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贛騮

李贛騮1933年出生。1946年，李烈鈞逝世時，李贛騮才十三歲。年少的他，把悲痛埋在心中，決心繼承先烈的遺志，完成父輩未競的事業。解放前，李贛騮在上海嶺南中學讀書。 ^[3] 

1950年，李贛騮受到抗美援朝愛國主義熱情的激發，踴躍報名參軍。

十分理解兒子的母親，義無反顧地同意他參軍。李贛騮選擇的兵種依次是炮兵、坦克兵、海軍，可是，經體檢，他的視力是100度近視。雖沒戴眼鏡，大小不一的“E”符號視力表卻模糊不清。於是，上前線的事卻泡了湯。李贛騮被分配到哈爾濱醫科大學新設的俄文醫學系學習，開始人體解剖學、藥理學、病理學和微生物學等專業學習。

1955年1月，既俄文、又可以戴上聽診器坐診的李贛騮,分配到北京中蘇友好醫院(現友好醫院)給內科專家做翻譯,不到一年專家返回莫斯科，李贛騮接通知將轉到中直第三醫院(現鼓樓醫院)當婦產科專家譯員。將進入隔科的特殊領域，他無奈地接受了。“誰叫我是醫生，沒有挑選的餘地,不心甘情願又怎麼樣?不過,婦產科的蘇聯專家由於某種原因而沒到，我就沒當譯員，分到了內科當醫生。”在李贛騮的心裏，只有“服務”二字，他説這是軍人與醫生的“紀律”。

1955年發生“康巴叛亂”，中央組織工作團到川甘康青4省邊境的藏區做工作。當時不少人擔心出現不測之事而畏縮,李贛騮再次響應號召,主動報名參加其中的醫療隊隨中央工作組去藏區，在寒冷的阿壩、甘孜、果洛等地，為缺醫少藥多病的藏族同胞就診除病。這裏一望天地相接，雪城石峯，氣候獨特，空氣稀薄，常年活動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域,往往行走十餘公里杳無人煙。“不到一個月，我們就不用翻譯，可以用藏話看病了:“當地稱我是'門巴’，也就是漢語中的'醫生’我與藏區羣眾關係很融洽，那時自己還取了個藏名'才郎多吉’，就是'長命富貴’的意思。”

兩年藏區實地體驗，對李贛騮年輕奔放的激情是一次昇華。“叛亂平息後，我回來後到哈爾濱醫科大學進修了兩年。重新分配時，我本可以自己選擇，當問我願意到哪去,我説服從組織分配，邊疆都去了，還有什麼地方不能去。當時，説河北缺人，就把我分到河北;後來，河北衞生廳説邯鄲缺人,我又被分到了邯鄲第一人民醫院。”的確,當時他可分到首都北京,也可分到上海，自己畢竟從小是在上海長大的，自己的母親那時還在上海生活。李贛騮擁有一千零一個理由,找一個“好地方!安家落户，但他又自願到急需醫務人員的新興城市河北邯鄲做了一個默默無名的內科醫生。

在邯鄲第一人民醫院他是一個骨幹醫生，論職稱早該是主任醫師了，但當時“左”傾的氣候只能負着責任，不能有名。可他不計較這些，“救死扶傷，實行革命人道主義”就行了。1964年國慶那天，邯鄲河沙鎮的一個工廠發生全國首例大規模的氯化鋇中毒。當時無搶救好辦法，中毒人數多、面積大，面對患者，作為事故搶救組組長的李贛騮成功地利用最新的人工呼吸心臟按摩辦法。他伏下身,扯下捂嘴的紗布,嘴對嘴地為患者作呼吸，一次、二次、三次……有時吸出的是一口粘糊糊的痰液。每當患者死裏復活,大汗淋淋的他欣慰地笑了。他用這種措施搶救了多名危重患者，當各報、刊記者蜂擁圍住他，追問:“當時你是怎麼想的?怕不怕?髒不髒?”“英雄人物的形象是否展現在腦海中?”“毛主席語錄中的哪一條你想到了?”一向率直的李贛騮直言不諱:“實在是沒時間去想那麼多，我覺得一個救死扶傷的醫務工作者面對生死關頭的病人，必須這樣去做!”

“1980年,開放政策下,國家允許去海外探親我申請到香港探親，海外的姐姐們都趕到那裏一塊相會。”李贛騮始料不及的是，在報申請時醫院方面不敢批覆，擔心他一去不復返，因為他曾在“文革”中的牛棚裏“改造”過。於是，這份申請被擱置下來。眼看兄弟姐妹在港聚會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可是這邊赴約的時間還遙遙“無期”，這下可急壞了李贛騮。無論與院方如何反覆理論，他們也不敢同意，最後這申請竟轉到了市委辦公會上專題討論。好在李贛騮在當地有點小名氣，加之時任市委書記的嶽岐峯開明而果敢，明確表態“讓他去，他不會不回來，我瞭解他”。為此，李贛騮獲准半年的探親假。

回來後，李贛騮作為“海歸”典型應邀到河北數個城市巡迴報告，並回母校哈爾濱醫科大學作演講。他樸實的話語、真實的感受深深打動了聽眾:“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雖然和愛人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那好比人生四季的冬天，哪能沒一點風寒。冬天過去了，不又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嘛!我們的祖國，改革開放不已經迎來了萬紫千紅的春天嗎?當祖國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又怎能捨她而去?”在母校原定4場報告，最後不得不再應師生要求增補了兩場。

很快，李贛騮的名字傳開了，從邯鄲、從河北傳到了中央。一天，地方通知第二天中午12點中央電台有重要新聞，要求收聽。次日，各個單位都在組織收聽中央電台新聞。“文革”時這樣的活動多,現在好長時間沒組織類似的活動了，大家積極性很高,聚在一塊認真收聽廣播。一收聽才知是葉劍英發表對台“十條”，聽完以後，大家餘味未盡接着收聽下去。沒想到廣播裏傳出播音:“下面一個節目是河北醫生李贛騮訪問香港的感想，歡迎大家收聽。”這下,大家可更有精神了:“李贛騮不就是我們邯鄲的那個大夫嗎?”在收聽中，大家的問號被打開。本是組織收聽“葉十條”的，沒想到地方的人也上了中央台重要新聞板塊。從此，一傳十，十傳百,“李贛騮”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曉。

1981年，李贛騮走馬上任邯鄲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他一下子由一個恢復職稱的副主任醫師走上了主管全市文化、教育、衞生、廣播新聞、體育的副市長。當選“父母官”後，沒有一點高高在上的飄飄然，他還是“赤腳醫生”那副裝束:摘不掉的可笑的寬邊近視鏡，夏天一件汗衫，一條長短褲，一頂太陽帽，平平常常的裝束。

“早在唸大學時，我就向組織遞交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可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無法實現個人志願。到了'文革’更是無法企求，80年代我又是舊話重提。這時，有人動員我加入民革，我表明自己想加入共產黨。對方講,參加民革也能發揮作用，只要你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誠懇工作。”恰逢民革發展成員，李贛騮聯想到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與社會關係，認定自己在民革中能發揮作用，於是1981年正式成了民革的一員，當了兩年副市長後，李贛騮憑個人的優勢又同時出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不多時又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4] 

2006年李贛騮發表了關於在“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崛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的論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