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學派

顧憲成、顧允成兄弟首倡，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在北宋楊時講學舊址龜山書院建成東林書院，偕同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聚眾講學，朝野之士紛紛景從，遂形成學術性團體。針對危機深重的明代社會，一部分在野士紳和在朝官吏指責時弊，要求改革。顧憲成、高攀龍在被貶回鄉後仍志在世道，以國家興亡為重，於東林書院聚眾講學，裁量人物，諷議朝政，把讀書、講學與議政相聯結。書院有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顯示其宗旨。在朝正直官吏如趙南星、李三才、鄒元標、馮從吾、周起元、魏大中、李應升、楊璉等也遙相應和。東林書院成為社會輿論中心，東林學派逐漸擴大而形成一個政治派別，遂被當權者斥之為“東林黨”而橫加迫害。作為學術團體的東林學派，不僅政治見解大致相同，還要求學術傾向基本一致；作為政治派別的“東林黨”人，只是政治見解相投、經常進行共同政治活動的成員。而二者均為當權者冠以“東林黨”。至萬曆四十年顧憲成病逝，由高攀龍獨肩其責。天啓四年（1624），“東林黨”人楊璉、趙南星、左光斗等因彈劾魏忠賢而被罷官，東林書院被毀。天啓六年再興“東林黨”寃獄，下令逮捕已被罷官家居的東林學者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周起元等七人（史稱“七君子”），高攀龍以屈原自許而投水自盡。

①提倡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之學”，以能否治世作為評價和衡量一切思想學説的標準，且主張“學問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學問。（《東林會語》）。批評王學末流棄儒入禪、空談心性是“以學術殺天下”（《證性編·罪言》）。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脱離實際、言而無物的傳統經院不良學風。政治思想上反對封建獨裁專制，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以俟錄序》）的口號；抨擊科舉弊端，提倡不分等級貴賤破格用人；提倡依法而治，試圖以法治限制君權。經濟思想上重視商業，提出“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趙南星語），要求改變苛重税制以惠商恤民等，並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②理學思想宗程朱、批評陸王，又修正程朱，但學術上不抱門户之見，能從理學發展史角度客觀評價理學和心學的歷史作用，指出其優點和侷限，提倡相互尊重。在權衡朱學與王學的特點和利弊後，提出“與其蕩也寧拘”（《小心齋札記》），表明其理學傾向。

東林學派力圖喚起民心、解救社會危機以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標，其讀書講學議政相結合和自由結社進行學術活動等方式，顯示了衝破封建禁錮的自由結社和講學要求的民主色彩，給予此後號稱“接武東林”的復社和“幾社”等學術組織以直接影響。其“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的口號，亦具民主思想萌芽，是黃宗羲“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訪錄·學校》）的先聲。學術上提倡“有用之學”，反對空疏學風而“貴實用”。其務實致用學説，實開明末清初實學思潮的端緒。其對不同學派學術的公允態度，亦對後人總結理學有所啓迪。東林學派雖未能突破封建綱常和程朱理學的嚴重束縛，但在思想理論上的諸多進步因素，成為後來早期啓蒙思想家的先驅。東林人士多重氣節，對後人亦有相當的影響。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