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門閥政治

該書講述了公元四世紀初年至五世紀初年的百餘年間，江左幾家僑姓門閥士族與司馬氏皇權結合而運轉的政治歷史。該書前七題，依次論述各家士族當政時期的歷史，藉以顯示東晉門閥政治的階段性。《後論》則一方面是把前面各題的論述加以貫通，以明該書脈絡所在；另一方面是對作為該書主旨的東晉門閥政治的內涵外延，以作補充説明。 ^[10] 

為了探討門閥政治，該書對東晉幾家大門閥士族的淵源、經濟基礎、文化面貌，特別是與皇權之間和相互之間的關係，從不同時期的發展演變上作了富於創造性的論述。歸納起來，這些論述主要是就“民族矛盾十分尖鋭這樣一個外部條件”下，圍繞建立並維持“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這一門閥政治特點展開的：

士族政治自琅邪王導、王敦與僑姓士族拉攏南方士族，擁立司馬睿為帝，出現“王與馬，共天下”諺語時基本形成，其後雖經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而始終不變。尊奉皇權，控制皇權，是不可分的策略。不尊奉皇權，江左沒有重心；而不控制皇權任皇權伸長，也就無所謂士族門閥政治。只有二者結合，方可使“祭則司馬，政在士族”這一對門閥士族最有利的政權模式得以建立和維持。

門閥士族之間的聯合是為了保持皇權與士族的平衡，使“政在士族”；牽制則是為了保持士族之間的平衡，使“祭則司馬”得以存續。該書用大量篇幅着力論述的，正在這一方面。

這是建立並維持“祭則司馬，政在士族”這一政權模式的實力基礎，也是“東晉門閥政治特點之一”。主要表現為：

第一，牢牢掌握以荊州、江州為中心的長江上游軍權。

第二，牢牢掌握以京口、廣陵為中心的長江下游軍權。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反覆強調，士族專兵控制上下游，以及與有兵的流民帥又聯合又鬥爭，其目的與作用主要不是對外，而是對內。上游諸州的“楚江恆戰，方城對敵”，只出現於東晉初年短暫時期，後來便主要轉化為“居上制下”的形勢。至於京口重鎮從開始經營其職能便“主要不是對外，而是對內，起着防上游以穩定建康的作用。……即令是在謝玄創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戰前後時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鎮作用，其主要職能還不是外鎮”。甚至為世所注視的多次北伐，“動機雖不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響江左政治形勢，增益個人威望和門户權勢的目的”。“專兵”對維護門閥政治的重要性，在這些論述可體現得十分清楚。

以上三個問題互相關聯，不可或缺。否則就不能體現“祭則司馬，政在士族”這一士族門閥政治的總特點。 ^[11] 

該書對史料的考證、運用，細節的安排、分析方面功力很深，精彩的論述迭出不窮。

例一：第199頁稱，陳郡謝鯤過江後，死葬建康城南“冢墓相亞，不可識別”的石子岡。這條材料，僅講葬地，看似平常，卻使在十分得視擇地為塋的東晉社會里陳郡謝氏乃“新出門户”之説，多了一條有力旁證。第226頁引《尚書故實》記謝安死後，“墓碑，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制述之意”。這條材料，僅講墓石，一般也不會被人留意，而作者用在此處，巧妙地反映了淝水戰後謝安深受皇權壓抑的困難處境。第141頁發現《世説新語·人名譜》等書所列譙國龍亢桓氏，由東漢桓榮至東晉桓彝、桓温世系，十世中獨缺第六世名諱，經過旁徵博引，推定其人為死於曹爽嘉平之獄，為司馬氏所誅的大司農桓範，從而為譙國桓氏儘管源出東漢高層世家大族，在司馬氏晉代卻不為時人所重，找到合理的解釋。上述幾條史料運用的特點是由小見大、由微顯著。

例二：“王與馬，共天下”，這是治東晉史所津津樂道的史料。但如進一步深究，為什麼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別的大士族與晉元帝司馬睿“共天下”？這個問題過去似乎無人留意。而該書卻提出並由此展開對有關史料、細節的考證、分析。得出的具體結論：1.晉元帝司馬睿原為琅邪王，自其祖父起就與國內望族琅邪王氏交好、聯姻，相互利用。這是“王與馬，共天下”的歷史基礎。2.西晉末東海王越與琅邪王衍在洛陽的政治結合，派生出司馬睿與王導在徐州的政治結合。這是“王與馬，共天下”的前奏。3.在琅邪王氏策劃、推動下，經東海王越委派，司馬睿南渡長江，進而建立東晉，這才正式形成“王與馬，共天下”的格局。通過以上三點，便找到了門閥政治為何會從“王與馬，共天下”開始的歷史淵源，同時後來東晉歷史上某些問題或細節，如“不與劉、石通使”，或太原王氏中的王承一支為何顯於江左等，也可不同程度也由此得到解釋。

例三：對高平郗鑑生平事績的探討，古今史家多不注重。王夫之雖説了一句“東晉大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然無具體分析。該書鈎沉索隱，弄清了治晉史者多未留意的一些問題。郗鑑乃流民帥身分，但又“門第條件初備，氣質出眾，足以出入門閥士族政治之中”。其第一功是與晉明帝密謀徵流民帥入援京師，討伐王敦；第二功是與庾亮一起，反對和勸阻陶侃由荊州起兵，順流下建康廢王導之謀；第三功是反對庾亮由荊州起兵，順流下建康廢王導之謀；第四功是經營重鎮京口。並通過一系列考證，論述了京口在穩定東晉門閥政治中的重要戰略地位。由於郗鑑多次促成各種勢力由不平衡達到“平衡”，該書評價説：“東晉朝廷得以維持，東晉門閥士族政治格局得以延續，郗鑑起過很大的作用”。這一結論，由於考證紮實，細節精彩，使得歷來若隱若現、面貌模糊不清的郗鑑，光彩奪目，身價增倍。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微觀方面的許多努力，並不是主要目的。以郗鑑為例，作者通過史料考證、細節處理，從動態角度爬羅剔抉出郗鑑一項又一項功績 ，主要目的是通過郗鑑這種作用，加上用同樣方法探討出的其他士族類似作用，概括了門閥政治中士族之間又聯合又牽制，以維持各種勢力平衡的特點，進而體現出“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這一總特點，最後上升到門閥政治乃皇權政治的變態，以及皇權政治乃“中國古代歷史的常態”的理論高度。 ^[11]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田餘慶先生的名著《東晉門閥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來，雖不曾洛陽紙貴，但史學圈內的評價卻持續走高，先生將東晉一朝之門閥政治視為“皇權政治在特殊條件下出現的變態”的觀點也早已深入人心。 ^[9] 

田餘慶，1924年生，湖南湘陰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史綱要》（合著，翦伯贊主編，國家教委第一屆大學教材特等獎）；《東晉門閥政治》（第一屆國家圖書獎）、《秦漢魏晉史探微》、《拓跋史探》（北京市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特等獎）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