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佛教

東晉時北方有匈奴、羯、鮮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二趙、三秦、四燕、五涼及夏、成（成漢）等十六國。這些地區的統治者，多數為了利用佛教以鞏固其統治而加以提倡，其中佛教在後趙、前後秦、北涼均十分流行。特別是二秦的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極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為道安和鳩摩羅什 ^[1]  。

南方為東晉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晉文化的延長，一向和清談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隨着當時名僧不斷地南移，形成了廬山和建康兩地的佛教盛況，其代表人物則為慧遠和佛陀跋陀羅。

北方各民族區域的佛教，發軔於西域沙門佛圖澄（232—348）在後趙的弘傳。

佛圖澄於西晉永嘉四年（310）來到洛陽。其時後趙石勒屯軍在葛陂（今河南新蔡縣北），專用殺戮來壯大聲威。佛圖澄通過他的大將軍郭黑略，和他相見，用道術感化了他，阻止了他的殘殺，從此中州（今河南地區）各族的人民逐漸奉佛。

後來石虎即位，遷都到鄴城（今河北臨彰縣西南），也很尊崇佛圖澄，一時人民多營寺廟，爭先出家，併產生了許多流弊。但佛圖澄本人嚴守戒律，深解佛典，且通曉世論，在講説時，只標明大旨便令首尾瞭然。追隨他受業的弟子常有數百人。其見於史傳的，有系出天竺、康居遠道來受學的竺佛調、須菩提等，有跨越關河來聽講的道安、竺法汰、法和、法雅、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進等。和佛圖澄同時在後趙的，還有敦煌人單道開，襄陽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橋（經師）等。

繼後趙之後，北地佛教最盛的區域是前秦。前秦建都長安，其地處於與西域往還的要衝。前秦統治者第二代苻堅篤好佛教，所以當他在位時，佛教稱盛，道安實為其中心人物。道安（312—385）原來在鄴師事佛圖澄，後受請到武邑開講，弟子極多。東晉興寧三年（365），為了避免兵亂，他和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到襄陽，住在樊沔十五年，以每年講《放光般若》二次為常。太元四年（379），苻丕攻下了襄陽，就送道安和習鑿齒往關中。道安住在長安城內五重寺，領眾數千人，宣講佛法，並組織佛典的傳譯。當時譯人僧伽提婆等翻譯經論時，道安常與法和詮定音字，詳核文旨。此外他還決定了沙門以釋為姓，並制定僧尼赴請、禮懺等行儀軌範。又創編經錄，疏注眾經，提出了關於翻譯的理論。其高足弟子有慧遠、慧永、慧持、法遇、曇翼、道立、曇戒、道願、僧富等，就中慧遠尤著名。

和道安同時的名僧，有他的同門京兆竺僧朗。他初在關中專事講説，後移泰山西北的崑崙山中，學徒百餘，講習不倦，苻堅累次遣使徵請，均辭不赴。後來苻秦沙汰眾僧，也特別把崑崙除外。

佛教在後秦，比前秦尤盛。後秦統治者第二代姚興，也篤好佛教，又因得鳩摩羅什，譯經講習都超越前代。羅什（344—413）系出天竺而生於龜茲，廣究大乘，尤精於般若性空的教義。苻秦建元中（365—384），苻堅遣將軍呂光等攻龜茲，迎羅什，到涼州時，苻秦已經滅亡。到後秦弘始三年（401），姚興出兵涼州，羅什才被請到長安，入西明閣和逍遙園從事翻譯。其時四方的義學沙門羣集長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就中道生、僧肇、道融、僧睿、道恆（一作常）、僧影、慧觀、慧嚴、曇影、僧睿、道標、僧導、僧因均著名。但最擅長於羅什的中觀性空緣起思想的是京兆僧肇。僧肇（384—414）少年時即到姑臧（今甘肅武威）從羅什受業，後來和僧睿等入逍遙園，詳定經論。他在羅什門下十餘年，有《物不遷》等著作，後世合編為《肇論》流行。

當時先後來到長安從事譯經的，還有弗若多羅、佛陀耶舍、曇摩耶舍等，都是罽賓國人。

當姚秦佛教鼎盛時，長安僧尼數以萬計，非常雜濫。弘始七年（405），姚興以羅什的弟子僧略為“僧正”，僧遷為“悦眾”，法欽、慧斌為“僧錄”，令管理僧尼的事務。

同時南方東晉地區的佛教，以廬山的東林寺為中心，主持者慧遠。慧遠（334—416）早年於儒道學説都有根柢，後從道安出家，對般若性空深造有得。道安入關，分散徒眾。慧遠在廬山東林寺，率眾行道，並倡導唸佛法門。他以江東於禪法無聞，律藏也殘缺，令弟子法淨、法領等到天竺去尋訪。一聽到羅什來長安，便致書通好，並就大乘的要義往復問答（後人集為《大乘大義章》），又節錄羅什所譯《大智度論》為《大智論抄》。他還請佛陀跋陀羅和僧伽提婆等從事經論的傳譯，對佛教各方面均發生很大的影響。其弟子有慧寶、法淨、法領、僧濟、法安、曇邕（先曾師事道安）、僧徹、道汪、道祖、慧要、曇順、曇銑、法幽、道恆、道授等。

東晉時代南方佛教的中心，還有建康道場寺。建康是東晉王朝的首都，佛教又為當地一般士大夫所崇尚，所以那裏佛教非常隆盛。如佛陀跋陀羅、法顯、慧觀、慧嚴等都以道場寺作根據，宣揚佛教。佛陀跋陀羅（359—429），迦維羅衞（今尼泊爾）人，於禪法、律藏都有心得，先到達長安，住在宮寺，教授禪法，門徒數百人，名僧智嚴、寶雲、慧睿、慧觀都從他修業。他常和羅什共究法相，諮決疑義，後因和羅什見解相違，引起雙方門徒間的齟齬，被羅什的門人所擯，只得和慧觀等四十餘人南下到廬山。隨即應慧遠之請，譯出《達摩多羅禪經》。

他在廬山一年多，更轉到建康，住在道場寺。義熙十四年（418），和慧義、慧嚴等百餘人，傳譯法領在於田獲得的《華嚴經》梵本，經過兩年，譯成五十卷（後世作六十卷）。又和法顯譯出《摩訶僧祇律》等。慧觀（？—453）先曾師事慧遠，既而聽説羅什到了長安，就從羅什請問佛學，研核異同，詳辯新舊。當時羅什稱讚他説：“通情則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難則觀（慧觀）、肇（僧肇）

第一。”後來跟隨佛陀跋陀羅南下，輾轉去到建康，住道場寺。曇無讖所譯大本《涅盤》傳到建康時，他參與慧嚴、謝靈運等的修訂。所著有《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等。他又立“二教五時”的教判，把釋迦如來一代的教法大別作頓、漸二教，在漸教內更開作三乘別教、三乘通教、抑揚教、同歸教、常住教五時。

此是中國判教的嚆矢，後來南地的教判，多半拿它來作根柢。慧嚴（？—443）三十歲時到長安從羅什受學，和慧觀同為什門八俊之一，後來回到建康，住東安寺，所著有《無生滅論》和《老子略注》等。

此時佛徒間更有一個西行求法的運動興起，就中以法顯的成就為最大。法顯常慨嘆律藏的殘缺，於東晉隆安三年（399），和同學慧景等四人從長安出發，往天竺尋求戒律，閲時十一年，經過三十餘國，在中天竺巴連佛邑，獲得《摩訶僧祇律》、《方等般泥洹經》等梵本，更泛海到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停留了兩年，又獲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和《雜藏》的梵本。然後，經南海回到青州長廣郡界，更南來建康，就佛陀跋陀羅於道場寺，共同譯出《大般泥洹經》六卷等，又自撰《佛遊天竺記》一卷。和法顯同時求法天竺的，有智嚴、寶雲。智嚴（358—437？）到罽賓，從佛大先諮受禪法，後請佛陀跋陀羅一同東歸，晚年更泛海重到天竺，歸途在罽賓逝世。寶雲（376—449）歷遊西域諸國，廣學梵書，博通音訓。在法顯西行四年後入竺的，有智猛（？—453），於姚秦弘始六年（404）和曇纂等十五人，從長安出發，行經罽賓、迦維羅衞，到阿育王舊都華氏城（即巴連弗邑），和法顯一同在婆羅門羅閲宗家裏獲得《大般泥洹經》梵本。以上諸人回國後都曾翻譯一些經典，留下著述，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業績。

東晉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元帝（317—322）、明帝（323—325）都以賓友禮敬沙門，元帝又“造瓦官、龍宮二寺，度丹陽、建業千僧”；明帝也“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名稱百僧”（《辯正論》卷三）。習鑿齒《與釋道安書》中並説明帝“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由於佛教收到崇尚，至鹹康五年（339），庾冰輔政，代成帝詔令“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以為不應盡敬，使禮官詳議，主張不一，往復三次不能決，於是擱置。後來隆安中（397—401），太尉桓玄又重申庾冰之議，慧遠便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時朝貴亦致力宏護。建康的佛教，乃盛極一時。又東晉初期，名流相繼避世江東，玄風也跟着南渡，從而長於清談的義學名僧竺潛、支遁都為時人所重。竺潛（又作竺道潛，286—374），於《法華》、《大品》有深入的瞭解，永嘉初（307頃）渡江，為元、明二帝及丞相王導、太尉庾亮所尊重，後來隱居剡山三十餘年，宣講《方等》及老莊。哀帝時，應召重到建康，於宮內講《般若》。他的學説，世稱為“本無”義。支遁（314—366）研鑽《道行》、《慧印》等經，出家後，在吳（今江蘇吳縣）立支山寺，後又入剡，住在卬山，晚年又到石城山（今浙江紹興縣東北）立棲光寺，遊心禪苑。撰有《莊子內篇注》、《即色遊玄論》等。哀帝時也召他到建康東安寺講《道行般若》。他的學説，世稱為“即色”義。當時名流郄超、孫綽、王羲之等都和他交遊。他晚年在山陰講《維摩經》時，許詢為都講。又當時名流的撰述，現存的有孫綽的《喻道論》載《弘明集》卷三，郄超的《奉法要》載《弘明集》卷十三等。

東晉時代南北兩地的佛典翻譯，作出了許多超越前代的業績：

其一是《阿含》、《阿毗曇》的創譯。苻秦通西域,先後來了西域曇摩持、鳩摩羅佛提，天竺曇摩蜱，罽賓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兜(佉)勒（吐火羅）曇摩難提等人。僧伽跋澄於建元十七年（381）到長安後，先後擇出《鞞婆沙論》、《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僧伽羅剎所集經》等，為《毗曇》的創譯作出了貢獻。其中《鞞婆沙》的翻譯，由道安主持、對校，還為之作序。其次，曇摩難提於建元年中（364—389）譯出《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等，是為大部阿含的創譯，也是由道安與法和加以考證,道安並作了《增一阿含經序》。同時僧伽提婆和竺佛念一同譯出《阿毗曇八犍度論》，道安也參與校定並作序。既而提婆南渡，慧遠請他到廬山，於東晉太元十六年（391）譯出《阿毗曇心》和《三法度》兩論。隆安元年（397），更到建康，講述《毗曇》，冬天又和罽賓沙門僧伽羅叉重譯《中阿含》、校改《增一阿含》等，這就是現存之本。另外，道安曾在苻秦建元十八年，請鳩摩羅佛提（童覺）口誦《四阿含暮抄》梵本，佛念、佛護替他翻傳。後來佛念又於姚秦弘始十四年（412）為佛陀耶舍傳譯《長阿含經》。佛念世居西河，精通梵語，傳譯了不少經籍，世稱他為苻、姚兩代譯人之宗（《出三藏記集》卷十五）。

其二是大乘重要經論的譯出。這主要是當時譯家羅什的勞績。羅什從弘始三年到十五年共十二年間譯出經籍有七十四部（現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經論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剛經》、《維摩經》、《彌陀經》、《彌勒下生經》、《首楞嚴三昧經》、《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莊嚴經論》、《成實論》、《坐禪三昧經》等，大都對於後來佛教義學發生巨大的影響，而發展有各種學系與宗派（如成實師、三論宗、天台宗等）。其次，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六十華嚴》為後來賢首宗根本所依的經典。

其三是密教經典的譯出。西域帛屍梨蜜多羅，於西晉懷帝時（307—312）東來，正碰到永嘉之亂，於是渡江，住在建康建初寺，於東晉元帝時（317—322）譯出《大孔雀王神咒經》、《孔雀王雜神咒經》、《大灌頂經》等。

其四是律典的譯出。在印度流傳的五部廣律，此時先後譯出《十誦》、《四分》、《僧祇》三部。初譯《十誦》的，是罽賓沙門弗若多羅。他於弘始六年（404）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作華言，剛譯到一半，而多羅圓寂；次年（405），西域沙門曇摩流支來長安，誦出其餘部分，羅什又為翻譯，兩共五十八卷，《十誦》一部於是具足。又其後一年（406），罽賓沙門卑摩羅叉來到長安，他在羅什圓寂後，重校《十誦》譯本，把最後一誦改作《毗尼誦》，並譯出《十誦律毗尼序》，放在最末，合成六十一卷。這就是現行的《十誦律》。其次，罽賓沙門佛陀耶舍，於弘始十二年（410），誦出《四分律》，竺佛念翻譯，到弘始十五年（413）譯成六十卷。以後佛陀跋陀羅於東晉義熙十二年（416）在建康，和法顯一同譯出《摩訶僧祇律》四十卷。這些譯本即為後來研習律學者的根本典據。

東晉時代的佛教義學上承西晉，以般若性空之學為其中心。在羅什以前，從事《般若》研究的，不下五十餘人，或讀誦、講説，或註解經文，或往復辯論，或刪繁取精而為經鈔，或提要鈎玄而作旨歸，或對比《大品》、《小品》，或合《放光》、《光贊》，從而對於般若性空的解釋，產生種種不同的説法，而有“六家七宗”之分。六家是：一、道安（説無在萬化之前，空為眾形之始）、法汰、竺法深（説從無生有，萬物出於無）的本無義。二、關內的即色義（説色法依因緣和合而生，沒有自性，即色是空），和支道林的即色遊玄義（説即色是本性空）。三、於法開的識含義（説三界萬有都是倒惑的心識所變現）。四、釋道壹的幻化義（説世間諸法都如幻化）。五、竺法藴（對外物不起計執之心，説它空、無）、支愍度、道恆（兩家之説不詳）的心無義。六、於道邃的緣會義（説諸法由因緣會合而有，都無實體）。六家中本無家有兩説，所以合稱七宗。由於此時《中論》、《百論》還沒有翻傳，而且《道行》、《放光》、《光贊》諸本般若的文義又不暢達，故各家對於性空的解釋，不免各有所偏。只有道安的學説還符合經義，但“爐冶之功，微恨不盡”。般若性空的正義，直到羅什才闡發無遺。羅什綜合《般若》經論而建立畢竟空義，其説散見於《大乘大義章》和《注維摩經》中。後來僧肇繼承他的學説，更建立不真空義。

在道安的時代，還有用“格義”的方法來講述佛教的，這是和道安同門的竺法雅及康法朗、毗浮、曇相等。法雅少善外學，長通佛義，當時依附他的門徒，多半於世典有相當造詣，而於佛教教理卻還沒有入門，法雅於是和康法朗等把佛經當中的事數和世間典籍比配講説，今門徒瞭解；這就叫作“格義”。後來這種方法為道安、法汰所駁斥而廢棄。

這時期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出現了一種期求往生彌勒淨土（即兜率）的思想，它的創始者是道安。在道安以前關於彌勒的經典已經譯出了《彌勒下生經》、《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等好幾種。道安每與弟子法遇、曇戒等八人，依據經説，同在彌勒像前立誓，發願上生兜率。少後，又出現了一種期求往生彌陀淨土（極樂）的思想，它的創始者是於潛青山竺法曠（327—402）。關於彌陀的經典，遠在早期就已有《無量壽經》、《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譯出。法曠“每以《法華》為會三之旨，《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眾則講，獨處則誦。”又依支遁所作《阿彌陀佛像贊》文，可知晉世已經有諷誦《阿彌陀經》

而願往生的證驗。但大弘彌陀淨土法門的是慧遠。慧遠於元興元年（402）與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新蔡畢潁之、南陽宗炳等，在廬山般若台精舍阿彌陀佛像前，建齋立誓，共以往生西方淨土為期，故後世淨土宗人推尊為初祖。此外願生彌陀淨土的，還有慧虔、曇鑑、僧顯、慧崇等。又觀音信仰在這時期亦已流行，據説祈願觀音而得到感應的，有法顯、慧虔、法純、帛法橋及邵信等（見《高僧傳》）。此外，以習禪為業的，有竺僧顯、帛僧光、竺曇猷、慧嵬、支曇蘭、法緒等。

東晉時期的佛教文學經過歷代譯人的努力，創造了一種融冶華梵的新體裁，即是翻譯文學，這到鳩摩羅什而非常成熟。羅什所譯出的經論，大半富有文學的價值，特別是《金剛》、《維摩》等經，文筆的空靈，辭藻的美妙，在中國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塊新園地。佛陀跋陀羅的譯籍《六十華嚴》，以壯闊的文瀾開演微妙的教理，弘偉瑰奇，也是中國文學史上希有的鉅製。同時佛教也漸次滲入一般文學的領域，以佛典的理趣、風格、詞句及故實入詩文的漸多，詩有羅什的《贈沙門法和》十偈（今存一偈）和《贈慧遠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贊佛詩》、《釋迦文佛像贊》等，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報羅什法師偈》、《萬佛影銘》等，王齊之的《唸佛三昧詩》等；文有僧肇的《物不遷》、《不真空》、《般若無知》等論，僧睿所作諸經論序，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沙門袒服》等論及諸經論序，劉遺民的《建齋立誓共期西方文》等，乃至當時一般佛教學者的書簡，大都是文意美懋的作品。

在這時期，造像藝術也勃興了。著名的作品，有道安在襄陽檀溪寺鑄造的丈六釋迦金像，竺道鄰在山陰昌原寺鑄造的無量壽像，竺道壹在山陰嘉祥寺鑄造的金牒千像，支慧護在吳郡紹靈寺鑄造的丈六釋迦金像，特別是處士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顒在山陰靈寶寺製作的彌陀及夾侍二菩薩木像、在招隱寺製作的五夾紵像和在瓦官寺製作的夾紵行像等。這時並有從外國輸入的造像，如苻堅緻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國金箔倚像（見《高僧傳》卷五《道安傳》）。道安每次舉行講經法會都羅列尊像，其中有一尊外國銅像，形制古異。道安的弟子曇翼於江陵城北得一像，上有梵文，據説是阿育王所造。又獅子國於義熙二年（406）遣使獻高四尺二寸的玉佛像，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法顯於義熙九年（413）回國，也攜帶有佛像。其中獅子國所獻玉像，後來和戴逵所制佛像五尊及顧愷之所作維摩壁畫，同列瓦官寺中，世稱三絕。

顧愷之和吳曹不興、晉衞協並稱中國最初的三大佛畫家。顧的作品相傳有《淨名居士圖》、《八國分舍利圖》、《康僧會像》等。關於他在瓦官寺作維摩壁畫，據説“畫訖，光彩耀目數日”（唐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又“所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同見《名畫記》）。由此可見顧愷之佛畫的價值。另外，晉明帝、戴逵也善畫佛像，瓦官寺大殿外有戴作的文殊壁畫。又慧遠曾在東林寺建築龕室，令妙手畫工用淡採圖寫佛影，據説：“色疑積空，望似煙霧，暉相炳焜，若隱而顯。”也是佛畫的傑作。

佛寺的建築，在這時期盛極一時。佛圖澄在石趙所興立的佛寺有八百九十三所。姚興“起造浮圖於永貴裏，立波若台，居中作須彌山，四面有崇巖峻壁，珍禽異獸，林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這都是宏偉的佛教建築。東晉的帝室、朝貴、名僧及一般社會知名之士（如許詢、王羲之等），很多熱心於佛寺的建築，歷史上著名的東林、道場、瓦官、長幹諸寺，大都建築在這時期。

此外，綜合建築、雕塑、繪畫的石窟藝術也發軔於此時期。當時北方鑿窟造像之風興起，其有文獻足徵的，如苻秦沙門樂僔於建元二年（366），在敦煌東南鳴沙山麓，開鑿石窟，鐫造佛像，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實為此土鑿窟造像的嚆矢。

又這一時期在結合音樂和文學的梵唄方面，道安倡始在上經、上講、布薩等法事中，都唱梵唄，並弘傳帛屍梨蜜多羅所授的高聲梵唄，帛法橋作三契經，支曇籥裁製新聲，造六言梵唄，梵響清美都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