的周恩來等中方領導人對日方所處狀況的理解和為打開對日關係所體現出的大局視野，也得到日本社會的高度評價。因此，池田勇人首相隨即表示：“中共對日本的看法似有很大改變，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事情”。可見，以漸進及積累方式發展兩國關係之共識的達成，不但有助於兩國高層的相互瞭解，也有效地促進了中日關係的進展。

在松村謙三訪華成果的政治基礎上，1962年自民黨國會議員高碕達之助也受周恩來邀請率團訪華，並於同年11月9日與廖承志簽署《關於發展中日兩國民間貿易的備忘錄》，這就是在尚無邦交關係的中日之間鋪設出了一種規範兩國經貿關係的經濟體制。中日備忘錄根據兩位簽約人的姓氏，命名為“廖高貿易”（“LT貿易”）。該備忘錄的內容實際上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備忘錄，二是第一次協議事項。其中備忘錄的主要內容為：第一，兩國民間貿易根據周恩來和松村謙三會談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採取“促進和漸進”的方式加以發展；第二，雙方同意發展長期綜合的易貨貿易，自1963年到1967年為第一個五年貿易期，在此期間平均每年進出口交易總額為3600萬英鎊；第三，中國主要對日出口煤、鐵砂、大豆、玉米、鹽、錫等商品，日本主要對中國出口鋼材、化學肥料、農藥、農機械和農具、成套設備等商品；第四，各項交易由日本當事者和中國對外貿易進出口公司簽訂個別合同；第五，各項交易以英鎊及雙方同意的其他貨幣結算；第六，日本向中國出口的部分商品的延期付款和成套設備的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則另行規定；第七，備忘錄有效期至1967年12月31日。

至此，通過周恩來先後邀請松村謙三及高碕達之助訪華，在中日間正式形成了以漸進和積累方式發展雙邊關係的原則以及以“廖高貿易”為主導的兩國長期經濟貿易體制，使之後10餘年間的中日關係尤其是經貿關係的發展，獲得了穩定和堅實的制度基礎和運作軌道。 ^[3] 

1963年，中國機械代表團翻譯周鴻慶在訪日途中出逃，釀成一場中國大陸、蘇、美、中國台灣之間爭執不休的國際事件。該事件最終由於周鴻慶被日方送回中國大陸而引致中國台灣方面的不滿。日本政府為平息事態，一方面接連派出自民黨副總裁大野伴睦和原首相吉田茂，分別攜帶首相池田勇人的親筆信訪問中國台灣；而另一方面，首相池田勇人卻又在日本國會發言稱：世界多數國家承認中國大陸將成為趨勢。日本領導人因美國和中國台灣勢力積極介入對中國大陸關係的處理而不時顯出左右搖擺的態度，勢必為中日關係的走向新添變數。於是，為了確認日本執政黨和政府的對華觀及友好人士的看法，便成了周恩來第三次邀請松村謙三訪華的一個重要背景。1964年4月18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與松村謙三長談5個半小時以上，雙方就各自關心的中日關係問題和國際形勢深入交換意見。事後松村謙三稱這次會談化解了中日間的許多誤解，也基本達成了自己訪華的目的。4月19日，松村謙三和中日友協會長廖承志為增進兩國民眾的相互瞭解和擴大經濟交流，在人民大會堂就中日相互交換記者和互設貿易事務所等問題展開會談，並在首輪會談後即達成以下正式協議。

甲、關於中日交換記者的協議。雙方在會談紀要內規定了以下共識：第一，根據廖承志和松村謙三會談的結果，中日雙方決定互派新聞記者；第二，交換記者時包括入境手續在內的具體事務則以廖承志辦事處和高碲達之助事務所為窗口進行處理;第三，交換新聞記者人數雙方各為8名以內，原則上1家報社或通訊社、廣播電台、電視台派遣1名記者；第四，首批新聞記者的派遣定於1964年6月底以前實現；第五，雙方記者在對方國家每次逗留期限為1年；第六，雙方要確保對方記者的安全；第七，雙方要給對方記者的採訪活動提供方便；第八，雙方記者必須遵守派駐國對外國記者的管理規定，也能享受派駐國給予其他外國記者的同等待遇；第九，雙方要保障對方記者的通信自由；第十，雙方在實施本協議過程中如發生問題，則由廖承志辦事處和高碕達之助事務所負責解決。

乙、關於中日互設聯繫事務所及互派代表的協議。根據會談紀要，雙方負責施行以下事項：第一，廖承志辦事處派駐日本的代表，其辦事機構名稱為廖承志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辦事處，高碕達之助事務所派駐中國的代表，其辦事機構名稱為高碕達之助事務所駐北京聯絡事務所；第二，雙方暫時各派代表3人、隨員2人，共5人，但根據工作需要經雙方協商同意後可以增派；第三，雙方的人選，中國方面由廖承志辦事處負責決定，日本方面由高碕達之助事務所負責決定；第四，雙方代表每次逗留時間為1年以內；第五，雙方負責保護對方人員的安全；第六，雙方的代表和隨員定於6月上旬以前到達對方國家，雙方並須負責辦理對方人員的入境手續。

在落實兩項協議的過程中，中方因高層事前支持協議內容自然無甚問題。但日方屬於政府事後確認，於是便碰到政府部門對中方在東京設置辦事處一事有所顧慮的問題。其中，外務省認為：從事務機構擔負處理記者交換等事項的職能看，它已不是單純的貿易事務聯絡機構，事實上變成調整兩國關係窗口的政治性機構，由於原本商定展開“LT貿易”必須遵循政經分離的原則，所以如該聯絡機構明顯帶有政治性質，就有違背約定原則之虞，勢必會引起美國與中國台灣方面的反彈。於是，松村謙三等與外務省、通產省等官廳的事務當局協議，最後結果是日方雖能夠接受中方派遣的代表，但該人員必須以貿易“聯絡員”的身份逗留日本；而在東京設辦事處一項則被否定。因此，松村謙三等對池田勇人內閣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在互派記者方面，因日本新聞界要求派駐中國的記者人數遠遠超過會談紀要所限名額，於是松村謙三等一面積極與日本新聞協會和池田勇人首相溝通和商量，一面則通過與廖承志等交涉，最終以中方同意日方增派記者名額的方式，於1964年8月實現了中日記者的互派。香港《大公報》也稱讚1964年為“中日關係大發展的一年”，以此充分肯定中日雙方以松村謙三等訪華為中介的交流活動所取得的紮實成果。 ^[4] 

1964年秋冬佐藤榮作擔任日本首相後，一改上台前積極改善對華關係的姿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追隨美國而持反對立場，還數度拒絕給予要求訪日的中國民間代表團以簽證。更為松村謙三所不願看到的是，佐藤榮作改變了池田勇人內閣以日本進出口銀行貸款幫助對華出口成套設備的政策。不過，這次松村謙三訪華的國內背景非常嚴峻。因他長期以來一直公開倡導“對華友好”論，故不斷遭到國內右翼的威脅，甚至被一些激進勢力稱為“國賊”和“容共分子”；隨着佐藤榮作內閣對華政策越發保守化，原來支持和理解松村謙三對華交流活動的政治家中也有不少因受到各方面的政治壓力，開始改變先前的立場；自民黨指導部內甚至出現質疑松村謙三訪華目的的論調。對於這些外部壓力，松村謙三從容迴應説：你們説那些話也許是因為愛國，而我做這些事也是為了愛國；在對華關係問題處理上，我們不能不問緣故地一味追隨美國的政策，日本應在這個問題上堅持自主外交，不僅要為形成健全的中日關係，而且要為中美實現和解發揮積極作用。

5月17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松村謙三一行。在長達4個半小時的會談中，周恩來十分贊同“松村謙三氏就中日間諸問題的見解”，雙方還就“LT貿易”的延長、世界局勢和兩國關係問題等議題交換看法，並商定雙方於明年開始關於“LT貿易”延長的正式交涉。

不過，與以往幾次訪華都能取得明顯外交成果相比，在這次訪華過程中，作為松村謙三與中方的會談成果，僅可舉出中方關於原則上同意延長“LT貿易”的表態，故可以説更像一場務虛或禮節性的外事訪問。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説這次松村謙三的中國之行無甚意義。就意義的內涵而言，從根本上講，在於這次訪華成了松村謙三轉換對華活動路線的契機。即原先一直主張以漸進和積累方式亦即政經分離原則發展對華關係的松村謙三，通過這次表面上收效有限的出訪，深切感受到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如不轉換對華方針，維護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將會成為空話。這個認識的深化，也使此後松村謙三的對華政策活動的性質發生了飛躍。

所以，回國後的松村謙三不僅在各種公開場合強調應該通過“承認中國大陸的存在”，來真正打開中日關係的局面，而且向自民黨指導部提出改變“以積累及漸進原則發展對華關係”的模式，直接採用“推進中日復交”的政策建議。他指出：“中日間發展貿易的空間甚大，中國也需要日本的技術，但如果日本只是跟在美國後頭反對中國加盟聯合國，就不免有集體自殺的風險，日本應該有自己的對策，但在積累及漸進方式的框架內就沒法解決這類問題。就是説，靠以往的積累及漸進方式來解決中日關係問題，已遇到明顯的侷限性”；“中日關係必須在廣泛的範圍內，並從根本上加以改善”。可見，松村謙三試圖通過呼籲大刀闊斧打開對華關係，來喚起日本輿論的支持和響應，以便在執政黨內部形成批評指導部對外政策的對立陣營，最終以迂迴方式實現對華關係的正常化。 ^[5] 

1969年9月，年屆86歲的松村謙三決定從政界引退，同時他以書面意見向日本各界表明自己“將把餘生奉獻於促進中日關係”發展的信念。中國方面也迅即作出反應，邀請松村謙三於1970年3月訪華。可以説這次訪華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方高層和松村謙三對當時一些不利於中日關係發展的國際形勢存在着共同的憂慮。這些形勢要素主要是指：1969年以後佐藤榮作為了實現在其任內使美國歸還衝繩施政權的目標，竟不惜處處迎合美國的遠東戰略，甚至還同意發表包含了“維持台灣地區的和平及安全，對日本也是極為重要的安全因素”這一所謂“台灣條項”的日美聯合公報，這個事端便成為激起中方新一輪的批評佐藤榮作內閣復活軍國主義的導火索。這個形勢也給一直期盼通過訪華解決備忘錄貿易持續問題的松村謙三的心裏蒙上了陰影。

4月19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松村謙三一行。在這之前，中方有關人員與松村謙三團隊經過兩週左右的政治和經濟談判，剛就備忘錄貿易簽妥協議。周恩來在與松村謙三等日方人士交流時指出，在中日尚未恢復邦交的情況下，兩國不能展開正式的人員交流，假如一定要進行這種交流活動，就必須滿足三個前提條件：第一，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和中國台灣斷絕關係；第三，不再追隨美帝國主義。周恩來還就與備忘錄貿易相關的問題，在指出了“中國人民尊重偉大的日本人民，願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一總的意向的同時，也提出中國方面的對外貿易四原則，即今後無論中日友好貿易，還是備忘錄貿易，都必須遵循以下原則：“第一，不同和台灣、南朝鮮做生意的日本廠商做買賣；第二，在台灣、南朝鮮有大量投資的廠商也不能往來；第三，為美國侵越、侵老、侵柬提供軍火武器的企業決不能往來；第四，在日本的美國合資企業和美國子公司也不能做買賣”。

像這樣並無前例地對兩國經濟和人員的交流設置嚴格政治條件的做法，使松村謙三等深為震動，並越發認識到原先的在政經分離原則下發展中日關係的路線已完全不適應形勢，從而在思想上加深了必須迅速在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前提下發展對華關係的認識。從這裏可以清楚看到，此時的松村謙三已在基於新的歷史條件而重新建構發展兩國關係方針等問題上與中方具有了共識。這方面的一個證明，就是松村謙三等回國後，團隊不少成員即直接參加或發起了各種形式的對華復交運動。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