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夷

古時謂東夷有九種，《論語·子罕》雲：“子欲居九夷。”疏：“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驪、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

《後漢書·東夷傳》雲： “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王制》雲：“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3] 

《論語》、《春秋左氏傳》、《戰國策》等書中也均提及九夷。“九”並非具體數目，只表示眾多之義，如《爾雅·釋地》中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蠻”之説。

郭璞《爾雅注》雲：“九夷在東”，泛指中國東部夷人。

東夷為多義詞大致有三種意思：

1.本義:東方之人。即我囯古代中原對東部各部落的統稱。有淮夷、萊夷、鳥夷、島夷、湡夷等。分佈在今江蘇省,安徽省,山東省一帶。

2.夷”，古山東話中音同“人”，原意為“一人負弓”（《説文解字》），與華是同位語。 詞義性質從地理名詞轉變成對中國文化起源領域意義上的文化淵源性質的名詞。

3“東”和“夷”字在龍山文化時期(距今約4600至3300年)的骨刻文字中已經出現。

4.“夷”字後來指漢族以外的各族。

先秦的東夷，即分佈在古河濟之間及泰山以東以南的各部落與方國，大體可分為夏商、西周、春秋戰國三個主要階段。

舊石器時期：距今50萬年前的舊石器早期，今山東省最早的居民就棲息在沂源縣魯山腳下的溶洞中，他們以採集和漁獵為生，以母為氏，過着原始共產主義生活。距今10萬年前的舊石器晚期，隨着族羣的擴大，他們為了尋找更好的越冬場所和生活環境，沿沂河沭河而下，追逐太陽而居，歷盡千辛萬苦，來到臨沂地區的沂沭河大平原上，用波瀾壯闊的氏族大遷徙，譜寫了神話中“夸父追日”的歷史壯舉。 ^[4] 

新石器時代：距今1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遠古先民在沂沭河流域建立了密集的聚落羣，他們在這裏定居下來，開始馴養家畜，馴化農作物，開始了最初的原始農業活動。在學術界，人們稱人類最早的農耕文明為第一次綠色革命。東夷祖先用他們的聰明智慧使沂沭河流域成為我國原始農業的發源地之一，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綠色革命的搖籃之一。 ^[4] 

在距今8500年前後，東夷族羣逐漸形成。他們先後歷經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嶽石文化，開始在這片土地穩定發展。 ^[4] 

夏初，後啓與後益爭奪共主地位的鬥爭以及從仲康失國到少康復國，中經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後杼滅有窮氏，前後經歷半個世紀的鬥爭，是少昊集團中那些與黃炎集團結成部落聯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聯盟向國家過渡過程中的鬥爭。這些部落已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的行列，成為華夏起源時期東系的重要來源。

他們分佈在古河濟之間，即今山東省北部與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區。在夏代，還有一支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部落。他們從燕山地區南下，興起於河濟之間，終於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國第二個王朝的基礎，其過程已在華夏雛形的形成一節敍述。在泰山與古濟水流域，形成了以奄與薄姑為中心的各方國。

西周初奄與薄姑仍是東夷中的大國，他們是東夷中社會發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國，而泰山以東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與方國，即夏、商時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時期：西周初既滅奄及薄姑，封魯與齊於其故地。以齊魯為中心，今山東省境內到春秋的只有萊夷沒有完全華化。淮水地區諸夷，為西周東方的勁敵，是西周中、後葉東夷的主體。

齊與魯對周圍東夷部落的政策有明顯的區別。齊國的中心地區，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述，在薄姑立國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東遷至此。《史記》也説：“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集解》引《呂氏春秋》説是指“東夷之土”。齊的遠古祖先已與東夷發生過較密切的關係。齊“大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齊採取了文化禮俗兼容幷包、經濟方面充分發揮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齊太公在營丘立國之初雖然遇到了萊夷來爭，但很快就穩定了，只有五個月就向周公報告其施政與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魯，卻過了三年才向周公報告其施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周公在對比了齊、魯這兩種不同的方針政策及其效果之後：“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齊、魯這兩種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學發現中已有初步的印證。據研究：“近些年，臨淄齊國故城與曲阜魯國故城相繼進行了發掘，看出齊魯兩國在西周、春秋時期，彼此文化面貌、喪葬習俗、城市佈局等方面，的確存在着顯著的差異。結合文獻記載，齊國的商文化色彩濃厚，還保存許多原始的殘餘（如大量地殺殉人畜與婦女地位較高等等），而魯國則保持周文化傳統，證明司馬遷所説太公治齊‘因其俗，簡其禮’與魯公伯禽治魯‘變其俗，革其禮，是有根據的。”齊雖來自黃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黃河流域東西兩大系的西系，但他所採取的政策，促進了黃河流域東西兩大系文化與部落的進一步融合，不僅在春秋時首先稱霸，齊國的文化對整個華夏文化的影響也不可低估。齊國周圍的東夷部落較快地與之融為一體，至春秋中後葉，前567年（齊靈公十五年）齊國滅萊，於是山東半島各東夷小國已被齊兼併。齊從春秋初葉已超過魯國，並基本上統一齊魯大地，成為東方最強大的諸侯，與他從立國時期已確定的兼容幷包的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魯在受封時，周王是定下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針的，而伯禽強調變革當地土著居民的禮俗，雖然魯以推行周禮著稱，但當地土著的習俗仍頑強地保留着。據對魯國故城的初步發掘，共清理了129座兩週時期的墓葬，時間跨度從西周初葉到戰國初葉共五六個世紀。這129座墓可分為葬制風格迥異的甲乙兩組。據研究，乙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組墓從西周至少一直延續到春秋晚期，這個事實説明當地民族固有的社會風尚曾牢固地、長時間地存在着，並經歷了自己發展同化的過程”。實際上，魯國頑強地推行周禮，也必然還會與當地文化相結合，周禮起着主導作用。儒家祖師孔夫子，其先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説周禮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華，“鬱郁乎文哉，吾從周”。魯在東夷文化起源發展的中心地區，以周文化為主導，發展出對後世有很大影響的孔孟儒家學説，在實際的發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變其俗，革其禮”的政策那麼徹底，仍是周俗與夷俗並存而又以周禮為主導相互融合。

春秋戰國時期：到春秋時，在魯國附近，還存在着包羲太昊伏羲氏的後裔任、宿、須句、顓臾等風姓小國，在今山東境內還有己鷙少昊金天氏後裔莒、郯、譚、費等國。他們與諸夏通婚、會盟，在與楚國的爭霸鬥爭中，他們主要是依附齊、魯，被認為是諸夏的同盟。從出土文物看，今山東境內的春秋東夷各國，社會與文化發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諸侯，只是因為他們仍保留一些東夷禮俗，當時仍被認為是東夷。實際上已是與諸夏即合而未化，到戰國時，這種文化上的差別已不引起人們重視了。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蘇等省接壤與鄰近地區，少昊集團的後裔嬴姓與偃姓諸國，如徐、江、葛、黃、淮夷、鍾離、英、六、舒鳩等，春秋時期他們主要傾向於“即事諸夏”，與諸夏通婚，參與會盟，出土器物有明顯特點，凡有銘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爭霸與戰國大兼併的歷史進程中，他們先後被楚、吳、魯、越所兼併，他們的文化對齊、魯、楚及吳越都有影響，在政治上逐步統一過程中，文化與民族得到交匯融合，夷夏間的差別逐漸消失，當秦統一六國時，“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户”，都已經成為華夏的一部分。

據史料記載和考古發現，商與東夷發生過多起戰爭，殷(依燕穎聲)商多次征討東夷使得元氣大傷，最終被周趁機...周也與東夷(商同盟對抗周人)頻繁戰爭。

據説東夷人最早發明弓箭，擅長射箭。距今4600至3300年的龍山文化時期骨刻文中已經發現了類似人背弓形的“夷”字，“從大從弓”有了原始依據。

夷的族稱，今所見為當時確證的，以甲骨卜辭關於屍（夷）方的記錄為最早；古籍記載則夏代的東方已有眾多夷人的方國部落。《後漢書·東夷傳》説：“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鳳夷、陽夷。”這九種夷都見於古本《竹書紀年》關於夏朝與東方諸夷關係的記載。實際上，“九”僅言其多，不必拘泥於九種。《竹書紀年》所載，夏代還有淮夷、藍夷；《尚書·禹貢》記載兩河之間的冀州有鳥夷（一作島夷，字形近似致誤）；青州在泰山以東至海有嵎夷、萊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與淮海之間揚州也有鳥夷（一作島夷）。《禹貢》成書於戰國，或亦保存了夏代部落的名稱。

甲骨卜辭對於商朝東方與東南方的夷人，寫作“ ”方和“ ”“ ”方。前者像人側立之形，釋為“人方”，後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與夏人危坐不同，釋為“屍方”。甲骨文學界認為作為族稱，兩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學者認為“人方”指商東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帶和山東半島靠海一帶；有的學者認為人方與屍方是同一稱謂的不同寫法，都是指商東方與東南方的諸夷。郭沫若先生説：“屍方當即東夷也。徵屍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則殷代之屍方乃合山東之島夷與淮夷而言。”

帝辛時期，東夷叛亂，商朝派大軍征伐。 ^[3]  這在文獻中屢有記載，如《左傳》昭公四年雲：商紂為黎之搜，東夷叛之。又如同書昭公十二年曰：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把對東夷的戰爭，説成商紂王失國身亡的原因，足見商紂對東夷的戰爭，使商王朝的實力消耗很大。當週武王率師打到牧野時，商紂王才倉促調遣軍隊應戰。這些軍隊久困戰場，無心戰鬥，前徒倒戈，終於導致商王朝的滅亡。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現了“東夷”的稱謂。在整個西周時期，東方諸夷都是周王朝的勁敵。文獻記載周對東方的戰爭，不同時期出現了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稱謂，這些稱謂，實際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時期對東方勁敵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後兩三個世紀觀念上的變化，造成了現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難。學術界對西周時期東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區的部落與方國，有着不同的看法。

據張懋鎔《西周金文所見東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較表》統計，西周早期僅見有“東夷”，周公、成王東征的對象金文中記載都概稱為東夷，而《史記·周本紀》説：“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魯周公世家》説：“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寧淮夷東土。”周公，成王東征雖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東省境，此為東夷起源的地區，也是夏、商時東方諸夷的核心地區。金文為當時實錄，西周早葉以東夷概稱東方諸夷部落與方國，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東征以後，今山東省境內的東夷勢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太公於齊，封周公子魯以鎮東方。到西周中葉淮夷在淮河地區興起，成為東夷中勢力最強的一支。據上引張懋鎔的《比較表》第二欄，西周中期金文只見有淮夷，反而不見東夷的記錄。説明成康以後，周王朝與東方諸夷的關係，主要對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稱東方諸夷部落與方國了。文獻記載多為後世追敍，關於周公、成王東征的記載，蓋成於成康以後，所以依週中期的觀念，反以淮夷概稱東夷了。

到了西周晚葉，夷王時期《禹鼎》復見淮夷與東夷並舉，而淮夷居前；厲王時器《鍾》又有南夷與東夷並見，而南夷居前。周晚葉的南淮夷、東夷各指哪些地區的部落與方國，可在東夷與西周的關係中去辨析。總之，一直到春秋戰國時期，文獻中關於東夷的軍事活動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區，然而其分佈範圍，都沒有超出海岱與淮河流域。

先秦的東北夷，包括肅慎，息慎同音異譯。《史記·五帝本紀》敍述舜時“方五千裏，至於荒服”。在來貢的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鄭玄的註解説：“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國語·魯語下》，記述孔子在陳，有隼死於陳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來的楛矢石砮，於是問孔子。孔子説：“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民之矢也。”並且講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進貢方物，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度有一尺多。周王為了以其能招來遠方的美好政績垂法後世，在箭桿上刻了“肅慎氏之貢矢”，分給舜的後裔而封於陳。孔子説：“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韋昭注：“肅慎，東北夷之國，故隼之來遠矣。”

肅慎人的分佈，學術界長期有過多種推論。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肅慎人在不鹹山（今長白山）之北。《山海經·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鹹，有肅慎氏之國。”郭璞注：“今肅慎去遼東三千餘里。”郭璞晉人，晉遼東城即今遼寧省遼陽市老城區，晉尺約相當今6寸，當時3000裏合今華里1800裏左右，明顯已在長白山以北。《三國志·東夷傳》：“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又説：“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肅慎之國也。”三國時夫餘王城大概還在今吉林市境，其東北晉時千餘里，合今華里600裏左右。兩書所記肅慎地理，都相當於今黑龍江省寧安縣附近。《新唐書·渤海傳》説：渤海“以肅慎故地為上京，曰龍泉府”。賈耽《入四夷道城紀》説：渤海上京“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肅慎城”，渤海上京遺址即今寧安縣東京城。按文獻記載，肅慎分佈在以今牡丹江中游為中心的地區。再證在考古學發現的楛矢石砮及對肅慎人文化遺址得出的判斷，可以肯定肅慎人是起源於今牡丹江流域的東北古民族，又是東北與中原王朝發生政治交往最早、源遠流長的古代民族。

夫餘人，又有扶余、鳧臾等異譯。《史記》記述秦漢時的經濟區域説：“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北鄰烏桓、夫餘”，而《論衡·吉驗篇》記述夫餘立國的傳説：“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故我有娠。’”後產子，即夫餘的始祖東明。説明夫餘人的始祖傳説，也帶有東夷以鳥為上天使者的特點。夫餘人立國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區為中心，其先橐離大概分佈在嫩江支流烏裕爾河流域。

《山海經》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奇書之一。它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山海經》為述圖之書。

劉錫城在《全像山海經圖比較》（1）序言中指出：“東晉詩人陶淵明的“流觀山海圖”（《讀山海經13首》）、學者郭璞的“圖亦作牛形”和“在畏獸畫 中”的記載和論述，説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曾有“山海圖”流行於世。而且據説《海經》部分是圖在先、文後出，因而“以圖敍事”的敍事方式，至少在戰國時代就已形成一種文化傳統”。馬倡議（2）也認為：“《山海經》的母本可能有圖，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據圖為文(先有圖後有文)的書， 古圖佚失了，文字卻流傳了下來，這就是我們所見到的《山海經》。”劉宗迪（3）寫道：“《海經》的荒誕色彩和神話色彩，與這本書的特殊來歷息息相關，這本書的來歷在古代典籍中是獨一無二的，簡單地講，這本書是述圖之作， 也就是説，我們今天看到的《海經》，先有圖，後有書，書中的內容是對一幅圖畫中內容的寫照。《山海經》中的文字多靜態的刻畫，而少動態的敍述，多記空間方 位，而少間時間進程，其述圖特點可謂一目瞭然，其實，前人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最早指出這一點的是宋代學者朱熹，但前人在這一點上都有同一個誤解，即認為整部《山海經》包括《山經》都是有述圖的。實際上，像《山經》那樣包羅萬象的博物學知識是不可能在圖中畫出來的，更何況其中還記載了很多動物的聲音、習性 等等，這些內容又如何能用圖畫表現出來呢？除非古時候已經有了現在這樣的多媒體技術。不過，《海經》所憑藉的圖畫早就佚失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山海經》中 都有插圖，怪怪奇奇，琳琅滿目，那只是後人根據書中的內容想象增補的，與我説的古圖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山海經》保留了大量遠古時期的史料。

《山海經》歷來被大多數人認為“荒誕不經”。連敢於打破《尚書》束縛，將中國上古史推至炎黃二帝的史學家司馬遷都説“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形成這種看法的原因似乎與《山海經》由圖到文字的成書過程有關。例如《海外東經》記載“{工蟲}々在其北，各有兩首。一曰在君子國北”。根據《山海經》先有圖後有書的成書過程推測，《山海經圖》上在君子國的北方畫有一個彩虹的“虹”字，表示該地經常見到彩虹。當時 的圖像文字應該類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圖像，兩端有首（見熊國英著《圖示古漢字》）。而後來古人根據《山海經圖》著《山海經》時，時間已經過了幾百年，而著者並不見得一定是文字學家，這時彩虹的虹字已經成為“工蟲”的樣子，因此將彩虹描述為虹虹，並望文生義將其描述為“各有兩首”，使後人無法知道到 底敍述的是天邊的彩虹呢，還是描寫一隻有兩個頭的怪物。所以就連司馬遷也説“餘不敢言之也”。

也正也為《山海經》的所謂荒誕不經，幾千年來該書既不為正史所載，也不為諸子所傳，因而也很少被後人改動，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書的風貌和許多珍貴的遠古資料和信息。

第三，《山海經》與東方夷人有關。

金榮權（4）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國古代神話中是一個謎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蹟既不為正史所載，也不為諸子所傳，只見於《山海 經》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內”兩經之中。究其神系淵源與脈略，顯不屬於炎帝世系，也不隸屬於黃帝世系，是與炎、黃兩大神系並存的第三神系 ”。“關於帝俊在中國古代諸神中的地位，今天眾説紛紜，然一般認為帝俊當是上古時代東方部落的祖先神，這種看法是一致的，因為《山海經》記載的帝俊活動地 及其子孫之國大多在東方”。

徐旭生（5）説：“帝俊這個人物，在《山海經》裏面，可以説是第一顯赫的了。裏面載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經》裏面只有帝顓頊多至十七事，可是他與九嬪葬 處一事三見，那隻剩下十五事。此外黃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嚳三事，帝堯二事，帝舜九見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鴻一事。其餘的人沒有帝稱）”。通過 這十六項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東西南北，無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發明，差不多全出於他的子孫；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內許多氏族都是 由他分出；第四，太陽是他的兒子，月亮是他的女兒，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she）比屍”的神人和“五采之鳥”的“下友””。

西漢劉向(歆)《上〈山海經〉表》（6）説:“《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後人大多從其説。 清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序》稱《山海經》相傳“作於禹益,述於周秦”。但後人研究認為，《山海經》非一人所作，有出自周人、齊人、楚人之説。而劉宗迪 （7）認為，儘管“古人關於禹益作《山海經》的説法雖不可信，但可能也不是空穴來風”。自古以來，“神不禋非類，民不祀非族”，《山海經》中的某些史料特 別是反應帝俊神系事蹟的人文歷史地理資料來自東夷伯益或者伯益的族團應該無大誤。

第四，《山海經》有兩部分組成。

顧詰剛（8）認為：“《山海經》則至今流傳，其中《山徑》和《海經》各成一體；《海經》又可分為兩組，一組為《海外四經》與《海內四經》，一組為《大荒四經》與《海內經》。這兩組的記載是大略相同的，它們共就一種圖畫作為説明書。所以可以説是一件東西的兩種記載”。現代研究同意這一觀點，王寧（9）在“ 《山海經》的分篇問題”中説“《大荒四經》其實就是另一個版本的《海外四經》”。因此，在考證《山海經》地望時，《大荒東經》和《海外東經》可以相互印 證。

第五，《山海經》地理描寫的順序與現時的順序不同。

《山海經》的順序是南、西、北、東，這可能與古人“天南地北”的習俗有關。也就是説，古《山海經圖》與現在的地理圖在方位上不同。以《海外東經》的湯谷地 望為例：“黑齒國在其北，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郝懿行雲：“黑下當脱齒字。”王逸注楚詞招 魂雲：“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 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上述記錄明確説明《山海經圖》中，黑齒國在圖的上方（南方），而湯谷在黑齒國的下方（北方）。這為《山海經》地望考證提供了方向上的座標。

根據以上背景和原則，我們通過研究魯東南地區龍山時期（伯益為龍山文化後期東夷部落首領）考古資料和歷史地理文獻，考察魯東南地區沿海一帶人文風物山川地 理形勢，發現《海外東經》描述的地域與《尚書》中嵎夷的地望以及海岱地區龍山文化堯王城類型的分佈極為一致，現報告如下：

據《尚書．堯典》，羲和浴日的湯谷（暘谷）在一個叫做嵎夷的地方。“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孔安國注云:“東夷之地稱嵎夷。”

而嵎夷在中國東方的青州。《尚書．禹貢》曰：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尚書。禹貢》又載：“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浮於淮泗，達於河（荷）”。歷史上有人認為日照屬於徐州。根據《尚書。禹 貢》的記載，沂河流域屬徐州無疑，但日照地區在沭河以東，似乎不屬於徐州。因為徐州之民在《禹貢》中被稱為淮夷，歷史上也曾稱為“徐夷”。如果日照屬於徐 州，則日照先民應為淮夷或徐夷，顯然與歷史記載不符。日照地區在歷史上和傳説中從來沒有淮夷或徐夷的記載。

根據南宋或者清乾隆年間編寫的《四庫全書》中的禹貢九州圖（12），日照地區應屬於青州。圖中以泰山、蒙山到羽山一線為界，其北為青州，其南屬徐州淮夷，嵎夷恰恰就包括日照地區。

嵎夷的北部邊界大約在青島市區一帶，附近的膠州市三里河曾經是古莒國的國都—介根。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守功先生在《山東龍山文化》一書中指出：“山東 地區四個地理單元中，華北平原與膠萊平原地貌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只有泰沂山系和膠東丘陵基本保持了原來的面貌。在龍山文化時期，泰沂山系南北分屬淮河和濟 水兩個水系，兩個流域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不同。膠東地區，由於膠萊平原古代為海洋、河湖、沼澤地帶，影響着膠東地區與山東腹地的文化交流，因此自古以來就 有自己獨立的文化特點”。膠東地區的龍山文化為楊家圏類型。也就是説，龍山文化時期尚為海洋或沼澤之地的膠萊平原阻斷了魯東南與膠東丘陵地區的聯繫。堯王城類型為《禹貢》中的嵎夷，而楊家圏類型為《禹貢》中的萊夷，所以青島市區一帶成為堯王城類型的東北部邊界。

嵎夷的南部界限可達江蘇灌雲縣及其周邊地區。考古結果證明，魯東南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延伸到連雲港市的灌雲縣。《山海經。海內經》中記載：“都州在海 中，一曰鬱州”。何光嶽（13）在《東夷源流史》中認為鬱州（江蘇連雲港附近雲台山，古稱鬱州）大部分為鬱夷（嵎夷）人所居。這就是説，隅夷的南部邊界在 江蘇灌雲縣一帶。這不但與禹貢九州圖相符，也得到地下考古結果的佐證。而這一疆域內的文化恰恰就是龍山文化堯王城類型的範圍。

（一）《山海經·海外東經》描寫的地理走向與魯東南沿海一帶的地理走向一致

《海外東經》：“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敍述了從東南方到東北方沿海一帶的方國。

《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吳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由於《大荒東經》也是按東南到東北方向進行描述，其中的少昊之國（行政版圖）可理解為整個《大荒東經》描述的地域的總稱。

魯東南一帶龍山時期的堯王城類型考古文化南起江蘇灌雲縣北至青島市區一帶，是《尚書。禹貢》中的嵎夷所在地，在地形上也恰恰是東南至東北走向（圖2夏代地圖），所以《海外東經》所描述的恰恰就是堯王城類型考古文化在東部沿海一帶方國的分佈。

（二）在《山海經·海外東經》和《山海經·大荒東經》記載的方國中，有四個方國可找到比較清楚的史料佐證。

1、奢比屍國

《海外東經》“奢比屍國在其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一曰肝榆之屍，在大人北”。

《大荒東經》：“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屍”。

肝榆既贛榆，肝榆之屍既贛榆之人。江蘇贛榆縣原政協副主席鄭礎久和連雲港報社王成章共持此説。

但該贛榆有可能是今之贛榆，亦有可能是古鬱州之贛榆。《山海經。海內東經》：“都州在海中。一曰鬱州”。根據贛榆縣誌（14）：“贛榆地夏以前屬九夷，商屬人方，西周屬莒、祝其二國。戰國時，先後歸越、齊、楚領地。秦時置贛榆縣，治於鹽倉城，屬琅琊郡；漢屬贛榆、祝其、利城三縣，分屬琅琊、東海二郡。公元元年，漢平帝劉衍封司徒馬宮為扶德侯，置國於贛榆，贛榆縣移治鬱洲（今連雲港市北連雲區）；公元280年，西晉復贛榆縣。南北朝置為懷仁縣，世宗大定七年 間（1167年）複名贛榆縣，此後元、明、清直至民初無變，先後隸屬於淮安府海州、江蘇省徐海道”。也就是説，要是《海外東經》成書於秦，奢比屍國位於今 之贛榆；要是成書於漢代，奢比屍國有可能位於古鬱州，即今之連雲港市連雲區。

地下考古表明奢比屍國很有可能在連雲區。該區域的考古文化以龍山文化藤花落遺址為代表。藤花落遺址位於連雲港市中雲辦事處西諸朝村南部，在南雲台山和北雲台山的谷地沖積平原上，海拔高度6～7米，為距今 4500—4000年的龍山文化遺址。發現奠基坑、灰坑、灰溝、道路、房址、水溝、水稻田、石埠頭等遺蹟200多處。出土了石器、陶器、玉器 (爰有遺玉)以及炭化稻米等動植物標本2000餘件。

2、青丘國

《海外東經》“青丘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陽北”。

《大荒東經》：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

《初學記》卷九引《歸藏。啓筮》雲“蚩尤出自羊水 , ……登九淖以伐空桑 , 黃帝殺之於青丘。”

江蘇贛榆縣有青口鎮，或許與青丘國有關。青口鎮南距連雲港60公里，北距日照安東衞80公里。

六朝時李邏注《千字文》“周伐殷湯”，謂妲己為九尾狐，明人小説《封神榜》更發揮其説，成為妖媚工讒的女子主詈稱。《山海經．南山經》：“[青丘之山]有 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郭璞注：“即九尾狐”。由於青丘國距離殷人祖先王亥的方國不遠，青丘國應當與殷商有密切關係。

根據《山海經·海外東經》，青丘國位於朝陽穀之北（包括東北、西北方位），黑齒國之南（包括東南、西南方位）。

根據《大荒東經》，青丘國位於黑齒國、明星山之間，與白民國和嬴土國相鄰”。

3、黑齒國

《山海經·海外東經》“黑齒國在其北，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郝懿行雲：「黑下當脱齒字。王逸注楚 詞招魂雲：“黑齒，齒牙盡黑。”高誘注淮南墜形訓雲：“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谷上。”是古本有齒字之證。古人地理與現今不同，南為上，北為下（《山海 經》順序為南、西、北、東）。因此“在湯谷上”即在湯谷之南。

《山海經·大荒東經》中“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使四鳥”。帝俊的後裔叫黑齒，黑齒建立的國家叫黑齒國。

黑齒國地望應在贛榆枳汪鎮到嵐山安東衞、虎山鎮一帶。證據如下：

（1）黑齒國為帝俊後裔姜姓之國。

（2）夏商時姜姓紀國故地在日照安東衞到江蘇贛榆之間。

《左傳·隱公元年》（15）孔安國疏引《世族譜》説：“紀，姜姓，侯爵”。《太平寰宇記》卷二十二“海州”條下雲：“紀障城，在縣（海州懷仁縣，今贛榆） 東北七十五里，平地近海，週一裏餘。按《春秋·昭公十九年》：“齊師伐莒”《傳》曰：“莒子奔紀障”即此地也””。贛榆到安東衞的距離恰好是75裏，所以 今安東衞城正是古代紀障城。也有人認為紀障在贛榆縣界。《故城春秋——古城遺址考察》（16）一文説：“《左傳》記載：“魯定公十九年（公元前五二三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杜注：“紀鄣莒邑也，東海贛榆東北有紀城”；《路史禪通記》：“有紀氏，有鄣氏”；《通志》載：“紀， 都紀，遷於劇，注，紀本在東海故贛榆縣紀城是”。“ 光緒《縣誌》載：界牆城,即紀鄣城。“界牆城，縣北六十里，東際海,西連山”，以東際海西連山的方位來測定,嵐山頭東南方向的海中古城遺址即紀鄣城無疑 ”。“《水經注》載：“游水又東北徑贛榆北，又東北徑紀鄣城東北入海”；杜預《左傳》注：“紀、鄣地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故紀鄣城，即此城也”。這些 記載，都説明紀鄣城址在今縣城東北境內”。

但贛榆北60-75裏的地望大約就在贛榆枳汪和嵐山安東衞一帶，二者相去並不甚遠。紀國大約在商末周初由紀障遷都到今壽光南部紀台村，鄣邑（舊都）仍屬紀，春秋時歸屬莒國。

（3）古紀障之紀國的姜姓非炎帝之姜，而是帝俊之姜，土著之姜。

紀國姜姓為炎帝后裔的記載出現較晚，最早見於唐代《元和姓纂》（17）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國為氏》（18）所載，相傳西周初年炎帝的後代受封於紀國 （今山東省壽光縣紀台縣). 春秋時, 紀國被齊國所滅, 其後以國名"紀"為氏。

但有史料證明紀障（古紀國）之姜姓非炎帝之姜，而是帝俊之姜，土著之姜。證據如下：

第一，《山海經》數次提到炎帝及其後裔包括在海岱地區的後裔，但在《海外東經》或《大荒東經》的地域內從未提到炎帝之姜姓。

例如:《北山經>”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衞。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漳水出焉，東流注於河”。《山海經·大荒西經》 “有互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生百互人，是能上下於天”。《海內經》“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訁夭】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 降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海內經》“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 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為侯，鼓、延是始為鍾，為樂風”。《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嬰敍述齊地沿革時説：“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 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左傳》杜注稱：“逄伯陵，殷諸侯，姜姓”。山東濟陽縣劉台子西周墓出土了屬於逢國的青銅器，逢公為伯 陵之後，姜姓。儘管齊地與商周時壽光紀國接壤，歷史上從未有紀國之姜為逢伯陵之姜的記載或傳説。

第二，根據唐代《元和姓纂》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國為氏》西周初年炎帝后代受封於紀國（今山東省壽光縣紀台縣) 的記載，即使有個炎帝的後裔受封的紀國，也只能是壽光的紀國，而不是紀障的紀國（假設有兩個紀國的話）。關於紀國之紀障古城，《故城春秋——古城遺址考 察》一文寫道：“另據國名記載：“炎帝后，姜姓國”，但從史料考證，炎帝之後，周封國不在此地”。

第三，宣兆琦（19）在《從姜炎文化看齊文化的淵源》中寫到：“紀國。殷商時期，有一個紀國，在今山東壽光境內。《左傳·隱公元年》孔安國疏引《世族譜》 説：“紀，姜姓，侯爵。”紀國為姜姓所建，並見於《史記》索隱及《路史》諸書。金文將“紀”寫作“己”。在壽光縣城南20裏處，有舊城遺址，紀侯台遺址 等。己侯鍾便出土於紀侯台下。近年來，在壽光境內出土了一批紀器。據壽光博物館的專家介紹，均為商代末期的器物。由此可知，西周前就有一個姜姓紀國存在，都城和疆域都在今壽光境內”。這説明紀障之紀國更是早於殷商時期。如果紀障之姜為炎帝之姜，就像逢伯陵之姜一樣，《山海經》中應該提及。也有另一種可能， 壽光紀國為炎帝之姜，紀障紀國為帝俊之姜，後來由於歷史的原因二者混為一談。但不論那種可能，紀障之姜肯定不是炎帝之姜。那麼，紀障之姜只能是帝俊之姜。

第四，春秋時代，萊國與莒國尚夷風，用夷禮，因而為齊魯等周王室或其諸侯國所不齒。而紀國與萊國世代為通婚國，説明紀國與莒國一樣，是周王朝所封的土著東夷方國。

第五，宋代《路史》（20）記載少昊後代有：“偃姓國22個，贏姓國57個，李姓國4個，紀姓國6個，蔑姓國2個，還有不知何姓的國9個。總共6姓100個國”。説明少昊之後有紀姓（姜姓，因國而姓）。

第六，從考古學的角度講，炎帝文化屬於仰韶時期的文化，與仰韶時期相當的海岱地區文化是大汶口文化。如果炎帝后裔從黃河中上游遷移到黃河下游的海岱地區， 勢必將仰韶文化帶到海岱地區。考古學證明，由一個族羣和部落因遷移而形成的方國，必然留下該族羣的文化痕跡。因為除了遷移時攜帶的生活用品之外，即使到了 一個新的環境之中，本族羣的文化在他們製造的生活用品上也一定會得到反應。在整個海岱地區，特別是在日照一帶已發現了大量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出土各種器物，但迄今為止並未發現有任何仰韶文化的痕跡。也就是説，海岱地區在龍山文化之前無炎帝之姜。海岱地區即使有炎帝之姜姓古國，也只能是在夏商期間遷 移而來。例如《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的逢伯陵。

第七，許倬雲（21）在《西周史》中列舉了包括紀國在內的眾多西周封國的遷徙，然後寫道：“這些封國均曾遠遷數百里甚至上千裏之外，則隨封君遷移的族羣， 一定是分封的主體。以姬姓與姜姓封國遷移的路線來看，都由河南移往更東方或南方的新領土，為周室建立新的藩屏。在新的地方，這些族羣疊居在原居民的上面， 構成封建的統治階層。《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所謂“因國”，也就是這些分封族羣所君臨的土地。統治的族羣在“因國”集 中居在都邑之中，是即“國人”，而“因國”的原居民，散居在各處的聚落中，是即“野人””。這樣，唐代《元和姓纂》和宋代《通志．氏族略-以國為氏》所載 的相傳西周初年炎帝的後代受封於紀國（今山東省壽光縣紀台縣)的記載就有了合理的解釋。也就是説，古紀障之紀國的前身為黑齒國，帝俊之後姜姓。在殷商時期 姜姓紀國擴展到了壽光一帶。後來周王朝將炎帝后裔作為統治者分封到了紀國，炎帝后裔成了“國人”，帝俊後裔則成了“野人”。因此才有了紀國姜姓，炎帝之後 的説法。

《淮南子·修務訓》（22）提到黑齒國：“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也明確説明黑齒國在華夏的東部。

4、十日國

《海外東經》“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大荒東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載於烏”。

《大荒東經》：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

《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就像帝俊生黑齒一樣，羲和生十日表示羲和的後代建立了十日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

在古人的眼中，太陽的變化是清晨日出時涼爽，爾後温度逐漸升高變得炎熱直至落山，循環往復。古人對太陽在一天之內的温度變化不理解，因此產生了太陽女神羲 和在甘淵中浴日，使其降温的傳説。這表現在《山海經圖》中就是有一女子在甘淵中給太陽洗浴的場景。到了文字《山海經》，就成了“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

根據黑齒國在“湯谷上（南）”，湯谷地望應在黑齒國之北，其地下考古所對應的是日照市的堯王城遺址，這就是所謂的“十日國”，羲和之國。而湯谷就是東夷人祭祀太陽神的聖地。

堯王城遺址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一個相當大的“原始城市”，也是堯王城龍山古國的“都城”。中美聯合考古隊調查後認為，該遺址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當與兩城鎮遺址面積相仿。在這裏首次發現了土坯房建築，特別是奠基石的發現揭開了中國在建築領域舉行奠基儀式的先河。墓葬的葬俗獨具特色，在墓主人 周圍鑲陶片構成方形墓框的現象是非常少見的。該遺址出土的銅渣，表明該地最先邁進了銅石並用的文明時代。

根據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與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組成的聯合考古隊普查結果，堯王城周邊地區為三級聚落分佈。從地理位置上來講，堯王城遺址面（東）向 大海，背（西）靠老牛頭頂，雙山，白雲寺等山系，右（南）是竹子河和大寨山和磴山，左（北）為傅湍河和奎山。十足的帝王之氣和風水寶地。

堯王城墓葬考古表明，墓向均朝向遺址南部的磴山一帶。磴山東北麓有石盆山，石盆山上有眾多關於太陽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傳説（23）。現在仍然有太陽神石、石祖像、太陽神陵、雞呴呴嘍山、老母廟等遺蹟。石盆山中的山谷為秦始皇所命名的望仙澗。根據清人王隕（24）的記載，望仙澗中有老母廟， 祭祀的是女媧和羲和。

在奢比屍國（今江蘇連雲港連雲區到贛榆一帶）之南，有嗟丘和大人國。

《海外東經》“<長差>丘，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柳、甘華。甘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丘，上有樹木。一曰嗟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堯葬東”。

《大荒東經》：“東北（疑為“南”）海中，又有三青馬、三騅、甘華。愛有遺玉、三青鳥、三騅、視肉、甘華、甘柤。百穀所在”。

《大荒東經》：“大荒東南隅有，名皮母地丘”。 該“嗟丘”似為“皮母之丘”。

《海外東經》：“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長差>丘北”。

《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耳”。

嗟丘和大人國的地望大約在江蘇灌雲縣大伊山一帶。該區域的考古文化為大伊山新石器時代石棺葬遺址，該遺址在連雲港市灌雲縣城北一公里處的大伊山東南角山麓 台地的青風嶺上。遺址揭露面積7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時代“石棺墓葬”64座，隨葬文物150餘件。大伊山遺址反映出典型的大汶口等北方文化的類型特 徵，又含有蘇南文化的某些因素，是東夷文化的前沿。

在贛榆之屍國之北，黑齒國（贛榆枳汪鎮到嵐山安東衞虎山鎮）之南，除了青丘國之外，尚有君子國和困民國。

《海外東經》“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屍北”。

《大荒東經》：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

珂案：説文四雲：「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而博物志外國雲：「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

君子國的地望似乎應在連雲區和贛榆青口鎮之間（二者距離60公里）。

該區域的考古文化有如下代表：北青墩廟遺址（含蘇青墩遺址），系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址，位於城頭鎮青墩廟村北，為一大河灣沙灘，面積約15萬平方米。鹽 倉遺址（含廟台子遺址），該遺址位於海頭鎮鹽倉城村，史載為春秋莒國鹽官駐地，漢代在此駐城，為一東西走向的台地，長120米，寬115米，高3米。

《海外東經》“{工蟲}々在其北，各有兩首。一曰在君子國北”。《山海經圖》上有彩虹的虹字，圖像文字應該類似甲骨文的虹字，是 彩虹的圖像，兩端有首（圖示古漢字，熊國英著）。古人根據《山海經圖》著《山海經》時，把彩虹描述為虹虹“各有兩首”，使後人無法知道到底是彩虹呢，還是有兩首的怪物。就連司馬遷也説“餘不敢言之也”。

《海外東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工蟲}々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

朝陽之谷位於君子國和黑齒國之間。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又“逮於海隅，遂登之果，昭臨朝陽”，此朝陽或許彼朝陽也。

《大荒東經》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

《海外東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大荒東經》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潛出，為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帝舜生戲，戲生搖民。

據此，王亥的困民國應該是豎亥的方國。遠古時期人們的地理順序是南、西、北、東，也就是説，《山海經圖》與今天的地圖恰恰相反，即上南下北，左西右東。根 據“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推測，困民國當在青丘國之西，正是臨沂地區。臨沂是龍山時期堯王城類型的另一箇中心區，也是殷人先祖聚居的地方。

在夏代400餘年中，除與有扈氏甘之戰發生在今陝西省關中外，其餘未見與西方部落及方國戰爭的記錄。與此相對照，夏與東方的鬥爭劇烈得多。夏啓殺後益自立為後（王），傳至太康，即發生了有窮氏后羿“代夏政”的大變革，接着寒浞代羿，前後40年，少康復國。一直到少康兒子後杼才消滅有窮氏，使夏朝得以鞏固。自後啓至後杼約半個世紀與東夷鬥爭，主要是在今山東北部以及河南東北部與河北南部，今山東與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區展開。後杼以下，對東方各部落與方國的征伐及交往，已轉移到泰山以東以南地區，所見“九夷”名稱及其分佈已在“東夷的分佈”中敍述。到了夏代晚葉，與九夷的關係似有所改善，帝發元年，出現了“諸夷賓於王門，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從《竹書紀年》所敍前後聯繫看，當主要是東方之夷。關於夏代滅亡，古籍記述夏桀在鳴條之戰失敗以後，奔於南巢，通常以為即到了東夷的地區，今安徽巢縣一帶，可姑備一説；勾踐越國也宣稱越為禹後，大概是與諸夏認同的一種表現。這些都可置疑，有待證實。夏人在夏代及夏朝滅亡以後有一部分東徙，移居於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灣一帶，卻在考古學上有若干證據。有一部分夏人東漸而化於東夷和百越，當是事實。

東夷與商朝也兵戎相見，而且有的記錄説明商對東夷的征伐時間延續較長，規模也較大，遠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為虐東夷”，“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商紂與東夷大規模的戰爭，使中原和東南一帶的交通得到開發，中部和東南部的關係密切了。中原地區的文化逐漸傳播到了東南地區，使當地人民利用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發展了生產。但是，此役耗竭了商朝國力，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紂克東夷而殞其身”，商朝亡國。

兩週與東夷的關係，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周初葉武王至康王時期；週中葉穆王至孝王時期；週末葉夷王至平王東遷以前。

大約在公元前11世紀初葉，周武王聯合800諸侯及西土各族，經牧野一仗，商紂滅亡。仍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為“三監”，各據商中心地區的一部以監視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佈置，周武王回到鎬京，仍“自夜不寐”，因為商遺裔和東夷的勢力仍很強大。武王滅商以後兩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輔其子成王，而“三監”心懷不滿，武庚乘機與東夷之大國奄、薄姑等聯合起兵反周。周公於是大舉東征。關於這次東征的對象除商遺裔之外，成王時鑄造的雪鼎，盥鼎銘文都記載的是征伐“東屍”（夷）、“東或”（國）。奄在今山東曲阜縣舊城東，這是少昊集團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東博興縣東南。兩國都淵源於少昊集團，是商代方國，西周初是東夷勢力最大的兩國。據《史記》記載，周武王曾封太公望於營丘，國號齊，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區；封周公於奄，國號魯，正是奄的中心地區。當薄姑與奄起兵反周時，追隨者還有許多其它東夷方國與部落，《孟子·滕文公》説：“周公相武王，誅紂、代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這五十國大多當在今山東境，此外還有淮夷，分佈在淮水地區。根據各種古籍的記載，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經過三年戰爭才殺了武庚，放逐蔡叔，佔領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東征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以後，齊大公在營丘立國之初，“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夷也”。經過劇烈的戰鬥，齊才得以立國，而且直到春秋，有時萊夷也與齊發生戰爭。周公之子伯禽就封於成，“淮夷，徐戎並興”，使得魯“東郊不開”。《尚書·費誓》説：“公曰：‘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孔《傳》説，這是宣告“今往徵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眾準備好武器，糧草，振作士氣，勇往直前，不然“汝則有常刑！”經過戰爭，魯雖然得以立國，成王親政以後，“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如此大規模徵集軍隊，在取得勝利以後，又是大規模賞賜，熔金鑄器為銘慶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見成王此次征伐東夷，影響之大。經過了這樣幾次反覆，今山東境內的東夷不再成為周的勁敵，周的統治鞏固了，東夷地區已經安定，出現了成康時40餘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到周穆王（約為前976—前922）時，東夷勢力的中心轉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稱東夷，《逸周書·作雒解》説：“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這裏“熊”為“嬴”之訛，而“盈”與“嬴”同音通假字。可見成王東征之徐戎為東夷。到穆王時，徐已自稱王：“徐偃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後來穆王與楚國夾擊徐，徐偃王被殺。《都城記》説：“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西巡，聞徐君威德日遠，遣楚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從之者數萬”。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記述頗多歧異，大約西周中葉淮夷以徐為最強，經周穆王與楚夾擊而受到嚴重打擊近於歷史事實。直到春秋時，徐仍不失為淮夷羣舒當中的煢煢大國。徐偃王“行仁義”，深得東夷之眾，可見其文明水準較高，至今傳世的（徐）王器及國器的青銅鑄造技術與銘文都比較成熟，接近中原諸侯水平，雖為春秋時器，也説明徐的文明發達淵源有自，且傳之久遠。

到西周晚葉，東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東省境內的東夷反而追隨於淮夷之後。此時古籍記載仍稱淮夷，而金文稱之為南淮夷，周夷王時，《禹鼎》銘文噩（鄂）侯馭方叛周，“率南淮屍（夷）、東屍，廣伐南或（國），東或”，不僅危及周南境與東境的諸侯，也威脅周的東都雒邑。周動員了西六師、殷八師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時器《兮甲盤》：“王令甲政辭（司）成周四方（資），至於南淮屍（夷）。淮屍（夷）舊我（帛）（賄）人……”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兮甲即銘文後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詩·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敗獫狁之後，周宣王即派他徵收淮夷的貢物，《詩·大雅。江漢》説：“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詩序》説：“《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見與《兮甲盤》所記為同一事件。據統計，西周晚葉金文中南夷凡三見，南淮夷凡六見，而淮夷僅一見。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轉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勢力往淮河中上游發展，威脅了周的南國江漢諸姬及蔣、蔡等諸侯對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與南淮並見，應是指荊楚而言。西周晚葉，王室衰微，諸侯日強，南方的楚、東南的淮夷成為周室的威脅。

秦以後的東夷的概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轉來指向非華夏的域外文明，夷本為商代方國名，夷字也不是從大從弓，夷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是一個以席地跪坐的人的形象，可見夷國人已經有古中國漢族人及其先民固有的一些標誌文化習俗。此國商代屢遭打擊，直到商朝末年仍被征討。大略周時此國已亡，遺民潰散，散佈於今天的山東、江蘇、安徽境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