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義德

杜義德，湖北武漢黃陂人。1912年5月生。1927年參加農民協會。1928年參加赤衞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四軍第一師三團班長、排長、連長、連政治指導員，紅四軍第十師三十團政治教導員、二十九團政治委員，紅三十軍第八十九師政治委員，紅三十一軍第九十一師政治委員，紅四方面軍總部四局局長、直屬縱隊司令員、騎兵師師長。參加了長征及西路軍作戰。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隨營學校副校長，新編第四旅副旅長，冀南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政治委員兼地委書記、冀南軍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軍區第六縱隊政治委員，第三兵團副司令員兼第十軍軍長，帶領野戰軍為劉、鄧大軍南下部隊開路，掩護野戰軍中原局機關和劉、鄧首長前進，為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打開了通道，受到劉、鄧首長高度讚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川南軍區司令員、第三兵團第10軍軍長兼政治委員，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三兵團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瀋陽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旅大警備區政治委員，海軍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蘭州軍區司令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在抗美援朝中，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國旗勳章。曾任第十一屆中共中央委員。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8年7月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著有《杜義德文集》。其簡介被收入《中國人名大辭典·當代人物卷》和《將帥名錄》。

早年當學徒，做工。1929年4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至1931年任紅11軍31師4大隊戰士、班長、排長。1931年至1932年1月任紅1師3團3連連長、政治指導員。1932年1月至1933年1月任紅4軍（原紅1軍）第10師30團3政治教導員。參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各次反“圍剿”作戰及西征入川北。1933年1月至至7月任紅4方面軍第10師29團政治委員。1933年7月至1934年部隊擴編任紅30軍89師政治委員。1934年改任紅31軍第91師政治委員。率部參加了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和歷次反“圍攻”作戰。1935年1月調任方面軍總指揮部參謀。5月參加紅軍長征，不久任方面軍總指揮部第4局局長。1935年6月至1936年2月任紅4方面軍直屬縱隊司令員。同年冬奉命轉戰川康邊。1936年2月至11月任紅軍騎兵師師長。率部北上到達甘肅。同年11月所部奉命編為紅軍西路軍，任總部警衞團團長。1937年1月入紅軍大學第二期、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5大隊大隊長。1939年至1940年任八路軍第129師隨營學校副校長。1940年至1941年任八路軍第129師新4旅副旅長。1941年至1945年任冀南軍區第2軍分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冀南區第二地委書記。率部參加鞏固發展冀南抗日根據地的鬥爭和敵後抗日遊擊戰爭。抗日戰爭勝利前後至1946年任冀南軍區指揮部副司令員，冀南軍區司令員。

解放戰爭時期的1946年至1949年，任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6縱隊政治委員，率部參加挺進大別山和淮海等重要戰役。1949年2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副司令員兼第10軍軍長。率部參加解放大西南的作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川南軍區司令員兼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10軍軍長兼政治委員。1950年至1951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學習。1951年9月參加抗美援朝戰爭。1951年9月起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3兵團副政治委員，後兼任朝鮮東海岸防禦指揮部副政治委員。1955年至1957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1957年10月至1959年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兵團政治委員。1959年9月22日至1959年1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旅大警備區政治委員。1959年11月至1960年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旅大警備區第二政治委員、軍區黨委常委（1960年3月起）。1960年7月至1967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政治委員、海軍黨委副書記，其間：1961年3月起兼任解放軍監察委員會常委，1963年3月起兼任海軍監察委員會第二書記、書記。1966年至1973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3年7月至1977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政治委員，1977年10月至1980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第二政治委員，其間：1973年12月起任海軍黨委常委，1977年12月起任海軍黨委第三書記。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80年1月至1982年1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蘭州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二書記（1980年5月起），1980年6月至1983年5月任蘭州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杜義德是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十一屆中央軍委委員；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繼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杜義德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9年9月5日18時3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他逝世後，胡錦濤、江澤民、温家寶、李長春、李克強、賀國強、王剛、王兆國、劉雲山、李源潮、俞正聲、李鵬、喬石、朱鎔基、李瑞環、宋平、劉華清、曾慶紅、吳官正、梁光烈、阿沛·阿旺晉美等領導同志分別以不同方式對杜義德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對其親屬表示慰問。

由於家境貧寒，杜義德只讀了8個月的私塾，才八九歲的年紀就給地主放牛，15歲那年因到武漢當學徒工，受盡了老闆的欺凌，他想不通為什麼世界會有那麼多不公平，不合理。很快，傳來了黃麻起義的消息。“紅軍要來了，咱窮人要有出頭日子了。”家鄉的老百姓，興奮地傳説着紅軍的消息，不久，果然就有一支紅軍隊伍來到了木蘭山的塔耳崗區，叫做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軍。

1929年他和家鄉的100多個赤衞軍一起參加了紅軍，被編入紅11軍31師4大隊。從此，4大隊宣傳隊長杜義德每天就帶着戰士翻山越嶺，到周邊的村子裏去進行宣傳，為紅軍籌集給養。當遭遇下鄉“清剿”紅軍的敵人時，杜義德就帶着戰士們狠狠地打了幾個漂亮仗。從小在山區長大，走慣了夜路的杜義德被戰友們稱作“夜老虎”，他摸着樹皮的厚薄就能辨別背陰朝陽，向東還是向西。領教過杜義德厲害的敵軍稱他為“尖黃陂”。

1935年3月的某一天，嘉陵江邊的岩石和草叢中，兩個山民手握柴刀揹着揹簍，他們不去砍柴，卻在那裏指指點點。這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和30軍89師政委杜義德在偵察地形，選取渡江的渡口。從渡過嘉陵江的那一刻起，紅四方面軍就踏上了長征之路。24歲的杜義德，雖然已經高居師政委之職，但還是血氣方剛的小夥子，一次看着部隊攻城時久攻不下，他一着急跳了出來，帶頭往上衝，一顆子彈穿胸而過，把他送進了醫院。出院前，他被調往31軍。30軍軍長余天雲對杜義德説：“你要去31軍，得把30軍的槍還給我。”杜義德心裏清楚得很，余天雲是看上他的那支20響快慢機駁殼槍了。生性耿直的杜義德怎麼可能把自己用慣了的寶貝交出去，他氣呼呼地説：“槍是我從敵人那裏繳來的，憑什麼交給你？”余天雲説：“槍是30軍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這一較勁兒，杜義德火了：“這槍是紅軍的槍，怎麼就是你30軍的槍？老子豁出去不當這個師政委了！”但是，余天雲還是讓人把槍給下了，事後還跑到張國燾那裏告狀。張國燾皺皺眉頭説：“杜義德這個人有什麼問題沒有？”徐向前説：“此人16歲參加赤衞軍，18歲參加紅軍，父親因此讓地方還鄉團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

1936年，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師後再次北上。徐向前在會上説，上次我們和老大（一方面軍）關係沒搞好，這次要吸取教訓……一個“為會師而戰鬥”、“為會師而行軍”的活動廣泛開展起來。“岷洮西戰役”結束後，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指日可待。杜義德驅馬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他突然聽見傳來歌聲：“哎呀哩，毛主席領導好主張，打得敵人叫爹孃……”戰士們一下子興奮起來：“興國山歌！”前面不遠的山包上，20多個人正在擦拭武器，看到杜義德後，迎過來邊跑邊喊，“你們是四方面軍的同志吧？”“是啊，是啊，你們是一方面軍的同志吧！”兩邊激動地對跑着，緊緊地抱在一起。山中一片沸騰，杜義德被這種氣氛感染，他把對方一個小戰士抱起來轉了幾個圈，然後把他扛上自己的馬背，讓他騎馬。杜義德説：“部隊就像決了口的洪水，浩浩蕩蕩地向會寧城湧去。”

1937年3月13日，西路軍退到石窩山上，由政委陳昌浩主持召開了最後一次師以上幹部會議。誰也無法接受紅軍西路軍慘敗的事實，會場上一片哽咽。陳昌浩宣佈總部決定，把剩餘部隊編成左右兩個支隊行動。杜義德與副總指揮王樹聲被一起編入右支隊進入祁連山。失敗的情緒揪着每一個人的心，走着走着隊伍不由自主的斷裂，一截一截地失去了聯絡。第二天黎明，王樹聲被凍醒，回頭一看，大喝一聲：“糟糕！”杜義德隨着吆喝聲看去，隊伍不見了，眼前只有他和軍、師部的通訊員等20多人馬。一行人馬如驚弓之鳥，常常是一夜換好幾處宿營地。第三天上午，敵人終於追上了他們，王樹聲只好命令幾個戰士留下阻擊。隊伍脱險了，擔任掩護任務的戰士卻無一生還……渴了，抓把雪吃；餓了，嚼把草根；困了，隨地打個盹。在雪地上行走，總是小心翼翼地派人輪流在後面用樹枝清掃腳印，以防敵人尾隨追擊。他們已經沒有任何食物，死馬肉也很難撿到，野菜少的時候還要互相謙讓。一個戰士終於承受不住這樣的心理重壓，自殺了。杜義德聞聲趕來，撿起那幾粒還帶着體温的子彈激動地説：不錯，死比活容易。但是，我們不能死。1937年端午節前後，杜義德一行人靠着吃草根、喝雪水、沿途乞討，終於越過了祁連山最後一座山峯，快到黃河時，患難與共的右支隊最後8個人為了縮小目標，決定分散從兩個渡口渡河。沒想到，杜義德順利地過了河，遇到了總部為援救西路軍組建的“援西軍”；而王樹聲等與敵遭遇，又經歷了很多艱辛才回到延安。

杜義德1935年3月28日夜晚，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下達了渡江作戰的命令。頃刻間，一道道火光劃破夜空，在塔子山上，紅軍的火炮、機槍一同開火，掩護着幾十條滿載強渡搶灘勇士的木船。儘管江防守敵拼命阻擊，但還是被紅軍出其不意的進攻打昏了頭。很快，一部分木船成功登陸，紅軍佔領了灘頭陣地。徐向前命令杜義德擔任方面軍渡江指揮，立即率部架設浮橋，並要求大部隊過橋以前，騾馬、輜重不得上橋。不一會兒，江面上架起了浮橋，杜義德站在橋邊，雙眼注視着從橋上有序通過的部隊。突然，橋頭堵塞了。原來是90師副師長王近山帶着一批剛繳獲的戰馬，直插江岸，上橋過江。不料，馱着輜重的兩匹戰馬馬蹄卡進了竹頭扎的浮橋縫裏，很快，行進的部隊被堵在了橋上。杜義德迅速衝上橋命令：給我把馬推到江裏去！岸上卻有人在喊：把馬留下！這時，兩匹馬也在橋上頂起了“牛”，戰士們怎麼也推不動。説時遲，那時快，杜義德舉起手槍對着馬頭連開兩槍，兩匹戰馬應聲而倒，立即被戰士推進了水流湍急的嘉陵江。王近山衝着杜義德大聲嚷嚷：這是給總部首長的馬你也敢殺？杜義德毫不相讓：總指揮命令，不準騾馬輜重上橋！正當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爭吵時，徐向前出現在他倆面前，問明原因後，狠狠地批評了王近山。杜義德這才知道，眼前這位血氣方剛的紅軍指揮員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瘋子”王近山，他的臉上露出了憨笑。許多年以後，王近山、杜義德都成為劉鄧大軍麾下的軍政主官、“黃金搭檔”。

1939年9月，日寇侵華氣焰日益囂張。本想在戰場上與日軍大幹一場的杜義德卻被劉伯承、鄧小平另委重任。杜義德回憶説：“有一天劉伯承師長、鄧小平政委找我去談話，談話開門見山。劉伯承説：隨營學校現缺個副校長，組織上決定要你去。”

“當時我覺得自己缺乏辦校經驗，當副校長難以勝任，就説：我恐怕不行，挑不起來，還是派我到前方打仗比較合適。”

“鄧小平接着説：義德同志，你住過抗大，又擔任過支隊長，辦學校不會有多大困難的，決定你去就去吧，將來有的是仗打。”

隨營學校學員來自一二九師各部隊，大都是從前線來的，有老幹部也有新幹部。第七期共招收2100人，杜義德回憶説：“2000多人初到學校，什麼樣的想法都有，思想比較複雜，認為進學校學習不如在前線打仗光榮等。”

對於杜義德來説，上前線打仗他駕輕就熟，而辦學校卻是頭一回。學員中大多是文盲、半文盲，他首先要給學員們掃盲，教授語文和算術。語文從認字開始，逐步達到閲讀報紙、寫日記；算術要求學會加減乘除法。對成績好的學員獎給香皂、紙、毛巾等用品。由於部隊新兵多，軍事課甚至要從練立正、稍息開始。

平時以連隊為單位教學，遇到敵情分散教學，而更多的時間則是利用行軍中的休息、宿營後和集合出發前的空隙進行講課或組織討論。

在軍事學習上，學員來自前線，把他們各自戰鬥中的生動實例，拿到學校來，加以總結提高；學員們理論水平普遍不高，學校將校長劉伯承寫的《抗日遊擊隊四個基本任務》《抗日自衞隊三個基本任務》《論游擊戰爭與運動戰》等軍事著作當作教材，結合實際教授。

憶及此處，耄耋之年的杜義德有些動情。他説，每當晨曦初露、大地甦醒的時候，大家一齊唱起：“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看吧，千山萬壑，銅壁鐵牆，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每個人的胸膛就像有一團火焰在燃燒，隨時準備上戰場立新功。

談到抗戰期間哪段鬥爭最艱苦，杜德義説：“是在冀南與日本鬼子血戰的那幾年。”

1942年起，杜義德被任命為冀南軍區第2軍分區司令員，以後又兼任政治委員和地委書記。這年頭三個月，杜義德的部隊7次遭日寇優勢兵力的合圍攻擊，損失很大。

情報人員報告，發現日偽軍異常集結。天亮以後又發現敵人大批出動。10時左右，軍區機關和區黨委、行署機關及各部隊被壓縮到十二里莊一帶，敵人的包圍圈越來越小，原來這就是鬼子蓄謀已久的“4·29鐵壁大合圍”。日軍共調集1萬餘人及大批偽軍，由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統一指揮，企圖徹底摧毀冀南抗日根據地。

各部隊緊急突圍。然而各個方向都佈滿了敵人的大量機械化部隊。就在最危險的關頭，狂風大作，塵沙飛揚，一場突如其來的沙塵暴，使天昏地暗，能見度不出十步。八路軍將士覺得彷彿一條黃龍從天而降。敵人無法出擊，只能在碉堡裏胡亂地向外開槍，機槍子彈像旋風一樣，在杜義德的耳邊擦耳而過。

突過了第一道封鎖線，危險並沒有解除。在馬頭鎮部隊再次遇到敵人合擊。一顆炮彈落在杜義德坐騎邊。杜義德反應很快，從馬背上一躍而下，戰馬被炮彈擊中，一塊彈片扎進杜義德的左大腿內側，他咬牙拔出彈片，鮮血立即染紅了軍褲，旁邊的戰士趕緊用繃帶給他包紮。

為了節省有限的彈藥，眼看着日寇越來越近，杜義德一聲令下率先端起刺刀，躍到鬼子面前，大吼一聲，刺向鬼子的胸口。他從倒地的鬼子身上撕下一塊布，用牙咬着纏緊身上的傷口，又撲向下一個敵人……

部隊硬生生地衝出一道缺口，成功轉移。

1942年全年，冀南部隊共進行大小戰鬥2500餘次，平均每天7次；1943年2月裏，28天共進行戰鬥270餘次，平均每天9次。戰爭的殘酷和慘烈可見一斑。

杜義德説，冀南地處平原，沒有大山沒有森林也沒有湖泊，缺少游擊戰可以利用的險要地形。“青紗帳”未起或已落的季節，部隊開展行動就更加困難。

“在最困難的時候，”杜義德説，“甚至只要能夠保存自己就是一種巨大的勝利。”

1943年，冀南地區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先是大旱8個月，接着又是蝗蟲災害，8月下旬至9月初連降大雨，造成歷史上罕見的水災。日寇滅絕人性，在這種情況下將多處運河堤掘開，受害達30餘縣，使冀南地區一片汪洋，霍亂瘟疫流行，近百萬人流離失所。

“局勢對我方十分不利，但我們已經有了豐富的鬥爭經驗。”杜義德説，“一方面機關精簡整編、發展生產，另一方面更加靈活地與敵人鬥爭。”

軍分區組織了七個武工隊，共63人。雖然人數不多，但他們的活動馬上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

夜晚，靠近敵人碉堡後，他們把宣傳品和標語用弓射進去。還把已經投誠的偽軍編成組喊話，利用認識的老鄉或同學做工作。一到喊話，碉堡裏就有偽軍探頭探腦，有時看到認識的人吃驚地問：“八路軍沒殺你？”投誠的偽軍説：“跑出來的人都回家了，這是寬大政策，你也快下來吧。”還有的動員親屬來喊：“你跟鬼子打中國人，咱就不是兄弟！”

對於頑固不化的漢奸，則堅決予以鎮壓。他們摧毀了全區絕大部分敵偽大鄉組織，破獲了隆平縣（今屬隆堯縣）全縣的特務網，擊斃特務漢奸29人，連鉅鹿縣城的大特務、偽警備大隊長王文珍也被處決了。這一來，有力地打擊了漢奸的囂張氣焰。

同時，武工隊還在偽軍中建立了“耳目”。日軍一旦準備“掃蕩”，八路軍就能及時得到消息。八路軍經過敵人據點的時候，就有偽軍中的“耳目”放行。2軍分區副政委李定灼在日軍的突襲中受傷被捕，立即有“耳目”通報説李定灼被暫時關押據點裏。杜義德聽説後組織武工隊營救，偽軍中的“耳目”做通了看守的工作，合力救出李定灼後投奔八路軍。

瓦解偽軍的同時，日軍也被瓦解。杜義德説，這一時期，日軍向我投誠2人，逃亡24人，自殺9人。八路軍控制了越來越多的村莊。日寇逐漸龜縮至大的據點中。

1945年5月初，杜義德率部連克南宮、新河兩縣城，6月配合冀中軍區發起子牙河戰役，攻克艾章莊、東汪等敵人頑固據點，至8月底，解放了冀南大片的土地和人民。

解放戰爭初期，毛澤東曾經在10天時間裏連續發出3份電報、指示，對全殲國民黨第3師的定陶戰役予以嘉勉——1946年9月7日，“慶祝你們殲滅第3師的大勝利，望傳令全軍嘉獎”；9月8日，“甚好甚慰”；9月16日，發出指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將定陶戰役定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典範。

這次完美體現“運動戰”精髓的戰役，是以杜義德任政委的晉冀魯豫野戰軍第6縱隊擔當主攻的。

在江澤民主席題寫書名的文集中，杜義德評價定陶戰役説：“這是一次漂亮的速決戰、殲滅戰。”的確，在毛澤東第一封電報發出前僅4天，最終遭到全殲的國民黨第3師師長趙錫田還給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發出一份與最終結果完全相反的電報：

“不用兩個星期就可以佔領整個冀魯豫，把劉伯承趕到太行山上。”

這份電報是用明碼發出的。當時的趙錫田正處在狂妄與驕橫的頂峯，認為自己的行動根本無須保密。他覺得，憑着先進的美式的裝備，擊潰劉伯承根本不在話下。何況，他已經牢牢踩住劉伯承的主力、第6縱隊杜義德部的尾巴；更何況，蔣介石剛剛因為他的進展發來嘉獎電。

趙錫田萬萬沒有想到，他正被杜義德牽着鼻子，一步步走向覆亡。

當時，包括出盡風頭的趙錫田第3師在內，國民黨為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共糾結了30萬人馬，而我晉冀魯豫野戰軍只有5萬餘人，雙方兵力對比是6：1。針對這一情況，劉伯承、鄧小平的想法是，運動殲敵，不打最弱的，撿最痛的打。趙錫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撿出來的。

趙錫田的第3師，是蔣介石的嫡系，卻與川軍、西北軍起家的另外4個師一同編入西線集團。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必然會驅使他不顧一切地冒險爭功。劉鄧認為，只要集中優勢兵力將其殲滅，其他幾個師都不會拼死救援。這必將沉重打擊國民黨軍隊的士氣和戰鬥決心，粉碎敵人的攻勢。

牽趙錫田鼻子的任務，是杜義德和6縱的司令員王近山親自找到劉伯承、鄧小平搶下來的：“如果我們縱隊打得只剩一個團，我就去當團政委；如果打得剩下一個連，我當指導員！”

杜義德的堅決態度，換來了劉鄧首長讚許的目光。

這樣，趙錫田沿着杜義德的腳步，一路進攻，一路取勝，“漸入佳境”，直被誘至定陶以西的大楊湖地區。趙錫田狂妄地吹噓道：“我3師乃總裁王牌之首，所向無敵。”

然而，美夢最酣的時候，陡然變成了惡夢。當晚22時30分，信號燈劃破了大楊湖的夜空，我軍以3－4倍於敵軍的優勢發起了總攻。經過3天硬碰硬的血戰，杜義德以全部預備隊投入為代價，在大楊湖西南方向撕開一個缺口。親自趕到杜義德的指揮所坐鎮指揮的劉伯承高興地説：“好啊，這一下趙錫田站不住腳了，趕快咬住他，別讓他跑了。”

趙錫田已身陷天羅地網，無路可逃。7日，他被運動中殲敵的解放軍部隊生俘。戰士們認出了這位躲在汽車底下冒充“軍械主任”的國民黨中將，把他帶到杜義德面前。杜義德笑着對他説：“前些天你一直追着想見我，現在滿意了吧。”

殲滅整3師，活捉趙錫田，是我軍在解放戰爭中首次啃下蔣介石的王牌部隊。類似的典型戰鬥，杜義德還打了許多。紅軍時代，他在平漢線上追隨徐向前三戰三捷，使紅軍一師的實力猛增3倍；抗日戰爭時期，他與日寇反掃蕩作戰369次，主動進攻370次，打得敵人心驚膽戰，粉碎了敵人進攻冀南根據地的圖謀；解放戰爭中的魯西南戰役，他在定陶分割圍殲了國民黨153旅，開創了一個縱隊單獨全殲敵人一個旅的典範；進軍四川，率部4個月內迂迴作戰7000餘里，完成了一次持續時間漫長、規模巨大、距離遙遠的連續追擊戰；抗美援朝，他的部隊在3．7平方公里的上甘嶺血戰43天，成為世界戰爭奇觀……

身為一代戰將，杜義德最大的特點是勇猛，善打硬仗惡仗、善克勁敵悍敵。杜義德曾這樣説：“劉鄧大軍中，最受欣賞的是我們6縱。再艱難的戰鬥，再強大的敵人，只要6縱出馬，準能打下來。”

那時候，鄧小平常説：“6縱就是能打。”杜義德的部隊得此盛名，是因為他最喜歡打堅決的戰鬥。在杜義德的概念裏，堅決包括兩層含義：一、堅決完成任務；二、堅決消滅敵人。正因如此，善打硬仗的6縱也受到了敵人格外的“器重”和關注。千里躍進大別山期間，國民黨一份被截獲的電報這樣説：“要找劉鄧，就找6縱。”對此，杜義德的解釋是：“劉鄧跟着6縱，放心。”

在杜義德的記憶裏，最艱難的一次行軍就是千里躍進大別山了。對於這場揭開解放戰爭戰略進攻序幕的大進軍，鄧小平曾經對杜義德説：“我們龐大兵團脱離後方進攻作戰，是不能讓蔣介石把我們家裏的罈罈罐罐打爛，而把戰爭推到蔣管區去。我們晉冀魯豫野戰軍好似一根扁擔，挑着陝北和山東戰場兩頭，我們挑的擔子愈重，對全局就愈有利。”

劉伯承、鄧小平將突破黃河的時機選擇在水大流急的6月底。為了以最大的勇氣奪得渡河作戰的勝利，杜義德再三囑咐所轄16旅旅長尤太忠、18旅旅長肖永銀：“爭取偷渡黃河。偷渡不成，立即轉入強渡。渡河後，如敵建制尚未打亂，應穩紮穩打，鞏固灘頭陣地，如敵建制已被打亂，就應不顧一切猛插猛追，迅速抓住敵人，予以各個殲滅。”

以後的作戰過程完全應驗了杜義德的意見和部署。強渡黃河後，他們在盛夏雨季中通過隴海線，穿越黃泛區，又連續渡過渦河、沙河、洪河，前有阻敵，後有追兵，形勢越來越艱難。抵達汝河時，危急的戰機已經一觸即發。

在汝河對面，是蔣介石嫡系的整編85師和64旅；在杜義德的後面，緊跟着國民黨10多個師的兵力，其中3個師已經逼近到25公里處。此刻，劉伯承、鄧小平正隨野戰軍指揮部與杜義德的6縱相伴而行。一向温儒的劉伯承以少有的堅決語氣説：“狹路相逢勇者勝！我們要採取進攻手段，打開一條通路。要勇、要猛！”鄧小平緊跟着説：“現在沒有別的出路，只有堅決打過去。要不惜一切代價，不怕任何犧牲打過去！”

這是兩名傑出軍事家對勇者的期望和要求。此後，“狹路相逢勇者勝”這句至理名言，一直銘刻在杜義德的精神和血液裏，銘刻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爭史冊中，成為我軍一個戰無不勝的法寶。

在劉鄧首長的親自指揮下，杜義德當即傳令部隊輕裝，將帶不動的野炮炸燬，將機密文件該燒的燒掉，部隊端刺刀，準備血戰。18旅旅長肖永銀率先帶領部隊渡河，部隊端着刺刀攻擊前進，打下一個村莊，又撲向另一個村莊，碰上敵人就打，打完又往前衝，迅速殺開一條長約5公里、寬約3公里的血路。另一方面，16旅旅長尤太忠、政委張國傳率隊渡過浮橋，攻佔兩處陣地，經反覆幾次刺刀翻飛的肉搏戰，終於鞏固住戰果。

在杜義德部的掩護下，劉伯承、鄧小平和野戰軍指揮所順利渡過汝河，於24日下午到達彭店。劉伯承拍着杜義德的肩膀，高興地説：“這一仗打得好！我們靠堅決的進攻，迫使進攻的敵人變成防禦，主動變成被動。打仗就是這樣，在關鍵時候只有勇猛才能戰勝敵人！”

做一名勇者，是杜義德畢生的追求和實踐。為此，他在戰爭年代留下了包括鼻翼上的傷疤在內的11道傷口；他的54團在攻打大楊潮時拼得只剩下100餘人，上至團長、政委，下至衞生員、炊事員都投入了戰鬥；他的戰士王克勤帶領全班戰士一天擊退敵人40餘次進攻，自己卻無一傷亡；也正因為如此，他的麾下名將如雲，李德生、尤太忠、肖永銀等均戰史留芳……

勇敢，鑄就了杜義德的累累戰功和不朽勳業。

1947年4月，曾經偷掘慈禧墓的大盜軍閥孫殿英困守的湯陰城外，杜義德的部隊將一個口號叫得震天響：“多流汗、少流血”。

湯陰城被孫殿英吹噓為“固若金湯”，城外遍佈暗堡、壕溝、鹿砦、地雷，構成了多層次的堅固防禦圈。杜義德考慮到強攻必然會造成很大傷亡，便決心集中力量靠挖交通溝和地道逼進敵人。在“多流汗、少流血”的口號激勵下，戰士們冒着敵人飛機大炮的干擾，經過連續10晝夜的艱苦努力，挖出11000米的地道，構築了118個地堡和53個炮陣地，一直將攻城的出發陣地推至孫殿英的唇吻邊上。

艱苦的準備工作，換來攻城的順利和輕鬆。杜義德下令開始攻城，到拂曉，孫殿英便在出逃途中被活捉，成為杜義德縛住的又一條蒼龍。

此戰，是杜義德率部攻克的第一個設防堅固的堡壘，受到了劉伯承、鄧小平的通令嘉獎。

“打仗，一定要注重流汗與流血的辯證關係。戰士的生命和部隊的戰鬥力是最可寶貴的，多流些汗，可以避免少流血。”還在八路軍129師隨營學校擔任副校長時，杜義德就向校長徐向前表達過這樣的戰爭思想。

當時，杜義德剛剛經歷過浴血而生的慘痛經歷。長征勝利後，身為騎兵師師長的他參加了西路軍的征戰。3個多月時間，他們在黃河之西左衝右突，戰友一個接着一個倒下了，鮮血瀰漫在杜義德周圍。當他靠摸樹皮辯認南北方向，保護着西路軍副總指揮王樹聲討飯回到延安時，隊伍裏只剩下了4個人。

真正經歷過鮮血的軍人，才更懂得生命的可貴，才更注重作戰技巧的錘鍊和運用。解放戰爭打響後的首次主動出擊，他採取遠距離奔襲的戰術，只用7分鐘就出其不意地攻下蘭封城，敵人連防守工事都沒建好；挺進到大別山區，他與敵人連續周旋3個月，忽東忽西，令追兵捉摸不定，揀好吃的敵人就堅決吃他一口，站穩了腳跟，壯大了自己；進軍四川，他的部隊創下了日行240華里的行軍紀錄，連下自貢、榮縣，使敵人做了俘虜還大夢未醒……“流汗和流血並非絕對的矛盾，它們有辯證統一的時候。淮海戰役中把黃維兵團牽進包圍圈，再對他層層剝皮的戰鬥就是這樣的傑出例子。”杜義德説。

這次戰鬥的第一階段是“牽牛”。為了割裂黃維兵團與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團的聯繫，杜義德的部隊奉命將黃維的4個軍11個師共12萬餘人牽制向西。在這場超大規模的牽制行動中，杜義德強中示弱、弱中逞強、虛中實打、實中透虛，表現出高超的收束控制部隊的技巧。他們打打走走，走走打打，打則打痛敵人，激怒敵人，走則腿腳奇快、神出鬼沒。這種不即不離的態勢，使敵人既打不上又捨不得丟。直到20天后，黃維在蔣介石

的嚴令催逼下才悻悻調頭東進，此時，杜義德又指揮人馬冒雨日夜兼程，趕到黃維之前，紮緊了包圍圈的“袋口”。

杜義德動員他的部隊説：“要準備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惡仗，不惜以最大的犧牲去完成任務。”雖然如此，杜義德仍然一再告誡部隊，要發揮善於迫敵作戰的特點，力爭付出最小的代價。

決心：最大的犧牲；目標：最小的代價。這就是杜義德的戰場邏輯。戰士們在敵人的火力威脅下，一鍁一鍁地構築塹壕。先挖成卧射掩體，再挖成跪射和立射掩體，再相互串連溝通，組成壕溝網絡，一直延伸到距前沿僅30米處。

接下來，就是以血戰為代價層層“剝皮”了。第一層皮，是擊退敵人6次反撲後攻佔李主樓和小周莊；第二層皮，是經過反覆的拉鋸戰，逐街逐巷、逐屋逐户地把敵人一步步趕出大王莊；第三層皮，是以白刃作戰，殺退黃維親手豢養的警衞團，攻下尖谷堆，將黃維的五臟六腑都抖落在人民軍隊的刺刀前面。尖谷難被攻克的第二天，黃維兵團，這個蔣介石嫡系的王牌部隊被全部殲滅。

直到今天，杜義德仍然認為，圍殲黃維的戰鬥，是他一生打過的最艱苦也最痛快的一場戰鬥。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