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間四友東坡夢

吳昌齡《花間四友東坡夢》，以文人軼事為主題所作的劇曲，而透過蘇軾軼事的書寫，揭示千古文人乃至元代士人的生命意識。

由全篇劇本談蘇軾貶謫黃州後，因緣巧合欲用計迫使佛印還俗共赴宦場，為黎民蒼生分憂，但反遭佛印計設，於夢中與花間四友歡情一場，而夢醒時分方覺南柯一夢，後覺紅塵俗事、功名利祿、風花雪月乃是一場空；其中文人對理想功名的痴迷況味，佛家禪理的諸法皆空等二元結構成就千古文人的精神世界，而探究《花間四友東坡夢》中文人的痴迷況味與覺知則為本文的重心所在。 ^[1] 

吳昌齡《花間四友東坡夢》正是此以佛家出世精神所書寫的劇曲，藉千古蘇軾談元代文人，其書寫出一般文人對於功名的痴迷況味乃至看破紅塵的大徹大悟，因此顯其自我追尋的省思，是故多有“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則為本劇藉蘇軾貶謫黃州而杜撰以尋訪佛印之事，言仕途乖舛之人何以將自身立命於天地蒼茫之間而自詠其況迷詩意做一詮釋。最後，一切終歸幻夢，終歸自身的追憶，而還諸天地。

元代曲體的形成存着兩種基調，一是執着於現世、纏綿悱惻的痴情與風流浪子的玩世不恭，另一方面則是俯視塵凡、超曠空靈的幻夢。痴情或許非僅是痴迷，痴迷者蠱惑人心，使人心猿意馬而不能自己；痴情者，博愛乃至摯愛的眷戀。幻夢更不會是幻滅，而是一種尋幽探冥的思索。因而對理想的熱望，對未來的憧憬，對現實的悲憤，對人生的執着，對一切功名，對文人對於家國憂思的旅夜抒懷，對「生命何似」的探索激發了文人痴狂的激情。因而在劇中，蘇軾即便貶謫黃州，依舊處心積慮用計欲使佛印還俗，為國解憂。這也説明了文人的激情歷經數百年而長久不衰而成之為風骨，亦是在佛教禪宗的萬法皆空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超越中，體悟人生之玄思冥理。

而當面對理想熱望的迷惘，未來憧憬的渺茫，現實感憤的無力，人生執着的苦悶，前途探索的彷徨，則構成元曲的基調，亦是吳昌齡〈花間四友東坡夢〉的

主要格局，我們或許能如此説，這是文人沉重的心靈寄託，是抑鬱呻吟的發泄。或許如果將時空範圍拉大至現今，痴迷況味與覺悟的矛盾仍是今日人類謳歌的主題，結果其禪學頓悟超脱之理仍未給我們什麼答案，前進的終點亦是起點，理想在現實中破滅而又彌平，這都讓佛印對蘇軾一言給説中了

難道舌為安國劍，詩作上天梯。你受了青燈十年苦，可憐送得你黃州三不歸。（第二折）

這怎不使痴情一轉為幻夢，幻夢中鎔鑄着痴情呢？這是值得思索的，概説於此談元曲之基調，仍言《花間四友東坡夢》的痴迷況味，正是因為這方是千古文人同愁之所在，佛家雖看透紅塵俗事，卻也説不準為何中國文人心存以痴迷況味的憂思，卻志系逍遙而談快意人生的境地，這些或許可從《花間四友東坡夢》看出一些端倪。更為湯顯祖所説“因情成夢，因夢成戲”之故，言文學產生於幻夢，而幻夢根植於情感之故而致。

如果我們深入閲讀《花間四友東坡夢》方會發現其劇本的安排與唐代沈既濟所寫之《枕中記》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兩篇其皆以夢為使主人翁獲得他們心中認同的事物，如《枕中記》中的盧生獲官，妻貴族女，歷任顯要，飽享人世榮華富貴；而《花間四友東坡夢》中的蘇軾亦有花間四友相伴飲酒，快意人生。但卻又在夢中使之體悟失寵受辱的辛酸滋味，如盧生之貶謫，松神將四友帶走。而醒時又同時有所覺悟，盧生謂之功名如虛名，蘇軾則言色相皆空。其勘破世情後覺察人生，面對之前的經歷確有如南柯一夢，各有所失，亦各有所得。

其實，人生如夢，或言人生如夢一般短暫，這是古代許多哲人的共同感慨，莊周夢蝶，夢與人生，誰能説準孰是孰非；杜鵑啼血，夢與理想，誰能勘破色相皆空。兩者的共通或許我們能將之視為文學中的往事重現，以一種追憶的聯想，那麼人生的愛恨嗔痴，理想的痴迷況味，是如盧生的勘破，還是蘇軾的禪理自持，這是人性的典型，是人的選擇；老人給盧生一枕，佛印予蘇軾一夢，顯示不過是人必須由自己選擇自己的道路。即便是唱着尋找的悲歌，即便心中知道自己不是為了尋找什麼，無論是浪跡天崖，還是放情海角，還是僅是想走一走而已，走就可以拓展自己的眼界和擴大自己的生命而已，我愛，因而我沉思。即便選擇不頓悟而選擇一條完成理想的路，即便荊棘，只為那“千種風情做染心，流佇凡塵也應該”，那又何妨！或許孤寂，或許痛苦，或許皆是空，但我不在乎，留有一身儒家的風骨、風流自適的傲氣，在羈旅行役中終將明白舉起與放下其實是一樣地自在。

自此，劇本情節中其所揭示的出走、追尋乃至頓悟的歷程，一如青春歲月的年少輕狂，如劇中蘇軾，枕中盧生，那望不見山頂卻熟知有彼岸，那休理棲息，只管飛翔的豪情壯志，而後夢一場，覺時，方得“別時容易”的箴言，體悟天地有大理而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