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眾，患上之人不欲其眾；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眾﹑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²。其敢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³，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⁴，故偃然肆吾之志⁵，而卒入於敗亂危辱⁶，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⁷，榮辱憂戚在我⁸，是否可以坐驕天下之士⁹，而其將無不趨我者¹⁰，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為天下實無材¹¹，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¹²。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¹³，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皋、夔、稷、契之智¹⁴，且不能自異於眾，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¹⁵，故未有有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馬之在廄也¹⁶。駑驥雜處¹⁷，其所以飲水食芻¹⁸，嘶鳴蹄齧¹⁹，求其所以異者蓋寡。及其引重車²⁰，取夷路²¹，不屢策²²，不煩御²³，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²⁴。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²⁵，敗筋傷骨，不捨晝夜而追之²⁶， 遼乎其不可以及也²⁷，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²⁸。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

夫南越之修簳²⁹，鏃以百鍊之精金³⁰，羽以秋鶚之勁翮³¹，加強駑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³²，雖有犀兕之捍³³，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³⁴。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撲³⁵，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也³⁶。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³⁷，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³⁸，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其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³⁹？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説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

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生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⁴⁰，而辯説之材出⁴¹；劉、項並世⁴²，而籌劃戰鬥之徒起⁴³；唐太宗欲治⁴⁴，而謨謀諫諍之佐來⁴⁵。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廣，人物之眾，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1] 

天下所憂慮的事，不是憂慮人才不夠多，而是憂慮在上者不希望人才眾多；不是憂慮人才不為國效力，而是憂慮在上者不讓他們效力。人才的作用，是用來作為國家的支柱，得到了，國家可以安定而繁榮，失去了則使國家滅亡且受外辱。然而統治者不希望能人多，不讓官員有所作為，這是為什麼呢？這裏有三個偏見。其中最突出的偏見，就是認為自己身處高位，可以免除屈辱、斷絕危害，一輩子也不會有憂患，人才的得失與否，與國家治亂的命運無關，而最終使國家進入失敗混亂受辱的危機，這是一個失誤。又或者説：“我所賦予的官位財務可以吸引國家的能人，他們的光榮恥辱擔心悲傷都是我説了算，我可以驕傲地看着國內的能人，而他們都將依附到我身邊”，則也會最終使國家進入失敗混亂受辱的危機，這也是一個失誤。又有的人不探求所以培養和選用人才的方法，而是憂心仲忡地認為天下實在沒有人才，那麼最終同樣會陷人敗亡混亂危險屈辱的境地，這也是一種偏見。這三種偏見，它們的危害是相同的。不過，當中的用心不是不好，而且還可以討論失誤的原因的，就是認為天下沒有人才那種吧。他們心中並非不想任用天下的人才，只是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罷了。

況且有才能的人，他的外表與一般人有什麼不同呢？在於他們遇到事情能夠處理好，出謀劃策能夠得到好處，治理國家能夠使國家安定，這就是他們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所以，在位者如果不仔細地考察他、慎重地任用他，那麼即使具有如抱皋、夔、稷、契那樣的才智，尚且不能使自己較一般人突出，何況是才智比不上他們的呢？世上目光短淺的人還説：“一個人如果身懷不凡的能力，就像錐子放在布袋裏一樣，它的尖端立刻就能顯露出來，所以沒有懷才而看不出來的人啊。”這只是看到了錐子放在布袋裏，而本來沒看到馬在馬棚裏的情景。劣馬與良馬混雜相處，一樣地喝水吃草，嘶叫跺蹄子咬牙齒，從此之中尋找馬的本領的人大錯了。等到它拉沉重的車子，走平坦的道路，不用屢屢鞭策，不讓人費力地駕馭，繮繩晃一晃，千里的路程已經走完了。當這時候，如果讓劣馬並駕齊驅，即使跑得車輪傾斜、繮繩斷掉、筋累骨傷、晝夜不停追趕，還是遠遠的趕不上，這樣良駒和劣馬才能分辨出來了。古代的君主知道這種情況，所以不認為天下沒有無才的人，於是就想盡辦法來尋找並且考察試用他們罷了。試用人才的方法，就是讓他們做適合他們的工作罷了。

南越長長的竹子作箭桿，用百鍊的精鋼作箭頭，用秋鶚的勁翮作箭尾，搭在強弓上之後把弓拉滿，能射到千步遠的地方，即使是兇猛的犀牛，沒有不立刻被射穿而死的。這是天下鋭利的武器，武力決定勝負的法寶。但是如果使用不恰當，用它來敲打，那麼和枯朽的棍棒就沒有什麼不同了。由此可以知道，即使得到天下奇異傑出的人才，而不按正確方法使用，也和上述情形相似。古時候的君王明白這個道理，於是仔細估量他們的才能並且謹慎仔細地使用他們，使大小、長短、弱強的才能都能符合他們擔任的職責。既然這樣，那麼愚昧淺陋的人也能用盡他們所掌握的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何況那些才德兼備、智力非凡的人呢？唉！後世在位的君王沒有探究考察這個道理並且在現實中使用，反而説天下確實沒有人才，這是沒有好好想過罷了。

有人問：“古時候的人是用教育的方法來造就人才的，然而你只説了人才的尋求和使用，這是怎麼回事呢？”我説：“在天下的法律制度還沒設立之前，就一定要先尋求天下的人才來使用，如果能使用天下的人才，那麼就能恢復先王的法律制度。能夠恢復先王的法律制度，那麼天下的小事也會像先王那個時代了，何況是教育造就人才的大事呢？這就是我為什麼只講尋求和使用人才。”

哎！如今天下憂患沒有人才啊。我聽説，六國實行合縱政策，而辯論遊説的人才出現；劉邦、項羽並起爭雄，而出謀獻策、勇敢善戰的人才湧現；唐太宗想要治理好國家，而多謀善議、敢於諫諍的人才來輔佐。這些人才，都是在那些名主還沒出現之時所沒有的。如今君王想要找人才，而人才擔心不被君王所用。天下之大人才眾多，卻説沒有人才，我不相信這種説法。 ^[2] 

王安石面對北宋日益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宋史本傳，見《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未及不惑之年的王安石剛被召至京城，便以萬言書上仁宗皇帝。在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基於對當時嚴峻複雜形勢的分析，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在世事紛繁之中，王安石抓住瞭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關鍵——人才，並從“教之”“養之”“取之”“任之”諸方面詳細闡述了他的人才觀，充分表現了這位矢志改革的政治家的遠見卓識。然而也正是在人才觀方面，當時卻存在着令人憂慮不安的突出問題。人才觀方面的諸多世俗偏見若不能糾正，大批人才便無由以出，“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也就難成，“變風俗，立法度”改造社會便更是一句空話。因此，在人才觀方面的是非問題不可不辯論清楚，而《材論》便是一篇專講人才問題的專論。 ^[3] 

這是一篇駁論型的論説文，即駁斥對方的錯誤論點，並在駁斥敵論中樹立起自己正確的觀點。文章一開始便以“不患”與“患”兩個否定、肯定的句式，説明了當時的“天下之患”，開門見山地提出了天下所憂慮的事情，即不憂慮人才不夠多，而憂慮的是在上的人不希望他們多；不憂慮人才不為國家做事，而憂慮的是在上的人不讓他們做事，從而明確提出人才問題事關重大，“材之用，國之棟樑”，並正反説明了人才的極端重要，“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足見人才問題實與國家生死存亡攸關，絕非小事可等閒視之。但恰恰在這個關於國家“安榮”“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問題上，當時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內的當權者）”，卻“不欲其眾”，“不使其為”，不去發現培養人才，不使他們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個“者……也”設問句，指出“是有三蔽”，具體擺出了當時在人才問題上的三種社會偏見，這三種偏見也正是作者在《材論》中要分別駁斥的三種錯誤觀點。

最突出的一種偏見，認為自己處於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恥辱，斷絕掉危害，一輩子也不會碰上什麼禍害，人才的任用與否，與國家的治亂命運無關，因而任意放縱自己，最終使國家陷於敗亂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種偏見，有的人認為自己的官位和金錢足以引誘天下的才士，榮耀屈辱憂愁悲傷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裏，自己可以傲視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會自動歸向自己，這樣最終也要陷入敗亂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還有一種偏見，有的人不探求培養選拔人才的方法，而是憂心忡忡地認為天下實在沒有人才，同樣最終也陷入敗亂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這樣，作者在列述人才問題上的三種偏見的同時，簡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導引的“卒入於敗亂危辱”的令人震驚的惡果，與上面指出的“失之則亡以辱”相呼應，再次強調了人才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極端重要性。對上述三種偏見的駁斥，作者並沒有也無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擊，因為前兩種自視位高、財足，盲目自安自喜，認為人才無用的觀點，其謬誤顯而易見，是非不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不善猶可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與前兩種相比較，他們的本意還不是不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塗無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看不到人才而哀嘆天下無人才可用。所以，這種“以為天下誠無材”的錯誤觀點實有詳加討論辨析的必要，這就是作者特意“論其失”，以觸“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駁敵論的一個重點。就駁論文章的類別來看，又是屬於反數論點之一種，即用新的論據新的論證反證其論點的錯誤，從而樹立起新的正確的論點，得出新的結論。

在這裏，作者基於其“用心非不善”“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礎，所以在反駁中“言諮悦懌”（《文心雕龍·論説》）“煩情入機，動言中務”，並從以下三個方面循循善誘層層遞進地駁斥了天下無人才的偏見，闡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觀點。

一是以馬為喻，強調要在實踐中考察人才。在馬廄中，劣馬好馬混雜在一起，其飲水吃草、嘶鳴啼咬並沒有多少不同，而等讓他們拉車跑路時，好馬劣馬就看出大不一樣了，好馬“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而劣馬“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捨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及”。説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況下難見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人才與一般人的區別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適時地引出了一個結論：如果不能精細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賢人皋陶、樂夔、后稷、殷契那樣的才智，也“不能自異於眾”，何況是在他們之下的人呢？那種認為人才如錐子在口袋，其尖端會自然顯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為人才脱穎而出創造條件。這一點，古代的賢君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不認為天下沒有人才，而是想盡一切辦法去尋找、考察人才，並盡才而用，當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不會“諰諰然（憂心恐懼的樣子）以為天下實無材”了。

二是以箭為喻，闡明量才為用的道理。作者説，南越的長箭，精金為鏃，勁翮為羽，千步之外，可射殺犀牛，可謂“天下之利器”“決勝覿武之所寶”，但如果用之不當，比如用它來敲打東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無多大區別。至此，作者又適時地引出了一個結論：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不得法，也同樣等於得不到人才，而古代的賢君懂得這個道理，量才而用，人盡其才，所以人才濟濟，各顯其能。後世在位者，不懂量才為用，人才被埋沒，反“坐曰天下果無材”，作者語重心長地説，不是沒有人才，而是沒有動腦筋好好地思索，沒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為鑑，進一步説明人才應運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國合縱而辯説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鬥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為例，説明人才的出現在於時勢的需要與“上之人”的發現與重用。就某種意義上來説，君主如果想得到他們，他們就來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眾，而硬説果真沒有人才，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為天下實無材”的論點，已被反證為是錯誤的，同時作者重視人才以及如何發現、選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穎而出、使人才得以盡才為用等觀點也一併得到了闡述。

《材論》一文，篇幅不長，但卻能針對時弊，據理以陳，闡明瞭有關人才的重大社會問題，表達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圖大略，可以説是一篇為改革圖新服務的“招賢書”。這篇文章也正體現了作者所倡導的“文者，務為有補於世用”（王安石《上人書》）的創作主張。這篇短文，針對性強，有的放矢，批駁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類比史實，使之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較強的説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結語“天下之廣，人物之眾，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體現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暢自然。 ^[3] 

明代藏書家茅坤：“語曰：天下信未嘗無士。即此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 ^[3]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施行新政，即“熙寧變法”。熙寧七年（1074年）辭相，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元祐元年（1086年）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傅，諡“文”。散文多為政治、學術論文，雄健峭扳，遒勁老到，簡潔精整，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已體現出宋人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特徵，實開江西詩派先河。前期詩多寫政見、抱負及社會現實問題，雄奇勁健，頗具骨力。後期詩以寫閒居恬淡生活為主，深婉不迫，雅麗清新。其絕句成就尤高，意境高遠，精美工巧，形成了獨具風格的“半山體” 。著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