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國立博物館

東京國立博物館是於1872年開館的日本最早的國立博物館，其中最古老的建築是建於1908年的表慶館。這是一幢百年以前的建築，所以它的展示條件不是太好，就建築本身來説是非常漂亮精美的建築，為舉行活動的會場，或者是展示那些受環境影響比較小的文物，比如寶石、金屬製品、石器等相關物品可以在這裏舉辦展覽。 本館的建築建成於1937年，大概有80多年的歷史，我們對其展陳環境進行過改善，主要展示日本本土的美術品和文物。表慶館和本館這兩個建築物本身就是重要的保護建築。東洋館、平成館和法隆寺寶物館是相對比較新的建築了，在東洋館主要展出亞洲文物，法隆寺寶物館主要展出法隆寺呈獻給皇室的文物，平成館主要展示臨展、特別展，還有考古文物展示。黑田紀念館本身也是保護建築，主要展示油畫，以及作為研修、學習這樣的一個設施。 ^[1-2] 

東京國立博物館是日本最大的博物館，位於東京台東區上野公園北端，創建於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建築完工於1938年。它由一幢日本民族式雙層樓房和左側的東洋館、右側的表慶館以及大門旁的法隆寺寶物館構成，共有43個展廳。館內收藏了十幾萬件日本歷史文物和美術珍品，其中有70件被定為國寶。展品分為雕刻、染織、金工、武具、刀劍、陶瓷、建築、繪畫、漆工、書道等類別，反映了日本社會各個時期的文化藝術和人民生活概貌。

東京國立博物館由一幢日本民族式雙層樓房和左側的東洋館、右側的表慶館以及大門旁的法隆寺寶物館構成，共有43個展廳。

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大門由 4個館組成，藏品10萬餘件，陳列室總面積 1.4萬餘平方米，展出4000餘件文物。“本館”於1938年開館，設20個陳列室，按時代展出日本雕刻、染織、金工、武器、刀劍、陶瓷、書畫、建築構件等展品。其中，十大弟子像、藤原佛畫、雪舟潑墨山水圖、狩野永德松柏屏風等都是國寶一級文物。

博物館的主體建築由象徵日本歷史的建築物構成，歷來被稱之為"美術館建築與博物館建築的博物館"。

主館中分類展出了日本美術品、出土文物、工藝品。東洋館中陳列着亞洲、埃及等地的美術品和考古文物。另外法隆寺寶物館中收藏有7至8世紀奈良法隆寺中的寶物約300件。

館內時常舉辦以某一專題為中心的"專題展覽"以及跨學科的展覽。 ^[1] 

該館設總務部、學藝部和資料部開展管理、科學研究、教育普及工作。除館內研究人員外，還聘請大學教授擔任客座研究員，深入開展藏品的研究，出版有《東京國立博物館美術志》月刊。該館每月舉辦講演會，內容包括學術講演，專題展覽的紀念講演會，文物、考古或藝術電影放映會等。此外還製作反映該館陳列的電影片、館藏文物幻燈片供學校和社會教育機構利用，並複製發行，以爭取更大的社會效益。每年觀眾約 100萬人次。

該館新建了建築面積6434平方米的資料館，1984年開館。設綜合索引室、綜合閲覽室研究室、討論室攝影室、書庫，為館內外利用者服務。

館藏國寶小野道風的書法作品東京國立博物館館藏高達8萬7千多件，館藏種類從書畫、雕塑、器物、織品、書籍、刀劍、金工等，鎮館之 寶有“普賢菩薩像”、“松林屏風圖”、狩野派宗師狩野永德的“檜畫”，這件作品展現了桃山時期狩野派豪邁強韌、粗懭大意的風格，另外，法隆寺寶物館所珍藏古飛鳥時期和白鳳時期的古老文物，則極具歷史意義和文物價值。

收藏的11萬多件文物個個都有着珍貴的歷史和藝術價值，但位於這些文物之首的則是日本政府所指定的87件國寶和610件重要文化財產。

這些頂級文物中有一批是來自於中國的，主要包括武周時期的《阿羅憾墓誌》 ^[3]  、宋元時代的繪畫、中國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的中國瓷器的古典（如王勃集）和中國的書法等文物。而僅僅是在宋元時代的繪畫中，就有南宋李生的《瀟湘卧遊圖卷》、南宋李迪的《紅白芙蓉圖》、南宋梁楷的《雪景山水圖》和元代因陀羅的《禪機圖斷簡寒山拾得圖》4幅作品獲得了“日本國寶”的桂冠。

東京國立博物館是日本收藏中國文物最豐富的博物館，它所設東洋館專門陳列中國文物。在這裏可以看到琳琅滿目的商周青銅器和玉器，春秋戰國以後的各種銅器、漆器、唐三彩、瓷器等，漢晉南北朝的各種石刻造像，歷代書法繪畫等。據《日本侵華對文物的破壞》一書作者孟國翔介紹，戰後日本歸還了一部分戰時掠奪的文物，有158000多車，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較珍貴的，但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後由於多種因素中國沒有再繼續追討。

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藏中國文物

東洋館共分三層。第一層陳列着包括木乃伊在內的埃及珍貴文物，印度、犍陀羅（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區）早期佛教文物，東南亞與西亞的考古出土遺物，等等。筆者最感興趣的是一號展廳名為“中國雕刻”的特別展覽，26件南北朝與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來自中國陝西省西安寶慶寺、中國山西省長子縣、山西省雲岡石窟、河北省響堂山石窟等地的石佛造像，比如唐代寶慶寺如來三尊佛龕、天龍山石窟第21窟如來像，也有少量隋代金銅造像如勢至菩薩立像。其中，6件公元703年至704年間的寶慶寺石佛造像甚至可考人名，比如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姚元景造如來三尊佛龕、高延貴造阿彌陀三尊佛龕、李承嗣造阿彌陀三尊佛龕、蕭元造彌勒三尊佛龕、韋均造如來三尊佛龕等，具有極高的史料研究價值。

此外，東洋館一層還有一些特別專題用來展示中國文物與東南亞文物之間的文化淵源。比如銅鼓，比如青花瓷。銅鼓陳列從公元前6世紀至漢唐時期，演變到明清時期，從中國南部到東南亞地區（以印度尼西亞為例），講述了銅鼓的變遷與多樣性。而青花瓷陳列，則顯示了15至16世紀越南地區“染付瓷”等是受中國景德鎮青花瓷影響而產生的陶瓷品種。當然，受影響的不止東南亞，也包括江户時代（1603-1876年）的日本。越南染付瓷雖然沒有中國青花瓷白潤與明藍所映襯的美，紋飾描繪也略顯技拙，但那種直接在灰白胎土上渲染的灰藍，卻給人一種樸素温暖的印象。至於近鄰日本，歷史上便一直推崇中國的青花瓷，以至於後來開始模仿與生產。檀香山藝術學院(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曾經舉辦過一次名為“貿易、趣味和變革：1620年至1645年日本景德鎮瓷器”(Trade, Taste and Transformation:Jingdezhen Porcelain for Japan, 1620-1645)的展覽，向外界展示了長期以來中國是如何精於貿易和文化交流的。該學院院長史蒂夫·利特爾(Steve Little)表示：“瓷器和宗教（佛教）、繪畫一樣，是傳播中國思想和獨創性的三類工具之一，它從中國出口到了日本。”然而，與此並存的事實是，明朝晚期開始，隨着當時中國國力的衰退與閉關政策，精明的日本人甚至在海上貿易中漸漸打破中國對歐洲瓷器出口的壟斷地位。比如日本的“伊萬里燒”青花瓷便題有“大明嘉靖年制”“大明萬曆年制”的底款，以此迷惑西方人。關於青花瓷技術如何傳入日本有一種説法，1592年至1598年間，日本豐臣秀吉發動的兩次侵略朝鮮戰爭，從朝鮮掠走了大批陶瓷器與陶工，這對日本青花瓷的燒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東洋館的第二層可以説就是“中國專館”，一共五個陳列室，其中四個為“中國考古”，剩下一個是“中國繪畫書法”。“中國考古”的第一陳列室是從新石器時代到漢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蓋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銅器等品種。陶器部分，有中國甘肅省、青海省出土的齊家文化紅陶雙耳壺、褐陶水差形土器（公元前2200年-前1600年），也有中國河南省安陽市殷墟出土的商代白陶豆（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西周時代（公元前10世紀-前9世紀）的灰陶鬲，中國河北省易州出土的戰國時代（公元前5-前3世紀）黑陶磨光紋小壺、夾砂紅陶鬲，中國安徽省壽縣出土的戰國時代彩釉壺，等等，歷史脈絡清晰，縱向延伸完整。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環、玉飾，二里頭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時期的饕餮紋佩玉、龍紋佩玉、玉龍、玉魚、玉鳥，戰國時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龍紋玉等等。東洋館裏的金屬文物種類很多，以武器為例，比如商代的銅鉞、銅矛，春秋戰國時期的銅戈，比如中國雲南省、四川省出土的戰國前漢時期的銅柄鐵劍，中國陝西省興平縣出土的鍍金銀銅刀，等等。至於典型的禮樂、祭祀用青銅器，不論是工藝好的簋、爵、鐸，還是帶有銘文的大尊、大鼎，東洋館二層內均有一定數量的陳列。

“中國考古”的瓷器陳列室，一共有33件從三國時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燒製火候尚未能達到瓷器要求的1250攝氏度，也被視作早期瓷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早期瓷器包括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古越州窯產的青瓷神亭壺、青瓷雙耳壺、青瓷獅子、青瓷天鵝壺、青瓷蓮紋盤，唐代長沙窯產的黃釉褐彩碗、黃釉綠褐彩鳥紋碗、綠釉枕、綠釉奩，以及大量的唐代三彩隨葬器，如三彩駱駝、三彩馬、三彩天王俑、三彩鎮墓獸，等等。日本人偏好白釉、青釉、黑釉這類色調古拙、意境深遠的中國瓷器，而東洋館的宋代瓷器陳列正好也詮釋了這一喜好的淵源：定窯的白瓷盤口瓶、白瓷蓮花紋缽、白瓷印花花卉紋輪花缽，耀州窯的青瓷唐草紋水注、青瓷鳳凰唐草紋輪花缽，鈞窯的靛青釉輪花缽，官窯的青瓷輪花缽。越州窯的青瓷花紋水注，龍泉窯的青瓷唐草紋多嘴壺、褐釉劃花牡丹唐草七寶紋瓶，磁州窯的白釉鐵繪束蓮紋瓶，吉州窯的梅花天目盞。建窯的禾目天目盞。等等。説到天目盞，不得不提及其來歷。眾所周知，日本的“茶道”儀式規範，其舉行茶道儀式的廳、堂布置，泡茶方法，使用的茶具均效仿中國的“茶禮”。其中儀式上必須使用的黑色茶碗，叫“天目盞”。天目盞又名“天目木葉盞”，據傳由日本鎌倉時代（我國南宋時期）的留學僧人從中國浙江西天目山帶回國。天目茶盞其實就是黑釉燒製的瓷器，墨黑的底色上散佈着深藍色的星點，構成美麗的圖案，這些星點的四周還有紅、藍、綠等色彩，在陽光照耀下色彩常會變異，又稱“曜變”。這種黑色的天目茶盞傳入日本後受當地人喜愛。在日本，凡是黑釉茶碗，統統被稱為“天目茶盞”，以至於後來，“天目”成了一切黑釉器皿的代名詞。

國人到東洋館二層觀摩瓷器，最感興趣的莫過於元明清時期，這也“得益”於國內這幾年藝術品市場的價值宣傳，元青花、明清官窯，似乎都可以直接與天價畫上等號。而東洋館的元、明、清瓷器陳列，幾乎就是一部景德鎮陶瓷發展史：元青花蓮池紋大盤，明宣德青花牡丹唐草紋缽，15世紀豆（鬥）彩龍紋壺（“天”款），16世紀法花（琺華）樓閣人物紋壺，明隆慶青花人物紋長方合子（“大明隆慶年造”款），明萬曆五彩龍牡丹紋瓶（“大明萬曆年制”款，），清康熙五彩仙姑圖盤，清雍正粉彩梅樹紋盤（“雍正年制”款，），清乾隆青花紅彩蝠雲紋壺（“大清乾隆年制”款，），清乾隆紅釉瓶（“大清乾隆年制”款），18世紀藍釉粉彩桃樹紋瓶，等等。由此可見，“千年瓷都”之美譽並非徒有虛名。

此外，“中國考古”還單獨闢出“清代犀角”“中國漆工”等專題展覽。以“中國漆工”為例，陳列着16件從南宋至明代的珍貴漆器，如南宋屈輪輪花天目台，南宋黑漆輪花盆，南宋朱漆輪花盆，元代龍濤螺鈿菱花盆，元代黑漆菱花盆，元代樓閣人物螺鈿十角硯箱，15世紀柳水禽螺鈿合子，16世紀人物螺鈿印箱，16世紀樓閣山水人物箔繪螺鈿八角合子，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從“中國考古”展區通往“中國繪畫書法”陳列室的過道中，依次陳列着17件後漢時代的畫像石，分別來自中國山東省的孝堂山下石祠、嘉祥縣、魚台縣、晉陽山慈雲寺天王殿等地，史料價值亦不容忽視

東京國立博物館擁有的眾多珍貴文物中，首推日本政府所指定的87件國寶和610件重要文化財產，而這些頂級文物中有一批是來自於中國宋元明時代的繪畫與書法。在“中國繪畫書法”陳列室中，僅南宋李生《瀟湘卧遊圖卷》、南宋李迪《紅白芙蓉圖》、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圖》和元代因陀羅《禪機圖斷簡寒山拾得圖》4幅作品就獲得了“日本國寶”的桂冠。其餘珍貴繪畫還包括南宋馬遠的《洞山渡水圖》，明代朱端的《寒江獨釣圖》，清代趙之謙的《花卉圖》等。而書法作品則囊括了黃庭堅、朱熹、趙孟頫、八大山人、鄭燮等名家。東洋館第三層陳列則以朝鮮文物為主，也可間接觀察中國傳統文化對半島歷史發展的深遠影響。

青松掩映、綠地環抱下的東京國立博物館與其被稱作博物館，不如被看作是有着藏館功能的文化主題公園。各藏館之間都有一段不短的柏油小道，開闊的場地灑滿陽光，來客可隨意取用博物館備好的雅緻陽傘。環繞中央綠地的是一整圈供人小憩的木椅，經常被不勝幼兒頑皮的年輕父母、閒庭散步的老夫妻以及學生們長時間佔據。

走進展示中國、印度、朝鮮、埃及等古老國度璀璨文化的表慶館，你能不時聽到絡繹不絕的日本和歐美遊客發出的讚歎聲。在這裏，每個展廳都設有一名免費解説員，向不甚瞭解異域文化的參觀者介紹展品及其文化內涵。

展示日本歷史文化的本館很大，偏於一隅的圖章體驗室雖不顯眼，但很是吸引人。來自意大利的一對情侶面對刻有日本傳統圖案的百餘個印章顯得無所適從，但依舊顯得不亦樂乎。這裏同時是孩子們的樂園，喜愛傳統文化的中老年人和新鮮感滿溢的留學生們，無不興致勃勃地設計着屬於自己風格的和服和鏡面。

一旁的幾排軟椅設計得非常人性化，疲憊的遊客可以坐着小憩，隨意翻看國立博物館的漫畫地圖和雜誌，抑或看會兒牆上的液晶電視。如果遊客覺得參觀得眼花繚亂，不甚了了，為“上野博物館周”舉辦的定期講座和現場感強烈的影像播放室也許能幫助人們氣定神閒地“走遍”博物館。

在知識殿堂裏徜徉，遊客大可不必為時間的限制而匆忙趕路，東京國立博物館在雙休日和節假日都會自然延長閉館時間。如果參觀者想為疲憊的身體和精神尋找另一處港灣，出得門來，可徑直走向日本傳統庭院轉合庵，在茶香中尋匿一天的心靈歸宿。

其實，就是用一整天時間來解讀這座亞洲最高水準的博物館也是不夠的，比起館藏的稀世珍品，它營造的人與自然和文化和諧相處的氛圍更彌足珍貴。這使日本國民能夠站在人性平等的立場上，打破國界去認識外來文化和外來族羣，重温歷史，審視自我，叩問古今，從而走向民風的成熟與社會的和諧。

2022年7月6日至11日，中國國家博物館聯合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等國內外33家頂級博物館共同舉辦“全球博物館珍藏展示在線接力”，用約150件珍貴藏品展示人類文明的燦爛成果，活動主題為“手拉手：共享世界文明之美”。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