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梁

民國4年（1915）畢業後，應李叔同之邀，到南京高等師範為之代授藝術課。以後又在無錫、上海師範專科學校、廈門集美學校等處任藝術教師。12年（1923）回紹興故鄉，歷任浙江省立第五中學、省立第五師範、紹興縣立女子師範、省立紹興中學美術、音樂教師。抗戰以後，隨學校從紹興輾轉浙東山區，先後在浙東第二臨時中學、浙江第三聯合中學、温州師範等校任教，並從事抗日救亡活動。抗戰勝利後，任教於浙江大學附屬中學。為西泠印社社員。60年代初，退休回裏，任浙江省文史館館員，專事國畫創作。

李鴻梁先生（1894－1971），字孝友、別號老鴻，紹興人，祖籍湖南。家貧，父早卒，賴慈母茹苦哺養長大，15歲進紹興府中學堂求讀，時魯迅先生曾任該校學監。後又到杭州浙江兩級師範深造，有幸得到李叔同先生（即出家前的弘一大師）的諄諄教導，為先生一生的德藝奠定了不可磨滅的基礎。先生不負師教，終於成為一位著名的藝術教育家，和卓越的書畫篆刻家。

先生21歲畢業於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後，即應乃師囑託去南京高等師範代課（因其時李叔同老師有事赴日本），此後先生在無錫、上海、廈門、紹興等地任教，並一度擔任紹興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先生所授課目多為美術、音樂和戲劇，成績卓著，有藝術教育家之譽。至於書畫篆刻乃其餘事，然造詣之精深，亦蜚聲兩浙。

先生的書法，源於漢碑晉帖，外柔內剛，敦厚古樸，字如其人。30年代早期先生曾遊天台國清講寺，並在迎塔樓上撰書一聯，句曰：“一塔立滄溟，萬壑爭清流。”（登樓可直眺隋塔）筆者近就此事電詢國清寺監院允觀法師，法師説：“舊時迎塔樓確有李鴻梁居士所寫此聯，為四尺對開，昔年蔡元培先生登臨此樓時還觀覽過此聯，十年浩劫，聯竟遭殃。”聞之太息不已。60年代初期紹興秋瑾故居建立不久，先生應邀為故居書“和暢堂”匾額。大字榜書，結字寬紓古樸、筆力遒勁，為先生晚年榜書代表作。後受極左思潮影響，先生題款也被刪去。

紹興名剎小云棲寺舊有藏經樓，高懸“九蓮閣”一匾，為先生手書，篆書兼有隸意，氣勢宏偉，為先生不可多得的篆筆，惜也毀於文革。先生晚年極少再書大字，唯所見題畫行書款，爐火純青，有人書俱老的境界。

先生的國畫構圖、賦色、用筆都極富創意，強力地反映出他的思想風格。畫種除山水外，人物、蔬果、花卉等也都有特色。先生尤愛畫梅，筆者藏有先生“踏雪尋梅”小品一幀，高31釐米，寬26.5釐米，紙質，中繪一老者，拄杖移步，緊跟着一童稚，手捧梅花，天寒地凍，兩人均穿着厚厚的棉衣，披斗篷，遠近是一片皚皚白雪，點出了畫的主題。圖的左角，還畫着一隻擺開雙腳的仙鶴，栩栩如生，昂首迎望主人，忝為雪中四友，平添無限生機。先生的畫與書貫通，更有詩意，蔬果條幅，以水墨為主色，上軸兩顆大白菜，菜梗敷以淡淡綠色，顯示出菜尚鮮嫩，菜葉用濃淡墨大寫為之，葉筋和葉梗的線條，筆筆中鋒，菜根帶着幾筆根鬚，可聞菜根香，下半軸散放着大小兩個芋頭，和三朵香菇，錯落有致，款題“撥雪挑來蹋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濃。壬寅初夏鴻梁畫”，鈐鴻梁陽文印。名畫名題加上佳印，書畫印三絕，相得益彰，餘什襲珍藏之。

先生油畫較為少見，目前尚存一幅先生自畫半身肖像，慈祥愷悌，和藹可親，面容好似弘一大師，難怪弘一大師曾對着友人堵申甫説：“鴻梁有點像我。”先生早在1933年和紹興書畫名家組織書畫團體，名為“時之社”，它是紹興近代最早的一個書畫篆刻家的組織。時之社不時舉行交流、展覽，深得社會的好評。紹興名畫家羅默先生曾有文記述：“李鴻梁先生作品豐潤偉麗，頗能表現其個性，觀者每見李氏作品，莫不佇立欣賞，歎為觀止。”“足見其藝術之宏偉矣。”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紹興地方當局提出以越王勾踐卧薪嚐膽報仇雪恥的精神保衞紹興的口號，先在府山小龍湫之前，越王台之後，建造越王祠祀越王勾踐石刻像，左右兩旁為大臣文種、范蠡，此三幅造像，均出自先生之筆，造像的題名為先師徐生翁先生所書。造像的刻者為王宗漢。後又在大校場集會舉行保衞大紹興的遊行活動，也請先生在數丈大的白布上畫越王勾踐像，作為遊行的前導，很是轟動。紹興淪陷前夕，先生舍家帶着紹興五中百餘名學生流亡到浙南山區繼續辦學，並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真是做到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先生篆刻藝術也極為精湛。先生在浙南龍泉時，參加了“龍淵印社”（金維堅先生為印社的創始人，餘任天先生為秘書長）。先生的印章，我未之見，只能從先生的畫作中所鈐之印來欣賞研究。這些印共計七枚，其中兩枚1.8釐米左右的白文印，一曰“鴻梁”，使用的次數最多，兩字的“水”旁均為短簡筆，佈局平正，法度精謹；二曰“鴻梁大利”，雖鈐之不甚清晰，但辯之能讀，依稀中透出的韻味，與畫意吻合。三枚朱文印，其一為不足1釐米的“梁”字小印，篆古“梁”字，取秦璽法，小中見大，古穆厚重。其二、三為左右佈局、上下佈局的方形、長方形“老鴻”兩字印各一，不大的印面中，印文線條凝練，方折有勁。特別是“鴻”字佈局，中間“工”部上提，下留空白，使印面奇崛有致。妙趣橫生。兩枚肖形“馬”印章，同於一橫幅蘭石小品上，“白馬”低首靜立，呈沉思之狀；“朱馬”（此印現為西泠林乾良先生所藏，記有“鴻梁摹漢”邊款）昂首前俯，展蓄勢之態。一白一朱，一左一右，在畫中具點“睛”之妙。在書、畫、印的集合中，可窺見先生把握“印理”的高超手段，其簡約從容、清奇高古的印風，為觀者歎服。

先生多才多藝，其於攝影也是高手。弘一大師三次行腳紹興，都由先生接待，1931年的一次，先生陪同弘一大師登臨快閣（愛國詩人陸游讀書處）併為大師攝得一半身側影照，採光為一片灰黑色，但從頭部輪廓來看，大師慈悲的面頰清晰地呈現出來了。照片中的欄杆就是快閣的象徵標誌，可惜的是現在這一勝蹟已蕩然無存了。60年代我每次去看望先生，一進居室就能見到弘一大師在快閣的這張照片，就會肅然起敬。據我所知，現在不少有關弘一大師的書刊，都刊用鴻梁先生所攝的弘一大師這張慈照。

60年代中期，一日，我去晉謁先生，先生鄭重地告訴我“泉州開元寺要成立‘弘一大師紀念館’，今正在廣泛徵集大師的各種資料，我已全部捐獻。”並問我是否捐獻，我樂意地説：“伯伯您都已響應捐獻了，我也願意捐獻。”回家後我把珍藏多年的一幅弘一大師朱書經偈，和我自己用傳統肖像畫法畫的弘一大師全身坐像，並有豐子愷先生的題字“弘一大師造像，沈定庵畫，豐子愷敬題”，以及其他書籍照片等資料，全部請先生轉捐。

文革期間，我和先生同受折磨，我因失去自由，故有幾年無法晤見先生，1971年的一天，先生的老友胡宅梵先生偷偷地告訴我，先生病危，盼我去見先生一面，我驚呆了，冒着大不韙，急忙去了先生家。只見先生卧在藤椅上，整個面部腫得很，我看了心酸，待要開口向他老人家問安時，先生卻先我而問：“定庵，你審查得怎樣了。”我只好瞞着説：“已差不多了。”其時先生的家人已被遣送下鄉，那天屋裏不見一個先生的家人，淒涼之情，欲哭無淚。我不能久待，含淚向先生告別，還安慰他説：“您要保重，我會再來看您。”但不想這竟成了一次訣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