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¹，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裏，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無有間斷，名為“無間²”；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³經曰：我國⁴有阿閲世王⁵，殺父王篡其位，法⁶當入所謂獄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為天人⁷；況其他罪，事佛固無恙。

梁武帝⁸明智勇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為工商者，雜良以苦⁹，偽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於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¹⁰，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¹¹豪奴，為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救。日月積久，曰：“我罪如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唯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¹²，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為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可矣，為金枝¹³扶疏，擎千萬佛；僧為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不奇壤怪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為者。晉，霸主¹⁴也，一銅鞮宮¹⁵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困哉？

文宗皇帝¹⁶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¹⁷，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¹⁸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¹⁹四萬所。冠²⁰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²¹，始命西京²²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²³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²⁴不得有寺。出四御史²⁵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²⁶，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刓²⁷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²⁸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為使令²⁹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³⁰，歸於有司³¹，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³²。今天子³³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為定令，以徇³⁴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

趙郡李子烈播³⁵，立朝³⁶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³⁷出為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³⁸。子烈少遊其地，委曲³⁹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節⁴⁰，斷其脈絡⁴¹，不數月人隨化之。三箋幹丞相雲：“濤壞人居，不一焊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以為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⁴²古今多文士，來吾郡⁴³遊，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⁴⁴，生見聖人⁴⁵，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

東閩、兩越⁴⁶，宦遊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美子烈之旨⁴⁷跡。睹南亭千萬狀，吟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為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1] 

佛教著作上説：活人死後，陰司要收他的靈魂，考察他一生所作所為定罪或賜福給他。被定為犯罪的人，所施刑罰都很古怪和險惡，不是人世間所做的，大凡人的一生行為一有失誤之處，都要落入其中。尤其古怪的是地獄廣大達千百萬億裏，堆滿了火燒烤，每天都有千萬個死者，上下多少代，從沒有間斷過，故叫做“無間”；佛殿左右兩側的深廊裏，全都畫着犯罪者在地獄中受刑情況的圖畫，不曾看到這些的人，看到後沒有不毛髮聳立、心驚膽戰的。佛經上説：古天竺國的悉蘇那伽王朝國王阿闍世王，年輕時殺其父篡了王位，依法應該入無間地獄，但是他生前能皈依佛教，所以死後升入天堂得道；何況其他的罪，只要誠心侍候佛就會消災。

梁武帝蕭衍聰明、勇敢、武功好，創立了梁國，由於篤信佛教，捨身做佛的奴隸，直到國家滅亡，自己被囚餓死也沒有醒悟過來。何況地位卑下的人，本來就迷惑不清呀。做工經商的人，好的中間攙雜了次的，裏面是假貨而外表弄得很華美，用大秤大斗收進來，用小秤小鬥賣出去，欺騙掠奪憨厚的老百姓，一點點積累起來，成了富户。管刑法和錢糧賦税的小官吏，任意決定人的性命，顛倒是非貪污盜竊，全不按法律條文辦事，得了財物買大宅院，養着強橫的奴僕，就好像公侯一樣。大官掌握權力，能從官庫中私拿公家的錢，任意放肆橫行，人們不敢説個不字。於是這幾種人，心中自知有罪，都捐出個人身體、勞力或財物來敬奉佛，以求得佛的救護，日子久了，説：“我罪是這樣，富貴也依願而來，這是神佛能為我消罪，又能賜給我福啊。”有罪可以消罪，無福可以賜福；人們在罪與福當中，就是農婦、小孩子，也明白追求福與躲避罪的事。現在這個權掌在佛的手心中，福和罪可以買賣，就像握着一半契約似的，一手錢一手貨的交換。甚至有個別窮漢，家中只有一個小孩餓得啼哭，沒有什麼東西給孩子吃；窮到這個地步若得到百十個小錢，一定要施飯給和尚吃，希望神佛幫助，有朝一日能走運。像這樣，雖然普天下到處都是寺廟與和尚，也就不足怪啦。寺廟殿堂四壁彩繪精美花紋就可以了，還做了塗金的枝葉繁茂的寶樹，託着千萬尊佛像；給和尚有滋有味的飯吃就可以了，飯後又給他錢。修寺院以規模不大、氣勢不狀、殿宇不高、建築物不多、裝飾不珍貴奇特為憂慮，沒有人力可達到的水平而不去做的。晉國，是霸主，一個銅鞮宮使它走向衰弱，諸侯不肯前來會盟。現在天下能有幾個晉國大，修寺院就有幾千個銅鞮宮之大，人們能不窮困嗎？

文宗皇帝曾告訴宰相説：“古代一個農民供應其他三類人糧食吃，現在又加上兵和佛，一個農民要供應五類人糧食吃，其中老百姓尤為被佛所困。”文宗考慮到佛教發展勢力過大，不能果斷地去掉它。唐武宗一即位，就憤怒地説：“讓天下受窮的根源是佛教。”一開始就除掉了僻野山區私造的寺院四萬所，使佛教徒還俗了將達到十萬之眾。後來到會昌五年，才命令西京長安保留四所佛寺，其他一律拆除，每寺留和尚十人，其他一律還俗；東京洛陽保留二寺。全國的節度、觀察、同、華、汝等三十四個治所各保留一寺，和尚准許留西京的人數。其他一般的州不準有寺院。派出四位監察御史到各地巡視、督查。御史乘車尚未出關，各地寺院就拆除改為耕地了。共拆除寺院四千六百座，和尚尼姑還俗的二十六萬另五百人。寺院的奴婢十五萬人及被奴役的百姓，是還俗僧尼的二

倍，耕地數千萬頃，奴婢每人給一百畝，編入農民的户籍之中。其它低價強買或掠奪老百姓的財物，歸有司所有。寺院的建築材料可以供應公家翻蓋衙門之用。現在宣宗皇帝即位，詔書説：佛崇尚不殺生而且講仁愛，來中國日子也很久遠了，也可以幫助治理。各地州允建二座寺院，用年老的男女為僧尼，不得超過三十人，兩京可以多四、五倍。明為定令，以順從舊習，而且以後不能再增加。

趙郡李播，字子烈，是在朝中為官的名人，從尚書比部郎中出任杭州刺史。杭州在江南，其人口眾多、城市規模之大素來不如吳郡(今蘇州)。李播年輕時曾遊歷過此地，瞭解這地方害人的詳細情況，於是堅決禁止剃度僧尼，斬斷了佛教徒來源的渠道，幾個月後人們隨着習慣了。在杭州他寫了三封信請求宰相説：“錢塘江水大流急，極易氾濫，破壞百姓房屋，如不築堤捍衞，毀壞百姓的事會層出不窮。皇帝下令撥給二千萬錢，修築了長堤，為數十年做了打算，人們非常高興、安定。李播説：“吳越古往今來文士不少，來我們這兒旅遊的，登樓靠着欄杆，沒有不心曠神怡而思緒萬千的。我郡的江山天下第一，確實如此啊。佛教嚴重侵害中國已六百多年了，我看到唐武宗，一下子幾乎把它消滅掉，現在如果不用寺院的木材在這一名勝之地建立亭子，以表彰唐武宗的功績，讓文人學士唱詩讚嘆，今後一定有指着我唾罵的。”於是建南亭子，在城東南角，亭子宏大敞快，施工細緻，沒有比這再精巧的了。平靜的江水流入天際，越地一個個山峯就像頭頂上的髮髻一樣，樹木繁茂，江上行船的孤帆和空中的白鳥，好似一個個小點在水天之際凝止不動。在午夜酒酣之後，背靠古松，端坐在怪石上，海潮悶響似殷殷雷鳴，就如同發自月色朦朧的夜空之外。

東閩、兩越，是旅遊的好地方，各地知名之士多前往。我想就是百年之後，登南亭子的人，定懷念仁聖天子的功績，讚美子烈的美好的功業。看到南亭及附近萬千氣象，吟起詩來不能使言辭終止；四季景色不同，吟頌就不能離開，要按他們登遊南亭子之先後順序依次題寫於後，不知有幾千百人了。

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採取一系列果斷措施，拆除寺廟，遣運僧尼，並下詔説，拆廟所得之建材各地可任意取用，翻修官府、澤站等。當時的杭州刺史李播一心為民興利除弊，堅決拆寺並用寺材在杭州城東南角上修建了一座宏大精巧的南亭子。但時隔一年，新繼位的唐宣宗便一反會昌之政，接連下詔，恢復寺廟，使諱教迷信勢力迅速死灰復燃。為了揭露了佛教贖罪買福之説的種種危害，熱情讚揚唐武宗的禁佛措施及其成果，杜牧寫下了這首記。, ^[3] 

全文分五段。第一段概括記述唐代佛教騙人宣傳的基本內容。一是靈魂不滅。人死後，陰府將根據其生前行事對靈魂加罪或降福。二是因果報應。人平生難免有失誤，一旦失誤，靈魂就會入“刑獄”，受盡折磨。三是解救途徑。文中舉出阿閣世王之例，意在説明：唯有事佛才能免禍得福，並最終升人西天淨土極樂世界。以上三層，抓住了佛教騙人宣傳的關鍵，即利用人們欲避禍趨福的心理，大肆兜售事佛的謬論，從而為以下逐層深入揭露其危害拓開文路。

第二段具體揭露佛教賣罪買福之説、殃民禍國的種種情況及其嚴重後果。作者着重舉出三則事例。一是蕭衍死而不悟。“國滅餓死”四字，揭示了這位南朝梁的開國君主篤信佛教所付出的慘重代價。由於皇帝的提倡，勢必上行下效，種種惡習劣行便愈演愈烈。二是商吏驕橫欺詐。商人玩弄花招，不擇手段。“欺奪”一詞，正是對其橫蠻行徑的集中概括。胥吏依仗權勢，極盡盤剝。“緣意恣為”一詞，正是對其猙獰嘴臉的真實勾勒。商吏不但為所欲為，還故意裝出“捐己奉佛”的樣子，“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這樣，便為其驕橫欺詐加上了一道神靈的光圈。三是窮民深受毒害。由於“權歸於佛”具有極大的欺騙性，所以窮民寧可忍飢挨餓，也不忘“冀佛之助，一日獲福”；而佛教地位的提高，又使寺廟巨增，僧徒得利，足見人們深受毒害與佛教惡性發展是多麼觸目驚心。

第三段熱情讚揚唐武宗反對佛教的有力措施和巨大成果。這段記述了唐代幾個皇帝對佛教的不同態度，但用筆重心是在唐武宗。先寫形：“獨奮怒”。用語簡勁，道出了唐武宗敢於向崇佛世風宣戰的無畏精神。繼寫言：“窮吾天下，佛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實質：佛教盛長已釀成時弊。詞鋒犀利，刺戟有力。再寫行：他果斷清除佛教恣肆的山台野邑，下令讓僧人蓄髮還俗，派出御史巡視監督，釋放奴婢歸田從農，規定寺材恣新公署、傳舍……這些，無不顯示了唐武宗的睿智、膽識和氣魄。

第四段真實記述李子烈在錢塘除弊興利的政績和南亭子周圍的景象。南亭子地處杭州，建造南亭子自有一番來歷，所以先從李子烈的政績説起。“剔削根節，斷其脈絡”。這是寫他拆除佛寺、禁度僧尼的事蹟，即“除弊”。接着，寫“興利”：一是修築長堤，使百姓免遭水害；二是建造南亭子，紀念唐武宗。這樣，便行雲流水般地過渡到南亭子的描繪。先總領一句：“宏大煥顯”。這是總體性的描述和概括性的評論。繼寫亭之精巧。“工施手目，發勻肉均，牙滑而無遺巧”。造語經濟，含意豐富。次寫亭之日景。“如髻”、“如發”，是山峯、樹木的形狀，將靜止的形象注進了生命。“點盡上凝”，則勾畫行駛的孤帆、飛翔的白鳥如小黑點在江水上空凝止不動，化動態為靜態，以小景襯大景。而這一切，都從一個“江平入天”的“遠”字生出。再寫亭之夜景。“殷殷潮聲，起於月外”。這一筆，既交待了大潮滾滾、奔騰翻卷的壯觀，又描摹了明月緩緩升起，月光隨波簇湧的美景，潮聲月影，相映成趣，使人讀來馳想不已，回味無窮。

第五段再次肯定唐武宗反佛、李子烈建亭，以此加深印象，深化主題。

這篇文章在藝術上取得的成就是十分顯著的。主要表現在：

言此意彼，擊中要害。文章的主旨是抨擊佛教的危害，但開始時作者卻有意宕開一筆，集中寫佛教的基本內容。接下來逐層予以揭露、抨擊。首先寫佛教之説殃民禍國的情況和後果，造成發聵震聾的聲勢；其次寫唐武宗反佛措施和成果。形成褫魂奪魄的力量；再次寫李子烈滅佛和造亭，留下發人警醒的見證。由於作者開篇即拎出佛教要點，隨後又能從不同角度揭露、抨擊，因而文意顯豁，是非判然。同時，在章法上形成層浪疊湧之勢，有一種迴旋掩映之美。

對比突出，涇渭分明。作者通過對比，集中而強烈地顯現出事物之問的差異，在極為經濟的筆墨中暗示出自己的情感。如文章第三段記述文宗、武宗、宣宗對佛教的不同態度，就成功地運用了這種藝術手法。文宗面對“民尤困於佛”這一嚴峻現實，卻“不能果去之”；武宗洞鑑佛教作祟的惡果，更有反佛的具體行動；宣宗則極力為佛辯護，並以“徇其習”為由恢復佛寺。比較對三人的描寫，不難發現作者的態度是不同的：對文宗的無能流露出一種鄙夷之情；對武宗的壯舉表示了由衷的讚賞；對宣宗的謬誤則巧妙地予以批評。鮮明的思想傾向，高超的表現藝術，無疑使文章增添了引人入勝的魅力。 ^[2] 

現代詞家俞浩勝：鮮明的思想傾向，高超的表現藝術，無疑使文章增添了引人人勝的魅力。（《古文鑑賞辭典珍藏本·中》） ^[4] 

杜牧（803～853年），唐代詩人。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孫。太和二年（828年）進士，曾為江西觀察使、宣歙觀察使沈傳師和淮南節度使牛僧孺的幕僚，歷任監察御史，黃州、池州、睦州刺史，後入為司勳員外郎，官終中書舍人。以濟世之才自負。詩文中多指陳時政之作。寫景抒情的小詩，多清麗生動。人謂之小杜，和李商隱合稱“小李杜”，以別於李白與杜甫。有《樊川文集》二十卷傳世。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