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

明朝末年，正值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的年代，朱王朝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但是令崇禎皇帝憂心忡忡的不是清兵臨下，而是李自成的犯上作亂，經過大臣們的討論，決定從抗清前線抽派兵力去圍剿李自成。

洪承疇率領大軍向李自成撲來，李自成帶兵幾經輾轉，進入隴東南整修部隊，不料隊伍中出現了叛徒周山，隊伍嚴重受挫，兵力減少。李自成決定夜晚從潼關附近突圍，但是起義軍拼死殺敵卻仍受到重創，李自成只得指揮部隊撤退，清點人員後，只剩下兩千多士兵，而且大多是傷員。

李自成十分痛心，但是又不甘心失敗，遂決定帶領剩下的部隊在商洛山中休整。這期間李自成卧薪嚐膽，看書學習兵法、招兵買馬、勤練武藝，並定下不能做傷害百姓之事的規矩。後來李自成的堂弟李鴻恩目無法紀，姦淫民女，李自成大義滅親，揮淚斬堂弟，全軍肅然。後來再沒有人敢違反軍規軍紀。

為了東山再起，李自成親自去説服張獻忠重舉義旗，幾經周折，張獻忠答應了。約定起義的日期臨近了，商洛山爆發了瘟疫，李自成的軍隊經歷了非戰鬥性傷亡，李自成仍然決定不失信於天下人，如期進行起義。

後來李自成一路所向披靡，順利抵達北京城。佔領北京城後，李自成準備登基，但是由於農民階級的侷限性，李自成進北京後不知道善待百姓，只知道攻城不知道守城，不注重根據地建設，加上後來李自成錯用牛金星，誤殺李巖，吳三桂降清，李自成終於失敗。 ^[3] 

姚雪垠創作長篇小説《李自成》的念頭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已經產生，只不過由於各種原因未能實現。建國之後，他才真正開始這部長篇鉅著的構思與創作。姚雪垠自述：“解放以後，我在毛主席的光輝思想教育下，下定決心寫一部反映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的長篇小説。雖然寫《李自成》這部小説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出現的，但是直到新中國建立以後，我才能樹立起來‘雄心壯志’，將寫成這部書作為自己的一個奮鬥目標，開始認真準備。”1963年，《李自成》的第1卷出版。1999年前後，完成並出版第4、5卷。 ^[9] 

姚雪垠的兒子姚海天在《談藝書簡·編後記》中曾經指出，自1974年至1980年的7年時間裏，姚雪垠與茅盾共通信88封，其中，收入《談藝書簡》的73封大“都是圍繞《李自成》談長篇歷史小説創作或其他重要文藝理論問題”。很顯然，姚海天所説的“談長篇歷史小説創作或其他重要文藝理論問題”無疑就包括“歷史小説的創作主張”。 ^[14] 

小説中李自成形象的性格特徵並非一成不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性格有一定的發展變化。從小説所反映的歷史時期來看，大體以李自成率領義軍攻佔襄陽成立新順政權為界。此前，他還是一名卓越的起義軍將領；隨着新順和大順政權的建立，尤其是攻佔北京之後，李自成已經由起義軍將領變成了一位封建的帝王。

作為農民起義的領袖李自成是姚雪垠在小説前部分集中筆墨所塑造的一位具有戰略思想和意識的英雄形象。他擁有普通造反起義首領所匱乏的天下意識、全局觀念，同時他又有着清明的理性與過人的膽識。他虛懷若谷，擇善而從，以史為鑑，禮賢下士，尊重知識分子，招攬人才，共謀大業。

他的戰略思想和意識主要表現為“天下”意識和全局觀念。李自成自從跟隨高闖王起事起，就將奮鬥的目標確定在推翻明王朝的統治上，而且隨着軍事鬥爭的推進，他的理想愈來愈清晰和堅定。這是他作為戰略家的重要特質，也是區別於一般草寇“流賊”的主要特徵。作為戰略家，他認為民心不可欺，民心誠可用，得民心才能得“天下”。因此，他與部下約法三章，堅決不允許侵犯人民的利益，哪怕是自己的親屬侵犯民眾的利益，他都會嚴懲不貸絕不姑息。攻城略地之後，他都會開賑放糧賙濟民眾，聚攏民心。到後來，他接受牛金星的建議將“弔民伐罪”作為重要的理念和口號，更是凸顯了他的高明之處。

作為戰略家他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有着極為重要的全局意識，甚至胸懷整個天下。如對羅汝才的接納、對張獻忠的接濟，都充分説明李自成不是一個鼠目寸光、斤斤計較的草寇。他高瞻遠矚，超越了個人的恩恩怨怨，多從壯大整個農民軍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和處理事務。事實證明，這樣做的確聚攏了人心，凝聚了民氣，加快了明王朝覆亡的速度。 ^[9] 

崇禎皇帝是小説中的另一個重要形象，他性格暴躁喜怒無常，猜忌多疑。他以“中興之主”自命，真正做到了事無鉅細事必躬親，殫精竭慮宵衣旰食。客觀講，小説中的崇禎並非耽於宮闈沉溺酒色的荒唐之君，也非腦滿腸肥智力平平的昏庸之君。他也想解決威脅明王朝統治的兩個嚴重問題：所謂“東虜”和“流賊”問題。他心存社稷，勤政操勞，但終日惴惴不安，殷憂日劇。他想遵循“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逐次解決面臨的棘手問題。希望能夠與“東虜”議和，以騰出手來集中精力先解決“流賊”問題。但他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只依靠在皇宮之中發號施令，對外面戰爭的實際情況全然不瞭解。由於他猜忌多疑，喜怒無常，他所倚重的臣丁及親信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他所信任的首輔大臣、宦官親信、封疆大吏沒有一個對他講實話道實情，就連身邊的親信和他所依賴的統領“東廠”的所謂“心腹”之人都欺騙他。因此，他做出的決斷往往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如不顧戰役和實際的戰場狀況而一味對洪承疇再三催逼，要他進攻所謂“東虜”，以解錦州之圍。結果洪承疇冒險進攻，最終導致了軍事上的大敗。 ^[9] 

李巖這個人物形象，據作家姚雪垠考證，在歷史上是“絕無其人”的。姚雪垠談到，他寫李巖，是“根據傳説塑造另一種封建時代的典型人物”，不僅寫他“淡於功名”，“也寫出他和農民軍並未水乳交融”，證明如李巖這類知識分子在農民戰爭中起的作用並不大。但李巖的作用如何呢?我們從小説中來看。李巖在投入闖軍之初，即帶去了一封十分重要的長信。這封信詳細論述了他的戰略思想，大體內容是建議闖王立足河南，用心經營，待到民心穩固，生產恢復，再圖謀定天下。這本是十分得民心的建議，宋獻策和牛金星也十分贊同，可李自成並未採納，他認為攻克開封才是當務之急。在農民軍攻破商丘、睢州後，李自成準備棄城而去，望着堅固的城牆被大軍拆毀，李巖覺得十分可惜，他又再次向闖王建議對這些重要城市分兵駐守，設官理民。李自成雖然覺得這意見十分重要，但是由於羅汝才從旁掣肘，這項建議又未被採納。在闖軍即將跨進紫禁城的前夜，又是李巖大膽犯顏直諫，他憑着一片忠心，力勸李自成取消對明朝勳戚拷掠追贓的成命，同時勿許將士駐紮內城，以免擾害百姓。令人扼腕的是，駐軍城內和對大臣拷掠追贓都是劉宗敏和陝西將領同李自成早已商量好的，李自成根本不會採納他的意見。而後的事實驚人地證明，這兩項舉措正是李自成和他的農民軍在北京迅速失去民心的直接原因。小説中李巖最後一次對闖王提出建議是在農民軍兵敗山海關之後，他向闖王請求帶兵兩萬回河南，經營中原，為農民軍收拾殘局，重拾人心，為岌岌可危的形勢作最後一搏。可是新近嘗過大敗的李自成對李巖有了猜忌，他懷疑李巖的要求不是出自真心，最後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殺害。 ^[16] 

《李自成》是描寫明末農民起義的長篇鉅製，小説以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軍抗擊明王朝官兵的鬥爭為主要情節，同時，輔之以崇禎皇帝指揮追剿“流賊”，以及張獻忠、羅汝才起事、洪承疇東征等次要情節，展示了明末農民起義摧枯拉朽的偉大力量和農民軍艱苦卓絕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同時也描繪了統治者的昏庸無能和官軍從將領到士兵的驕惰本性，從而也揭示了明王朝覆滅的歷史必然性。當然，小説也揭示了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的重要原因，即不重視根據地的建設，流寇主義與輕敵思想嚴重等。 ^[9] 

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作為小説中並存的兩個不同主題，共同撐起了小説的敍述結構。從粗略劃分的三部分來看，小説兩個主題之間的聯繫被人為地割裂開來，突出階級鬥爭時，民族矛盾並未入場，而描寫滿漢民族矛盾時，階級鬥爭觀業已退場。“從第一卷至第五卷的前半部，主線是漢民族內部農民和地主兩個階級的鬥爭，即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軍和以崇禎皇帝為代表的明朝統治集團在政治、軍事上的生死搏鬥”，李自成和崇禎爭奪天下是小説的主線情節，隨着革命形勢的深入，關外的清朝勢力對時局的影響加深。到了第五卷，農民軍佔領北京後，大順軍陶醉於勝利的狂熱情緒中，但是吳三桂的拒降和清軍的蠢蠢欲動使得形勢急轉直下，大順朝從進京的喜悦中冷靜下來，但由於大順軍軍紀的敗壞和士氣低落，“偉大的勝利”被蒙上了失敗的陰影。隨着吳三桂降清，農民軍兵敗山海關，清朝入主中原，小説也就進入了尾聲。儘管在《李自成》前三卷中對清王朝的描寫基本上採取的是虛寫，但是從整體上看，姚雪垠對新興的清文化是持肯定態度的。在山海關戰役之初，姚雪垠就預言:“李自成的主力軍在十幾天後就要全師覆滅，他本人將走上無可挽救的大悲劇道路。在中國歷史上滿族的青年英雄愛新覺羅·多爾袞的時代在炮聲中開始了。” ^[16] 

《李自成》初步確立了當代歷史小説的創作原則。“歷史小説應該是歷史科學和小説藝術的有機結合，而歷史小説家在處理兩者的關係時必須做到深入歷史，跳出歷史。不深入歷史就不能得到歷史科學，不跳出歷史就完不成藝術使命。在深入和跳出的關係上，深入是前提，是基礎。不能做到深入歷史，就談不上跳出歷史。不能相當準確地認識歷史運動的規律、歷史事變和當時生活的各個方面，就不能進行藝術構思，再現歷史生活，反映歷史運動的基本規律和重大問題的真正意義，也不能對不同的歷史人物表現出他們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李自成》的創作中，作者的確做到了“歷史科學”與“小説藝術”較為完美的結合，小説主要的情節大部分都是歷史上發生過的一些事件，從這一點講，做到了儘量忠於歷史，儘量做到言之有據；但《李自成》本身又是小説，為了突出主要人物性格的主導特徵，有時也需要將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進行一定的調整，臆造增加或有意刪除一些影響人物主要性格的“歷史事件”。取捨的原則當然是滿足主題傳達和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如小説中對李自成形象的塑造以及對農民軍羣體的讚美，都充分體現了這一原則。

利用對比的手法進行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李自成》在小説藝術方面的一個重要特徵。李自成與崇禎兩個形象在性格方面相反相成：一寬厚仁愛，一刻薄猜忌；一虛懷若谷，一小肚雞腸；一身先士卒衝鋒陷陣，一發號施令紙上談兵……李自成與張獻忠亦是如此：一目光遠大。一鼠目寸光；一光明磊落，一心地陰險；一堅定不移，一見風使舵……通過對比，人物形象的性格品質高下立現。 ^[9] 

小説熔山川景物、風土人情、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於一爐，從皇帝、文武官員到義軍將領、戰士以至窮苦百姓，從北京城內一直到幾個中原重鎮，以至僻遠的山村，無不被納入作者視野。刀光劍影之外，不乏對於特殊時期日常生活的描述，如義軍休整、練兵、擴充、籌糧、賑濟、醫療、食宿，婚嫁等。作品不僅對崇禎皇帝的宮廷生活細加描摹，如崇禎和文武百官的朝見、廷爭、宴飲、遊樂及其各種形式的明爭暗鬥等，而且對一般市民、手工業者的生活境遇也作了逼真再現。甚至對一些歷史細節也毫不懈怠，如明代宮廷的服飾、禮儀，崇禎皇帝案頭擺放的器物，北京城戒嚴由哪個衙門出佈告，崇禎年間北京何時發生過地震以及銀價和制錢的比價變化，北京的燈市，米脂的鄉俗，河南的婚禮，相國寺的風光，皇帝的抽籤，百姓的朝山，術士的賣卜，騷人的詩酒，巫婆的下神……所有這些繽紛奇特的世相都一一詳加描摹，展現了一幅幅雄渾壯麗而又鮮活躍動的生活圖畫。作者把讀者帶入真實的歷史氛圍之中，給人以身臨其境的逼真感和親切感，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和濃郁的生活氣息。如小説第二卷對開封相國寺風物的描繪，可謂百藝逞能，九流畢備，熱鬧非凡，真切鮮活，單是劉體純和小夥計打拳時講的那些江湖套語，就洋溢着一種家鄉陳釀似的醇香，生動反映了明末社會的生活風貌。

作為一部反映明末農民起義的歷史小説，對於農民戰爭場面的逼真描繪是小説的閃光之處。作者既繼承了中國古代歷史小説描寫戰爭的優秀傳統，又汲取了西方對於戰爭全景式的描寫，描繪出一幕幕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戰爭場面，並把戰爭場面的描寫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結合起來。如寫潼關南原大戰，作者採用了傳統文學刻畫將領的手法，但摒棄了對兩軍拼殺的程式化描寫，採用多鏡頭、全景式的方法，不僅描寫了雙方統帥的運籌帷幄，還描寫前線的金戈鐵馬；不僅描寫全局戰場，還具體入微地展現一個個慘烈的格鬥場面；人物性格不僅在分析政治軍事形勢和戰略決策中表現，更在兩軍廝殺中展現。起義軍一方，着重寫李自成統帥指揮全局戰場或事關全局的關鍵戰場，如在前軍混戰、追兵將追至後軍的情況下，李自成果斷決策；接着，一系列戰鬥又圍繞李自成展開：有救張鼐的壯舉，有左翼橫刀拼殺的悲壯，有右翼用計瓦解官軍的機智。每一個局部戰場，則重點刻畫一兩個主要將領，如起義軍將領劉宗敏三次換馬，臨危不亂，審時度勢，大顯神威，在戰爭的推進中展現人物形象，拓展人物性格。官軍一方則既描繪了統帥洪承疇的老謀深算和孫傳庭的幹練氣盛，又塑造了其他將領的形象：如總兵左光先在被闖王射掉頭盔，旗手落馬，大旗倒下時，仍能鎮定指揮，顯示了對手的頑強，更從反面襯托了義軍的英勇無畏。這場戰爭，實寫的戰鬥場面有二十多個，雙方出場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近五十個，但作戰場面清晰，人物形象突出，繁而不亂，大小各異、形態萬千的戰鬥呈現出層次感、立體感和節奏感。 ^[10] 

在緊張而殘酷的戰鬥中表現義軍將領的英勇和樂觀，是小説描寫戰爭場面的另一特色。潼關南原大戰一開始，起義軍就處於被動局面，最後幾乎走投無路。由於官軍嚴密封鎖羅汝才投降的消息，導致李自成做出錯誤判斷，被官兵重重包圍，幾乎全軍覆沒。這場戰爭慘烈無比：“有一段時間，戰鬥得那麼緊張，竟然聽不見有誰吶喊，只聽見武器碰武器的鏗鏘聲，受傷者的低而短促的呼叫聲，雜亂奔跑的馬蹄聲和腳步聲。”然而在絕境中，起義軍卻充滿了必勝的信念，義軍將士仍保持着昂揚的鬥志。混戰中“闖”字大旗失而復得，義軍中爆發出一片雄壯的歡呼和喊殺聲，充分顯示了義軍將士不畏犧牲、鬥志頑強、慷慨豪邁的英雄氣概。當洪承疇意外出現在戰場上，老兵王長順不僅沒有驚慌，反而以“少拿一根麻繩”為由拿老洪開涮，這種鎮定自若、幽默輕鬆的態度正是義軍將士樂觀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集中表現。最令人難忘的是為保衞闖王突圍，郝搖旗等將士紛紛殺死妻子兒女以減輕負擔，而郝妻不僅不躲避，反而牽着孩子引頸就戮，這激昂悲壯的情景更襯托出義軍將士們的頑強鬥志和必勝信念。

小説在表現統帥將領的英雄氣概的同時，還寫出了士兵和羣眾在戰爭中的作用，把羣眾和士兵視為取得勝利的基礎和源泉。在戰場上，隨處可見士兵、羣眾的豐滿形象：如貫穿全書的線索人物老兵王長順、臨時請來的嚮導杜狗娃、隨軍家屬和孩兒兵……商洛山保衞戰，起義軍之所以能取得勝利，關鍵在於全民皆兵、軍民一心，娘子軍、孩兒兵、鐵匠、弓箭師傅甚至臨時組成的農民自衞軍，都參加了戰鬥。正是由於深得民心，攻打洛陽時，小販邵時信才會冒死給闖王傳遞消息；南陽小販孫本奇才會向闖王報告南陽的地形、民情及防守情形；強渡漢水戰役中，身負重傷的戰士，才會奮不顧身殺掉放箭的敵人，為劉宗敏躍馬過江贏得時間……這些戰士和羣眾，不僅烘托了將領們的英雄形象，顯示出義軍的親和力、感召力，而且作為義軍的基礎和堅強後盾，在小説中佔有重要地位。 ^[10] 

姚雪垠著長篇歷史小説《李自成》共五卷，其中第二卷於1982年獲第一屆茅盾文學獎。 ^[11]  據統計，前三卷的銷量累計達500萬套。 ^[17] 

中國文藝理論家嚴家炎《讀〈李自成〉初探》：“《李自成》這部長篇，既有嚴格的歷史依據，又有深刻的思想見解，它真實地、深刻地反映了明朝末年由李自成領導的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戰爭。作者十分熟悉明末清初的歷史，對於當時的階級鬥爭、社會狀況、宮庭生活、典章制度、風土人情以至三教九流略等，無不了如指掌，因而能在作品中寫出非常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 ^[12] 

中國作家茅盾：“作者在《李自成》中，打算為中國的封建社會生活（包括它的各階層間的相互關係），描繪一幅絢麗多采的畫卷，在已出的兩卷中，已經寫了一部分：在以後的三卷中，還欲深入一層去描寫。中國的封建文人也曾寫過豐富多采的封建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生活，然而，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來解剖這個封建社會，並再現其複雜變幻的矛盾的本相， ‘五四’以後也沒有人嘗試過，作者是填補空白的第一人。” ^[12] 

現代作家吳晗：“《李自成》（第一卷）寫得非常成功，我認為它的成就超過了《三國演義》。” ^[18] 

浙江大學中文系主任吳秀明，“它的最後完成不僅首次填補了五四以來長篇歷史小説的‘空白’，並將它推向輝煌；而且為我們提供了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宏偉史詩，對當代歷史小説的文體解放和繁榮發展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15] 

《李自成》全書共五卷，前三卷分別於1963、1976、1981年出版。後兩卷也於作者逝世前完成。但因作者身體不佳，第四卷未按原寫作計劃，而從第三卷和第五卷各抽出一部分構成第四卷。 ^[13] 

2008年，在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説《李自成》最後第四、五卷全部出齊9 年之後，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了俞汝捷執筆修訂的《李自成》。 ^[15] 

姚雪垠（1910—1999），原名姚冠三，字漢英。小説家。河南鄧縣人。曾就讀於河南大學預料，後在北平等地從事教育工作。1938年在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任職，其間發表短篇小説《差半車麥秸》，長篇小説《牛全德與紅蘿蔔》。1941年在大別山區編輯《中原文化》雜誌。1945年去四川三台東北大學任教。抗戰勝利後到上海，曾任大夏大學副教務長，並發表描寫河南西部“綠林”生活的長篇小説《長夜》。1953年後在武漢、北京專事創作，寫有多卷本長篇歷史小説《李自成》，其中《李自成》（第二卷）榮獲首屆茅盾文學獎。曾任湖北省文聯主席、中國作協顧問等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