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佛教

東晉咸和初，西印度僧人慧理來杭，連建靈鷲、靈隱、下天竺翻經院等五剎，為杭城建寺之始。南北朝梁武帝賜田擴建靈隱寺，杭城佛寺才初具規模，建立儀制。中唐時朝廷崇佛，杭州寺廟遍佈湖山之間。五代吳越建都杭城，四代錢王以“保境安民”、“信佛順天”為國策，擴建原有佛寺，在都城周圍廣建新寺，吳越寺廟，“倍於九國”。由於吳越國君聽從高僧延壽勸諭“納土歸宋”，杭州佛教又受宋王朝的青睞，並在蔡襄、趙抃、蘇軾等州官的支持下，佛寺增至三百六十所，蘇軾詩中“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以及《天竺山志》所稱“鑿山增室、廣聚學徒、教苑之盛、冠於兩浙”，都描繪了當時佛教盛況。

南宋建都臨安（杭州），一面盛行佛事家廟化，眾多佛寺成為皇親國戚、后妃內侍、官僚顯貴的香火院、功德院，一面新建大小寺宇、梵宮佛剎，隨處皆是，寺廟聚增至四百八十所，杭州佛教進入全盛時期。元代佛教中心轉移浙西；明代限佛，杭城佛教漸見衰落，直至清初康、乾兩朝，才呈中興之勢；但又隨着國勢衰頹，佛教也隨之不振。

歷代佛教，時有興衰，但高僧大德，卻前後接踵。唐時有“僧中十哲”之一的道標，有巢居修行四十年的圓修；有華嚴宗始祖法藏的再傳弟子法銑；有“牛頭宗“六祖鶴林玄素的弟子法欽等。五代吳越時尊德韶為國師，迎高僧主名剎，有被譽為“曹溪後第一人”的延壽，有天台始祖嗣法弟子皓端，有盡得南山律要旨、人稱“律虎”的贊寧。宋時推行“十方選賢制”，高僧主名剎，相得益彰，除蓮社七祖省常外，還有慈雲懺主遵式，有被宋神宗贊為“真福慧僧”的圓照宗本，有被杭人尊為“三賢”之一的辨才大師等。南宋時徑山宗杲廣引緇素，被譽為“劃時代宗匠”。元聰、師範、虛堂等均各有建樹，名傳海內外。元代時有天目高峯、中峯，被尊為“江南古佛”。明時有宗泐、溥洽，為朝廷授善世師；明末四大高僧蓮池、紫柏、蕅益、憨山，前三位都出於杭州。清初具德中興靈隱，玉琳被封國師。杭城佛教，“千八百年，聖賢相繼”。

杭州佛教的發展，使西湖周圍形成了以靈竺為中心的北山寺廟羣和以南屏淨慈為中心的南山寺廟羣，佛教普及兩浙民間，不時出現兩山的香市熱潮。令人矚目的是隨着時代條件和政治上的影響，杭州佛教中心曾兩度轉移。一是南宋前期，不少愛國僧侶不滿南宋朝廷苟安一方和任意將佛寺家廟化，像靈隱痴絕道衝等一大批高僧出走；而大慧宗杲在徑山以“看話禪”獨樹一幟，於是東天目徑山寺一度成為愛國僧侶、愛國將領、愛國詩人云集之處，徑山寺成為“東南第一禪院”。另一是在元代，由於元朝帝王信奉蒙藏密宗，而不少高僧又不甘異族統治，於是“誓不歷職”，淨慈寺等高僧高峯、中峯、千巖等先後轉向西天目山，海內外僧眾紛紛“登天目，謁中峯”，成為眾所仰慕的佛教教海。

早在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就稱杭州“地是佛國土，人非俗交親”。杭州以寺廟眾多，高僧輩出，佛學興盛，源遠流長，成為我國東南部的佛教中心。

杭州佛教，禪、教、律三宗並傳。禪宗自初祖達摩至五祖弘忍，分成南、北兩宗（慧能、神秀），由於南宗適應唐玄宗的政治需要取代了北宋。爾後又分“南嶽”、“青原”兩系。“南嶽”派生出溈仰、臨濟；“青原”派生出法眼、曹洞、雲門。加上臨濟又再生黃龍、楊岐兩派。出現了佛教禪宗“五宗七家”的局面。杭州禪宗的發展，其中曹洞宗自清了正歇至長翁如淨自杭城轉向四明（今寧波），法眼宗由初祖文益再傳弟子道潛、延壽繼緒，雲門宗由靈隱寺契嵩和淨慈寺圓照倡導，但都先後於宋、元間中斷法脈。杭州佛教長期佔有優勢地位的是臨濟楊岐派，江南臨濟宗大多出自楊岐派四祖的“三佛”（佛眼清遠、佛鑑慧懃、佛果克勤），自此克勤弟子又分為杭州徑山派（宗杲）和蘇州虎丘派（紹隆），同屬楊岐派，又有“看話禪”與“默照禪”之爭；“靈隱派”與“北磵派”相異。

從杭州佛教發展史看，到了明代限佛甚嚴，冤獄迭起，但法藏仍在朝廷攻擊下反對師説，主張一個“圓相”為禪宗五家的根本。晚明萬曆年間（1573——1620），高僧憨山德清、祩宏蓮池、智旭蕅益、紫柏真可四大高僧鑑於明世宗以來佛教衰微，奮力弘佛。他們身體力行，著書授徒，雲遊四方，調和各派，艱苦卓越，甚至冒殺頭入獄之險而不懼，經過他們的努力，佛教又漸漸復興，走出低谷，並在明清之交，大批明末遺民遁身佛門，光大釋旨。後人稱這是“晚明四僧弘佛”的結果。而四僧的活動，基本上就在杭州佛地。如蓮池大師又“以匡廬蓮社宗風大振東南”，並在淨慈寺集萬人講《圓覺經》，支持法藏學説，主張儒、釋、道三教一致，持名唸佛，建立淨土道場，禪淨一致成為“雲棲宗風”。自此淨土法門成為杭城佛教各宗的共同信仰，各宗學説一概以淨土為歸宿，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新中國的成立，黨和國家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為佛教發展帶來了新的生機。通過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政治運動，經過社會經濟制度的深刻改造和佛教制度的改革，廢除了佛教寺院的封建性管理和不合理制度。同時，積極爭取團結、教育佛教界人士，通過學習，提高覺悟，雖有“左”的干擾和“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挫折，通過撥亂反正，全面落實黨的宗教政策，杭州佛教界更加堅定愛國愛教的信念，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在精神狀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一面整修寺廟，莊嚴祖庭，正常開展各種法務活動，一面發揚弘法利生、農禪並重傳統，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進行許多服務性勞動和助殘、助教、救災等社會公益方面的工作，受到社會的承認。多年來，杭州佛教界還為社會穩定，祖國統一，國際友好，世界和平作出努力和貢獻。在實踐中，大大開拓了佛教事業的新領域，並得到了新發展。

1956年8月杭州市佛教界召開代表會議，成立了杭州市佛教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