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夏

東夏開國君王蒲鮮萬奴本是金國將領，其姓名有蒲暱 ^[5]  、蒲鮮太師 ^[3]  、招討也奴、蕭萬奴、萬肅奴、萬家奴等異稱。《金史》也記作完顏萬奴，“完顏”可能是金國完顏氏皇帝對其的賜姓。有學者認為其出身於女真五國部之一的“蒲暱部”（“蒲聶部”、“盆奴裏部”） ^[4]  。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宋朝開禧北伐時，蒲鮮萬奴曾以尚廄局使之職充當金國右翼都統完顏賽不的副統與宋軍交戰，擊退宋軍主力皇甫斌所部步騎數萬 ^[6]  。

金廢帝完顏永濟統治時，成吉思汗統一韃靼各部、建立大蒙古國並進攻金國邊塞，遼東的契丹部族也開始反抗女真貴族的統治。宋寧宗嘉定四年（1211年，金廢帝完顏永濟大安三年），金國在野狐嶺之戰中被大蒙古國擊敗。同年，契丹貴族耶律留哥在遼東起兵，與蒙古聯手反抗金廢帝完顏永濟統治，契丹部族人民羣起響應 ^[57]  。

嘉定六年（1213年，金廢帝至寧元年）春季，金國派遣曾參與過野狐嶺之戰的元帥右監軍完顏胡沙（完顏承裕）、鹹平路招討使蒲鮮萬奴率領大軍鎮壓契丹貴族耶律留哥，結果在迪吉腦兒（遼寧省昌圖附近）被契丹兵以及蒙古援兵擊敗。從此，契丹貴族耶律留哥勢力越發強盛，自稱遼王（史稱東遼），佔據廣寧府並在此定都。金廢帝完顏永濟手下官員知廣寧府温迪罕青狗退守益州，其妻兒則都在廣寧被俘 ^[57]  。

當年十月，金廢帝完顏永濟因內亂被殺，金宣宗完顏珣即位。嘉定七年（1214年，金宣宗貞祐二年）春天，金國國都燕京遭到蒙古大舉進攻，遼東也在契丹進攻下吃緊。大約此時，金宣宗命令完顏承充任遼東宣撫使、掌管整個遼東的軍政，並以蒲鮮萬奴為鹹平路宣撫使，令其鎮守遼東鹹平府（遼寧開原）、抵抗契丹。金宣宗朝廷又派遣官員温迪罕青狗去勸降契丹耶律留哥，結果温迪罕青狗反被契丹策反、歸降契丹。大約從這時起，金宣宗便越來越看重領兵抵抗契丹的蒲鮮萬奴，讓其改姓國姓完顏氏 ^[28]  。

嘉定七年（1214年）五月，金宣宗為了躲避蒙古進攻，向南遷都開封。在蒙古、契丹進攻下，由於陸路交通斷絕，遼東對於金國而言逐漸成了孤懸海外的一隅飛地，處境越發危難。秋季，蒙古成吉思汗派遣大將摩睺羅國王（即木華黎）統帥各路軍馬征伐遼西，想攻打金宣宗手下北京留守奧屯襄鎮守的北京路大定府。與此同時，在遼東，契丹首領耶律留哥企圖進攻鹹平路，蒲與路也有部族起事反抗金宣宗朝廷。掌管整個遼東的遼東宣撫使完顏承充派遣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完顏鐵哥鎮壓蒲與路的叛亂，鹹平宣撫使蒲鮮萬奴則征討契丹首領耶律留哥。結果，蒲鮮萬奴被契丹在歸仁縣以北的細河上擊敗，其手下的安東同知阿憐投降契丹，鹹平被契丹佔領，契丹“盡有遼東諸州，定都鹹平，號為中京”。蒲鮮萬奴退守東京路遼陽府，“移於阿必忽蘭” ^{[15]  [25]  [41]}  。東京遼陽府城此前曾被蒙古軍於嘉定四年（1211年）、嘉定六年（1213）先後攻佔兩三次 ^[40]  ，蒲鮮萬奴的處境十分艱難。

恰逢此時，遼東宣撫使完顏承充被金宣宗免職，轉而到上京路會寧府充任“上京行省”職務，以鹹平宣撫使蒲鮮萬奴代替完顏承充為遼東宣撫使，成為整個遼東的軍政長官。此前，為了在遼東增強自己的兵力，蒲鮮萬奴曾要求駐守泰州的大將完顏鐵哥把所部大批人馬、人口調給自己，完顏鐵哥不肯。如今，蒲鮮萬奴新官上任，當年冬天，就專斷地殺死了不聽自己安排的完顏鐵哥 ^[35]  。

嘉定七年（1214年）冬季，蒙古主帥摩睺羅國王進兵遼西，金國在遼西的統治岌岌可危。大敵當前，鎮守遼西的金國北京留守奧屯襄、宣差蒲察五斤卻與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有了嫌隙，上表金宣宗説“萬奴有異志”。金宣宗力勸三人和好 ^[35]  。然而，遭到猜忌的蒲鮮萬奴卻由於自己在遼東屢戰屢敗，生怕金宣宗懲治自己，又知道金國朝廷已經對遼東亂局鞭長莫及，於是有了擁兵割據遼東的念頭 ^[7]  。

嘉定八年（1215年）春，蒙古攻佔遼西的北京路大定府、興中府，金國北京留守奧屯襄也於此前被殺。與此同時，蒲鮮萬奴在遼東的東京路遼陽府一帶起兵割據，“據有鹹平、東京、沈、澄諸州，及猛安謀克人亦多從之者”。而金宣宗朝廷仍在三月派人去命令蒲鮮萬奴，幻想調動他“選精鋭屯瀋州、廣寧，以俟進止” ^[28]  。

兵變割據後，蒲鮮萬奴便在春夏之間接連進攻效忠金宣宗的婆速路、上京會寧府等地，以便在蒙古、契丹進攻下獲得較多的迂迴餘地。起初，蒲鮮萬奴進軍較為順利，其子蒲鮮帖哥一度擒殺金國同知上京留守事温迪罕老兒。但很快，他便受到了金國婆速路兵馬都總管紇石烈桓端等人的阻擊。大約此時，金宣宗手下將領蒲察五斤也充任權遼東路宣撫使，對抗蒲鮮萬奴。九月，蒲鮮萬奴的九千人馬在婆速路潰敗，手下奄吉斡、都麻渾、賓哥、出台、答愛、顏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鄰等十一個猛安投降金國將領紇石烈桓端，紇石烈桓端反攻蒲鮮萬奴 ^[35]  。

蒲鮮萬奴兵變時，蒙古正忙於鎮壓錦州土豪張致在遼西的起事，無暇趁亂直取遼東蒲鮮萬奴的地盤。與蒙古結盟的契丹首領耶律留哥卻趁機攻打蒲鮮萬奴，攻破其佔據的東京路遼陽府，蒲鮮萬奴之妻李仙娥也被契丹貴族可特哥強娶。起初，蒲鮮萬奴曾想放棄鹹平路，向東打穿效忠金宣宗的婆速路、上京會寧府，遷居長白山一帶的曷懶路，手下的鹹平路宣撫司經歷官梁持勝卻竭力勸阻。至此，蒲鮮萬奴大怒，對梁持勝“杖之八十” ^[12]  ，梁持勝叛逃到金宣宗手下官員完顏承充、太平等人鎮守的上京會寧府。大約此時，金宣宗派遣鎮守黃龍府故地的知隆安府事蒲察移剌都充任遼東、上京等路宣撫使兼左副元帥、尚書右丞，出兵打攻契丹，人馬號稱十萬，被擊退，與契丹僵持。契丹貴族之間此時在初步取勝後也互相猜忌，無法繼續攻打蒲鮮萬奴，蒲鮮萬奴暫時得到了喘息之機 ^[65]  。

蒲鮮萬奴由於連遭挫折，企圖樹立起建國稱王的新旗號，誘發遼東本地勢力投靠自己。於是，他於嘉定八年（1215年）秋冬之際“僭稱天王，國號大真，改元天泰” ^{[25]  [4]}  ，“率眾保東海（“東海”或許是“遼海”的別稱）” ^[14]  ，謀求女真復興。十月，金宣宗朝廷得知了蒲鮮萬奴割據遼東稱王的消息，開始稱其為“遼東賊蒲鮮萬奴” ^[28]  。而宋朝也聽説了蒲鮮萬奴的事蹟，謠傳他叫蕭萬奴，認為他“本遼人”，“乘女真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 ^[27]  。

與此同時，契丹首領耶律留哥與部下貴族耶廝不（耶律廝不）、可特哥、金山王子（耶律金山）等人有了嚴重分歧，潛逃蒙古，金宣宗的遼東宣撫司官員蒲察移剌都、蒲察五斤等人又乘勢擊破契丹、向金宣宗“報敗留哥之捷”。或許是在此時，蒲鮮萬奴的大真國逐漸趁亂“以兵北取鹹平” ^[8]  ‚ 其勢力逐漸重新進入鹹平路、東京路 ^[9]  。由於金宣宗的遼東宣撫司官員與蒲鮮萬奴的大真國一同在遼東擠壓契丹勢力，外加蒙古與契丹交惡，嘉定九年（1216年，大真國天泰二年），契丹貴族們已離開鹹平路、東京路，轉而向南定都澄州（今遼寧海城一帶），契丹元帥温迪罕青狗也帶兵叛變、投靠金宣宗朝廷 ^[10]  。

由於蒲鮮萬奴的大真國尚屬草創，處境艱難，被蒙古、金宣宗朝廷、高麗三大勢力圍困。遼東南方和東方的金宣宗手下官員成為它最近的敵人，遭受最緊迫的威脅。嘉定九年（1216年）夏秋之際，蒲鮮萬奴的大真國重新盤踞鹹平路、東京路後，企圖攻打效忠金宣宗的上京會寧府，結果遭到鎮守黃龍府故地的金國將領擊潰 ^[11]  。

當年秋天，蒙古在遼西擊滅錦州土豪張致建立的臨海國，並擊破不服從蒙古統治的遼東契丹貴族金山王子等人。蒙古大軍又攻拔金國的蘇州（今遼寧金州）、復州（今遼寧瓦房店西）、海州（今遼寧海城），斬殺金國蓋州守將完顏眾家奴，逼近蒲鮮萬奴大真國所盤踞的鹹平路、東京遼陽府。蒲鮮萬奴知道蒙古兵鋒正鋭，於十月率領大真國投降蒙古，派其子蒲鮮帖哥到蒙古“入侍”。蒙古稱其為“鹹平宣撫薄鮮” ^{[64]  [66]}  。

嘉定九年（1216年，大真國天泰二年），蒲鮮萬奴的大真國投降蒙古後，通過麻痹蒙古，使之鬆懈了對自己的防範，卻不甘心受制於人。不久，在遼東的蒙古主帥摩睺羅國王轉向南伐、進圖中原之際，蒲鮮萬奴再次背叛蒙古，自稱“東夏王” ^[15]  ，從這個時候起，蒙古人士開始稱蒲鮮萬奴的國家為“東夏”或者“女真國” ^[37]  ，而金宣宗手下官員及高麗等部族則稱蒲鮮萬奴的一些人馬為“女真黃旗子軍”“女真叛賊黃旗子軍” ^{[63]  [16]}  。

背叛蒙古後，蒲鮮萬奴打算放棄鹹平路、東京路，率領號稱“十餘萬”的人馬“遁入海島”，“率眾保東海” ^[13]  ，向東遷往長白山一帶曷懶路。但是，想到達曷懶路，必須從效忠金宣宗的婆速路、上京會寧府打通道路。蒲鮮萬奴便舉兵東進婆速路、上京會寧府。

得知蒲鮮萬奴的東夏國東進，金宣宗手下官員完顏阿里不孫等人生怕蒲鮮萬奴會與此時正在入侵高麗的契丹貴族金山王子等人聯手。嘉定十年（1217年，東夏國天泰三年，金宣宗興定元年）初春，完顏阿里不孫等人治下的來遠城移牒高麗寧德城説：“叛賊萬奴本與契丹同心，若並軍往侵貴邦其患不小……苟犯貴邦宜急報之，我即出軍掩擊。”高麗寧德城回牒：“請預設兵馬遮阻萬奴、使不至於弊邑，弊邑亦堤防丹兵、無使至於上國。”然而，這個時候，金宣宗的權遼東路宣撫使蒲察五斤駐軍肇州，尚書右丞、上京宣撫使蒲察移剌都駐軍黃龍府，權參知政事、遼東路行省完顏阿里不孫駐軍婆速路，都不可能阻擋蒲鮮萬奴的東夏國。蒲察移剌都又一向與蒲察五斤爭權，蒲察五斤索性藉着向金宣宗述職的機會離開遼東，逃往開封，留下一心只想投降的部將江山代替自己把守肇州。在這種局面下，蒲鮮萬奴開始了東進 ^[65]  。

很快，蒲鮮萬奴東夏國的大軍兵臨效忠金宣宗的上京會寧府。上京會寧府是金太祖阿骨打的龍興之地，此時由金宣宗的上京元帥完顏承充、上京行省太平鎮守。其中，太平早已暗中與蒲鮮萬奴勾連，至此便突然背叛金國朝廷，在上京會寧府“焚燬上京宗廟，執上京元帥完顏承充，奪其軍”，以響應蒲鮮萬奴。太平手下的左右司員外郎梁持勝與提控鹹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户韓公恕打算暗殺太平，重新擁立上京元帥完顏承充抵抗蒲鮮萬奴，可卻因事情敗露而均遭太平處決 ^[68]  。蒲鮮萬奴的東夏國由此佔領上京路。完顏承充的兩個兒子完顏女胡、完顏蒲速乃南逃開封 ^[67]  。蒲鮮萬奴又進攻黃龍府故地，金宣宗的遼東、上京等路宣撫使兼左副元帥蒲察移剌都棄城逃往開封 ^[65]  。

四月，蒲鮮萬奴的東夏國打入效忠金宣宗的婆速路，遣兵攻破靠近高麗國邊界的大夫營 ^[17]  。金國元帥在夜裏在婆速路被蒲鮮萬奴的東夏國“黃旗子軍”擊潰，帶着九十多人渡鴨綠江逃入高麗義州（高麗稱其人為“於哥下”） ^{[16]  [63]}  。高麗害怕東夏國入侵，給東夏國送去八萬石糧食犒軍 ^[18]  。

也就是在這個月，金宣宗在開封從前來述職的官員蒲察五斤那裏獲悉了遼東的危局，急忙任命駐軍婆速路的官員完顏阿里不孫為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於婆速路”；又任命蒲察五斤為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於上京”。六月，金宣宗為了殺一儆百，下詔“捕治遼東受偽署官家屬”，遼東按察使高禮的妻兒就因此被金國朝廷抓捕並遭到處決 ^[26]  。然而一切已經太遲。此時在遼東，僅剩下完顏阿里不孫駐軍的婆速一路還在效忠金宣宗，暫時艱撐危局而已。

蒲鮮萬奴的東夏國就此打通了去往長白山一帶曷懶路的道路，他的勢力進入了東方廣袤的曷懶路、速頻路（今綏芬河中下游，即渤海國率賓府，後改稱恤品路）、胡裏改路（今牡丹江一帶），在那裏建立起自己的統治。

蒲鮮萬奴的東夏國佔領上京路會寧府後，憑藉各地女真首領的支持，統治了東方廣袤的曷懶路、速頻路（即渤海國率賓府，後改稱恤品路）、胡裏改路。但在那些地方，他也遭到了某些女真首領的抵抗。比如，胡裏改路女真首領猛安夾谷蒲帶的母親完顏阿魯真，是金宣宗的上京元帥完顏承充之女。蒲鮮萬奴佔領上京路、俘獲元帥完顏承充後，派人去胡裏改路勸降各部女真首領，完顏阿魯真母子率領一千餘人守衞本部城寨，拼死抵抗。但由於當地多數女真首領支持蒲鮮萬奴，完顏阿魯真母子並沒能動搖蒲鮮萬奴的統治 ^[36]  。

蒲鮮萬奴東遷後，在胡裏改確路定了自己東夏國的“北京”（後來胡裏改路改稱開元路），又在曷懶路確定了東夏國的“南京”（大概就是渤海國的南京南海府故地） ^[4]  。蒲鮮萬奴任用名士王賢佐（王澮）為相，打理朝政 ^[37]  。

由於蒙古正用兵西夏，又與金國朝廷力爭中原，均無暇分兵遼東，這為蒲鮮萬奴東夏國的壯大贏得了時機。蒲鮮萬奴只用短短几年就據有了曷懶路、速頻路和胡裏改路地區，最盛時達到南起西逾大嶺、中經定平、東止都連浦的朝鮮古長城東段，北至當代黑龍江巴彥、依蘭以北至黑龍江下游，西起今吉林中部偏西至黑龍江南部當中一帶（包括上京會寧府在內）。

蒲鮮萬奴的東夏國東遷之後，遼東只剩婆速一路還在效忠金宣宗朝廷。金國婆速路守將完顏阿里不孫軍糧短缺，常向高麗借糧，“貸糧高麗不應，輒以兵掠其境”。嘉定十年（1217年，東夏國天泰三年）秋天，完顏阿里不孫又派部將伯德胡土率眾征伐高麗，而伯德胡土一向與完顏阿里不孫有仇，藉機兵變，“以兵戕殺阿里不孫”。伯德胡土割據婆速路一段時間後，金宣宗派來的上京留守蒲察五斤又派遣部下殺死了伯德胡土 ^[35]  。其間，婆速路陷入混亂。蒲鮮萬奴東夏國的“女真黃旗子軍”趁亂進兵婆速府。由於契丹貴族金山王子、耶律統古與、耶律喊舍等人正在攻打高麗，蒲鮮萬奴的“黃旗子軍”也趁機與之呼應，從婆速路攻入高麗。九月，蒲鮮萬奴的“女真黃旗子軍”自婆速府渡鴨綠江，屯駐在高麗古義州城。十月，“黃旗子軍”屯兵高麗的麟州、龍州、靜州境內, 高麗將領趙衝迎戰，“斬獲五百一十餘級”。兩軍又在麟州的暗林平交戰, “黃旗子軍”被高麗將領趙衝大敗，被殺被俘和溺死江中者“不可勝數”，剩餘三百騎兵只得退出高麗 ^[39]  。

金宣宗此時對穩定遼東、甚至對爭取蒲鮮萬奴還抱有幻想。十二月，金宣宗任命元帥左監軍蒲察五斤“進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充遼東行省”。嘉定十一年（1218年，東夏國天泰四年）三月，金宣宗又下令“曲赦遼東等路”，並任命户部尚書夾谷必蘭為翰林學士承旨、權參知政事，“行省於遼東”。金宣宗又派遣侍御史完顏素蘭、近侍局副使訛可一同從海路趕赴遼東的鐵山，“察訪叛賊萬奴事體”，弄清楚蒲鮮萬奴究竟是不是真的與金國朝廷徹底一刀兩斷了，並叮囑説：“萬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當得其詳。”同時，他又聽從侍御史完顏素蘭建議，打算要求高麗與自己派駐遼東的官員“互市”“貸糧”，以便為穩定遼東局勢做最後一把努力。完顏素蘭、訛可經過三個月的體訪消息，“審萬奴果叛”，回朝報告金宣宗。新任遼東行省夾谷必蘭、典客署書表劉丙則拿着金宣宗的詔書，準備“開諭高麗貸糧、開市二事” ^[23]  。

由於蒲鮮萬奴的“黃旗子軍”曾襲擾高麗，高麗便決定幫助金宣宗朝廷抗擊“黃旗子軍”。六月，“黃旗子軍”將軍賈裕兵臨高麗，率少許人馬屯駐在大夫營，請求和高麗的北界分道將軍丁公壽見面談判，高麗在鴨江賓館誘捕賈裕等七人，又殺死其麾下二十餘人。金國遼東行省官員（高麗稱此人為“於哥下”）為此親自向高麗將領丁公壽致謝，宣稱“欲結和親”，同時借糧借馬，高麗送給金國遼東行省官員三百斛米 ^[29]  。冬季，金國遼東行省夾谷必蘭聽説“高麗復有奉表朝貢之意”，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金宣宗 ^[23]  。

嘉定十一年（1218年，東夏國天泰四年）冬季，由於蒙古成吉思汗的勢力重新向遼東開拓，蒲鮮萬奴的東夏國決定與蒙古結盟。此時不服從蒙古統治的契丹貴族喊舍率軍在高麗境內輾轉侵擾、威脅王都，蒙古元帥河稱、副元帥札臘（一作“哈真”或“合臣”、“札剌”）由親蒙的契丹首領耶律留哥引路，率兵一萬，打算攻入高麗、剿滅喊舍。蒲鮮萬奴的東夏國派遣元帥完顏子淵（又稱“東夏國元帥胡土”）率兩萬大軍與蒙古會師，號稱十萬，對高麗聲言要幫助高麗“討丹賊”。十二月，蒙古、東夏大軍殺入高麗，很快攻破契丹貴族喊舍盤踞的和州（今朝鮮永興）、猛州（今朝鮮孟州嶺東）、順州（今朝鮮可倉附近）、德州（今朝鮮德川）四城，兵鋒直指喊舍的老巢江東城。

嘉定十二年（1219年，東夏國天泰五年）初春，高麗將領趙衝、金就礪帶兵號稱四十萬，與蒙古、東夏合兵在高麗江東城圍困契丹貴族喊舍，喊舍自殺。高麗從此背離金宣宗朝廷，倒向蒙古，與東夏國交好，答應向兩國呈獻歲貢，還約定兩國遣使至高麗受納貢物，與金宣宗朝廷“不復通問矣”。從這時候起，高麗不再稱蒲鮮萬奴東夏國為“女真叛賊黃旗子軍”，而是稱之為“東夏國”。但由於受到“小天朝”意識支配，高麗、朝鮮史官不願意將蒲鮮萬奴的國號稱為“東夏”，所以在史書中往往沿用了其較早時的國號，稱之為“東真萬奴”、“東真國”；蒲鮮萬奴東夏國的名聲此時也傳到了宋朝，被宋朝稱為“遼東萬奴”、“女真大真國” ^[25]  。在結好時，蒙軍元帥河稱曾一度對高麗將領金就礪等人説：“果與我結好，當先遙禮蒙古皇帝，次則禮萬奴皇帝。”但由於高麗將領輕視東夏國、只肯遙禮成吉思汗而作罷 ^[19]  。二月，蒙古元帥河稱等人從高麗退兵，把東夏國的官人及隨從四十一人留在了高麗的義州，囑咐説：“爾等習高麗語，以待吾復來。”從這一年起，直到嘉定十六年（1223年，東夏國天泰九年），東夏國每年都會派人前往高麗國，用意大多是收取高麗國的貢物（其中前幾年前往出使的懷遠大將軍紇石烈等人都是跟隨蒙古使者同去的，沒有跟隨蒙古使者、單獨前往高麗的只有1223年的佋信阿典渾垣等人）。而蒙古派往高麗督催貢物的使臣也均取道東夏國境，與東夏的使臣常來往同行，親如一家 ^[4]  。

蒲鮮萬奴的東夏國與蒙古結盟後，遼東地方的親金人士越來越無力與金國朝廷來往。到六月時，金宣宗就已經不得不“詔付遼東等處行省金銀符及空名宣敕，聽便宜處置”了 ^[23]  。

嘉定十二年（1219年，東夏國天泰五年），蒙古成吉思汗西征西域，由皇太弟嫋聖大王忒沒哥窩真（鐵木哥斡赤斤）監國。嘉定十四年（1221年，東夏國天泰七年），蒲鮮萬奴的東夏國派遣使節跋涉萬里前往成吉思汗西征駐蹕之地朝覲。夏秋之交，東夏使者覲見成吉思汗於西域 ^[21]  。耶律楚材在西域亦列河（伊犁河）與吹沒輦（碎葉水）之間賦詩：“新朝威德感人深，渴望雲霓四海心。東夏再降烽火滅，西門一戰塞煙塵。顒觀頒朔施仁政，竚待更元布好音。好放湛然雲水去，廟堂英俊正如林。” ^[20] 

蒲鮮萬奴的東夏國依附蒙古後，蒙古派遣大臣耶律阿海的兒子耶律捏兒哥來到遼東，“佩虎符為右丞，行省遼東”，監管蒲鮮萬奴。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春季，蒙古主帥摩睺羅國王死於山西。大約此時，蒲鮮萬奴決定與蒙古決裂，於下半年殺死蒙古官員耶律捏兒哥全家 ^{[20]  [22]}  。兩家關係的破裂，蒲鮮萬奴由於錯誤地估計形勢應負主要責任，但是蒙古皇太弟忒沒哥窩真（鐵木哥斡赤斤）的貪暴不仁，對蒲鮮萬奴的東夏國肆意索貢，也是緣由之一。嘉定十七年（1224年）正月，蒲鮮萬奴的東夏國派人帶着兩道文牒前往高麗，一道文牒聲稱：“蒙古成吉思師老絕域，不知所存。訛赤忻（鐵木哥斡赤斤）貪暴不仁，已絕舊好。”另一道文牒要求：“本國於青州（今朝鮮北青）、貴國於定州（今朝鮮定平）各自榷場，依前買賣。”蒲鮮萬奴這是意欲比照完顏氏皇帝時的制度，與高麗設置榷場進行貿易，以期獲得糧食財物。三月，東夏國使又來到高麗。但高麗對東夏國的要求並不熱心應答，東夏國與高麗也從此交惡 ^[4]  。

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蒙古與高麗之間發生一場外交迷案——著古與遇害案，兩國從此絕交。由於高麗國失去了蒙古庇護，蒲鮮萬奴的東夏國決定攻打高麗，逼迫其倒向自己 ^[4]  。

蒲鮮萬奴的東夏國出兵前，六月份，東夏國人周漢叛逃到高麗國瑞昌鎮，高麗國王王㬚以周漢懂得女真小字文書為由，將其召到國都讓他傳授“小字之學”。八月份，東夏國發兵百多人，攻打高麗的朔州。但高麗卻並未就範 ^[4]  。

正當蒲鮮萬奴想要繼續出兵逼迫高麗就範時，寶慶二年（1226年）夏季，金哀宗想要趁機攻打蒲鮮萬奴的東夏國，派人詔諭高麗及自己的婆速路守將遼東行省温迪罕葛不靄，讓他們“討萬奴”，並聲稱會“赦脅從者” ^[69]  ；與此同時，蒙古已經派遣權皇帝撒裏打火裏赤（撒禮塔）攻打金哀宗的婆速路守將温迪罕葛不靄，進兵蓋州、宣城等地。蒲鮮萬奴的東夏國周邊，形勢變得緊張複雜。蒲鮮萬奴不得不暫時放棄了對高麗的脅迫，考量其周邊的防禦事務 ^[24]  。

寶慶三年（1227年），蒙古已經在遼東婆速路一帶大破金哀宗的平章政事温迪罕葛不靄 ^[24]  。蒙古攻克蓋州、宣城等十餘城之後不久，温迪罕葛不靄“走死”。蒲鮮萬奴的東夏國感覺到危險日益逼近，決定儘快收服高麗。當年秋季，東夏國攻打高麗的定州、長州，高麗國王王㬚與權臣崔瑀派遣右軍兵馬使、上將軍趙廉卿、知兵馬事、大將軍金升俊、中軍兵馬使、樞密院使丁公壽、知兵馬事金良鏡、後軍兵馬使上將軍丁純祐、知兵馬事、大將軍金之成率三軍抵禦。十月，東夏國屯兵高麗的宜州，高麗大軍從安邊府前往抵抗，東夏國出兵挑戰，大敗高麗軍。只有高麗郎將金利生率領高麗北界兵馬在和州城固守，才保全了城池。

宋理宗紹定元年（1228年）夏季，為了打服高麗，蒲鮮萬奴的東夏國再次侵犯高麗邊境。與此同時，東夏國的矛克王奴卑、司歷高鄰幹、闌哥叛逃高麗。秋季，東夏國兵馬一千多人屯兵於高麗東北面的長平鎮，不久撤兵。高麗國君臣十分害怕東夏國，國王為此大做法事，國王“親設仁王道場於宣慶殿以禳狄兵”，還下詔向國內官員徵求禦敵對策説：“東真潛據近地，數寇邊鄙，出軍追討，即輒遁去，迨軍之還，復入窺窬，制御之術安在？書曰‘謀及卿士’，宜爾文武四品、台省六品以上各以長策條上。” ^[4] 

此時，不僅金哀宗手下的遼東將領温迪罕葛不靄等人已經徹底被蒙古擊滅，其部下也紛紛敗亡、投降。蒲鮮萬奴的東夏國見周邊局勢越發緊張，忙於紹定二年（1229年）春季派人到高麗鹹州議和，要求“和親”，高麗派遣式目錄事盧演去議和。夏季，高麗使者盧演與東夏國約和，“怯懦不與約束”，沒有完成議和就逃跑了。高麗派遣前巨濟縣令陳龍甲為長平鎮將，與東夏國議和。這時，東夏國攻打高麗和州，大肆擄掠，經過高麗議和使者陳龍甲派人勸説才把搶來的大批牛馬人口放掉。六月，高麗國東北面兵馬使崔宗梓派遣部下鋭爵等人前往東夏國探聽消息，鋭爵想促成兩國的議和，對東夏國聲稱高麗願意接受東夏國的“和親”要求。東夏國留下鋭爵，派遣跟隨鋭爵的一個差人回高麗要求訂立和約，高麗卻猶豫着不答覆，東夏國處死鋭爵，崔宗梓也被高麗罷官。秋季，由於遼東的温迪罕不服從東夏國、逃亡高麗，東夏國派人追殺温迪罕，順便派四十人以此為託詞到高麗和州窺探。東夏國的屢屢入侵，使得掌握高麗實權的權臣崔瑀也不得不在家裏召集宰樞兩府、商討抵抗東夏國的對策了。 ^[4] 

紹定四年（1231年）秋季，蒙古元帥權皇帝撒裏打火裏赤大舉攻打高麗，對高麗聲稱：“汝國若不下，我終不返。降，則當向東真去矣。”打算先取高麗，再攻東夏。蒲鮮萬奴的東夏國趁亂攻打高麗東界的和州，俘虜了高麗的宣德都領後退兵 ^[4]  。之後東夏國又逐漸與高麗商量聯手對抗蒙古的事情。紹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元帥撒裏打火裏赤在攻打高麗時中箭而死，高麗國修書東夏國，熱切地響應東夏國的連和策略，並請求東夏國幫助偵察蒙古的動向 ^[30]  。同時，在元太宗合罕皇帝命令高麗出兵輔助自己征討東夏國時，高麗百般推拖，“逗遛不進” ^[42]  ，然而這時，形勢已大不如前：蒙古經過三峯山之戰，使得金國朝廷僅存的主力覆亡，蒙古已經決定在遼東大舉用兵，徹底打垮蒲鮮萬奴的東夏國。東夏國已經到了被蒙古攻破的前夜。

紹定六年（1233年），元太宗合罕皇帝下決心要夷平蒲鮮萬奴的東夏國。二月，元太宗在鐵列都之地“詔諸王，議伐萬奴，遂命皇子貴由及諸王按赤帶（成吉思汗弟合赤温之子）將左翼軍討之”。蒙古大軍分三路進發：皇子貴由及副將兀良合台、札忽兒臣所領蒙古軍，以及按赤帶大王、移剌買奴、王榮祖（王珣之子）所領契丹漢軍，會攻東夏國開元路北京城；大將查老温國王（塔思）、石抹孛迭兒、石抹查剌所領契丹漢軍攻伐東夏國曷懶路南京城 ^{[20]  [45]}  。

遭到蒙古進攻後，東夏國王蒲鮮萬奴着重把守開元路的北京，曷懶路的南京兵力較少。蒙古大將查老温國王很快攻入曷懶路，包圍東夏國的南京。由於南京“城堅如立鐵”，查老温國王部下的石抹查剌決定聲東擊西，“命偏將先警其東北，親奮長槊，大呼，登西南角，催其飛櫓，手斬陴卒數十人，大軍乘之，遂克南京。”南京城陷，東夏國曷懶路併入蒙古 ^[20]  。

與此同時，東夏國王蒲鮮萬奴在開元路着重把守的北京，也遭到蒙古皇子貴由、按赤帶大王二軍進攻。由於寡不敵眾，北京最終被蒙古攻破。蒙古在東夏國北京屠城，“盡殺了留在男女”，東夏國殘餘兵馬撤退，“遂入石城自保” ^[43]  。九月，蒙古皇子貴由與按赤帶大王攻佔東夏國的“開元路（原胡裏改路）、恤品路（即速頻路），東土悉平”。按赤帶大王與副將王榮祖等人擒獲了東夏國王蒲鮮萬奴 ^[20]  。最遲在次年，蒙古便擊潰了“入石城自保”的東夏國殘餘人馬，攻入城中，將抵抗蒙古的東夏國人屠殺殆盡 ^[43]  。此時，距離蒲鮮萬奴立國稱王，僅僅過去了一十九年。

攻破東夏國後，蒙古大軍直接佔領了東夏國幾個月，“於建州故城北石墩寨設官行路事，轄女直等户”，在東夏國開元路（原胡裏改路，此時還包含原上京會寧府）基礎上設置了開元路，又在東夏國曷懶路、速頻路基礎上設置了合懶路、恤品路 ^[43]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春季，蒙古大軍在東夏國留下一百多騎兵，其餘騎兵統統撤離了。蒙古保留了東夏國做為藩國，讓東夏國王成為了自己的臣屬 ^[46]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又在所征服的東夏國土上設置了開元萬户府、南京萬户府，名義上屬於蒙古新設的開元路，實則與蒙古新設的開元路、合懶路、恤品路並立。至此，東夏國在蒲鮮萬奴時代的地盤被蒙古一分為五。其中，開元萬户府的治所在黃龍府 ^[47]  ，而南京萬户府總管則可能即由東夏國大貴族（甚至於東夏國王）兼任。東夏國的舊屬繼續管理着該地方的政務。作為藩國的東夏國，自此對蒙古一直歸順服從，並協助蒙古鎮壓高麗的反叛 ^[37]  。蒙古在東夏國設置萬户府的當年，便派遣唐古拔都魯與高麗降將洪福源一同領兵征伐高麗，東夏國的兵馬也於深秋在蒙古大軍引領下攻入高麗，攻克龍津鎮、鎮溟城 ^[43]  。

雖然東夏國已經臣服蒙古，但在蒲鮮萬奴建國時歸附東夏的一些開元路、合懶路、恤品路女真部族首領卻不甘心向蒙古稱臣，他們中有的轉而與高麗聯手，作為高麗抵抗蒙古入侵的援兵。端平三年（1236年）八月，就有一支約有一百騎兵的“東女真援兵”抵達高麗，從高麗的耀德、靜邊趕往永興倉援助高麗 ^[38]  。

隨着對高麗的戰局日漸順利，蒙古也開始對包括東夏國在內的整個遼東着手加強控制。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在逼迫高麗國王送養子永寧公王綧為人質後，蒙古派遣大將烏葉兒元帥（吾也而）做了北京、東京、廣寧、蓋州、平州、泰州、開元府七路徵行兵馬都元帥，佩虎符，以兵威鎮服遼東 ^[43]  。淳祐三年（1241年），蒙古先前在東夏國土上設置的合懶路已能向蒙古“歲辦課白布二千匹”，恤品路則已能辦課“布一千匹”。此時，原屬東夏國的眾多女真部族首領已逐漸選擇了臣屬於蒙古。在蒙古“設官牧民，隨俗而治”的治理方略下，不僅東夏國王、開元、南京兩個萬户府以及合懶路、恤品路下轄的女真各部首領紛紛接受了蒙古所封的萬户、千户官職，連那些在開元路混同江（黑龍江）南北“無市井城郭，逐水草為居，以射獵為業”的女真部族（蒙古稱其為“斛速益律幹”，即“水韃靼”、“水達達”）也大體認同了蒙古的管治 ^{[43]  [47]}  。宋朝官員彭大雅在《黑韃事略》中講到東夏和蒙古的關係時説，把它和女真斛速益律幹部族均稱為與蒙古“已爭而未竟者” ^{[60]  [37]  [43]}  。

元定宗貴由皇帝、元憲宗蒙哥皇帝統治時，蒙古對高麗征伐不休。戰爭中，東夏國不斷熱切充當蒙古的幫手，並有意藉機擴充自己的勢力 ^{[43]  [61]  [38]  [37]}  。

元定宗發兵攻打高麗前夕，東夏國曾多次派人以追討叛逃人口、進山打獵為名在自己與高麗邊界的山地“越境橫行”。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春季，東夏國千户還給高麗送去文牒稱：“我國人逃入貴國五十餘人，可悉送還。”高麗回牒譴責東夏國人此前“越境橫行”的行徑，並搬出大蒙古國皇帝先前要求兩國“各安土著”的聖旨為依據，要求“自今無故越境一皆禁斷。”在蒙古將領阿母侃出征高麗並退兵後，淳祐八年（1248年）初冬，從東夏國出發的“狄人四十騎”還打着“捕獺”的旗號渡過清川江闖入高麗國西海道，高麗國人大為恐懼，輪番在高麗國都松都（開京）戍守的高麗兩班官僚為此全都逃往江華島（此前為了躲避蒙古大軍，高麗國王及權臣早已躲入該島） ^[48]  。

元定宗去世後，蒙古“法度不一， 內外離心”，一時無暇傾力插手遼東局勢。東夏國乘機獨自征伐高麗，擴充地盤。淳祐九年（1249年）秋季，東夏國發兵攻入高麗的東州境內，高麗權臣崔怡派遣手下別抄兵抵擋。九月，高麗將領別抄指諭樸天府帶領別抄兵在高城、杆城擊退東夏兵。淳祐十年（1250年）春季，東夏國二百騎兵又從高麗東界入境。秋季，東夏國出發的“狄兵”攻入高麗東界的高州、和州古城 ^[48]  。淳祐十二年（1252年）夏季，東夏國派遣二千兵馬從高麗東界大舉入境 ^[49]  。

元憲宗即位後，蒙古與高麗間的局勢越發緊張。蒙古打算派遣皇弟松柱做為統帥，統管一萬大軍從東夏國向高麗進發，並派遣將領阿母侃、洪福源向高麗北界進發。大戰前夕，宋理宗寶祐元年（1253年）春季，東夏國三百騎兵率先攻入高麗東界，包圍登州。夏季，從東夏國出發的“狄兵三十餘人”又做為蒙古的探路前鋒，闖入高麗北界。高麗權貴們只能以巫術詛咒應對東夏國入侵，派遣日官在本國的“東西兩界要害處”埋下三塊石頭，“以禳狄兵” ^[49]  。從這一年開始，蒙古將領也窟大王（宗王耶虎）、車羅大（札剌䚟）等人便先後大舉進攻高麗。東夏國兵馬也密切配合蒙古大軍，對高麗入境侵擾 ^{[37]  [62]  [61]}  。

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秋季，蒙古將領車羅大進攻高麗之際，東夏國也派遣眾多兵馬從高麗東界大舉入境。東夏國都南京所在的南京萬户府，此時也得以擴大勢力。比如，高麗宜州兵馬使李安社等人便在此時向蒙古將領散吉大王投降，李安社率眾進入東夏國女真貴族們掌管的南京萬户府境內，並於次年經元憲宗許可在“南京之斡東”建立斡東千户所，“給降金牌為南京等處五千户所首千户兼達魯花赤”。寶祐三年（1255年）夏季，東夏國百餘騎兵又攻入高麗東界的高州、和州。寶祐五年（1257年）夏季，高麗東北面的分司御史安禧在永豐山谷設伏夾擊東夏兵，“獲兵仗鞍馬及所虜男女牛馬等物” ^[50]  。與此同時，東夏國的三千多騎兵攻入了高麗東北面的登州。轉年冬季，東夏國又派遣“舟師”圍攻高麗高城縣的松島，火燒高麗戰艦 ^[43]  。

寶祐六年（1258年）冬季，蒙古將領散吉大王、普只官人等人領兵至高麗，屯兵古和州之地，在當地聯手東夏國女真貴族、“收附女真”。恰逢高麗人趙暉、卓青等人在和州起事，“誘致女真”，勾連東夏國人馬並投靠蒙古，蒙古便在當地設置雙城總管府，以趙暉為總管 ^{[43]  [51]  [52]}  。此時，在東夏國女真貴族們掌管的南京萬户府，首千户李安社依照散吉大王令旨，承擔“管領李春、文大純、趙奧、魯哥兒、卓青、尚哉、光奕、張哥等八介百户之任，上充兼扢扎百户句當” ^[54]  。宋理宗開慶元年（1259年）初春，東夏國攻打高麗金剛城，高麗權臣金仁俊派遣別抄兵三千人抵抗。這一年，蒙古雙城總管府軍官在高麗的文州寶龍驛率兵殺死高麗派往蒙古軍營的使者金器成等人，搶奪他們打算送給蒙古的財禮，又勾結東夏國兵馬屯駐在高麗的春州泉谷村，結果被高麗三別抄軍中的五名神義軍兵士假扮蒙古將軍車羅大使者襲殺 ^[53]  。

經過在蒙古引領下的連年戰爭，東夏國女真貴族們掌管的南京萬户府治下兵馬不斷侵入高麗，勢力深深滲入高麗的和州、登州等地，但萬户府內官員、首領的身份來歷也日趨複雜 ^{[37]  [38]}  。

經過蒙古的連番征伐，遼東一帶最後一個抗拒蒙古的勢力——高麗終於降服於蒙古。這時，對於蒙古而言，做為協助蒙古攻打高麗的藩國，東夏國似乎也再無保留的需要了 ^[38]  。

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元世祖中統元年），蒙古內亂，元世祖忽必烈皇帝與弟弟阿里孛哥（阿里不哥）爭奪皇位。東夏國的女真首領們趁機在遼東興兵，侵犯高麗邊境、擄掠人民。景定二年（1261年），元世祖逐漸坐穩了皇位，便騰出手處置遼東事務。八月，元世祖以將領賈文備為開元女直水達達等處宣撫使，賜虎符，鎮撫蒙古開元路治下原屬東夏國的女真斛速益律幹部族各路首領（即“水達達”）。九月，元世祖下令，讓監管東夏、高麗、女真斛速益律乾等部族首領的蒙古開元路隸屬於設置在遼西的北京路宣撫司。十一月，元世祖罷廢了他統治下的十個宣撫司，只在開元路保留了宣撫司 ^[55]  。轉年春季，蒙古開元路治下原屬東夏國的女真斛速益律幹“水達達民户”鬧饑荒，元世祖下令賑災，加強管理和籠絡 ^[56]  。

景定三年（1262年）夏季，高麗使者樸倫等人向蒙古進獻方物，控訴東夏國的女真首領們入侵邊境、“虜掠人民” ^[59]  。元世祖當即對東夏國的女真首領們下令，“禁女直侵軼高麗國民”，並決定今後專門由公家派人護送高麗使臣往返；同時，元世祖下令讓駐紮遼東婆娑府的蒙古屯田軍移駐到鴨綠江西岸，“以防海道”。元世祖還下令，擴大了開元路的管轄地盤，整個遼河以東都要隸屬開元路。轉年四月，元世祖罷廢開元路宣慰司，將其併入山北遼東道宣慰司。景定五年（1264年，元世祖至元元年）冬季，元世祖開始發兵從東夏國向東北征伐骨嵬部、亦裏於部。同時，元世祖再次對東夏國及其勢力把持下的高麗登州、和州等處部族首領下令，“禁登州、和州等處並女直人入高麗界剽掠” ^[56]  。於是，東夏國被蒙古嚴密的限制起來 ^{[37]  [38]  [61]}  。

宋度宗鹹淳二年（1266年）春季，元世祖設立東京、廣寧、懿州、開元、恤品、合懶、婆娑等路宣撫司，曾經屬於蒲鮮萬奴東夏國以及契丹耶律留哥東遼國的地盤全都被嚴加管理。元世祖還“選女直軍二千為侍衞軍”，以管理女真部族。鹹淳三年（1267年），蒙古開元路連同東夏國貴族掌管的南京萬户府、開元萬户府一起被元世祖合併入新設立的遼東路總管府 ^[43]  。當年春季，元世祖宣佈設立開元等路轉運司；冬季，元世祖開始在原屬東夏國的女真斛速益律乾等處籤軍徵丁，“籤女直、水達達軍三千人” ^[58]  。或許這個時候，東夏國的封號便已經被蒙古廢除了。蒙古的另一個藩國——此時已由契丹首領遼王耶律古乃掌管的東遼國，在不久以後封國也遭到廢除。鹹淳五年（1269年），鑑於遼王耶律古乃家族世代擔任蒙古的“行廣寧府路總管軍民萬户府事”，控制廣寧府路、權勢過大，元世祖下令設置東京總管府，把耶律古乃家族的地盤併入東京總管府 ^[57]  。由蒲鮮萬奴建立的東夏國，很可能也是在這一時期壽終正寢 ^[38]  。

東夏國被廢除後，高麗等部族依然稱呼其故地為“東真”（東夏的別稱）。比如，鹹淳八年（1272年），高麗國被元世祖命令“輸東真料米七千碩”。高麗向蒙古供給糧食便已很感困難，此時卻還要向“東真”添助糧料，可見這裏所稱的“東真”已不再是指東夏國， 而是指被蒙古直接統治的東夏國故地。“東真” 之稱，乃是襲用而非專指 ^[38]  。這個稱呼一直被沿用到遼東乃顏之亂開始的那一年（1287年），之後便在史籍中銷聲匿跡了 ^[37]  。

東夏國是從金國分裂出來的割據勢力，因此各項制度沿用了金國舊制並有所發展。中央除了最高領袖“天王”外，還設有丞相和六部。“天王”相當於君主的地位，天王的地位雖然沒有得到金國的承認，卻得到了蒙古和高麗的認可。蒙古元帥就曾對高麗將領説：“果與我交好，當先遙禮蒙古皇帝，次則萬奴皇帝。”高麗宰相俞升旦寫給東夏國的信中有“東夏國王”“東夏國王殿下”的字樣，可見東夏國得到了蒙古、高麗的政治認可，蒲鮮萬奴在國內和國外也具有相當高的威望。天王之下設有丞相，國內外學者大多認為是王澮，也有人認為是王賢佐，後經證實，二人是同一人。關於王澮，金宣宗曾在其貞祐年間發詔諭徵王澮做官，但王澮卻投靠了東夏國，只因為時局動盪，消息沒有傳到金國。東夏仿照金制設立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分別掌管國家事務，並在臨時中央所在地南京等地設置了名為“行部”（“行六部” 的簡稱）的行政衙門。至今發現的東夏國官印中不僅有“吏部主事印”、“尚書吏部印”， 而且還有一些官印刻有“南京行部造” 、“北京行六部造” 、“行尚書禮部之印”等字樣， 都可證明這一點 ^{[70]  [44]}  。

東夏國所統轄地區歷經渤海、金國兩朝的開發與經營，已經具備較完整的經濟部門和比較紮實是經濟基礎。渤海國漢化程度極深，逐漸採用中原生產方式，經濟較為繁榮，史稱“海東盛國”。“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果有丸都之李，樂浪之梨。”渤海國已經形成了農業、手工業、漁獵業、畜牧業等生產部門。契丹貴族滅亡渤海國後，將渤海遺民遷移到遼河流域，不久，松花江中下游的女真貴族南下，佔領這一地區。金國建國以後統治者採取屯田和移民等政策加強對該地區的管轄。宋高宗紹興元年（1131年）正月戊申，金太宗吳乞買“命徒門水以西，混瞳、星顯、僝蠢三水以北閒田，給曷懶路諸謀克。”足見當時金國統治者對該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視程度。金末，國力日漸衰微，大蒙古國崛起，金宣宗將女真人以猛安謀克的組織形式移往河南中原地區，但此地的農業發展仍然顯著，“上京、蒲與、速頻、曷懶、胡裏改等五路，每歲税收粟二十五萬五千餘石，所支者僅六萬六千餘石，總其見數二百四十七萬六千餘石。”東夏國在前兩代的基礎上沿用金國猛安謀克的組織形式繼續發展，取得的經濟成果十分顯著。二十世紀70年代，在牡丹江流域依蘭縣曾出土“會州廣盈倉印”，背刻“大同四年九月日禮部造”。“大同”是東夏國對蒙古臣服前和臣服後的年號，該印顯然是東夏國統治時期糧倉的官印。由此可知，東夏國曾設專門官職、機構掌管農業 ^[70]  。

冷兵器時代，騎兵是最具殺傷力的作戰形式之一，作為馬上民族的女真人極為重視養馬事業。《高麗史》就有東夏國騎兵多次襲擊高麗邊境城市的記載，騎兵規模由最初的二三百發展到後來的三千。除此以外，琿春乾溝子山城出土的車輨，延吉城子山山城出土的馬蹬、車轄等遺物都證明馬匹飼養在東夏國的發展。東夏國的貿易業比較發達，貿易對象主要是與之毗鄰的高麗，東夏高麗兩國曾在青州、定州互開榷場，以換的自己所需要的物資，吉林城子山山城出土的銅錢就達三十多種。衡量工具銅碼大量產生，經濟發展 ^[70]  。

東夏國地勢平坦開闊，無險可守，再加上東臨日本海，一旦被敵人包圍根本無路可退。對蒙古而言，滅東夏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東夏建國之初，蒙古進攻的中心是金國、西夏和中原地方，無暇東顧，因此不急於滅之而後快。不久，蒙古大軍調往中原，成吉思汗率軍西征，使蒙古在東北駐軍空虛，實力的天平傾向東夏。而此時的金國已經到了統治的末期，國力日漸衰微，根本無力對東夏採取大規模的將其滅亡的戰爭，耶律留哥雖然很想滅東夏壯大自己實力，但無奈也是新建立的政權，一定程度上還得依靠蒙古，與東夏勢力相當，不能一舉將其殲滅，而與東夏國相鄰的高麗根本沒有擴張是野心，因此蒲鮮萬奴的東夏國就在即複雜又矛盾的環境中生存下來。同時，東夏國可以在幾個大國、割據勢力的夾縫中求得生存空間，也離不開靈活精明的外交手段 ^[70]  。

許多學者將東夏國視為君主專制國家。比如學者樸真奭便指出：“東夏國的最高統治者是‘天王’ ……‘天王’在東夏國的專制君主地位， 得到蒙古和高麗等國的承認。” ^[44]  但學者李秀蓮則認為，東夏國的王權是“聯合的王權”， 而不是“統一的王權”，因為“女真立國‚ 通過掠奪、移植遼地、宋地的生產力，使金源內地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得到短暫的提高。但自從海陵遷都後，金上京地帶生產力發展水平又回落到氏族部落階段。東真立國於氏族部落基礎之上，其政權屬於高級部落聯盟……萬奴對胡裏改路、恤品路和曷懶路的統治方式關涉政權的性質和社會性質問題，建立在氏族部落基礎上的政權‚ 只能是部落之間的聯合” ^[4]  。

史家曾普遍認為，東夏國自始至終只使用了“天泰”一個年號。但近代以來，在黑龍江、吉林兩省內陸續發見刻了有“大同”年款的官印，而這些官印與此前發現的刻有“天泰”年號的東夏官印一樣， 都有金國印製的風格，其監造衙門大體相同，兩種官印發見的地址也大致相同，學者張紹維、李蓮由此在《東夏年號的研究》一文中提出“從實際遺物可以證明東夏國的確是有過再次‘改元’的，而新年號就是‘大同’”，大同年號“是史籍失載的東夏年號”。不過，由於此前吉林、黑龍江曾發現過兩顆刻有天泰年號的東夏官印，上面的文字被釋讀為“天泰十四年”、“天泰十八年” ，而東夏天泰十八年（宋紹定五年，1232年）便是史家一般認為的東夏王蒲鮮萬奴立國十九年後就擒、東夏亡國的前一年，學者張紹維、李蓮由此便猜測兩顆刻有“天泰十四年”、“天泰十八年” 字樣的東夏官印上或許所刻的文字原本是“天泰四年”、“天泰八年”，後人將其認定為“十四年”、“十八年”純屬誤識，東夏的天泰年號應該並沒有一直沿用十九年，而是在東夏天泰九年後便已改元為“大同”；同時，他們提出：現今發見的大同官印有“大同十年”的，天泰九年加大同十年， 與東夏王蒲鮮萬奴被擒前的十九年國祚恰好相符合，這可以佐證東夏的天泰年號只沿用了九年便改為大同年號， “天泰”、“大同”都是東夏王蒲鮮萬奴的年號 ^{[44]  [38]}  。但學者王慎榮認為，此説“大有應作商榷之處……第一，原記為天泰十四、十八年的官印， 視為天泰四、八年的誤讀，因原印已失，無從質實其確否為誤；第二，無法預定今後絕對不會發見有標誌為超出天泰九年、大同十年字樣的文物；第三，萬奴於天泰九年以後改為大同，絕無可資取證，只是作疑似的推測，尚不足以訂正天泰為十九年的舊説。”王慎榮進而提出，大同年號應是“蒲鮮萬奴被蒙古軍生擒以後，其殘餘勢力……所使用的年號” ^[38]  。

關於東夏國疆域，學術界爭議較大，大致有四種説法：日本學者池內宏認為東夏國轄境大抵相當於金曷懶路全境，即所謂東海之地；著名史學家金毓黻則認為東夏疆域包括金曷懶路、胡裏改路、恤品路、金上京會寧府；王健羣、張博泉和李健才等學者認為，其轄境應包括金曷懶、胡裏改、恤品三路，只是轄境內所划行政區域不同，王健羣認為東夏疆域應是海蘭江、綏芬河、牡丹江三條江河流域連接的廣大地區，而張博泉、李建才兩位學者則認為東夏疆域包括金曷懶路、恤品路以及胡裏改路北部。學者李治亭認為東夏國疆域包括今綏芬河、圖們江、海蘭江、牡丹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同時也應該包括瀕臨日本海的今俄羅斯濱海地區，以及朝鮮咸鏡南北兩道地區 ^[70]  。

學者孫田指出，東夏國東部疆域即今天的日本海。《元史·木華黎傳》記載：“鹹平宣撫蒲鮮等率眾十餘萬，遁入海島”。《蒙兀兒史記》記載：“冬十月，萬奴來降，以其子帖哥入質。既而殺蒙兀所置遼東行省右丞耶律捏兒哥，復叛去，帥眾十萬棲遁海島。”蒲鮮萬奴率眾逃亡海島，可知海島所在位置應該離東夏國不遠，由此可推測這裏的“海”指的是所濱之海日本海。東夏國南部疆域應該到達今朝鮮咸鏡北道穩城一帶。據《高麗史·高宗世家》記載高宗十一年（1224年）東夏曾出使高麗，要求開放高麗定州為榷場。高麗十四年（1227年）九月，東夏騎兵曾襲擊高麗的定州、長州。據考證，定州就是今朝鮮咸興西南的定平，長州則位於定州南五十五里。由此可推測，定州、長州在高麗高宗時代還是高麗的領土。東夏南部與東夏北部的銜接地正是今朝鮮鹹境北道穩城一帶。東夏北部邊界大抵到達今松花江下游。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松花江流域先後發現多枚東夏官印，1977年出土於黑龍江省依蘭縣天泰四年的“監造提捏所印”，1970年和1984年出土於黑龍江省巴彥縣的“奪與古阿鄰謀克之印”、“副統之印”，均可證明此推斷。1987年出土于吉林省鎮賚的“行尚書六部印”（背刻“天泰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造”）將東夏國西部疆域擴展到吉林西北地區 ^[70]  。

為了防範蒙古的東侵，針對該地區多山地的特點，東夏城市多建在山上，成為山城。城子山山城位於延吉市東郊延吉市與圖們市交界處。城內有少量渤海國遺蹟和大量東夏遺蹟。城垣依山勢以石材修築，呈不規則橢圓形，周長4454米。有門址崐4處，其中3處有甕城。城內地勢開闊，中央有宮殿基址，呈階梯狀，共9階，每階寬10米，長17米，其上礎石排列有序。殿址周圍散佈有大量的建築瓦件。城內出土有玉帶飾，玉鴛鴦佩飾、瑪瑙佩飾、東夏官印、銅鏡、占卜器、磕碼、母子小銅造像以及數百枚唐、宋、金銅錢。該城是東夏的南京，東夏皇帝蒲鮮萬奴曾一度居於城中，這裏是研究東夏政治、經濟、文化等最為重要的文化遺存，具有較高的獨特的歷史和科學價值。

位於延吉市東約10公里，隔一山谷與城子山相對。山頂有一圓形水池，山巒山有一烽火台。水池據傳為東夏國國王蒲鮮萬奴洗浴之處。

綏芬河南岸今俄羅斯烏蘇里斯克附近的克拉斯諾雅爾山上有座城市的遺蹟，城市周長16華里，呈環形，依山隨勢而建。從山腳至山頂共三層城牆，高5米，城牆附近還有壕塹等輔助設施。最高處是一座“禁城”，四周隔一道內牆，城內有許多豪華的宮殿式建築遺蹟。

延邊古長城處於八道溝的雙峯山和延吉市北的平峯山山脊上，它西起和龍市土山鄉東山村二道溝的山坡上，蜿蜒經過於河龍市的西城、龍門鄉、龍井市的細鱗河、桃園、銅佛、延吉市的八道、煙集、長安鄉等的崇山峻嶺中，消失在東距延吉市15公里的磨盤山附近。長城多為土築，也有石築，全長約150公里，已發現烽火台17座。最長的一段是從細鱗河至老頭溝鎮的一段，約長10公里；保存最好的一段在老頭溝的官船村，尚存高約3米左右。

古長城的來歷無文獻記載。據研究認為是東夏的江城。也有認為始建於渤海，其與琿春的“邊壕”一起是渤海中京和東京的拱衞之城，後為東夏利用並改建為防禦工程。還有認為它是金代長城或高句麗時期長城。

它位於鏡泊湖中南段的東岸上，在江山嬌林場施業區內。土石結構，依山向東南走向而蜿蜒，發現長度為4.5公里。西段湖岸段有堆石外，其餘多為土築或土石混築，每隔50-80米有馬面突出牆體。高2米左右，基闊1.5米，頂寬0.8米，石築段落保存較好。此邊牆可達吉林。初步考查認定是東夏的遺蹟，即為金代小長城，是防蒙古軍南下的軍事工程。1990年經批准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坐落在風景秀麗的圖們江畔之左岸，位於三家子滿族鄉古城村所在地的東城，隔江相望即是朝鮮的塞別爾郡市。該城周長2023米，牆高3-4米，基寬9米，東西南北各一門，具有角樓、馬面等遼金古城的典型特點，是遼金古城中保存較完整的一座。該城內曾出土過十枚銅印，其中一枚為金代晚期的銅印，一枚無年號的銅印和兩枚紐小銅印外，其餘均為東夏的銅印。銅印為兩種：一種是東夏“天泰”年號的銅印；另一種為東夏“大同”年號的銅印。據此可斷定該城是東夏的城市。有人考證，該城為東夏國的“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