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安福衚衕

安福衚衕是個不起眼的小衚衕，在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的年代裏，曾是盛極一時的段祺瑞（皖系）軍閥政治集團的大本營。它同段祺瑞有站某種特殊的聯繫，這也許是鮮為人知的。1917年，段祺瑞利用“張勳復辟”，設下了一個政治圈套。先是暗中支持復辟，利用張勳驅逐了總統黎元洪，解散了國會，然後又假充反覆闢出兵趕走張勳，控制了北京政權。這年11月，段祺瑞為了進一步鞏固他的政治，在安福衚衕，佈置了一個龐大的房舍，作為他那一派軍閥政客聚會之地，起名叫安福俱樂部。參加這個俱樂部的政客就叫“安福系”。由這個派系操縱選舉的議會叫“安福議會”。這個派系控制北洋政府，從民國六年（1917）到民國九年（1920）。民國九年（1920）直皖戰爭爆發，皖系失敗，安福俱樂部被封。

2009年3月起，因長安街拓寬，安福衚衕列入拆遷範圍。

幾十年來，它就這樣靜靜地靠着長安街，古老的衚衕與祖國年輕的心臟和諧共存。

東安福衚衕位於新華門南面，沿中南海西側紅牆對面的雙柵欄衚衕往南，東面的第一條衚衕即是東安福衚衕。東安福衚衕呈東西走向，只是離東口兒五六十米的地段兒，往南拐了個小彎兒，然後又向東拐去，與石碑衚衕相連。從東安福衚衕再往南，還分別有東栓衚衕、北小栓衚衕、銅井大院和東、西文昌衚衕等。

在東安福衚衕裏，石券門原是一座清真寺的門。石券門為清真寺的南門遺存，院裏有一座大殿，殿北正對新華門的地方，還曾有一塊乾隆御碑，現存於歷代帝王廟內。跟大名鼎鼎的“香妃”有着密切的關係。經考，這支維吾爾族人是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後，或因助平“大小和卓”之變有功，或作為大小和卓被俘家屬，或身為工匠藝人而陸續入京的。因邊疆新定，乾隆皇帝極為重視這支由八位維吾爾族民族首領和宗教領袖帶領的少數民族部眾，下詔賜爵封居，妥善安置，史稱“八爵進京”。

清真寺建成於1764年，其三個獨特之處。 也正是在此時，一位美麗的新疆女子隨部入京，後來入宮，先後被冊封為和貴人、容嬪、容妃。“香妃”的傳説中，即有她美麗的身影。與傳説類似，容妃也有着特殊的身世。據最新發現的清宮檔案史料記載，容妃所在的和卓家族有五名成員位列“八爵”，其胞弟圖爾都便是其中之一。其家族雖與起兵生變的大小和卓兄弟同屬一派，但並未追隨起兵，而是選擇了助清軍平亂，由此封爵入京。這些維吾爾人還被編入八旗，成為京城一支特殊的旗人穆斯林羣體，其最初的安置地正是如今東安福衚衕一帶，稱為“回回營”。這座僅存石券門、石碑的清真寺，就是乾隆皇帝為他們興建的，而並非專為“香妃”建造。

其一，它承載了一段團結和諧、國家統一的民族佳話。建造這處清真寺，乾隆皇帝可謂用心良苦。清真寺位置要衝，緊鄰皇宮禁苑，與西苑寶月樓(今新華門)隔街對望；且系出內帑“敕建”，司工督造。入覲的維吾爾眾首領均在此禮拜，當年曾盛極一時。正如乾隆皇帝在那方親筆撰文的滿漢蒙回四體碑記中所述，前已為內附蒙古諸部建造了承德普寧寺、固爾扎廟，“回人亦吾人也”，怎能缺少這種禮遇呢？乾隆在求同存異、尊重習俗、包容信仰方面的大氣，清真寺當屬一例。

其二，它建築綺麗，風格獨特。清真寺一年建成，既具“近日之榮，兼擅土風之美”，佔地二十五畝有餘，內外遍植柏柳，幽靜莊嚴。大殿方形重檐，攢頂環廊，周配角亭四座，形制類似於晚它六年建成的北海“小西天”方殿，且規模達到了“明九暗七”。尤以碧瓦方檐代替了灰瓦覆頂、綿延勾連的清真寺慣用形制，望去巍峨氣派。清真寺佈局也別具一格，大殿坐西朝東，正門卻位於殿北，中亞拱券大門之上高聳捲棚重檐歇山樓閣，玲瓏欲飛，乃拜前喚禮之“邦克樓”。據載，當年登樓呼喚禮拜之時，悠揚的喚禮聲俯掠中南海面，遠傳數里，一度號稱“京城第一門樓”。

其三，它融入了一段美麗的傳説。這座清真寺曾被誤傳為“香妃寺”，寶月樓民間也叫“望家樓”，説的是為解香妃思鄉之苦，乾隆建寶月樓，設回回營，築禮拜寺，營造出一派回部風情。考之歷史，寺雖不宜稱為“香妃寺”，但回回營、寶月樓確是同容妃有關，因為營中居者多是其族人。寶月樓雖建成於容妃入宮前兩年(1758年)，但從乾隆屢屢吟詠寶月樓之詩文可知，容妃應多次登臨甚或入住此樓。她在宮中生活了二十八個春秋，在信仰生活方面得到妥善照顧，衣着飲食均依其俗。在她香銷玉殞三年後，年已八旬的乾隆於寶月樓前仍感慨萬千：“卅載畫圖朝夕似，新正吟詠昔今同。”這樣的感情，難怪會演繹出那樣多經久不衰的傳奇來。

但是，這座清真寺卻在竊國大盜袁世凱當政時毀於一旦。袁世凱迷信風水，他以中南海為總統府後，於1913年將寶月樓拆改為新華門。在妖言蠱惑下，這位洪憲皇帝竟下令在新華門內建了一個廁所，又信清真寺壞其風水，便以拓修新路為名，派出數百名便衣暴徒，將清真寺拆毀，還在新華門對面建起一溜灰色花牆，以遮擋路南外國兵營及破舊民舍，將清真寺正門徹底封死，一段歷史遺蹟差點兒湮沒於流逝的歲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