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巴普蒂斯特·杜赫德

入華耶穌會士寄回了大量書籍和信件，從而促成了歐洲18世紀的“中國熱”，在這些書中最有影響的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華帝國全志》、《中國雜纂》，它們被稱為西方漢學的三大名著及“法國古漢學的不朽著作”。其中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影響尤為廣大，該書全名是《中華帝國及其所屬韃靼地區的地理、歷史、編年紀、政治及博物》（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l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該書在1738年被翻釋為英文。

杜赫德儘管沒有到過中國，但他對豐富的材料進行整理後，編輯成一本條理清晰、資料豐富的著作——《中華帝國全志》。《中華帝國全志》中的語言觀代表了當時入華耶穌會士對中國語言認識的整體水平：

第一，對漢語特性的認識。杜赫德認為漢語和歐洲語言的最大區別在於漢語不是由字母組成的文字，而歐洲各種語言都是由一定的基本字母所構成的文字。杜赫德認為所有漢字都是由六種筆畫所組成的。這兩個特點杜赫德抓得比較準的，他甚至突發奇想，認為歐洲文字也可以分為六個或七個筆畫。

他認為中文有兩種語言形式，“第一種是為普通民眾所説，並依據各省的方言來發的語言，第二種是官方語言（Mandarin language），類似於拉丁語在歐洲所處的領導地位”。

第二，對漢語語音的介紹。用羅馬字母拼寫漢字是入華耶穌會士一直努力所做之事，杜赫德將傳教士信中有關漢語發音的內容做了歸納。他認為漢語的發音和歐洲語言的發音方式是不同的，漢語在發音時是上齒突出，下齒後縮，而一般西方語言發音時是上下齒都向前突出。

第三，對中文語法的認識。從杜赫德概括傳教士的材料來看，他們大體是以西方語言的語法特點為框架來解釋中文語法特點的。作為一個外國傳教士，當面對完全異於其語言傳統的語言時也只能如此。

書中以詞類為基本線索梳理中文的語法，將中文分為名詞、代詞、動詞、介詞、副詞、數詞等來加以逐一介紹。杜赫德認為在漢語中名詞和動詞之間並無嚴格的界限，二者區別不大。同一個詞處於不同的位置，就發揮不同的功能，或作為“名詞”，或作為“動詞”。

在杜赫德的著作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方面，他的豐富的感情使他能想像得到除他自己的觀點以外的其他觀點；另一方面，他在使公眾認識中國的同時，與這個遙遠的國度息息相通。他密切注視着讀者的趣味，以便不傷害他們的細膩的情感。

杜赫德神甫在中國思想的傳播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8世紀，經常把中國作為榜樣而加以引述的有兩類作家：“自然神論者和經濟學家。這兩類人在耶穌會士中都有奉為大師的人”。在這些具有深刻影響的大師中，德高望重的當首推杜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