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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哥特王國

鎖定
東哥特王國(The Ostrogothic Kingdom,493年—553年),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東哥特人(Ostrogoths)建立的國家。隨着東哥特人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遷入今意大利, 東哥特王國的勢力約在意大利半島及附近的克羅地亞等地區,公元555年,東哥特王國全境被東羅馬帝國征服,東哥特王國滅亡。
中文名
東哥特王國
外文名
The Ostrogothic Kingdom
所屬洲
歐洲
首    都
拉文納
官方語言
哥特語、拉丁語
政治體制
君主制
主要民族
東哥特人、古羅馬人
主要宗教
阿里烏教派
天主教
成立時間
493年
滅亡時間
553年
開國君主
狄奧多里克(Theodoric)
亡國君主
德亞(Teia)

東哥特王國歷史背景

日耳曼民族大遷徙
考古學家語言學家從北歐銅器時代文化的證據中推斷日耳曼民族的發源地應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日德蘭半島及德國北部。日耳曼民族在西元前五世紀時已經從他們的發源地向外擴展了。
剛開始靠近羅馬帝國邊境的日耳曼部族與羅馬帝國的接觸包括了貿易、移民,有些日耳曼人成了奴隸,有些日耳曼人則以個人或團體聯盟的方式加入羅馬帝國的軍隊,羅馬帝國也與一些日耳曼部族有過征戰。到了四世紀,羅馬帝國的軍隊其實常常是羅馬人指揮之下的日耳曼族軍隊,日耳曼人在羅馬軍隊裏的地位也逐漸重要起來。
四世紀末,中亞地區來的匈人向西移動,住在羅馬帝國邊境的日耳曼人為求避難又再度大量湧入了羅馬帝國境內。五世紀時,移入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人在羅馬帝國境內建立了數個王國,如北非的汪達爾王國、伊比利亞半島的西哥特王國高盧法蘭克王國等等。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
如前所述,四世紀起,日耳曼人在羅馬軍隊裏的地位日增。到了五世紀中,羅馬帝國的皇帝已經沒有權力了。456年到475年日耳曼人李希梅爾(Ricimer)統治意大利,這期間,在466年到476年之間的五位羅馬皇帝都只是他任意拔擢、罷黜的傀儡。繼裏西梅爾之後掌權的是奧多亞塞(Odoacer)(又譯奧多亞克),他在476年罷黜了上述皇帝中的第五位皇帝,也就是西羅馬帝國的最後一位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盧斯(Romulus Augustulus)。至此,西羅馬帝國滅亡。

東哥特王國年表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
374年東哥特部落聯盟被匈人擊潰後,隨匈人向西推進,居住在潘諾尼亞。
453年上帝之鞭阿提拉死後,東哥特人乘機擺脱匈人的統治。
454年,進入羅馬帝國境內多瑙河上游班諾尼亞(今匈牙利西部)。
488年東哥特王狄奧多里克(493~526在位)在拜占庭帝國皇帝芝諾的慫恿下出兵意大利,圍困拉文納,久攻不克,遂和當時意大利半島的統治者奧多亞克訂約,共同治理意大利。
493年狄奧多里克在宴請奧多亞克時背信地殺死了他(拉文納之宴),收編其餘部,建立東哥特王國,定都於臘萬納。領土包括今之意大利克羅地亞達爾馬提亞一帶。
535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乘機對東哥特王國發動戰爭,戰敗東哥特國王維蒂吉斯(536~540在位)。
536年佔領羅馬,540年佔領拉文納。東哥特新國王託提拉(541~552在位)具有軍事、政治才能。他把從羅馬貴族領地上逃跑的奴隸和隸農編入軍隊,沒收羅馬貴族的土地,減輕居民的賦税,從而得到了國內人民的支持,多次在對拜占庭的戰爭中取得勝利,一度收復大半失地。
553年在塔吉那會戰託提拉戰敗身亡。
555年意大利全境被東羅馬帝國征服,東哥特王國滅亡。
狄奧多里克的統治
當時東羅馬帝國的皇帝芝諾(Zeno)任命東哥特族領袖狄奧多里克(Theodoric)為帝國官員去驅逐篡位的奧多亞塞。狄奧多里克率領東哥特人在489年越過阿爾卑斯山,打敗了奧多亞塞,併成為亞平寧半島的統治者。
東哥特極盛的版圖 東哥特極盛的版圖
狄奧多里克雖然是東哥特族領袖,但是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他的童年在君士坦丁堡以人質的身分度過,並在當地接受了教育。488年,一方面是東哥特族國王一方面又有東羅馬帝國官員身分的狄奧多里克被東羅馬帝國皇帝芝諾派去重新徵服意大利。493年,狄奧多里克征服了拉文納(Ravenna),並且殺了奧多亞塞。理論上,狄奧多里克只是君士坦丁堡管轄下的一個副王(viceroy)。然而,在實際上,東羅馬帝國對狄奧多里克並沒有約束的能力。
當時西羅馬帝國雖然已經不存在了,在伊比利亞半島高盧、意大利等地,西羅馬帝國的遺民人數還是遠遠多過他們的統治者——日耳曼人。在這些地方,法律的適用性通常是依據種族背景來分的。西羅馬帝國的遺民還是適用羅馬法,而日耳曼人則適用日耳曼人的法律。
狄奧多里克統治之下的意大利也是如此。西羅馬帝國的遺民的人數也遠遠多過東哥特人。西羅馬帝國的遺民適用羅馬法,而東哥特族人則可以説是獨立於西羅馬帝國遺民之外,保持自己的風俗習慣,受自己同族的貴族治理。大部分西羅馬帝國的社會制度在意大利保存了下來。
狄奧多里克是一位出色的統治者,在他的統治之下意大利比五世紀許多皇帝統治之下的情況還要好。可以説,西羅馬帝國的文明在狄奧多里克的統治之下在意大利延續下來了。在城市裏,古典時代的法律學校與修辭學校仍然興旺。狄奧多里克改變税制,試着使賦税更為公平。相較於五世紀的兵荒馬亂,狄奧多里克的統治給了意大利三十年的和平。
對外政策方面,狄奧多里克透過一系列的聯姻把一些其它日耳曼人建立的王國組成聯盟。狄奧多里克把自己的妹妹嫁給汪達爾王國的國王,一個女兒嫁給西哥特王國(Visigothic)的國王,另一個女兒嫁給了勃艮第王國(約在當代法國羅納河河谷一帶)的國王,狄奧多里克自己則是娶了法蘭克王國國王克洛維(Clovis)的妹妹。如此一來,東哥特王國成了日耳曼人建立的王國彼此之間因聯姻而建立的關係的中心。
狄奧多里克也成了西哥特王國的攝政王。當時的西哥特王國據有高盧西南部及大部分的伊比利亞半島。因此,狄奧多里克的影響力從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西南部一直延伸到意大利
王國統治機制的問題
古典文明要在狄奧多里克統治之下的意大利復興看起來似乎是有希望的。然而,東哥特王國的統制機制有很大的問題。
狄奧多里克統治之下的東哥特王國對西羅馬帝國的遺民跟東哥特人有雙重的制度。一方面,狄奧多里克是東哥特人的國王,另一方面,他是東羅馬帝國的官員,治理著為數眾多的西羅馬帝國的遺民,而東哥特人的角色像是他們的保護者。信仰方面,西羅馬帝國的遺民信奉的是正統派的基督教,而東哥特人信奉的是基督教裏有爭議性的阿里烏派(Arianism)。
東哥特人要成功地統治意大利,必須要得到西羅馬帝國的遺民的合作。但是如前所述,這兩羣人的社會在許多方面明顯不同。東哥特人與西羅馬帝國遺民之間的互信基礎也不夠。可以説,東哥特王國在意大利成功的統治,靠的其實是狄奧多里克個人的能力。一但狄奧多里克不在位了,這樣的統制機制其實並不穩定。
貝利薩留的進攻
狄奧多里克在526年去世。繼位的是狄奧多里克未成年的外孫阿塔拉里克(Athalaric),而阿塔拉里克的母親,也就是狄奧多里克的女兒阿瑪拉遜莎(Amalasuntha)則為攝政王。
527年,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成為東羅馬帝國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是一位有野心的皇帝,進行了一系列復興羅馬帝國的戰爭。首先他派將軍貝利薩留(Belisarius)對汪達爾人出兵,在534年滅亡了汪達爾王國,汪達爾人從此在歷史舞台上消失。535年,又派貝利薩留攻打東哥特王國。
貝利薩留很快地在535年攻下了西西里島。536年,貝利薩留攻下了那不勒斯及羅馬。
維蒂吉斯的統治
貝利薩留的攻打之下,東哥特王國的王位從狄奧多里克的家族轉移到了另外一位領袖維蒂吉斯(Witigis)的手中。536年,維蒂吉斯在對抗貝利薩留的戰爭中即位為東哥特王國國王。維蒂吉斯是阿瑪拉遜莎(Amalasuntha)在當時惟一存活的小孩——瑪瑟遜莎(Mathesuentha)的丈夫。不過這樁婚姻只是支持維蒂吉斯的王位繼承的政治婚姻而已。
維蒂吉斯統治之下的東哥特王國還是無法抵擋東羅馬帝國的攻擊。貝利薩留繼續向北攻下了米蘭,並且在540年攻下了東哥特王國的首都拉文納。維蒂吉斯與瑪瑟遜莎都被俘擄。
這個時候,查士丁尼一世給了東哥特人一個“慷慨”的協議:東哥特人交出他們一半的財物給東羅馬帝國,則可在意大利西北部保有一個獨立的王國。貝利薩留將消息告知東哥特人。東哥特人並不信任查士丁尼一世而比較信任貝利薩留,他們提出一個條件:只要貝利薩留背書,他們就接受協議。然而,這個條件卻使得協議陷入僵局。
之後的東哥特王國
540年,因為維蒂吉斯的失利,一羣貴族認為他們需要一位新的領袖。這羣貴族的首領艾拉里克(Eraric)支持貝薩利留。在徵得其它人的同意之後,他們決定要將王位讓給貝利薩留。貝利薩留還是對查士丁尼一世忠心的。他假裝同意這項提議,前往拉文納進行加冕,然後出其不意地逮捕東哥特人的領袖,並且將全部東哥特王國置於東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這次沒有“慷慨”的協議了。
接下來,被選為東哥特王國國王而在540年繼位的是伊狄巴德(Ildibad)(又寫為Hildebad或Heldebadus)。
一方面,東羅馬帝國的東邊正在與波斯帝國作戰,因此查士丁尼一世希望東羅馬帝國西邊能有一個緩衝國家把法蘭克王國與東羅馬帝國隔開。另一方面,東哥特人對貝利薩留的提議讓查士丁尼一世起了疑心。查士丁尼一世對貝利薩留之舉大為不滿,將他調往東邊對抗薩珊王朝,而將亞平寧半島置於東羅馬帝國另一位地方官員約翰(John)的管理之下。
伊狄巴德在位僅約一年(540年-541年)。接下來繼位東哥特王國國王的的是艾拉里克(541年),但是旋即被殺害。再接下來在541年被選為東哥特王國國王繼位的是託提拉(Totila)。託提拉與立場偏向東羅馬帝國的艾拉里克不同,是一個立場偏向東哥特人的國王,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領導者。他帶領東哥特人反抗東羅馬帝國
當貝利薩留在545年回到意大利的時候,他發現情勢已經改變了。艾拉里克已經被殺害,親東羅馬帝國的東哥特貴族也被推翻,整個意大利北部又被東哥特人佔據,東哥特人甚至還將東羅馬帝國的軍隊逐出了羅馬城。
貝利薩留再度奪回羅馬,但是與貝利薩留已有嫌隙的查士丁尼一世沒有給貝利薩留足夠的支援與補給,使得貝利薩留只能採取守勢,並且失去了羅馬。548年,查士丁尼一世以他信任的納爾西斯(Narses)將軍代替貝利薩留。
納西斯沒有讓查士丁尼一世失望。在納西斯的征服行動中,託提拉於552年戰死(塔吉那會戰)。552年繼位為東哥特王國國王的德亞(Teia)也於553年戰死。德亞是最後一位東哥特王國國王。
歷史上有記載的東哥特人的抵抗一直持續到550年代末。被擊敗之後,東哥特人從此自歷史舞台上消失。
東哥特王國的羅馬化
東哥特王國是蠻族國家中羅馬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公元前1世紀開始的哥特人的希臘化進程為後來的羅馬化奠定了基礎。東哥特人的羅馬化進程以王國建立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其羅馬化十分全面,表現在文化教育、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政治理念等諸多方面。東哥特王國的羅馬化有其自身特點:它的羅馬化進程領先於其他日耳曼族羣,並且沒有建立一個獨立的族羣國家,這期間羅馬化與哥特化並存。在古代晚期的環境下,它的羅馬化由東哥特統治者主導,發生於羅馬帝國內外,而基督教則成為傳播羅馬化的載體。高度的羅馬化深深影響了東哥特王國的國家建構,使其走上了與西歐其他蠻族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東哥特王國的羅馬化影響了它的內部穩定和發展,也影響了意大利半島進入中世紀的腳步,是意大利城市文化延續的重要因素。 [1] 
自19世紀末以來,羅馬化成為了羅馬帝國與行省和蠻族關係研究中的重要議題。有關羅馬化的概念問題受到西方學界的持續關注。①倫納德·柯欽(Leonard A.Curchin)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給羅馬化下了如此的定義:“羅馬化是一種描述性而非定義性或解釋性術語。它是現代學者設計的構造或者範式的一個方便名稱,用於描述土著人民融入羅馬帝國文化的轉型過程。”②這種有關羅馬化的認識是從羅馬征服者的角度來看待帝國內部的文化變遷,即羅馬向其他未開化民族傳播羅馬文明使其擺脱野蠻狀態。這些經典的有關羅馬化的論述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過於強調羅馬文明的單向輻射,即行省對羅馬帝國文化的單向模仿或者複製;二是研究的視野主要放在羅馬帝國早期內部行省的文化變遷,而對於帝國以外日耳曼人的羅馬化關注不夠,對於古代晚期③的羅馬化問題涉獵更少。
居於羅馬帝國邊境之外的日耳曼人接受羅馬化的過程與帝國內部行省的羅馬化頗有差異。而古代晚期的羅馬化與帝國早期的羅馬化有着重大差別。此時,學者論述的羅馬化的推動者羅馬帝國政府已經失去了此前的意義,④基督教成為羅馬化的重要載體。在日耳曼蠻族王國的羅馬化問題上,東哥特王國(493-553年)的羅馬化具有典型意義,它是日耳曼蠻族國家中羅馬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目前國內學界尚無有關東哥特王國羅馬化問題的專門研究成果。國內學界對東哥特王國關注較少,僅有康凱的《羅馬帝國在西部的延續:東哥特政權研究》涉及東哥特王國對羅馬傳統的繼承問題。⑤國外的相關研究成果比較豐富。國外學界的研究成果按照研究視域可以分為幾個類型:l.東哥特王國統治者如何處理羅馬人與東哥特人的關係以及他們對羅馬傳統的認識。東哥特統治者大多尊重羅馬傳統,但是注意保持羅馬人與東哥特人的距離。⑥2.東哥特王國內部羅馬貴族如何看待羅馬人與東哥特統治者的關係以及這些羅馬貴族的身份認同。羅馬貴族整體上既願意與東哥特統治者合作,又強調羅馬人身份的精神優越性。⑦3.研究者從宏觀、整體史視角探究羅馬人與哥特人的彼此認識以及認知的變化。這涉及東哥特王國建立之前的羅馬帝國與哥特人的關係,以及西哥特王國的羅馬化。哥特人從帝國外部進入內部,進而成為統治者。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羅馬人極力強調自己作為文明人的優越心理,文明人與蠻族的區別也從文化差異轉變成宗教身份認同。⑧4.研究者從理論層面探討東哥特王國政權建設中的羅馬因素與東哥特因素的衝突問題。研究者認為東哥特王國的國家建構模式不同於其他蠻族國家,在國家建構中強調延續羅馬傳統。⑨
這些國外成果中涉及專門研究羅馬化的內容仍舊沿襲羅馬文化傳播論⑩的觀念,強調羅馬文化的單向輻射。這種路徑在西方已經受到了批判。還有一些成果雖然關注東哥特人與羅馬文化的關係,但是沒有涉及古代晚期羅馬化的核心問題。本文在梳理東哥特人羅馬化歷史的基礎上,試圖闡釋東哥特王國羅馬化的過程、特點及其影響,並進而揭示古代晚期羅馬化的時代特徵
 一、東哥特王國羅馬化的過程
哥特人屬於日耳曼人的東支,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古日耳曼語稱為“斯堪德扎”,意為“海岸”),此地有時被含糊地稱為圖勒(Thule)。(11)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情況很早就被希臘人和羅馬人瞭解,在希臘人的地理學著作中已經有關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記載,奧古斯都屋大維曾經出兵丹麥,塔西陀和凱撒的著作中有關於日耳曼地理和族羣的詳細記載,而羅馬帝國的金幣索裏達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許多地方被發現。這些都説明了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日耳曼人對於希臘—羅馬文化並不陌生。
哥特人在接受羅馬文化之前就已經受到了希臘文化的薰陶。公元前1世紀,希臘學者迪西紐斯(Dicineus)曾向哥特人傳授哲學、物理學、天文學和神學等方面的知識。他向哥特人教授倫理學課程,使其野蠻性格得以抑制。他還教育哥特人在法律指導下按照自然規律辦事,這些法律以成文法形式保存下來,哥特人稱之為“貝拉吉尼斯”(Belagines)。迪西紐斯通過邏輯學課程,使哥特人比其他日耳曼蠻族更擅長於運用理智。(12)因此,無論是在現實中或者是在民族的傳説中,哥特人都把迪西紐斯放在重要的位置。他在哥特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既能夠控制普通民眾,也可以掌控酋長。他致力於貴族的教育,改變了貴族的行為習慣,使得哥特貴族的日常生活不再只是戰鬥,而是開始習慣於哲學思辨,探索科學知識。(13)
3世紀以後,基督教在哥特社會中的傳播既延續了此前哥特人的希臘化進程,又為其向羅馬化(14)轉型打開了大門。在羅馬皇帝伽裏恩努斯(Gallienus)統治期間,哥特人劫掠了亞細亞地區,俘獲了一部分基督徒,其中就有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從此開始向哥特人傳播基督教福音。(15)哥特人主教塞奧菲盧斯(Theophilus)甚至出席了第一次普世基督教全會,參與尼西亞信經的討論,並在決議上簽字。阿里烏斯派傳教士烏爾菲拉(Ulfila)在341年被任命為哥特主教,前往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中傳教,(16)並把阿里烏斯派的信仰傳播到哥特人周邊的其他日耳曼族羣中。為了便於傳教,烏爾菲拉為哥特人創造了哥特文字。這是日耳曼民族的第一種書面文字。文字的創立從深層次上推動了哥特人對希臘—羅馬文化的認知。因為文字本身不僅僅是一種書寫表述工具,還是一種思維方式和價值體系的載體。烏爾菲拉創造的哥特文字把希臘—羅馬的語境加諸於哥特人,解構了哥特人原有的精神文化。
但是,在這一階段,哥特人對希臘—羅馬文化的接受是極為有限的。一方面是接觸希臘—羅馬文化者,主要限於貴族上層的部分羣體,統治階層內部仍存在強大的反羅馬化的力量,並且這時來到哥特人中的希臘—羅馬人主要依靠與國王的關係獲得政治支持,缺乏穩定的依靠力量,很容易受到政治變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哥特人所接觸到的希臘—羅馬文化其實極為有限,只是個別希臘—羅馬文化的碎片化知識。因此,希臘—羅馬文化對於哥特人而言只是一個異質的佔優越地位的外族文化,與其本身的日耳曼文化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哥特人對希臘—羅馬文化的早期認知為其後來的羅馬化拉開了序幕。
這一時期哥特人的羅馬化雖然體現了羅馬文化傳播論的某些特點,但是更主要呈現文化互動論(17)的特徵。哥特統治階層主動接受希臘—羅馬文化,他們控制着羅馬化進程的閥門。這與帝國境內行省的羅馬化存在一定的差異。另外,希臘—羅馬文化在傳播的過程中不得不適應哥特人的生活環境,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烏爾菲拉為了傳教創造了哥特文字。哥特文字雖然是以希臘字母為基礎,但是包含了哥特文化的諸多因素。烏爾菲拉創造哥特文字便利傳教的行為在當時帝國內部引發了巨大爭議。這從側面説明,烏爾菲拉所代表的帝國境外的羅馬化方式與帝國境內習以為常的羅馬化方式存在一定的差異。當時的羅馬人不僅感受到了這種差異,並且還對這種新方式有一定的牴觸情緒。
在日耳曼人部族中,哥特人是較早遷入文明區域的一支。他們先佔領了黑海沿岸古老的博斯普魯斯王國(早年希臘文化傳播區,羅馬屬國),之後,哥特人以克里米亞為基地,不斷向南擴張。其間,哥特人長期頻繁與羅馬人接觸,更多地接受了羅馬文化,加快了羅馬化進程。東哥特人的羅馬化過程以東哥特王國的建立為界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東哥特人進入羅馬帝國之後到在意大利建國前。此時,東哥特人生活在希臘文化氛圍濃厚的巴爾幹地區,所接受的文化是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混合。哥特人進入羅馬帝國後,作為帝國的同盟者,全面接觸羅馬社會。這一時期影響哥特人羅馬化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哥特人完全生活在希臘—羅馬文化的氛圍內,脱離了日耳曼文化的環境。在382年,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與哥特人締結了一份協定,此時的哥特人包括了特維吉人(Tervingi)和格魯森尼人(Greutungi)的主體部分。到376年,哥特人被允許作為羅馬的盟友(“同盟者”foederati)在軍隊中服役,定居在羅馬境內。特維吉人位於色雷斯北部,而格魯森尼人位於潘諾尼亞。從這時起,格魯森尼人同盟者開始被稱為東哥特人,特維吉人同盟者被稱為Visi,或者相對應地被稱為西哥特人。(18)東哥特人進入羅馬帝國內部,先是以盟友的身份為帝國服務。他們利用這種身份近距離地全面接觸羅馬文化。在進入羅馬帝國之前,希臘—羅馬文化作為外來孤立的文化要素在哥特社會中傳播,與日耳曼文化交流、碰撞,以適應日耳曼文化氛圍。但是此時,這兩種文化的地位發生了轉換。日耳曼文化開始作為孤立的文化要素在羅馬社會中生存和延續,更多地在與希臘—羅馬文化交流和碰撞中自我改造和調適,以適應希臘—羅馬社會。
二是哥特人認識到羅馬人與他們眼中的“野蠻人”的差異是文化的不同,哥特人主流羣體希望獲得自己所生活的羅馬社會的認可,想成為羅馬人能接納的“文明人”。這是羅馬化的核心概念身份認同。它是一種心理觀念上的重大轉變,使哥特人從羅馬化的被動者轉變為主動者。此後的羅馬化方式主要是文化互動模式。哥特統治階層主動調整日耳曼文化,使其與羅馬文化相適應,同時也在調整和改造羅馬文化。但由於這方面的相關記載較少,後人對這一時期東哥特人羅馬化的表現知之甚少。吉本的著作中有對此時哥特貴族生活的相關描述。哥特貴族像羅馬貴族一樣喜歡鄉居生活。哥特貴族早晨活躍在網球場或圖書室。貴族的圖書室既有男士喜愛的拉丁語寫作的世俗讀物,也有女性喜歡閲讀的拉丁語宗教讀物。午餐和晚餐的菜餚是燉煮和燒烤的肉類,再加上羅馬人喜歡的葡萄酒。日間生活多是騎馬出遊,歸家後享受熱水浴。(19)網球場、圖書室、燉煮肉類、葡萄酒、熱水浴等這些羅馬貴族的日常生活要素已經成為哥特貴族習以為常的生活必備品。
第二階段是東哥特人在意大利建國後的統治時期。此時,作為統治者的東哥特入主動全面地推動羅馬化。這一時期的羅馬化與前一階段有所不同。此前,東哥特人活動在羅馬帝國的東部,這裏是深受希臘文化影響的地區。當東哥特人進入帝國西部後,開始面臨一個有別於東部的文化區。東哥特人身處羅馬文化的核心區域意大利,置身於濃厚的羅馬文化氛圍中,其羅馬化進程大大加速。這一時期開始了全面羅馬化進程。它反映在政治制度層面,更滲透到政治理念、教育認知等深層次領域。
拉文納的東哥特王國政府與此前的西羅馬帝國宮廷並無差別。在中央層面,同樣設置近衞軍統領、羅馬市長、御前大臣和財務大臣等高級官職,以及管理國庫和王室財產的財務官員。在地方層面,司法和税務機構也是按照羅馬舊制存在和運行。政府的行政工作完全由意大利人擔任。(20)“西部的羅馬帝國崩潰了,但是政府的車輪依舊按照慣有的方式在前行。”(21)狄奧多里克選擇了一批固守羅馬傳統的羅馬貴族精英為其服務,他們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利貝里烏斯(Liberius)、卡西奧多盧斯(Cassiodorus)和波愛修斯(Boethius)等人。這些羅馬貴族既以他們的學識和政治修養為狄奧多里克實現自己的施政理想提供了強有力的執行力保證,同時又緩和了羅馬人與東哥特統治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東哥特王國政治文化的羅馬化不僅表現在外在制度上,還深入政治理念中。東哥特國王的統治理念可以歸納為兩點:其一是羅馬帝國皇權理念的變形。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4世紀,以及後來的很長時間內,在地中海世界流行的政治理念認為,君主有三種作用:作為將軍打好仗,作為法官主持正義,作為祭司侍奉神明。這需要君主具備三種德性:可怕、仁慈和威嚴。(22)在現存的文獻記載中,有關東哥特國王充當祭司角色的材料較少。但是,文獻反映出東哥特國王充當了將軍和法官的角色。
這方面的文獻主要來自於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和卡西奧多盧斯的記載。他們記載了狄奧多里克(Theoderic,又譯為狄奧德里克,或西奧多里克)(23)施政過程中堅持正義的具體案例。前者記載了狄奧多里克處理拉文納的基督教徒侵擾猶太人的案件。意大利多地發生了基督教羅馬教會強迫他人受洗的現象。拉文納的猶太人拒絕皈依基督教,遂招致教會的報復。拉文納主教帶人闖進猶太人會堂,將其付之一炬。猶太人向狄奧多里克控告這羣暴徒。“狄奧多里克認為基督徒是故意縱火的,他命令所有參與縱火的拉文納羅馬人必須拿出錢財重建被他們焚燬的猶太會堂。當傳令官宣佈他們的罪行時,應該在大街上對那些沒有拿出修繕費用的人施以鞭刑。”(24)
卡西奧多盧斯元老記載了狄奧多里克回覆熱那亞猶太人修繕會堂要求的一封信。這封信作為狄奧多里克賢明、寬容的證據被後人多次提及。信中的精華部分摘錄如下:“作為統治者,我按照從前的帝國法令恩准你們的請求,下令讓你們修補的只是你們會堂舊的圍牆範圍內的屋頂。你們增加其他的裝飾或者擴大建築的規模都是違法的。你們必須認識到,如果你們不避免違法行為,你們將永遠無法逃脱古老法令的懲罰。我只是在你們的事情不受三十年期限影響的情況下才允許你們修繕屋頂或者加固圍牆。你們為什麼希望得到你們本應該避開的東西?我確實同意了(要求的合理部分——筆者注),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我譴責犯錯誤的人的祈禱。我並不是譴責你們的信仰,因為沒有人會被強迫違背自己的意願去信仰。”(25)
史書中既記載了這種具體的案例,更記載了眾多史家對狄奧多里克賢明統治的讚譽。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談到:“在他的法令中,他確立了正義,他被羅馬人認為是他們最好的國王。他在皇帝的名義下為羅馬人提供軍事服務。”(26)普羅柯比(Procopius)稱讚狄奧多里克依靠法律和正義來統治國家,具有一切皇帝所應有的品質。他以公平的態度對待臣民,無論是哥特人還是意大利人都非常愛戴他。(27)這種以維護正義作為職責是多數東哥特君主的統治理念。將要亡國的第七代國王託提拉(Totila)在其統治時期仍舊希望通過堅持正義來獲得意大利人的好感。他要求東哥特人要審視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正義的標準,並且把此前東哥特人的不幸歸結於無視正義,相互間不守信用,對意大利臣民無禮。(28)從狄奧多里克和託提拉的執政理念可以看出,東哥特政治家認為通過堅持正義的行為能夠獲得臣民的擁護,希望獲得意大利民眾對其統治的認可。“狄奧多里克從君士坦丁堡和羅馬獲得靈感,認為在意大利塑造一個民族的高貴品質需要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上。”(29)
其二是作為皇帝的代理人延續羅馬傳統。東哥特統治者希望延續羅馬的政治統治方式。狄奧多里克是以皇帝正式委任的執政官身份而名正言順地佔有意大利,並且獲得了阿納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皇帝的認可。(30)東哥特人在意大利的統治面臨着一定的困境,他們此前的統治經驗無法適用於意大利。東哥特統治集團必然需要新的統治方式。這是蠻族在原來羅馬帝國領土建國後面臨的共同問題。無論是否願意,他們的統治方式都會受到羅馬帝國舊制的影響。日耳曼人原有的統治方式和經驗既不能適用於已經定居並且生活在城市中的東哥特人,更不能適用於他們的意大利臣民。因此,東哥特統治階層只能把羅馬文化因素與日耳曼文化因素相調和,創造出一種適應環境變化的二元體制。
東哥特王國羅馬化的另一個突出表現是在教育領域。東哥特王國曆任國王都接受了全面的羅馬化教育。第一任國王狄奧多里克大帝深受羅馬化的影響。狄奧多里克8歲時作為人質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在那裏接受羅馬式古典教育直到18歲。這種羅馬化的教育經歷深刻影響了狄奧多里克的施政理念。除了喜歡為阿里烏斯教派修建教堂外,狄奧多里克的作風儼然就是一個地道的羅馬皇帝。與此相關的是,他在奪取意大利後,不再親自率軍作戰,這表明他已不是日耳曼蠻族的王,而是“羅馬人”的國王。(31)狄奧多里克教誨哥特人要愛護民眾,尊重法律,瞭解哥特人的責任,放棄日耳曼人的格鬥審判和血親復仇的野蠻行徑。(32)
狄奧多里克之後,歷代國王接受的教育內容都延續了這種羅馬化的傾向。狄奧多里克的女兒阿瑪拉松塔(Amalasuntha)是哥特統治集團中羅馬化的代表。她擔任兒子阿塔拉里克(Atalaric)的監護人,管理東哥特王國。阿瑪拉松塔希望兒子能夠像羅馬王子那樣接受教育。阿瑪拉松塔在致元老院的一封信中表達了對羅馬式教育的推崇。“提高文學素養將會養成良好的品質。這種品質被賦予一種值得稱讚的自然的光彩。賢人會認識到文學素養會使他更加智慧;武士會發現文學素養會增強他的勇氣;王子知曉了它會明白如何平等地治理他的人民;每個人人生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會因文學的光輝知識受益匪淺。”(33)
這種羅馬化的教育方式引起部分哥特貴族的不滿。(34)東哥特統治集團中傳統派的激烈反對從另一個角度説明了這一時期羅馬化教育不僅程度深,而且相當普遍。王室的羅馬化不僅表現在阿塔拉里克的教育上,他的繼任者亦是如此。他的繼任者塞奧達圖斯(Theodatus,又譯為提奧達圖斯)的羅馬化傾向更為明顯。塞奧達圖斯精通拉丁文學柏拉圖哲學,沒有戰爭經驗,生活態度消極,貪圖私人財富。(35)塞奧達圖斯的行為與早期東哥特君主的行為背道而馳。這説明國王接受的主要教育內容已不再是作為日耳曼蠻族首領的騎射技藝,而是羅馬化的君主必備的統治藝術和文學素養。
在意大利建國後,東哥特人的羅馬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其一是狄奧多里克統治時期主動而又有管控的羅馬化時期。其二是阿瑪拉松塔攝政時期全面快速的羅馬化階段。這一時期的羅馬化過於盲目,潛在的反對力量成為後一階段衝突的因素。後來哥特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與這一時期快速羅馬化有關。其三是哥特戰爭時期,這是羅馬化與哥特傳統因素矛盾突顯時期,羅馬化遇到巨大阻力。雖然建國後是東哥特人羅馬化的全面發展階段,但是由於文化自身的延續性,東哥特統治集團中的傳統派在羅馬化進程中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東哥特統治者雖然希望把日耳曼文化與羅馬文化相融合,但是兩種文化在形成背景、內在機理、價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因此,隨着這種融合過程的深入,內在的衝突因素必然會逐漸浮現。
第二階段的羅馬化進程出現如此反覆的情況與羅馬人蠻族觀念的變化也有一定的關係。在哥特人進入羅馬帝國之前,羅馬人對於蠻族哥特人的輕視感更多來自他們認為羅馬文化優越於日耳曼文化,給哥特人貼上缺乏文明秩序、法律、倫理道德的標籤。但是,東哥特人在意大利建國後,羅馬人的蠻族觀念發生了變化。雖然東哥特人已經拋棄了先前的生活方式,但羅馬人仍舊不願意承認他們是文明人,希望以信仰尼西亞信經作為判斷文明人的標準,藉以強調自己的文明人身份。“雖然古代的人們都在進行着宗教實踐,他們卻未必會將自己置於某一種特定的宗教背景之下。然而,到了古代晚期,宗教逐漸成為一個人文化背景的一部分,開始成為個人身份的標誌。”(36)其實,這是羅馬人我族中心觀的一種外在表現。即使東哥特人皈依了羅馬教派,也不可能獲得羅馬人的認同,他們的兄弟西哥特人的命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對於東哥特人而言,他們接受的基督教阿里烏斯派教義本身就是羅馬人強加於他們的異質文化的結果,但此時卻又因為接受了阿里烏斯派教義受到了羅馬人的歧視。這説明在這個時期羅馬人和東哥特人不可能跨越他們之間的文明與野蠻的鴻溝,東哥特人希望成為羅馬人的目標很難實現。
 二、東哥特王國羅馬化的特點
東哥特人的羅馬化具有典型意義。“東哥特王國,在一切日耳曼人所建立的王國中是羅馬化最強烈的。”(37)與西哥特王國、汪達爾王國、法蘭克王國等其他日耳曼蠻族國家相比較,東哥特王國的羅馬化突顯出幾個重要的特點。
第一,東哥特人接觸羅馬文化較早,並長期生活在希臘—羅馬文明發達的地區,導致其羅馬化進程領先於其他日耳曼族羣。東哥特人在建國之前已經深受羅馬文化的影響。如前文所述,東哥特人在此前已經開始了羅馬化進程。
在羅馬化問題上,東哥特王國與西哥特王國有一定的類似,而與法蘭克王國有所不同。這些區別可以從日耳曼人遷徙的過程找出原因。日耳曼人的入侵是分兩個階段連續進行的。第一次大浪潮開始於405年12月31日蘇維匯人(Suevi)、汪達爾人(Vandals)和阿蘭人(Alans)組成的鬆散聯盟跨過萊茵河。到480年,蠻族國家已經在原來羅馬的土地上建立起第一套粗陋的體系。勃艮第人在薩伏依,西哥特人在阿奎丹,汪達爾人在北非,東哥特人在北意大利。他們均借用了當地已存在的帝國結構。這些結構只要被認為有可能與日耳曼人的類似結構結合,就被似是而非地保存下來,形成一種系統的二重性制度。(38)這種二重性制度在日耳曼人入侵的第二次浪潮時期結束。這一時期有三個主要事件,即法蘭克人征服高盧、盎格魯—撒克遜人佔領英格蘭和倫巴德人進入意大利。(39)在這些蠻族國家統治時期,羅馬法律傳統逐漸衰微。倫巴德人在意大利沒有延續東哥特人此前實行的二重性制度。他們廢除了公民法和司法制度,以日耳曼人習慣法為基礎,頒佈了一部新法典,它很快就取代了羅馬法。(40)從兩次浪潮的特點來看,第一次浪潮中建立的日耳曼蠻族國家吸收了更多的羅馬文化因素。它們使用的二重性制度實質上是日耳曼文化與羅馬文化逐漸調整和適應的產物。但第二次浪潮中建立的日耳曼蠻族國家更突出日耳曼文化的因素,而羅馬文化的影響力不斷式微。因此,以東哥特王國和西哥特王國為代表的早期日耳曼蠻族國家在羅馬化程度上領先於以法蘭克王國為代表的後期日耳曼蠻族國家。
另外,東哥特人、西哥特人和汪達爾人遷徙的路途較為遙遠,距離日耳曼人的本土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較遠。而法蘭克人遷徙路程較短,距離北歐日德蘭半島和薩克森地區較近,和自己的原初文明聯繫緊密。法蘭克人佔領的並不是羅馬的核心區,而是羅馬化的高盧地區,接受的是羅馬化地區複製版的羅馬文明。並且在第二次浪潮時期,羅馬帝國已經成為過去時。在前三者中,汪達爾人的羅馬化程度較低。這是因為汪達爾人的遷徙路線主要是在文明的邊緣區,最後也僅搶掠了羅馬,並未在文明核心區停留。而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經過的地區主要是羅馬文明的核心地區。因此,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的羅馬化程度既超越了第二次浪潮的法蘭克人,又領先於第一次浪潮的汪達爾人。
在羅馬化程度上能夠與東哥特人媲美的是它的兄弟部族西哥特人,但是由於西哥特人後期長期活動在非羅馬文明中心地帶的高盧地區和伊比利亞半島(羅馬文明的狀況要高於不列顛等邊境地區),東哥特人生活在希臘—羅馬文明影響深厚的巴爾幹半島和羅馬文明的核心區意大利,二者羅馬化的發展狀況不同。按照希臘—羅馬文明發展的程度來劃分,依次是巴爾幹半島、意大利、高盧地區和伊比利亞半島。因此,生活在高盧地區和伊比利亞半島的西哥特人與生活在巴爾幹半島和意大利的東哥特人相比較,在羅馬化的進程上有一定的差距。地理環境使東哥特王國更容易受到羅馬文化的影響。一方面,東哥特人佔據了羅馬帝國的核心地區意大利半島,而此時意大利的羅馬文化氛圍非常濃厚。另一方面,東哥特王國與拜占庭帝國接壤,更易於受到拜占庭文化的影響。在拜占庭帝國的文明特質中,希臘—羅馬文化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另外,拜占庭帝國統治階層主動向外推廣其文化,而東哥特王國由於與拜占庭帝國接壤,統治者主動接受羅馬文化,因此成為了拜占庭文化滲透的重要地區。這也是後來拜占庭帝國衰亡時期,眾多知識分子選擇在意大利安身立命的原因之一。(41)
這種地理環境帶給東哥特王國羅馬文化財富的同時,也是沉重的歷史包袱,使其無法擺脱羅馬文化的濃厚氛圍。汪達爾人、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蘭克人佔據了帝國的邊遠地區。他們繼承的只是行省的統治機構,並且在他們的臣民中只有極少數的元老。但是東哥特王國繼承的是帝國的中央政府,是羅馬城和它的元老院。當其他蠻族國王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建立中央政府時,狄奧多里克完全依託的是現有的帝國官制和貴族階層。其他國王無須花費過多精力去安撫他們統治區域內的貴族家族。(42)而東哥特國王則面臨着是作為羅馬皇帝的臣民抑或是獨立的蠻族人君主的困難抉擇。
第二,東哥特王國與其他蠻族國家的一個重要差別是,它一直沒有把自己當作一個獨立的族羣國家。東哥特人認同東哥特王國是拜占庭帝國的屬國,仍然奉拜占庭皇帝為元首。(43)“奧多亞克、西奧多里克(即狄奧多里克的另一譯名——筆者注)都認為他們自己在法律上是帝國的代理人。高盧和西班牙脱離帝國後,羅馬民眾漸與日耳曼駐軍融合,隨後出現一個新的民族(此處使用民族一詞值得商榷——筆者注),而意大利沒有發生這樣的事。”(44)這其實説明了東哥特人統治下的意大利形勢介於羅馬—蠻族新王國和帝國直轄的各行省之間。這是一種不穩定的羅馬和東哥特因素的均勢,它既可以恢復到帝國行省的狀態,也可以走向完全自主的羅馬—東哥特人融合之上的嶄新國家形態。(45)
在這種情況下,東哥特王國統治者在與拜占庭帝國的關係中認可拜占庭帝國主義。拜占庭帝國主義可以概括為,用一種共同的宗教和法律原則把諸王國統一成“羅馬共和國”,承認或者默認羅馬皇帝在普世性的基督教世界中擁有特定權威,並且採用拜占庭帝國的文學、藝術和學術標準。(46)迪米特里·奧博連斯基(Dimitri Obolensky)把它稱為一種帝國的大一統觀念。他認為,無論是在帝國內部還是外部,基督教國家都被認為是拜占庭帝國的一部分,在拜占庭文明的影響下,它們擺脱了野蠻落後狀態。(47)這種觀念在5世紀羅馬—拜占庭人的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奧羅修(Paulus Orosius)堅持認為,“通過基督教宗教的媒介,所有信仰同一宗教的人被統一起來,那些蠻族人毫無衝突地臣服於羅馬人”。(48)科斯馬斯·因迪科普萊斯特斯(Cosmas Indicopleustes)在其著作中論述了羅馬皇帝的特殊權威:“當耶穌還未降世時,羅馬皇帝就從上帝那裏獲得了權威,它是基督在人間的代言人。從那以後,奧古斯都的繼承人從未間斷地獲得這種權威,直到世界末日。所以,就塵世間的王國而言,羅馬皇帝不但分享了耶穌的威嚴,而且具有了凌駕於其他任何權力之上的力量。”(49)因此,塵世的拜占庭帝國皇帝與基督教諸王國的國王就構成了隸屬關係
東哥特國王認可這種皇帝—國王的隸屬關係,即使在形式上也很少僭越使用最高統治權。狄奧多里克雖然認為自己因獲得皇帝芝諾(Zeno)的任命成為皇帝的代理人,但是他並沒有去僭越使用皇帝的裝束。狄奧多里克公開承認皇帝是他的宗主,他的權力受到羅馬主教和元老的限制,他未經皇帝許可不能處分他們或者查抄他們的財產,他無權任命國家高級官員,只可以向皇帝提供推薦建議。(50)多份文獻都記載了東哥特王國選出的執政官需要拜占庭皇帝的批准。狄奧多里克在選擇繼承人上也突出這種隸屬關係。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一世(Justin I)批准狄奧多里克選擇歐塔裏克(Eutharic)作為他的繼承人,任命歐塔裏克為執政官。(51)
狄奧多里克之後的東哥特統治者仍舊堅持這種臣屬觀念。當拜占庭將軍貝利撒留(Belisarius)奉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之命佔領了西西里島的利利巴厄姆(Lilybaeum,這個城市是狄奧多里克作為妹妹的嫁妝送給汪達爾人的)時,阿瑪拉松塔並沒有通過外交或者軍事手段迫使貝利撒留退兵。她在給對方的信中談到,貝利撒留應該和她一起聽從查士丁尼皇帝對爭端的公正和合法的裁決。(52)這種態度説明,她好像與貝利撒留一樣,都是皇帝的臣屬。東哥特國王塞奧達圖斯與拜占庭帝國簽訂的協議中規定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內容。東哥特民眾為君主歡呼時,要先喊皇帝的名字,然後再喊東哥特國王的名字。不能單獨為東哥特國王塑像,必須同時塑兩個像,皇帝的塑像必須位於右側,東哥特國王的塑像位於左側。(53)這雖然是東哥特國王塞奧達圖斯因畏戰而簽訂的協定,但卻能夠反映出東哥特國王從內心中認可東羅馬(拜占庭)皇帝應該在意大利行使一定的權威。
東哥特人不僅把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奉為國家元首,而且其君主在內心中認同拜占庭帝國主義,認同自己是皇帝之下的基督教國王。並且狄奧多里克希望長期維持這種與拜占庭皇帝的特殊關係,這樣他既可以在蠻族世界中獲得優越地位,又能夠在國內獲得臣民對其統治合法性的認可。狄奧多里克作為意大利境內羅馬人和東哥特人共有的國王,不僅需要東哥特人認可他的統治合法性,而且需要羅馬人的認可。但是,作為兩個族羣共有的國王就必須面對國內兩種文化的差異和融合。
第三,東哥特人的羅馬化與羅馬人的哥特化並存,兩種文化互相吸引、調適和融合。狄奧多里克觀察到這一現象,“羅馬窮人模仿哥特人,哥特的富人效仿羅馬人”。(54)富有的哥特人的墓葬證實了後半句話,他們選用羅馬陪葬品下葬,這暗示了財富與羅馬化齊頭並進。毫無疑問,下層羅馬人更多吸納了哥特人的風俗習慣。5世紀40年代,哥特軍隊充斥着大量的羅馬窮人。鑑於狄奧多里克對於行政和軍事的區分(羅馬人掌握行政權而東哥特人控制軍隊),羅馬人蔘軍不僅暗示了他們對哥特人的支持,也是其與哥特人互相認同的表現。傳世的文獻記載了一名羅馬貴族西普里安(Cyprian)參軍及其家人學習哥特語言和習俗的案例。西普里安雖然是一名羅馬貴族,但是也在軍隊中任職。他能夠流利運用希臘語、拉丁語和哥特語三種語言。他的孩子也在宮廷中學習哥特語和蠻族的軍事技術。(55)西普里安並不是唯一在哥特人軍隊中任職的羅馬貴族。(56)
蠻族與羅馬人的融合是中世紀早期西歐社會的一個明顯現象。最突出的表現是在法律方面。許多日耳曼蠻族王國用日耳曼化的羅馬法即“粗俗的羅馬法”(vulgar Roman law)管理羅馬人。“羅馬法在日耳曼王國內的保留,羅馬法為日耳曼法所吸收,這一過程又同時導致羅馬法本身的日耳曼化,也即粗俗化,因此從羅馬法的歷史看,不可否認,該時期是它的衰退期。”(57)法律上的“粗俗化”(58)反映出日耳曼文化與羅馬文化的融合現象,以及羅馬人與蠻族之間文化差異的隔閡逐漸淡化。日耳曼文化在調整適應羅馬文化,同時羅馬法律也在調整適應日耳曼人的需要。“羅馬人和蠻族之間先前的敵對狀態日漸減少,兩者很難被精確區分,在歐洲佔優勢的社會和文化環境被描繪成是兩種文化的交往融合,它們之間的對立消失。”(59)最早系統闡述羅馬化問題的哈佛菲爾德認為羅馬化包含了兩種趨勢:“首先,羅馬化消除了羅馬和地方之間的差異,他們在語言、物質文化政治情感和宗教上都是一樣的。當這些地方的人稱自己為羅馬人或者我們稱他們為羅馬人時,這個稱謂是正確的。其次,這一進程在不同的國家以不同的速度進行,其效果也不同。它並非無處不在,它並沒有立即摧毀了所有部落或民族的情感或時尚的痕跡。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在某些地區,這些現象仍然存在,不是在積極的反對中,而是在潛在的持續中,能夠在適當的條件下復活。在這種情況下,該省已屬於羅馬,但他們仍然可以迴歸他們祖先的生活方式。”(60)
應該注意的是,東哥特人選擇羅馬化與羅馬人選擇哥特化具有明顯不同的出發點。東哥特人的羅馬化更多地是一種主動的融入,他們想極力擺脱原有的蠻族身份,成為高貴族羣的一員。而羅馬人的哥特化更主要是從現實利益出發。羅馬人的哥特化是羅馬人蠻族化的一種表現。羅馬人蠻族化在5世紀時就已是普遍現象。它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個別知識分子厭倦了羅馬文明的糟粕,希望在蠻族中尋找原初的質樸生活。二是羅馬人為了逃避沉重的義務,到蠻族部落中去討生活。(61)但是,他們本質上並不像哥特人那樣認同對方,內心中依舊以高傲的“文明人”姿態蔑視哥特人。羅馬人承繼了希臘人的蠻族觀念,把所有日耳曼人和其他蠻族都視為無差別的類似於野獸的野蠻人,這種觀念也成為中世紀時期人們對蠻族的流行看法。(62)
第四,羅馬化進程使東哥特人的主流羣體主動接受羅馬化,使得東哥特人認同羅馬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狄奧多里克在君士坦丁堡宮廷學習期間開始主動接受羅馬文化,積極吸收羅馬的因素為其所用。“他學會並瞭解了一個有秩序、有教養社會的好處,以及賴以維持的一些原則。”(63)狄奧多里克由於在君士坦丁堡宮廷中生活了11年,所以他懂得羅馬帝國一套現成的制度對於鞏固自己的統治是有用的。他規定,東哥特人適宜在軍警部門工作,而司法和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則由羅馬人擔任為宜。(64)東哥特王國統治者過於主動接受羅馬化,受到吉本的批評。吉本認為狄奧多里克完全不加改變地使用了羅馬帝國創建的各種制度,甚至包括其中的各種弊端。(65)與吉本的批評態度相反,卡西奧多盧斯元老認為狄奧多里克的羅馬化認識涉及文明的核心問題。“狄奧多里克規勸臣民要遵循法律去生活並且保持和平狀態——這些要歸結於文明化的成就,是區別於蠻族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方面。”(66)6世紀的羅馬人認為作為“文明人”的核心是按照文明的法律和道德的要求生活,狄奧多里克也認識到這一點。狄奧多里克認為羅馬人作為文明的族羣,其文明內核包括正義、穩定、和平和普遍的繁榮,這些要素是他執政的終極目標。(67)
除了國王個體外,東哥特民眾中也出現了主動羅馬化的現象。一些哥特人漸漸地放棄了阿里烏斯派信條,皈依羅馬“正統派”。當時人認為阿里烏斯派的信仰是“哥特人的律法”,羅馬“正統派”的信條是專屬於羅馬人的信仰,而哥特人的皈依就意味着放棄自己的族羣特徵。
東哥特人長期定居於意大利,生活於羅馬社會大環境中,這導致哥特人族羣認同出現了危機。有關阿塔拉里克教育問題的爭執可以反映出王室教育的矛盾,內含有哥特人傳統君主培養習慣與羅馬式精英培養方式的衝突。羅馬化的君主和阿瑪拉松塔都對哥特人的傳統並無太多的關注。最突出的一件事情是塞奧達圖斯在決定是否出兵援助那不勒斯而進行的占卜活動。塞奧達圖斯向一位很有聲譽的希伯來預言家詢問戰爭的結果。他對這場戰爭必敗的預言深信不疑。(68)這可以説明哥特人受羅馬化影響,價值觀發生了徹底變化。這是因為,東哥特王國內部存在着希臘—羅馬文化、日耳曼文化和猶太—基督教文化,東哥特國王在生死攸關問題上並沒有選擇日耳曼人的宗教,也沒有選擇他們信奉的阿里烏斯派,而是選擇了希伯來預言家。
在論述東哥特王國羅馬化問題上還應該注意的是,東哥特人雖然是羅馬化程度最高的日耳曼族羣,但他們並不是羅馬人。東哥特人並沒有完全接受羅馬文化。另外,後人很難對東哥特人的羅馬化有一個全面清晰的認識。前文有關東哥特人的羅馬化主要涉及東哥特統治階層,因為後人所見的有關羅馬化的材料主要關注東哥特王國上層,而鮮有記載下層民眾的情況。再加上羅馬化進程複雜,一直存在阻力,即使在東哥特王國晚期,統治集團內部也仍舊存在強大的反羅馬化的傳統派貴族。一個重要現象是,東哥特人的主流羣體自始至終都是阿里烏斯派信徒,並沒有大規模皈依羅馬正統教派。所以,東哥特人只是較其他日耳曼族羣而言是羅馬化程度最高的羣體。東哥特人作為統治階層,其羅馬化是東哥特人把日耳曼文化加以調整使其與羅馬文化相適應的一個過程,同時他們也把羅馬文化予以適當改造。除了這些主觀上的文化互動外,在古代晚期的歷史條件下,日耳曼文化和羅馬文化也在新的歷史時期不斷髮展,並且加入了社會基督教化的因素,這構成了日耳曼文化與羅馬文化互相適應的客觀背景。
  三、東哥特王國羅馬化的影響
羅馬化作為貫穿東哥特王國始終的立國因素,影響了東哥特王國的發展。在早期(狄奧多里克大帝統治時期),羅馬化保證了統治的穩定。在羅馬化的影響下,東哥特王國的二元制國家結構推動了意大利平穩發展,減少了社會動盪。因此,狄奧多里克的統治獲得了時人和後人的讚譽。古典作家在描述他的統治時充滿了溢美之詞。“狄奧多里克是一個非常傑出的人,在他統治的33年裏,他對所有人都充滿善意。在他統治的時代,意大利幸運地獲得了30年的好運,並且他的繼任者也延續了這種和平狀態。”(69)後代的吉本在書中也多次對狄奧多里克讚譽有加。他強調狄奧多里克獲得了各個階層的共同擁戴。“狄奧多里克的名聲更值得信賴之處,是33年統治期間眾所目睹的和平與繁榮,在那個時代受到異口同聲的尊敬。他的智慧、勇氣、公正和仁慈,銘記在哥特人和意大利人的心田。”(70)
東哥特王國的和平穩定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因為太平和富裕,人們心中產生了希望,又開始研究學問。”(71)事實上整個5世紀的意大利經歷世俗文學的貧瘠時代,而東哥特時期卻迎來了文化的復興。(72)被天主教徒推崇的古代晚期的波愛修斯就生長於狄奧多里克統治時期。在西方文化中,他被描繪為那個時代百科全書式的博學者,(73)他的哲學思想糅合了基督教神學新柏拉圖主義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對中世紀的經院哲學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他生活的東哥特王國首都拉文納不僅是重要的經濟中心,也是這一時期意大利的文化中心,該城的文化藝術成就反映了東哥特王國時期意大利文化的盛況。東哥特人當政期間,拉文納所產出的文獻比該城市被拜占庭帝國收復後直到6世紀末的產出還要多。(74)
但是,在和平穩定的表象下,延續羅馬文明與保持哥特傳統之間的潛在衝突仍舊存在。一方面是狄奧多里克雖然對羅馬化的發展持積極態度,但是在生活中又刻意保持東哥特傳統的因素。同為蠻族的歷史學家約達尼斯(Jordanes)如此稱讚他的這種選擇,“他這個人天性就寧願按照本民族的傳統,靠自己的努力尋求生活”。(75)另一方面,東哥特王國統治時期意大利濃厚的羅馬化社會氛圍導致當地民眾常常誤以為自己仍舊生活在羅馬帝國中。他們的觀念仍舊是對帝國理念的認可。他們只是把東哥特國王看成是皇帝的代理人,是異端的“蠻族”。當500年狄奧多里克訪問羅馬時,元老院、教士和人民夾道歡迎,稱狄奧多里克為新的圖拉真(Traianus)。“這個詞本身就表明羅馬思想和帝國思想仍是多麼強烈,這種思想也反映在狄奧多里克的某些錢幣上,上面印有他戴頭盔的頭像並書有‘不可戰勝的羅馬’。”(76)但是,實際上東哥特人與當地民眾之間仍舊存在着無法跨越的鴻溝,他們並沒有把羅馬人與哥特人視為融合的一體。“羅馬人和哥特人看待彼此的眼光中包含着輕視和尊敬的複雜感情。”(77)自認為“文明人”的羅馬人在心理上蔑視東哥特統治者。“由於社會和文化的隔膜,羅馬知識分子、基督教徒和異教徒同樣對他們的日耳曼鄰居抱有輕蔑和不信任的態度。”(78)
狄奧多里克去世之後,羅馬化的弊端顯露出來,這導致了哥特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狄奧多里克的女兒阿瑪拉松塔作為羅馬化貴族的代表,她傾向羅馬化的行為引發東哥特貴族集團中傳統派的不滿,雙方劍拔弩張。這種分裂的狀況延續下來。到第三任國王塞奧達圖斯統治時期,他獲得了傳統派的支持,殺害了阿瑪拉松塔及其支持者。東哥特人由於文化和宗教的差異,很難融入羅馬社會中。兩種文化的張力更多顯露出來。更多東哥特人對於羅馬化有一種牴觸情緒,“這些北方的武士深感他們的族羣屈從於外族的牢籠羈絆是一種深深的恥辱”。(79)
總之,東哥特王國的羅馬化影響了中世紀早期意大利歷史的發展,影響了5-6世紀的國家建構。羅馬化對於東哥特王國國家建構而言是一種特殊的因素。高度的羅馬化使其與其他日耳曼蠻族國家的發展走向了不同的路徑。這也是中世紀早期日耳曼蠻族國家建構中的一個另類。“狄奧多里克刻意注重保持羅馬傳統的行為導致其精力的分散,他未能夠完成建立一個自主的意大利國家的歷史任務。”(80)其他日耳曼蠻族國家由於羅馬化程度較低,其國家建構過程中突顯出日耳曼因素的主導地位。雖然蠻族在國家建構中都不可避免地把日耳曼文化與羅馬文化相融合,使其互相適應,但東哥特王國更多地保存了羅馬文化的因素。在東哥特王國內部,高度的羅馬化使得東哥特人似乎被吸收到羅馬人之中。東哥特人“也即是帝國的屬民,或者正如人們還在説的,是‘共和國’的屬民。帝國的理想不僅仍舊存在,而且還存在着法律概念:不僅對於羅馬人,而且對於蠻族人來説,意大利仍是帝國的一部分”。(81)
實際上在日耳曼人第一次入侵浪潮中,日耳曼蠻族在國家建構過程中都面臨將羅馬文明(主要是政治文明)作為主導因素還是將日耳曼文明作為主導因素的選擇困境。東哥特王國的政治實踐是這種困境的典型代表。東哥特人雖想構建一種以日耳曼人為主的族羣國家,並且與東羅馬帝國保持一種特殊聯繫,但因為其在羅馬文明的核心區而無法實現,因此一直在國家建構模式的選擇上左右搖擺。東哥特人注重保留羅馬文明特質的國家建構模式不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在6世紀,西歐的羅馬文明猶如大海中的眾多孤島,在日耳曼文化的衝擊下逐漸消退了。(82)東哥特王國的國家構建並沒有完全使意大利進入中世紀,意大利的歷史進程需要經過日耳曼人入侵的第二次浪潮的再次洗禮。雖然東哥特王國注重延續羅馬傳統的國家建構失敗了,但在中世紀早期的歷史發展上仍具有探索意義。
東哥特王國的羅馬化帶給意大利的更深遠的影響是使它延續了羅馬城市文化。意大利成為中世紀保留羅馬文化較為成功的地區之一。在中世紀早期蠻族入侵狂潮下,西歐城市文化在大部分地區受到摧殘。但是在東哥特王國統治時期,東哥特人高度的羅馬化使其繼承了羅馬人重視城市文化的傳統。狄奧多里克在其統治時期重建了許多意大利城市。他大興土木修建宮殿、浴室、供水渡槽、防禦工程和大劇場。(83)在艾米利亞大聖堂(Basilica Aemilia)發現了刻有狄奧多里克名字的牆磚。(84)狄奧多里克支持象徵羅馬帝國城市文化傳統競技運動。在500年,當狄奧多里克訪問羅馬以慶祝自己登基30年時,他親自主持了一場盛大的競技比賽。卡西奧多盧斯元老記載了一封狄奧多里克大帝寫給近衞軍長官法烏斯圖斯(Faustus)的信,反映出賽車競技者的工資直接來自公共財政,並按月發放。(85)不僅狄奧多里克喜愛城市文化,而且他身後的東哥特王國統治者更是迷戀意大利的城市文化。
雖然在哥特戰爭後期,以及此後的意大利戰亂和分裂時期,意大利的城市文化受到沉重的打擊,但是意大利城市生活的傳統仍然流傳下來。一直到11世紀末,意大利的城市居民仍能夠接受古典知識和法律文化的教育。這為意大利在12世紀文藝復興和14-16世紀文藝復興中能夠成為城市文化的中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意大利的城市居民設想自己是羅馬人的繼承人,把城市的高級官吏稱為“執政官”,並且維繫着城市的自治權利,把它作為合法繼承物。(86)而意大利長期存在的城市文化氛圍是其最先出現近代社會特徵的重要背景。在西歐城市文化發展的脈絡中,東哥特王國統治時期是重要階段。東哥特王國高度的羅馬化使得意大利的城市文化受到的損害程度遠低於西地中海其他地區。
在古代晚期,東哥特王國的羅馬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首先,羅馬化的環境位於帝國統治內外,不再僅限於帝國內被征服的行省。東哥特人在進入帝國之前接受了希臘—羅馬文化,進入帝國後其羅馬化的速度開始加快。其次,羅馬化不是由羅馬統治者推動,而是由東哥特統治者主導。東哥特統治者意識到羅馬人與野蠻人的差異在於文化的不同,故而希望通過主動學習希臘—羅馬文化,獲得羅馬人身份的認同。這説明東哥特人作為文化接受者,他們的主動性是東哥特王國羅馬化的特點之一。東哥特王國的羅馬化過程實際上是日耳曼文化對羅馬文化的調適性吸收和改造的過程,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古代晚期社會的基督教化。最後一個特點是羅馬化與基督教化結合,基督教成為傳播羅馬文化的重要載體。在基督教語境下,出現了兩種新的現象。此前羅馬帝國皇帝與行省的關係此時發展為一種想象的基督教帝國模式,拜占庭皇帝與基督教諸國王構成了精神上的隸屬關係。另一種新現象則是羅馬人與蠻族人區別標準的變化。在蠻族入侵之前,羅馬人與蠻族的區別是一種文化的區別,到了日耳曼蠻族在其第二次入侵浪潮中建立的國家得到鞏固後,羅馬人與蠻族的主要區別點則是基督教正統派與異端和異教信仰者的界限。因此,從東哥特王國羅馬化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古代晚期蠻族國家的羅馬化本質上是希臘—羅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日耳曼文明的融合過程,這一過程塑造了中世紀西歐文明的特質。
註釋:
①羅馬化是一種後世學者對羅馬帝國變革的解釋模式,學者的解釋眾説紛紜。宮秀華、王佃玉的《略論高盧行省城市發展的“羅馬化”特質》一文對學界有關羅馬化的不同解釋進行了概述和分析。參見宮秀華、王佃玉:《略論高盧行省城市發展的“羅馬化”特質》,《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10期,第83頁。而動態分析“羅馬化”概念的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和學術內涵的成果,可以參見R.Hingley,"The 'Legacy' of Rome:the Rise,Decline and Fall of the Theory of Romanization",in Webster,J.and Cooper,N.,ed.,Roman Imperialism: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Leicester,1996,pp.35-48; Jane Webster,"Creolizing the Roman Province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105,no.2(April 2001),pp.209-225。除此之外,有關羅馬化概念演變和西方學界的研究成果,還可以參見F.Haverfield,The Romanization of Roman Britian,Clarendon Press,1915,pp.19-23; Leonard A.Curchin,The Romanization of Central Spain,Routledge,2004,pp.8-12; J.Andreau,"Reflections on a One Day Conference 'Italy and the West:Comparative Issues in Romanization'",in Simon Keay and Nicola Terrenato,ed.,Italy and the West:Comparative Issues in Roman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31-233;劉津瑜:《羅馬史研究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87—193頁;宋立宏:《對“羅馬化”及羅馬帝國文化認同的反思》,《史林》2012年第4期,第170—175頁。
②Leonard A.Curchin,The Romanization of Central Spain,p.8.
③學界有關蠻族王國的研究時間漫長,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中世紀的教會史家認為日耳曼蠻族國家的歷史是一種歷史的轉型,這成為了中世紀史學的主要觀念;到了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時代,受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影響,史學界在闡述5-7世紀的歷史時多采用“羅馬帝國衰亡”的史學模式;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L.懷特(L.White)提出了“羅馬世界轉型”(認為中世紀早期是羅馬世界的轉型而不是滅亡)的新範式。在此基礎上,20世紀60年代,彼得·布朗(Peter Brown)提出了“古代晚期”的新範式。“古代晚期”是一個歷史時期概念,前接古典文化,後接加洛林文藝復興,狹義上指約300年至600年的地中海歷史。它強調這一時期的西地中海歷史是羅馬文明的延續和結構性轉型,是一個為現代歐洲奠基的新時代。國內學界對該詞(“Late Antiquity”)的譯名尚未統一,有譯為“古代晚期”,也有譯為“後古代”等。本文不談論該問題,採用常見的譯名“古代晚期”。
④羅馬統治者通過兩個重要工具推動羅馬化:軍隊是羅馬化、文化融合以及社會提升的強大力量;推行羅馬奴隸制和釋放奴隸是羅馬化的另一個工具。J.Andreau,"Reflections on a One Day Conference 'Italy and the West:Comparative Issues in Romanization'",p.232.
⑤康凱:《羅馬帝國在西部的延續:東哥特政權研究》,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⑥Jonh Moorhead,Theodoric in Italy,Clarendon Press,1992.
⑦Patrick Amory,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489-55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John Moorhead,"The Decii under Theodoric",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33,h.1(1st Quarter,1984),pp.107-115; 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The Classical Journal,vol.7,no.6(March 1912),pp 252-262.
⑧Peter Heather,Goths and Romans,332-489,Clarendon Press,1991;詹姆斯·奧唐奈著,夏洞奇、康凱、宋可即譯:《新羅馬帝國衰亡史》,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⑨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Humanities Press,1974; A.H.M.Jones,"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Odoacer and Theodoric",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52,parts l and 2(1962),pp.126-130;路易吉·薩爾瓦託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譯:《意大利簡史》,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
⑩羅馬文化傳播論是早期研究羅馬化的觀念,其代表人物是哈佛菲爾德(F.Haverfield)。哈佛菲爾德認為羅馬化是有方向性和進步性的,在這個過程中,羅馬統治下的行省本土社會羣體變得越來越“羅馬化”。羅馬帝國的征服和羅馬化也有積極的道德內容。參見R.Hingley,"The 'Legacy' of Rome:the Rise,Decline and Fall of the Theory of Romanization",p.39。
(11)關於哥特人起源的相關問題,可參見Walter Goffart,"Jordanes's 'Getica' and the Disputed Authenticity of Gothic Origins from Scandinavia",Speculum,vol.80,no.2(April 2005),pp.379-398。
(12)約達尼斯著,羅三洋譯註:《哥特史》,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50頁。
(13)約達尼斯:《哥特史》,第50—51頁。
(14)宮秀華、王佃玉分析了學界有關羅馬化的不同解釋。“其中有幾種解釋比較具有代表性:一種是‘羅馬文化的特質在其文化進程中的演進、傳播與擴展’;另一種是‘以羅馬文明為主,包羅眾多區域文明特徵的羅馬帝國文明’;還有一種認為‘羅馬化’雖然具有雙重含義,包含了被征服者對征服者所產生的影響。然而,被征服者與征服者雙方絕對不是羅馬化進程中的‘平等搭檔’。……實際上,給‘羅馬化’下一個簡單的定義很困難。正如有的學者認為的那樣,關於‘羅馬化’的討論是圍繞着羅馬帝國所有行省所有地區的物質、社會、經濟和文化等相關的複雜因素展開的,其中包括帝國文明與土著文明之間的差異性。或許,我們可以將羅馬文化理解為‘基本上是一種城市文化’,其形式特徵以羅馬廣場、浴池、道路、高架水道、圓形劇場等羅馬式公共建築物為標誌;其文化內涵則以羅馬政治制度、經濟政策、人文趨向、通用語言等羅馬式文化為核心。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在羅馬化時代,整個帝國境內創造出一種所有居民共同經歷的一種城市生活和所有居民共同擁有的一種身份認證——羅馬人’。”參見宮秀華、王佃玉:《略論高盧行省城市發展的“羅馬化”特質》,第83頁。學界研究羅馬化的視域集中在羅馬帝國內部的行省。這與本部分探討的帝國外部的羅馬化問題有重大的差異,所以本文在使用羅馬化的概念時並不受已有概念內涵的制約。
(15)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19522 p.85.
(16)Peter Heather and John Matthews,The Goths in the Fourth Century,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1,pp.125-126.
(17)文化互動論是以米勒特(Millet)為代表的新一代學者對哈佛菲爾德的羅馬化觀念提出的挑戰。他們認為,羅馬化不再被視為道德和社會進步的一種形式,而是更多反映當地社會接受“羅馬”文化的發展或文化適應。參見R.Hingley,“The ‘Legacy' of Rome:the Rise,Decline and Fall of the Theory of Romanization”,p.39。這裏有必要介紹一下國外有關羅馬化概念的認識發展問題。J.韋伯斯特(J.Webster)把“羅馬化”概念的發展歷程劃分為六個模式:1.哈佛菲爾德模式:把羅馬化視為各行省“被賦予文明”的過程,即非羅馬人被“賦予”一種新的語言、物質文化、藝術、城市生活方式和宗教。2.柯林伍德(Collingwood)的“融合”(Fusion)觀點:羅馬不列顛的文明既不是羅馬的也不是不列顛的,而是羅馬與不列顛的融合,這兩種文化融合成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3.北非本土主義模式:強調了征服後時代本土文化傳統的純潔性。本土主義學者第一次提出了抵抗羅馬文化的提議,完全顛覆了哈佛菲爾德的觀念。帝國作為“給定”文明的概念受到相當大的懷疑。4.英國本土主義模式:認為羅馬化不過是表面現象。羅馬文化的使用並沒有真正改變凱爾特人的社會。5.米勒特模式:羅馬化是一個積極的而不是被動的過程,並且本土人口(或至少是本土精英)在塑造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羅馬化的動力掌握在本土精英的手中。精英們採用羅馬符號作為保持權力和地位的一種手段。6.韋伯斯特的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模式:韋伯斯特認為,需要用克里奧爾化的框架代替羅馬化。克里奧爾化是一個語言術語,指兩種語言合併成一種混合方言。羅馬化作為一種接觸和文化變遷模式其不足日益明顯,這種文化模式應該被摒棄,取而代之的是克里奧爾化的概念,這為探討各種形式的省級物質文化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參見Jane Webster,“Creolizing the Roman Province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105,no.2(April 2001),pp.209-225。
(18)Warren 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Stanfors University Press,1997,p.73.
(19)愛德華·吉本著,席代嶽譯:《羅馬帝國衰亡史》第3卷,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3年版,第287頁。
(20)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第4卷,第15—16頁。
(21)John Moorhead,"The Decii under Theodoric",p.107.
(22)J.H.Burn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26.
(23)狄奧多里克在英文譯本中有譯為Theoderic,如: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Justinian,Dover Publications.Inc.,1958;也有譯為Theodoric,如:Averil Camero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AD 395-600,Routledge,1993。
(24)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Ⅲ,trans.John C.Rolf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9,pp.559-561.
(25)Cassiodorus,Variae,trans.S.J.B.Barnish,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2,pp.34-35.
(26)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Ⅲ,p.545.
(27)普羅柯比著,崔豔紅譯:《戰史》上冊,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頁。
(28)普羅柯比:《戰史》下冊,第423頁。
(29)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p.254.
(30)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Ⅲ,p.549.
(31)Paul Fouracre,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45-146.
(32)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第4卷,第11頁。
(33)Cassiodorus,Variae,p.131.
(34)普羅柯比:《戰史》上冊,第239頁。
(35)普羅柯比:《戰史》上冊,第240頁。
(36)詹姆斯·奧唐奈:《新羅馬帝國衰亡史》,第68頁。
(37)湯普遜著,耿淡如譯:《中世紀經濟社會史(300-1300年)》上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48頁。
(38)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pp.112-113.
(39)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p.120.
(40)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p.124.
(41)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p.713.
(42)A.H.M.Jones,"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Odoacer and Theodoric",p.130.
(43)厲以寧:《羅馬—拜占庭經濟史》上冊,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394頁。
(44)路易吉·薩爾瓦託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譯:《意大利簡史》,第48頁。
(45)路易吉·薩爾瓦託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譯:《意大利簡史》,第51頁。
(46)J.H.Burn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p.33.
(47)Dimitri Obolensky,Byzantium and the Slavs,St Vladimis's Seminary Press,1994,p.13.
(48)Paulus Orosius,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tans.Roy J.Deferrai,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64,p.363.
(49)Cosmas Indicopleustes,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an Egyptian Monk,tans.J.W.Mccrind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71.
(50)A.H.M.Jones,"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Odoacer and Theodoric",p.127.
(51)Cassiodorus,Variae,p.101.
(52)普羅柯比:《戰史》上冊,第186頁。
(53)普羅柯比:《戰史》上冊,第248頁。
(54)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Ⅲ,p.547.
(55)Cassiodorus,Variae,p.88.
(56)Patrick Amory,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489-554,p.73.
(57)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487頁。
(58)有關羅馬法的“粗俗化”問題,可以參見Paul Vinogradoff,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Clarendon Press,1929。
(59)W.R.Jones,"The Image of the Barbarian in Medieval Europe",p.386.
(60)F.Haverfield,The Romanization of Roman Britian,p.22.
(61)一位生活在阿提拉(Attila)匈人宮廷的希臘人向羅馬使節普里斯庫斯(Priscus)傾述了生活在蠻族人羣與帝國內的不同感受。“在戰爭之後,斯基泰人的生活是自由的,享用着幾乎全部歸他們本人所有的戰利品。相反,羅馬人最有可能在戰爭中死去,因為他們的安全完全寄託給帝國的軍隊,暴君不允許百姓拿起武器自衞。使用這些武器的人因他們將軍的怯懦而受到傷害,他們將軍的能力不足以支撐戰爭。但是在和平時期百姓們的生活比戰時更悽慘,税吏盤剝日甚,肆無忌憚傷害人民,這是因為法律不公平地對待各個階層。”參見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Justinian,p.283。
(62)W.R.Jones,"The Image of the Barbarian in Medieval Europe",p.377.
(63)James Bryce,The Holy Roman Empire,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01,pp.27-28.
(64)厲以寧:《羅馬—拜占庭經濟史》上冊,第394頁。
(65)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第4卷,第15頁。
(66)W.R.Jones,"The Image of the Barbarian in Medieval Europe",p.385.
(67)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出e Romans",p.255.
(68)普羅柯比:《戰史》上冊,第256頁。
(69)Ammianus Marcellinus,Ronan History,Ⅲ,p.545.
(70)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第4卷,第10頁。
(71)James Bryce,The Holy Roman Empire,p.29.
(72)Paul Fouracre,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p.147.
(73)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p.256.有關波愛修斯(又譯為波伊提烏)的介紹可以參見他本人的《哲學慰藉》(波愛修斯著,賀國坤譯:《哲學的慰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的中文版序言。這部書的拉丁語版參見Boethius,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ed.Claudio Moreschini,K.G.Saur,2000。除了這本著作外,有關波愛修斯的另一份主要史料是Anonymus Valesianus。
(74)Paul Fouracre,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p.150.
(75)約達尼斯:《哥特史》,第175頁。
(76)路易吉·薩爾瓦託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譯:《意大利簡史》,第52頁。
(77)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p.254.
(78)W.R.Jones,"The Image of the Barbarian in Medieval Europe",p.382.
(79)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p.254.
(80)路易吉·薩爾瓦託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譯:《意大利簡史》,第54頁。
(81)路易吉·薩爾瓦託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譯:《意大利簡史》,第48頁。
(82)W.R.Jones,"The Image of the Barbarian in Medieval Europe",p.386.
(83)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Ⅲ,pp.551,553.
(84)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p.255.
(85)Cassiodorus,Variae,pp.67-68.
(86)H.Header and D.P.Waley,A Short History of Ita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p.43.

東哥特王國王國貢獻

對意大利人而言,東哥特人也許只是歷史上一羣短暫的侵略者。但是狄奧多里克給了意大利三十年的和平,在狄奧多里克的統治之下,意大利的情況不比五世紀時動亂的時代來得差,古典文明和大多數羅馬的社會制度亞平寧半島也保留下來了。
反而是東羅馬帝國擊潰東哥特王國之後,由於戰線過長以及查士丁尼瘟疫造成的打擊,繼位的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II)卻又無力保衞意大利。於是,當另一批日耳曼人——倫巴底人(Lombards)從568年開始入侵亞平寧半島時,東羅馬帝國阻止不了倫巴底人對意大利施加的破壞。

東哥特王國歷任國王

狄奧多里克大帝(Theodoric)476年-526年
阿塔拉里克(Athalaric)526年-534年(阿瑪拉遜莎攝政)
狄奧達哈德(Theodahad)534年-536年
維蒂吉斯(Witiges)536年-540年,建立維蒂吉斯王朝取代阿馬立王朝
伊狄巴德(Ildibad)540年-541年
艾拉里克(Eraric)541年
託提拉(Totila)541年-552年
德亞(Teia)552年-553年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