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詳

李詳少年時代聰穎好學，向人借書手抄閲讀，熟背了《左傳》及《昭明文選》。17歲時到鹽城崗門鎮姨弟許葆生家做塾師，一面教授徒餬口，一面刻苦自學。許家藏書較多，李詳授徒之餘，日夜攻讀。盡讀汲古閣《十七史》、《十三經注疏》、《文選》諸書。日盡十頁，深夜輒繞案朗讀。盛夏，庭中荷花盛開，李詳背誦《文選》中的名篇，繞荷花缸疾走，曾使階石陷落，一時傳為佳話。25歲娶舅氏沙溝趙芝田次女趙雲珠為妻，始成家。27歲為學政黃體芳賞識，取為第一名秀才，後又受知於學政王先謙，歲科兩試名列一等，補為廩貢生員，每月有廩米供給，生活稍安定。30歲著《選學拾瀋》一書，就《文選》（李善注）加以改訂補正，並以此書稿就教於已任國子監祭酒的王先謙。王於首頁批道：“所撰各條，並皆佳妙，無可訾議，但恨少耳。”（《選學拾瀋·自序》）光緒十七年（1891年），道台謝元福於觀風詩（清代新任地方官到各懸巡視，出詩文題考當地秀才，這種應考詩叫觀風詩）中發現李詳才華橫溢，就邀請他到署中任書記。謝元福藏書400箱，交李詳分部類編定目錄，使李詳得以博覽羣書，學問益進。他着手研究揚州學派中堅汪中（字容甫）的文章，為汪文箋註。同事周左麾亦博學強識，向不輕易許人，一日談論汪文，李詳説：“容甫《廣陵對》中‘忠孝存焉’四字似無所本，實出自《三國志·諸葛瞻傳注》。”周大為歎服，認為李詳能於人不經意處溯其本源。一次劉師培的叔父在揚州和他談到汪中的《黃鶴樓銘》中的“桃花源水，秋月春風”，李詳當即指出：“這兩句話出自簫子顯寫的《南齊書》。”劉的叔父大吃一驚，説：“家兄（劉師培之父）校《南齊書》才知道註文這兩句話的出處，還高興了好幾天，想不到你一問就説出來。”這兩件事雖然小，但是可見當時他的學問已博大精深。光緒二十七年(1901)省試未中，旋即在蒯光典家中任家庭教師。後被兩江總督端方聘為江楚編譯官書局幫總督纂。為端方收藏的書畫和金石拓本進行鑑定，與詞人況周頤分撰《陶齋藏石記釋文》。

謝元福因事罷官後，李詳回鄉，家貧不能舉火，又患肺病，貧病交加。鹽城客商句容籍王貞春仰慕他的才學，邀李詳到他家做塾師，並以養病。李詳與鹽城飽學之士戲玉樹等結為好友。辛亥革命後，居上海，1913年，原“江楚編譯官書局”總辦、貴池劉世珩邀他去上海，邊教書邊幫他校刻書籍。此間他以校刻書籍為主，間有個人著述，並修訂《江蘇通志》及縣誌，以校刻《章氏遺書》對學術界貢獻最大。

家藏書豐富，1929年把其藏書陳列於興化北大街東側，名為“審言圖書館”，俗稱“李家大書院”，供家鄉人借閲。倫明稱其“枚叟刊餘逸稿多，冷攤殘帙手摩挲。怪君汲汲藏山計，可有崔門陳履和。”編有《陶集説略》、《文選萃精》、《韓詩萃精》等講稿。著《正史源流急救篇》、《文心雕龍補註》、《顏氏家訓補註》、《選學拾瀋》、《杜詩證選》、《韓詩證選》、《述學箋》、《學制齋駢文》、《槐生叢錄》、《汪容甫文箋》、《拭觚脞語》、《〈清代學術概論〉舉正》、《學制齋詩集》等。　 ^[1] 

光緒二十五年，李詳41歲。淮揚道蒯光典奉命到鹽城清丈灶地（鹽户燒鹽佔用的土地），公務之餘，訪求當地文士談論掌故軼事，李詳與陳玉樹往見。蒯從目錄學、乾嘉學派學術淵源、唐宋詩文派別談到近二百年學術動態與社會風尚，李詳無不應對如流。論及揚州學派淵源時，蒯光典認為來自安徽包世臣。李詳則列舉事實，説明揚州學派自成體系：當盧雅雨（字見曾）任兩淮鹽運使時，惠棟館其家，戴震也時時往來其間。揚州學派的先驅者任大椿、王念孫皆戴震弟子，皖國大兩派皆對揚州學派有影響，但揚州學派的成就遠非皖吳所能限，包世臣更不足以語此。一席話，使蒯大為折服，當即面約李詳：“明年省試如不果願，請來我家，為我注《文心雕龍》。”

光緒二十七年李詳赴南京參加省試，未考取舉人，即如約到蒯家做塾師，教蒯的兩個兒子，開始了為期十年的南京生活時期。光緒三十二年蒯光典奉命出國任歐洲留學生監督，端方任兩江總督，創辦“江楚編譯官書局”，繆荃孫任總纂，聘李詳為幫總督纂，直至1909年。名為書局，實際上無書可纂。端方收藏的書畫和金石拓本很多，繆荃孫給他鑑定字畫，李詳與況周頤則分撰《陶齋藏石記》釋文。況為人尖刻，專揀拓本無首尾或漫漶不辨字跡的給李詳作釋文題記，藉以為難。但李詳對金石學、史籍、小學精研有素，雖花費不少精力，但並沒有被難住。晚年，他將《陶齋藏石記》中選了160餘篇自撰釋文集為一卷，並記始末於其上。

宣統元年（1909年）張人駿繼端方為兩江總督，改“江楚編譯官書局”為“江蘇通志局”，聘李詳為分纂，到1910年才離開南京。在南京的這十年，是李詳學術上進一步成熟及從事創作的旺盛時期。與他交往的有長洲朱孔彰、南寧徐積餘、義寧陳三立、貴池劉遜父、江寧陳作寧、江都梁公約等學者名流。光緒三十一年鄧實在上海創辦《國粹學報》月刊，以“保種、愛國、存學”為宗旨，刊載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字訓詁學等論著，並附有明末遺民撰著及圖片，闡發學術傳統，宣傳反清思想。章太炎（當時筆名為章繹），劉師培（當時筆名為劉光漢）、陳去病、李詳等皆為撰稿人。李詳的學術著作《文心雕龍補註》、《窳記》（後改名為《愧生叢錄》）、《顏氏家訓補註》以及文學批評論著《論桐城派》等，皆在學報發表。其中《論桐城派》一文在民國成立後仍為一些報刊轉載，經常被評論文章所引用。桐城派起自方苞、姚鼐、劉大魁等，後經曾國藩、梅曾亮的宣揚附和，晚清吳淪綸、薛福成又互相標榜，蔚成風氣。道光以後桐城派散文已成為當時古文的主流。李詳的《論桐城派》着重分析了桐城派的產生、發展及桐城派文章末流的弊害：徒具形式，內容空疏；只講起承轉合及文言虛字的運用，搖曳作態，實質是八股文的變種。他認為林紓（字琴南）推崇桐城派，“將桐城派置之九天之上”，目的“不過為覓食計耳”（《致錢基博書》）。至於他自己的散文，自認為是受浙東學派的影響，為子部雜家之文，其主要特點是言之有物，在當時能自成一格。由於他在訓詁、文學批評及散文、駢文創作等方面的成就，使他逐步為人們所瞭解，並得到學術界、文學界的推崇。

1909年馮煦任安徽巡撫，沈曾植為布政使，仿照蘇州成例創辦“存古學堂”，選拔各縣高材生百餘人入學，以經史詞章為教學內容。1910年聘請李詳講授史學及文選學，學和非常歡迎。1911年暑假回籍時，提學史（相當於教育廳長）吳棣軒恐李詳下學期不再來皖，強留下三籍書為質。武昌起義後，書毀一於兵火，李詳曾在上海報刊登了一封公開信，致安徽都督陽彤俟賠，孫覆信致歉，並寄200元為謝，可見當時對李詳是十分尊重的。

民國初李詳在故鄉興化，對鄉邦文獻的發掘、整理作了不少努力。他非常佩服家鄉先輩明代文學家宗臣、清代學者任大椿，蒐集任大椿遺稿，倡議修宗臣、任大椿的墓。當時《鄭板橋詩鈔》和劉熙載的著作板刻尚在，李詳曾集資印刷多部，分贈友人，使這流佈海內。

1913年原“江楚編譯官書局”總辦、貴池劉世珩邀李詳去上海他家坐館，邊教書邊幫他校刻書籍。同時“江蘇通志局”也恢復，原安徽巡撫馮煦任總纂，聘李詳為協纂（相當於副主編）。李詳從此定居上海近十年。這十年以校刻書籍為主，間有個人著述，並修訂《江蘇通志》及一些縣誌。

在校刊古籍方面，以校刻《章氏遺書》對學術界貢獻最大。過去已刻的清代著名學家章學誠的全部著作，其中多數是沒有刻印過的。此書經李詳與孫德謙校訂，遂成完本，是研究浙東史學和章學誠方誌學理論的極可寶貴的資料。

再如明末清初史學家興化人李清的《三垣筆記》，專記晚明史實，在清代只有抄本流傳。李詳發現後在1912年由《國粹學報》鉛字排印為《國學彙刊》本，1923年又商諸吳興劉承乾重刻，《收入嘉業堂叢書》中，使之廣為流傳。

李詳不僅對前人著述進行校訂，而且對同時代人的著作提出自己的意見。山陰徐嘉所著《顧亭林詩箋註》請李詳作序，李對其中缺漏和錯誤作了校訂和補正；繆荃孫刊刻《藝風堂文集》，李詳對稿本提出具體意見後，繆回信説：“照尊意改正，決不護短。”當梁啓超撰《〈清代學術概論〉舉正》一書，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特屬許壽裳代為索閲。

為修《江蘇通志》，李詳擬了《〈江蘇通志·藝文志〉商例》一書。過去正史藝文志（從班固藝文志以來）均著錄一代著作書目，後來省縣藝文志每將當地著名作者詩文收入藝文志中，這一情況早為章學誠所批評，認為地方不是文選，應另立一書。李詳贊同並提出自己的意見，馮煦對此甚為激賞。後來松江、南通、太倉三縣均能依據他的要求撰稿。李詳自己還先後擔任了江都、甘泉、儀徵三縣人物、儒林、文苑各傳及藝文志、輿地沿革表等審閲、定稿工作。1921年又主持纂修了《阜寧縣誌》、《鹽城縣誌》。《江蘇通志》的初稿也大半完成，國民政府成立後，在鎮江設“通志編纂處”，由於尹炎武主持整理，抗戰時攜往重慶，下落不明。

在滬期間，李詳本人的部分著作也得到刊行。除《〈文心雕龍〉補註》為潮陽鄭氏收刻於“龍溪精舍叢書”，1915年，江寧門將蔣國榜將李詳56歲前所撰駢文用活字本印為兩卷，題名《學制齋駢文》，馮煦、繆荃孫、沈曾植都為之作序。至於散文，散見於南北各大報刊中，未能彙集成冊。諸暨蔣瑞藻編輯《新古文辭類纂》六十卷，由中華書局印行，其中選入李詳散文23篇。

1923年東南大學聘李詳為國文教授，講文選及陶、杜、韓詩。上課時，不僅學生紛紛趕來聽課，而且系中同事也列席旁聽，使教室裏擁擠異常。後因戰火頻繁，未滿兩年就辭職故里。1925年李詳曾去上海與友人秦更年、陳乃乾及門人尹炎武蒐集汪中父子全部著作，彙集為“江都汪氏父子叢書”，由中國書店影印問世。這是汪氏父子著作最完全的版本。李詳在卷首寫了一篇長序，論述古今文章流變與汪氏文章師承淵源，這是他對古典文學的系統的批評，也是研究中國明清以來文學流變的一篇重要論述。另外他又選了六篇汪中文章為之箋註，寫成《汪容甫文箋稿》一卷。

國民政府成立後，蔡元培任大學院長（後改為中央研究院），聘請李詳、陳垣、魯迅、胡適等12人為特約著述員，許壽裳先生代表他到南京整理生平著作，交付出版。1928年興化設局請李詳主持編纂興化縣誌（惜未完稿即去世），他曾委託劉仲書到劉莊、白駒採訪人物古蹟，發現有關施耐庵的史料和傳説。劉彙報後，李詳認為：“施耐庵以著《水滸傳》獲罪，也以著《水滸傳》得名，其生平事蹟不獨前志所不能載，即其子孫亦諱言其事。今民國成立，無所顧忌，可以補遺。”於是將施耐庵生平載入《興化縣續志》，為今人研究施耐庵留下寶貴資料。1929年李詳曾去南京，不久即回興化從事著作整理，並把藏書陳列於興化北大街東寺廟東側，名為“審言圖書館”，俗稱“李家大書院”，供家鄉人借閲。1931年5月李詳病卒於興化故居，享年73歲。

李詳一生靠自學成才，由農村塾師而至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約著述員，除纂修地方誌外，留下的主要著作凡18種：1.《愧生叢錄》五卷；2.《〈世説新語〉箋釋稿》一卷；3.《選學拾瀋》一卷；4.《〈顏氏家訓〉補註》一卷；5. 《〈文心雕龍〉補註》一卷；6.《文選萃精説義》一卷；7.《陶集説略》一卷；8.《〈楚辭〉選注》一卷；9.《杜詩釋義》一卷；10.《王荊文公詩補註》一卷；11.《庚子山〈哀江南賦〉集註》一卷；12.《汪容甫文箋稿》一卷；13.《陶齋藏石記釋文自定本稿》一卷；14.《〈清代學術概論〉舉正》一卷；15.《學制齋駢文》二卷，續集一卷；16.《學制齋文集清稿》六卷；17.《學制齋詩集》三卷；18.《藥裹慵談》二卷。這18種著作又以箋註之學為多，其次則是樸記體裁的文學批評論著《愧生叢錄》，再次為駢文、散文。由於時代的侷限，他的著作尚不能超脱清代考據學的傳統。他推崇任大椿、王念孫，並把自己所居的書齋取名為“二研堂”（乾嘉學者嘉定錢大昕有《潛研堂集》、儀徵阮元有《研經堂集》，李詳把二人的文集經常放在身邊翻閲，故名之），表示自己在學術研究方面以錢、阮二人為師。

解放前，李詳先生的大部分著作一直未能出版。解放後，先生之子李稚甫（字承祜）教授應文化部之請，將李詳的17種著作手稿獻給國家，由北京圖書館典藏，倖免於十年浩劫。現在《李審言文集》（上、下冊）已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李詳先生的夙願終於在今天得到實現，先生如地下有知，定當含笑九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