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霖燦

一九三八年在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畢業之後，就由昆明北上經大理到麗江去作邊疆民族藝術之調查。

一九四一年七月就國立中央博物館之聘，從此就一直在博物院中工作。

一九八四年元旦自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之職務上退休，仍然繼續於藝術史的研究，並在台大、師大等校任教中國美術史及古畫品鑑研究等課程。

“前半生玉龍觀雪，後半生故宮讀畫”，是李霖燦對自己一生的恰切總結。

李霖燦1913年生於河南輝縣，彼時民國肇造，萬象更新，正如張新穎教授在新著《九個人》題記中所言，這代人的深刻特徵“是新文化晨曦之際——這個短暫的歷史時段非常重要——的兒女，帶着這樣的精神血脈和人格底色，去經歷時代的動盪和變化，去經歷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1938年，李霖燦畢業於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是吳冠中的學長。因為抗戰爆發，學校奉令與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合併，改名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以下簡稱“國立藝專”），一路遷往昆明。李霖燦那時為了節省車費，就組織幾名同學一起，徒步穿越湘黔苗區進入雲南，並在昆明成立了“高原文藝社”。

在昆明近郊的龍頭村，李霖燦第一次拜會了學界前輩，也是他的河南老鄉——甲骨學大師董作賓。

董作賓，字彥堂，是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1928到1934年間，他曾8次主持或參加南陽殷墟的發掘，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斷代分期是他最重要的學術成就。董作賓遇到李霖燦的時候，已經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甲骨文權威，同樣因為抗戰而西遷至昆明。

李霖燦把入滇途中所繪的苗人鋼筆素描給董作賓看，大受讚賞，由此受到時任國立藝專校長滕固的注意。通過董作賓的揄揚，滕固決定撥款派李霖燦前往雲南西北部調查邊疆民族藝術。由此，李霖燦才有了和玉龍雪山、納西象形文字結緣的機會。

就這樣，李霖燦從單純的“畫家”慢慢走上了學術調查研究之路。當然促使他有這一轉變的，還不能不提大作家沈從文。

同樣是在昆明，李霖燦在沈從文家中看到了美籍奧地利人駱克博士（Dr. Joseph Rock）翻譯的納西族象形文字經典，他心想：“是圖畫文字嗎？我從董作賓先生那裏已知道甲骨文之前還有一段圖畫文字的時代，但是時代遙遠，已不明其原委詳情。如今，就在雲南西北隅的金沙江邊，還有活生生的圖畫文字在生長着，何不前往一探究竟？説不定還能相對比較，解中國象形文字演變上的大疑，很值得前往一試。”（《沈從文老師和我》）

在這樣的鼓勵下，1939年4月27日，李霖燦離開昆明，第一次前往麗江、中甸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考察，並帶回古宗族、麼些文字和金沙江上情歌三個調查報告。

第一次考察令李霖燦震撼於西南邊疆藝術資料的豐富，於是他很快便於1939年12月22日再次從昆明啓程，朝向玉龍雪山進發，結果一去就是四年，直到1943年11月才返回當時“中央博物院”的遷駐地四川南溪李莊。

第二次出發，李霖燦有了一位同伴，他就是國立藝專的同學李晨嵐。沈從文曾以他們為原型，寫過一篇未完成的小説《虹橋》。

李晨嵐也是李霖燦的河南老鄉，信陽羅山縣人，原名李玉榮。他早年曾拜齊白石為師學畫，齊白石對這位學生十分讚賞，説他的畫風乾淨，如同晨曦中環繞山間的嵐氣，遂幫其更名為“晨嵐”。

後來李晨嵐考入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深造。如前所述，因抗戰軍興，兩所學校合併為國立藝專，先是遷往湖南沅陵，1939年又遷往昆明。李晨嵐與李霖燦就結識於湖南沅陵。

受到李霖燦第一次考察報告的鼓舞，在國畫上雄心勃勃的李晨嵐決定和李霖燦一起走進玉龍雪山，去開創中國繪畫的“雪山宗”。當時李晨嵐的偉大抱負在一封寫給同學們的告別信中顯露無疑：

中國畫是要走一條新的道路，大家都説，中國畫中缺少堅實的成分，但古代的中國畫並不是如此。試看：荊浩、關仝、范寬的山水何嘗沒有體積？何嘗沒有重量？也許未來如果只是抄襲他的筆墨是一條死路，反而面對大自然會有可以和他們抗衡的成績。根據自己真實感情來作畫，這個原則應該是不錯，那中國畫也應該站在這個立腳點上。理論是如此，但理論是要事實來證明的，晨嵐這次麗江的最重要目標便是要用實踐來證明這個理論。

二李到麗江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李霖燦從研究納西象形文字開始步入學術殿堂，而李晨嵐則繼續執着於革新中國畫的實踐，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1949年後，李霖燦與李晨嵐分隔海峽兩岸，通訊斷絕，卻始終惦念對方。

關於李晨嵐後半生的生活情況，長久以來都鮮為人知，所幸李霖燦之子李在中受父輩精神感召，決心鈎沉往事，填補空白。在花費多年時間調查、採訪寫成的新書《朵雲封事》中，李在中講述了李晨嵐在1949年後的際遇。

根據李晨嵐的弟子李建華的記憶，1950年李晨嵐曾跟隨“中央民族訪問團”，走訪蒙自、思茅、西雙版納、勐海這些少數民族聚居區，並創作出大量繪畫。

1956年前，李晨嵐在昆明的藝術機關裏有過短暫的工作經歷，不過1956年他就辭職去重慶，專事藝術創作，作品頗受市場歡迎。大約1960年，李晨嵐因戰前在寧滬一帶認識一位國民黨軍官並被委任初級軍官一事而遭到檢舉揭發，被劃為“黑五類”，後又因“破壞善良習俗”罪名入獄服刑。1962年，李晨嵐刑滿出獄後返回昆明。

“文革”開始後，李晨嵐再度遭受衝擊，被下放至雲南省華寧縣紅旗公社落户，生活極度困窘。1974年，63歲的李晨嵐因年老體弱離開華寧縣，回到羅山老家。1976年冬天，李晨嵐在一家牀單廠設計牡丹花圖樣時腦溢血發作去世。直到最後歲月，他在給弟子李建中的信裏還不忘革新中國山水畫的宏願。

1990年，海峽對岸的李霖燦發表了《玉龍白雪故人情——憶李晨嵐兄》，結尾如此寫道：“嵐兄第一次登玉龍見綠雪之時，自封綠雪齋主，如今他歸道山，我便承襲了這個名號，以作我對晨嵐兄的永恆懷念。”

隨着麗江旅遊業在90年代中後期的快速發展，如今越來越多來自全世界的遊客湧入這片納西族人聚居的土地上觀光休假，納西象形文字也被當地政府繪製在景區牆壁上對外宣傳，乃至媒體上長期持續着關於麗江是否過度商業化的爭論。

然而在李霖燦前去調查的那個時代，麗江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説還是遙遠而神秘的。當地的民族分佈、語言文字、宗教習俗等概況更不被外界所知。

“納西族”其實是1950年代“民族識別”後被確定下的族稱。歷史上，這個族羣主要分佈在川滇交界處，並在不同時期的漢文古籍中被記音書寫為“麼些”、“摩沙”、“摩挲”、“摩娑”等他稱。民國年間，基本流行以“麼些”稱呼納西人。

納西人信仰古老的“東巴教”。“東巴”是納西傳統神職人員的稱呼，也是族羣中的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中負責誦經、祭祀、祈福、除穢。

1942年，李霖燦在白地村（屬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傳説為東巴教的發祥聖地，也是納西族傳統文化習俗與各類儀規保留最為完整的地方）經一位大東巴楊學才介紹，與1915年出生的和才東巴結識。

這對二人來説，都是幸運的。

當時李霖燦的調查急需一位納西族幫手，而和才恰好也對李霖燦的工作產生了興趣。於是二人一拍即合，和才加入“麼些民族學術調查計劃”，開始協助李霖燦到洛吉、永寧、木裏等地尋訪調查東巴文化，風雨同舟，成為生死之交。

李在中在《朵雲封事》裏詳細敍述了父親與這位納西族摯友的故事。“他們在考察的沿途，也蒐集或購買了大批東巴經卷、手工藝品及有關的人文標本，這些珍貴的資料成為日後研究納西文化的基石。”

1943年11月6日，經過兩個月的長途跋涉，和才隨李霖燦到達四川李莊。經過傅斯年、李濟的允許，他們與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語言學家張琨合作，為東巴文、東八經讀字記音，共同完成了《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麼些標音文字字典》兩部開創性的著作，並在李莊石印刊行，署名為“李霖燦編著、張琨標音、和才讀字”。

抗戰勝利後，和才隨“中央博物院”遷回南京，後又和李霖燦一起參與了到上海接收日偽和平博物館的工作。1948年，“中央博物院”決定遷往台灣，和才選擇留在大陸，回到故鄉雲南。1950年，他被吸收到雲南省民委語文研究室工作，1956年病逝於昆明，安葬在下馬村民族學院公墓。

和才在李莊期間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李霖燦的鞭策和指導下，學習掌握了漢文和國際音標。和才是歷史上第一位懂得使用國際音標記錄本族語言的納西族東巴，也是納西族東巴中第一位脱產離鄉領取國家工資研究東巴文化的人才，他後來還提出過改革納西象形文字的拼音計劃，不過最終沒有實現。

1984年，李霖燦的《麼些研究論文集》由台灣“故宮博物院”印行，扉頁上寫着：“謹以此書，紀念麼些朋友和才先生。”

李霖燦1949年隨“中央博物院”到台灣後，一方面把在大陸時對納西族的調查工作陸續寫成論文發表，另一方面聽從董作賓的建議，轉而致力於中國藝術史的研究和教學。

2018年，中信出版社再版了李霖燦在藝術史研究方面的兩部通俗著作《李霖燦讀畫四十年》和《中國美術史》。

這兩部書最早是由台灣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藝術欣賞與人生》（1984年）和《中國美術史稿》（1987年），前者是李霖燦在《雄獅美術》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結集，後者是他在台灣大學講授“中國美術史”課程20餘年的累積成果。

其實早在2002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就首先引進了兩部書稿的大陸簡體字版，書名依照台灣原版沒有改動，可惜由於印刷質量等原因，影響有限。隨後2010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時將書名改為《天雨流芳：中國藝術二十二講》和《中國美術史講座》，讀者反響熱烈，李霖燦的藝術造詣才廣為人知。

此外，李霖燦最為人樂道的藝術史貢獻就是解決了台北故宮博物院鎮院之寶《溪山行旅圖》的作者之謎。長期以來，該畫相傳是北宋范寬的作品，然而在李霖燦之前，沒有人在畫上發現畫家本人的簽名。

1958年，李霖燦在《溪山行旅圖》右下處騾隊後方的樹叢發現了“范寬”二字，證明明代董其昌在畫上所題“北宋範中立溪山行旅圖”並非虛言，他自己也作為900多年來“范寬”款的最初發現者而被載入史冊。

回顧李霖燦的一生，不難發現每到重要關頭幾乎總有貴人相助，且著述行狀又幸得其哲嗣李在中潛心闡揚，遂成就今日之聲名。

詩人馮至《十四行集》開篇寫道：“我們準備着深深地領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蹟/在漫長的歲月裏忽然有/彗星的出現，狂風乍起。”

張新穎教授引述這幾句詩來評價李霖燦生命中的因緣際會，可謂巧妙中肯：“與非常之人有過交往的人也可以説很多，能從中‘深深地領受’‘奇蹟’的，才稱得上‘有福’；而‘有福’的極少數人，他自身的生命狀態得長期‘準備着’，敞開着，那福分和‘奇蹟’才有可能進入他的生命中。李霖燦未必讀過這幾句詩，跟馮至大概也沒有交集，卻可以説一生似乎都在踐行這樣的詩。” ^[1] 

其著作有《中國美術史講座》《中國名畫研究》《山水畫技法、苔點之研究》《中國畫史研究論集》《麼些象形文字字典》《麼些標音文字字典》等書。

李霖燦先生曾經擔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作為一位有四十餘年館齡的老館員，他潛心研究中國美術多年，又在台灣大學講授“中國美術史”二十載。他不斷地補充和修正教材，以其幽默風雅的講述引領了無數人走進藝術殿堂。

《中國美術史講座》即是根據李霖燦先生上課講稿整理編寫成的，分為二十九個單元，大體以時代為序，以類別為綱，以歷代繪畫為主調展開論述，對於玉石、雕塑、書法、銅器的論列亦精闢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