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滋

杜潤滋（1902～1933），原名杜自生，陝西省米脂縣城關鎮米脂溝村人。1921年考入榆林中學。榆林中學是當時陝北頗有名氣的學府，革命氣氛濃厚，革命活動很活躍，對青年時期的杜潤滋影響很大。1924年，杜潤滋因學生糾紛，被校方責令退學。後經校長杜斌丞資助到北京大學文科預科部學習。杜斌丞較杜潤滋年長，是馬列主義在陝北最早的傳播人之一，對杜潤滋革命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影響。

1925年，杜潤滋來到北京，插入陝西旅京學生進步組織共進社舉辦的升學補習班學習。在這裏，杜潤滋接觸了大批思想進步的陝西旅平學生，特別是受到了補習班聘請的進步教師的影響，開始閲讀《嚮導》、《新青年》等進步書刊，思想進步很快，並投身到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中去。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杜潤滋帶領陝西旅京學生同北大學生一道同反動軍警英勇搏鬥，深受同學敬重。

1926年秋，杜潤滋考入北大文科預科班。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4月，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慘遭軍閥張作霖殺害。11月，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副書記等8人相繼被捕，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馬駿被敵人秘密殺害。在白色恐怖下，杜潤滋不畏艱險，冒着生命危險，以學生身份為掩護，奔走於各大學和門頭溝礦區，恢復和發展遭敵破壞的黨組織。1928年2月，杜潤滋作為中共北平東區代表，參加北平市委改選大會。會後，任中共東區區委委員兼北大黨支部書記。4月，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等20餘人被捕，其中13人被敵人殺害。6月，中共北平市委重新成立，市委委員3人，後增補杜潤滋為委員。

1930年，北平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杜潤滋身份暴露。5月奉中共北方局委派到寧夏開闢黨的工作，任寧夏特派員。杜潤滋來寧夏時，途經陝北，經聯繫陝北黨組織派馬漢文、趙子元、高錦尚等中共黨員來寧夏協助他工作。

在杜潤滋來寧夏前，寧夏中學同陝北籍教師黃執中等人建立了聯繫，經黃執中等人介紹，校長徐宗孺陸續聘請了從北大畢業的杜立亭等人來寧夏中學任教，並由杜立亭代理教務主任。杜立亭思想進步，傾向革命，和杜潤滋又是同鄉、校友，且都是杜斌丞的學生。通過杜立亭的舉薦，杜潤滋到寧夏中學任倫理課教師，同時秘密開展黨的工作。

杜潤滋來寧夏中學不久，原在河南的中共黨員鄔逸民、劉梅村和進步青年何高民等人因黨組織遭到破壞，也於同年10月初來到寧夏，分別在寧夏中學和師範附小任教。他們與杜潤滋一起建立了寧夏黨的組織，杜潤滋為負責人。

寧夏中學是當時省城的最高學府。面對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局面，廣大師生憂國憂民，對國民黨黑暗統治和校內推行的封建式教育強烈不滿。杜潤滋到寧夏中學後，講課生動、活潑，又常常聯繫實際，抨擊時弊，啓發學生的思想覺悟，很受學生的歡迎。杜潤滋、鄔逸民等還經常深入到學生中，掌握了學生的思想狀況和進步學生中的骨幹力量，把共青團員孫殿才、李天才和進步學生梁大均等團結在黨組織周圍。又通過這些同學聯繫了更多的進步教師和學生，爭取和發展了黨所依靠的進步力量。

1930年秋季開學後，由於校長徐宗孺發放學生津貼不公，引起大部分師生不滿。他們多次向校長提出質問，校方不予解決，反而將帶頭質問的學生梁大均、楊生連、張韶翎以“違反校規”的罪名掛牌開除。梁大均等不服，氣憤地將牌子砸了。在徐宗孺的指使下，以郝文元為首的一些落後學生，同以梁大均為代表的進步力量先是爭執、辯論，進而發展為對罵、鬥毆，鬥爭出現白熱化。面對這種局面，杜潤滋和其他黨員及時分析了形勢，認為這一事態的發展根源在於學校，可以借這個機會，發動學生將學校的領導權奪到進步分子手中。杜潤滋等人公開揭露了徐宗孺發放津貼不公、袒護落後學生等行為。杜潤滋還指示孫殿才、李天才、梁大均等貼出了“驅逐紳士徐宗孺”“擁護杜立亭當校長”的標語。這一行動受到廣大師生的支持和響應，最後形成全校罷課。學生們積極組織演講會，到處張貼標語。寧中學潮使當局非常震驚，他們派警察包圍了學校，並按校方提供的名單，抓捕了13名學生。

為了營救被捕學生，杜潤滋挺身而出，和其他中共黨員一起發動學生，走上街頭遊行，高呼“罷免校長徐宗孺”“抗議當局非法逮捕學生”等口號。與此同時，被捕學生也在警察局進行了義正辭嚴的説理鬥爭。杜潤滋還讓進步師生串聯被捕學生家長，向他們揭露當局和校方的殘酷和無理行為。學潮越鬧越大，轟動了整個寧夏省城。寧中師生要求公正、民主、進步的行動受到社會輿論和學生家長的支持，而當局野蠻鎮壓學生的行為則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譴責。在社會輿論壓迫下，當局被迫答應了學生的要求，免去了徐宗孺的校長職務，同時委任杜立亭為寧中校長，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這次學潮以奪得學校領導權、保護新生力量、打擊了落後勢力而獲得最後勝利。但也引起當局的懷疑，從此加強了對杜潤滋等人的監視。

1930年夏秋之際，軍閥馬仲英趁蔣、馮、閻中原大戰之機，從山東泰安馬鴻逵部重返寧夏，企圖重整舊部，東山再起。馬鴻賓對其返寧進行暗中監視，嚴密防範，但表面上仍授以教導大隊長頭銜。馬仲英表面感激馬鴻賓的收留，假裝無所事事，但暗中卻野心勃勃，經常以放鷹、打球為名到寧夏中學活動，接近青年學生，企圖擴充自己的實力。經人介紹，馬仲英和杜潤滋、杜立亭建立了私人關係。杜潤滋抓住時機，積極開展兵運工作，通過關係把中共黨員高立仁（原名高錦尚）秘密派往教導大隊任教官。又通過高立仁的關係，動員梁大均、楊生連、張韶翎、張振東等20餘名青年學生參加了教導大隊，目的在於建立一支黨控制的武裝。同時又派李天才到中衞聯絡青年學生劉成棟、張曦等10餘人和馬仲英舊部馬謙的部分駐軍，隨馬仲英起事。10月，馬鴻賓發現了馬仲英和寧中師生來往甚密，引起懷疑，準備下手。馬仲英聞訊後，急率教導大隊逃離省城，到中衞後約舊部馬謙和李天才等一批青年學生，共1000餘人奔往河西走廊一帶。梁大均、李天才等隨隊前住。

馬鴻賓通過杜潤滋、杜立亭支持寧中學潮並支持馬仲英反叛這兩件事，認為杜潤滋等是共產黨，因而加緊了對其監視。11月20日，國民黨寧夏省黨部科長龍正威拆查了陝北安邊小學教師王鼎三給杜潤滋的來信，發現信中有“現在社會黑暗，當用朱毛革命精神，快刀斬亂麻之手段從事一切，請兄努力”等語，並從杜潤滋住處查抄《唯物史觀之社會進化史講義》等多種進步書籍，還通過郵局查出有《青年》半月刊、《海光報》《國際月刊》等進步刊物在寧夏中學和第一師範學生中流傳，馬鴻賓便以“共產黨嫌疑”的罪名，將杜潤滋、杜立亭逮捕，並解聘了在寧夏中學任教的陝北教師趙子元、馬漢文及鄔逸民、劉梅村、黃執中等人。因寧夏當局找不到證據，又加杜斌丞來電營救，37天后杜立亭即被釋放，杜潤滋卻仍被關押在獄中。

1931年2月，中共陝北特委派張德生來寧夏找杜潤滋開展黨的工作。在獄中，杜潤滋身份尚未暴露，同時又得到看守所所長魏春田和監獄科長王永昌的同情，因而行動比較自由。張德生設法到獄中和杜潤滋會面，傳達陝北特委的指示，研究寧夏局勢，決定在寧夏開展武裝鬥爭。經杜潤滋介紹，張德生與劉梅村建立了聯繫。在杜潤滋的領導下又恢復了黨的工作。

張德生、劉梅村等人利用杜潤滋在寧夏中學的工作基礎，繼續在青年學生中開展工作。當時，馬仲英在酒泉失敗逃到新疆，梁大均、李天才脱離馬部返回寧夏，以師生關係到獄中探望杜潤滋。他們一起分析了全國及寧夏的形勢，杜潤滋説：“沒有武裝不能成大事，現在要搞槍桿子。寧夏是經過大革命影響的地區，青年學生和羣眾覺悟較高。馬氏家族盤踞甘寧兩省，塗炭人民，不得人心，寧夏人民的反馬情緒很高。當前就是要組織發動羣眾，利用地方勢力派、雜牌軍同馬家統治的矛盾，策動起義，拉出一支隊伍來。”並確定李天才回中寧縣策動地方駐軍起義，梁大均負責做馬鴻賓部隊和其他雜牌軍的策反工作，待機組織武裝暴動，建立革命政權。

在杜潤滋的領導下，梁大均在省城首先聯絡了原寧夏中學參加過學潮的李廣成、李振邦、張琪、杜學義等一批學友，聯絡地方武裝梁韶武，還聯絡駐紮在省城東郊掌政橋的一個騎兵連和駐紮在省城小南門的一個排，並決定在小南門發起暴動，控制省城。他們又到金積、靈武聯絡了駐軍軍官朱榜科。梁大均以代總司令任命朱榜科為旅長，負責金積、靈武兩地，密切配合省城小南門兵變。

李天才按照杜潤滋的指示回到中寧，聯絡了寧安堡駐軍特務營機槍連連長孫天才。孫天才答應時機成熱時，脱離馬部，另謀出路。隨後，李天才又找到護路大隊長張自箴。張自箴同情革命，表示完全支持反馬兵暴。李天才返回寧夏省城，將情況向獄中的杜潤滋彙報後，杜潤滋授予張自箴旅長之職。

8月25日，雷中田在蘭州扣押馬鴻賓，發生雷馬事變。為了解救馬鴻賓，馬鴻賓部主力新編第七師由冶成章率領開往甘肅，寧夏防務一時空虛。在獄中的杜潤滋得知這一情況後，認為應該利用這一時機，抓緊組織寧夏武裝暴動。經過幾個月的緊張準備，杜潤滋以“抗日救國西北軍”的名義，正式頒佈了旅、團兩級委任狀，並計劃在12月23日夜舉行暴動。寧安堡是寧夏川區的門户，歷來是兵家重地。杜潤滋等人決定，這次兵暴首先從寧安堡駐軍孫天才所在的特務營開始。李天才接受任務後，秘密返回寧安堡，在特務營孫天才的機槍連內，秘密和外線張自箴聯繫，約定了起事時間，制定了行動計劃。

12月23日夜二更時分，李天才、孫進朝等人在中寧縣南河橋外集合了恩和、鳴沙、長灘等處來的壯勇100餘人，作了簡要動員後，迅速摸進特務營奪取槍支。但因內線人員、一連連長梁生海記錯約定日期，誤認為雜牌軍闖入，持槍阻攔，一連一排長驚醒，開槍打死了首先摸進連部的長灘壯勇李緒娃。槍聲驚動了營長楊壽堂，他立即組織警戒和抵抗，將入營隊伍打退，李天才、孫天才、孫進朝等人被抓。李天才被押送往省城，關在寧夏監獄，孫天才被押在營部，後降為排長。孫進朝受盡酷刑，死於特務營。

李天才等在寧安堡發動的兵變失敗後，梁大均等人決定在省城再次發動兵變。但由於組織不嚴，消息泄漏，當梁大均派李振邦等人按約定計劃到掌政橋取槍和聯繫起義部隊時，敵人已把這個連的槍支收繳，並將有關人員看管起來。此時，省城四門關閉，滿城捉拿“雞頭會”造反人員，李玉柱、王子仁、梁韶武、石萬壽等人被捕入獄，梁大均、杜學義從小南門化裝出城。原定的小南門兵變遂告失敗。

1932年初，馬鴻賓獲釋，由蘭州返回寧夏。李天才等人被寬釋出獄。3月，杜潤滋經杜斌丞營救，獲釋出獄，應謝子長的邀請，赴甘肅靖遠王子元部開展兵運工作，與李天才同往。5月，杜潤滋、李天才在蘭州與中共陝西省委派往甘肅從事兵運工作的謝子長、焦維熾和在王子元旅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張東皎、王儒林等人相遇。他們準備去靖遠發動起義，建立陝甘游擊隊。5月25日，“陝甘工農游擊隊”在靖遠水泉堡成立，謝子長任游擊隊總指揮，焦維熾任政委，杜潤滋任參謀長，下轄3個支隊和1個大隊。游擊隊的成立、壯大，使地方軍王子元大為震驚，他派一個步兵營和一個騎兵營前往水泉堡“圍剿”游擊隊。戰鬥打響後，游擊隊以逸待勞，憑藉有利地勢，打得敵人鬼哭狼嚎，潰不成軍，敵營長周維邦在戰鬥中被擊斃。游擊隊連夜向寧夏海原進發。

經過兩天的急行軍，游擊隊到達海原園子河，利用戰鬥間隙，進行了整編，將原3個支隊1個大隊合編為1個支隊（第三支隊）。這時，謝子長、焦維熾奉命調回陝西，杜潤滋任支隊政委兼參謀長，王儒林任支隊司令，部隊休整一段時間後，於6月中旬又重返水泉堡。在水泉堡，杜潤滋和王儒林帶領部隊，一方面向羣眾宣傳黨的政策，發動羣眾打土豪，分田地；另一方面動員羣眾參加游擊隊，繼續擴充力量。僅幾天的時間，支隊由200餘人猛增到400餘人。

正當新編游擊隊進行訓練之時，7月初，敵人對游擊隊發動進攻。為了保存力量，免遭重大損失，杜潤滋決定由王儒林帶領少數隊員留在石廣地區發動羣眾，建立根據地，其餘主力由杜潤滋、孫作賓帶領到靖遠交界地帶打游擊。當杜潤滋、孫作賓帶領游擊隊到達扎巴崗不久，遭到敵旅長冶成章騎兵“圍剿”。游擊隊兵力損失慘重，杜潤滋、孫作賓遂決定將游擊隊暫時化整為零，待機重新集結。

7月中旬，中共陝西省委決定調杜潤滋到陝西省軍委工作。杜潤滋化裝成商人，歷經艱辛從甘肅扎巴崗來到西安。不久，向中共陝西省委和黨中央寫了《陝甘工農游擊隊第三支隊工作之教訓》的報告，對游擊隊的產生、發展進行了分析，並總結出12條經驗教訓。9月上旬，中共陝西省委決定派杜潤滋到上海中央舉辦的軍事政治人員訓練班受訓。兩個月後，返回陝西，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省軍事委員會書記等職務。此後，杜潤滋將全部心血都傾注在軍事工作，特別是地方游擊隊的發展和建設上。

1933年2月，杜潤滋受到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後叛變革命）的排擠，被撤銷中共陝西省委委員和省軍委書記職務，改任省委巡視員。他顧全大局，繼續忠心耿耿地為黨工作。2月下旬，受中共陝西省委委託隨同上海中央局代表劉瑞龍前往陝南巡視工作，幫助中共陝南特委研究創建紅二十九軍。到漢中後，先向中共陝南特委書記孟芳洲傳達了中共陝西省委的指示，並初步研究創建紅二十九軍的有關問題。隨後，抵達西鄉馬兒巖紅二十九軍軍部，同紅二十九軍負責人陳淺倫、李良、程得章就紅二十九軍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和如何開闢根據地等工作進行了研究。會後，劉瑞龍去漢中川北紅四方面軍工作，杜潤滋留在西鄉，協助中共陝南特委和紅二十九軍工作。

4月1日，杜潤滋、孟芳洲與陳淺倫等人一同出席西鄉馬兒巖召開的紅二十九軍和邊區蘇維埃政府聯席會議，研究整頓部隊、擴大紅軍、準備入川與紅四方面軍匯合等問題。在會議即將結束時，忽遭混進紅二十九軍的原反動“神團”首領張正萬帶領的200餘人襲擊，杜潤滋和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立即組織突圍。但由於紅二十九軍主力被派往根據地沿邊地區執行剿匪任務，軍部駐地守備薄弱，杜潤滋、孟芳洲和紅二十九軍負責人陳淺倫等人終未能衝出敵人包圍，不幸壯烈犧牲。杜潤滋時年31歲。 ^[2] 

大革命失敗，北京地區的黨組織大多被敵人破壞。杜潤滋面對白色恐怖，毫無懼色。他以北大學生身份為掩護，繼續堅持革命活動。在他先後擔任中共北京東城區區委委員、區委書記、北京市委組織部長期間，他積極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建立秘密聯絡點，營救同志，嚴懲叛徒，巧妙靈活地開展對敵鬥爭。1930年上半年，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他擔任了市委組織部長、印刷機關和黨內特務隊（專門負責懲辦叛徒）領導人。他多謀善斷，機智靈活。一次，他蹬着三輪車去北京火車站接一個從外地調來北京工作的地下黨員。這個同志化裝成中醫大夫，剛出火車站就被兩個叛徒發現，一個叛徒在一旁盯梢，另一個叛徒去向警察報告。杜潤滋見叛徒沒帶武器，也不認識自己，就機警地趕上前去對要接的那位同志説:“表兄，你來啦!我母親病重，半夜就催我來接你，趕快上車!”他用盡全力蹬着三輪，飛快地離開前門車站，在幾條小衚衕裏轉了一圈，擺脱了盯梢，使那位同志脱離了被捕的危險。

杜潤滋對黨赤膽忠心，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為了及時趕印黨的文件和傳單，他不辭勞苦地堅持親自刻寫印刷。當時黨的活動經費極為困難，杜潤滋就把家中和親友接濟的學費交給黨組織購買紙張和油墨。北京市黨組織遭受了一次嚴重破壞，杜潤滋身份暴露，被敵特追捕。中共北方局為了他的安全，派他去寧夏開展黨的工作。

杜潤滋到銀川后，利用杜立亭（米脂人，杜斌丞的學生）的社會關係，在寧夏中學以教書為掩護，很快團結了一批進步師生，成立了學生自治會，發展了一些黨員，揭露反動校長徐宗儒侵吞教育經費，結幫組派，欺壓進步師生等罪行，並發動學生把徐宗儒趕出學校，擁護進步教師杜立亭當校長。 ^[1] 

1930年冬，學校剛放寒假,反動當局以“郵局查出嫌疑文件多份”為藉口，將杜潤滋和杜立亭逮捕入獄。杜潤滋在獄年餘,備受嚴刑拷打和威脅利誘，但始終堅貞不屈,並以特有的機警，和監獄看守所長的兒子建立起友好關係，通過他巧妙地領導了監獄內外的對敵鬥爭。1932年1月，因無任何證據，杜潤滋獲釋。 ^[3] 

全國解放後,杜潤滋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為了緬懷革命先烈的豐功偉績，1953年，西鄉社會各界發起了捐資修建革命烈士紀念塔的倡議。2月4日破土動工，4月5日竣工落成。西北軍政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張養吾為紀念塔撰寫了塔序，省委書記馬明方為紀念塔題詞。塔體上鐫刻着杜潤滋等40多名紅二十九軍死難將士的英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