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原學派

東原學派治學內容廣博，對天文、數學、訓詁、音韻、歷史、地理均有研究，而且不專主一家。其大旨在精求正詁，以通古代典章制度，而因以確知義理。

創始人戴震出身於漢學又超出漢學，不但是清中期著名的學者，也是成就卓著的思想家。戴震很重視文字訓詁，精研《爾雅》、《方言》諸書及漢儒傳注，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嘗言：“今人讀書，尚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於訓詁，一主於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矣，奚取乎經學？唯空憑胸臆之無當於義理，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訓詁。訓詁明則古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昧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胡為？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人異端曲説而不自知矣”。（徐世昌《清儒學案》）故他尤精於古音韻和名物訓詁。他從分析《廣韻》系統人手，區別等呼洪細與韻類異同，創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説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此派對經學、語言學有重要貢獻。

戴震之師江永不菲薄程、朱，而戴震則頗多論難。素來治程、朱之學者以雜佛學斥陸、王，而戴震則以雜佛學譏程、朱。尤其在理氣、道器觀方面，戴震對程、朱等理學家們的觀點進行了尖鋭的批判。他認為，世界是“氣”的變化過程，而“氣化流行，生生不息”，就是“道”或“理”。“氣”的內容是陰陽五行，也就是“道”的實體。“形而上”的“道”是“末成形質”以前的“氣”；“形而下”的“器”是“已成形質”以後的物。提出“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批判了理學家們“理在氣先”的理論。他還肯定“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從而把天理還原於自然，將理與情、欲統一起來。他提出，“理”自宋以來，已成為尊者、長者、貴者壓迫卑者、幼者、賤者的工具，“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人死於法，猶有憐之死，死於理，其誰憐之”？

他認為人慾是不應該也是無法棄絕的，宋以後儒者“舉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慾。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慾之感耳，何以能絕”？他肯定人慾對人類的存在有重要意義，提出“有欲而後有為”。尖鋭批判理學家們以“理”來排斥人慾無異於“以理殺人”，“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然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同時提出“體民之情，遂民之慾而王道備”的觀點。

戴震弟子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皆精通音韻訓詁，為清代著名的經學家和訓詁學家。 ^[1] 

東原學派代表著作主要有戴震《原善》、《原象》、《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聲類表》、《方言疏證》，段王裁《説文解字注》、《六書音均表》、《古文尚書撰異》、《詩經小學》、《周禮漢讀書》、《儀禮漢讀考》、《毛詩故訓傳定本》、《經韻樓集》，王念孫《廣雅疏證》、《讀書雜誌》、《古韻譜》，孔廣森《春秋公羊傳通義》、《詩聲類》、《大戴禮記補註》、《禮學卮言》、《經學卮言》、《少廣正負術內外編》等。 ^[1] 

東原學派影響很大，王超評戴震曰：“東原之學，苞羅旁魄，於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元而歸於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於理道。本朝之治經者眾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羣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原為首。”（徐世昌《清儒學案》）

戴震為“專門漢學”皖派的代表人物，其學術成就為社會所公認。但他的哲學思想，尤其是批判程、朱理學的觀點，在當時並不被人所重視，“世惑謗之，或諱之”（同上）。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後來又分別成為懋堂學派、石臞學派、顨軒學派的創始人，可見其學傳衍之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