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經羲

光緒十一年（1885年）三月，報效海防經費，以道員儘先選用。

光緒十三年（1887年）四月，選授四川永寧道，任內因鎮壓四川馬邊、屏山等處彝人起義有功，保奏加二品銜。

光緒十七年（1891年）二月，順天、直隸一帶水災，報捐賑災銀一萬兩，加之前署兩江總督沈秉成保奏，奉旨：“着俟服闕後，以道員記名簡放。”

光緒十九年（1893年），補授湖南鹽法長寶道。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補授湖南按察使。翌年七月遷福建布政使，十二月改雲南布政使。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遷廣西巡撫，旋改調雲南巡撫。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因“嘵嘵瀆請陛見，詞涉要挾”，開缺交部議處。同年十二月初四日，接到賞三晶頂戴並署貴州巡撫的上諭。晉見後，蒙賞假調養。在此期間，陸續接到護撫曹鴻勳電，謂邊事日急，餉械將領均極缺乏，黔力不支，需求外助。李經羲遂向南北洋大臣及兩湖督撫往返籌商，未得要領。十二月十七日，接貴撫篆併兼署貴州提督。三十年四月，調廣西巡撫，在桂撫任被賞頭品頂戴。次年因病免職，但直到三十二年（1906年）才交卸。 ^[4] 

李經羲在廣西巡撫任內地方很不平靜，起義的地域幾乎遍及全境。李經羲認為起義的發生，是因敝政所致，主張將治“匪”與治民合為一事，要求地方整頓團練保甲，稽核户口，“先將境內匪窩匪頭目確實清查，悉數開出，並頒發填繕匪表章程格式”，飭其分別事由，詳細列表造報，此外還隨時派員分赴所屬州縣抽查。他分析廣西民變原因之一是軍民中“槍碼過多”。為解決這個問題，在核記戰功時，應以多奪快槍快碼為上，實行分營分哨實報實核，還在起義最多的地方，設“匪犯”習藝所，以遏亂源。為整頓兵制，他遵照練新兵章程，在廣西常備軍中後兩營中，裁汰舊勇，招練新兵步隊一營，並設隨營速成學堂。

宣統元年（1909年），李經羲任雲貴總督。任內主張辦礦業築鐵路，開辦實業，充實邊地，為發展礦業籌集資金，提出試辦滇礦公債。先是，法商興隆公司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已從清政府手中攫取了昆明等七府廳採礦權，引起雲南留日學生及各界民眾的堅決反對。李經羲組織“礦物調查團”與法商交涉，至宣統三年（1911年）八月，清政府用155萬兩白銀贖回了採礦權。他認為在雲南修築鐵路可以便利交通，聯絡西南諸省，厚集人力財力，以防法人入侵，便利礦產開發；除擬將滇蜀路收歸國有，還籌辦滇桂路。為開辦新式學堂，李經羲奏請將全省劃為五個區，分設模範中學及初級師範各一堂。他還遵旨在雲南認真籌辦憲政。在英國強佔片馬時，上折要求外務部堅持聲明英為非法，並報海牙保和會，請求公斷。與緬交界的騰龍地方，發現外國人過界羈耕時，即飭邊界處官員按畝履勘，將英人所立僅有英文的界樁，要求及時補立正式中英文界碑。宣統年間，民變蜂起。宣統元年（1909年）川省定鄉兵變，“叛兵”入雲南中甸，羣起響應，幾有星火燎原之勢。李經羲聞報，一面電調麗江、大理等防營星夜赴援，一面飭令麗江知府飛派兵丁扼截江流，該“叛兵”未得渡過樁塹，“遂困窮邊”。宣統二年（1910年）正月，昭通府羣眾為求免“路服”、“新政”各捐，傳單聚眾，聲勢洶洶，李經羲節飭嚴拿首犯，抓獲十餘人加以懲辦。不料二月又有威寧州關塞一帶“邪匪”李老麼等糾集民眾，豎旗起義，分三路攻昭通府城，李飛調援兵加以鎮壓。 ^[4] 

宣統三年（1911年）夏秋之際間，四川爆發保路運動，雲南軍界亦躍然欲試。武昌起義爆發，雲南陸軍高級軍官蔡鍔等人常在羅佩金、唐繼堯家羣聚密議。10月下旬，消息外傳，李經羲擬將他們分遣各地，以分散革命力量，要羅佩金去安南運軍械，李根源赴迤西鎮壓張文光起義，令陸軍小學堂總辦李烈鈞充當北洋觀操員，即日離滇，又在10月28日下令收繳新軍槍械嚴加防範。10月29日晚，新軍第七十三標李鴻祥部在北校場提前發動起義，李經羲命令第三十七協統蔡鍔進城救援，並以巡防營兩個營及輜重營、憲兵營、機槍隊等佔領五華山以東的武侯祠、勞公祠等高地，向起義軍反擊，同時加強總督衙門的守衞兵力。蔡鍔接李經羲命令後，得知起義軍提前行動，乃整隊出發攻城。次日（重陽節），各路起義軍攻佔五華山。10月31日拂曉，起義新軍炮擊督署，彈中李經羲卧室，梁折屋傾。李經羲從督署後門出，逃匿蕭姓巡捕家。然後致書蔡鍔、李根源，以三事相約：一、可殺不可辱；二、保護其眷口回籍；三、亦願為之盡力辦事。一天後，蔡鍔、李根源與諮議局長張惟聰往見之，乃入居諮議局。居數日，蔡鍔等因是其舊屬，始終以禮相待。李經羲請離滇去滬養病，蔡鍔等同意成行。臨行時，批准將存同慶豐銀四萬餘兩帶走，另送五千餘元，並提供所有眷屬路費。

離昆明時，李經羲欲將雲貴總督關防帶走，説“我至香港，尚有奏摺至攝政王，以了我之責任”。十月二十六日，他從香港發給內閣請代奏電報中，則隱匿實情，電文中説：“叛兵全力攻署。未正督署失守，王振畿遇害，管帶範鍾嶽戰死，羲率潰兵巷戰，槍傷僕而復起，扳槍自裁，被巡捕奪去，擁至其家。十二日自出就死，全局議紳皆叛黨，勸充都督，始則跪求，繼則恫嚇，羲誓死責斥，擁入議局，以兵嚴守，不聽自裁，持拒八日，知不可強，九月二十夜嚴護出境。十一抵港，傷發病亟，暫住醫調”。 ^[4] 

後李經羲從香港赴上海。1913年2月，王芝祥、于右任等在北京組織國事維持會，李經羲參加該會。同年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於11月另設政治會議代替國會，李經羲任政治會議議員，隨後被指定為議長。政治會議開會時，李經羲秉承袁世凱的旨意，提出解散國會建議案。翌年1月，袁世凱頒佈約法會議條例。3月，李經羲又兼任約法會議議員資格審定委員會委員長。5月，袁世凱設參政院為大總統最高諮詢機構，李經羲被聘為參政。10月，袁世凱將國務院審計處擴大為審計院，李經羲被任命為院長，但未赴任。之後，袁世凱公佈《文官官秩令》，1915年1月授給他中卿加上卿銜。12月，袁世凱封他與徐世昌、趙爾巽、張謇為“嵩山四友”，享有在袁世凱面前免稱臣免跪拜、賞乘朝輿、臨朝時賜矮凳兒，以及賞特種朝服和歲費銀二萬元等特殊榮寵。1916年初，雲南護國軍興起，袁世凱稱帝遭到全國各地更加強烈的反對，袁世凱示意李經羲前往雲南對蔡鍔實行宣撫，李經羲不願貿然前往，沒有追隨袁世凱。因此，當袁世凱病死後，北京政府下令懲辦帝制禍首，李經羲不但未受牽連，且還為名列籌安六君子中的嚴復、劉師培等出面説情。

李經羲(3張)

1917年春，李經羲先後任段祺瑞和伍廷芳內閣的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總辦。同年夏，北京政府發生府院之爭，總統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職，邀請徐世昌、王士珍出來組閣，未果。李經羲遂出任國務總理。原因是，黎元洪與李經羲和淮軍將領張勳等有些關係，由他組閣可望拉攏張勳和安定北洋派。黎元洪取得馮國璋、王士珍的同意後，由王士珍向國會推薦李任國務總理。李經羲鑑於兩派鬥爭激烈，局勢十分複雜，待在北戴河一面打電報給張勳詢問行止，一面給黎元洪打電報表示不能馬上進京。5月28日，倪嗣沖在安徽宣佈獨立，繼後河南、山西、山東、陝西、直隸、奉天、黑龍江、浙江、福建等省紛紛宣佈獨立，而段祺瑞則在天津成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宣佈另立臨時政府和臨時議會，與北京的黎元洪分庭抗禮。在此嚴峻局勢下，李經羲雖已到了天津，但也只能待在英租界裏。黎元洪再三催他赴京上任，並派秘書夏壽康和軍事顧問金永炎前往勸駕，李經羲則請黎元洪讓張勳進京調停並保駕，然後始可前往。6月上旬，張勳率辮子軍進了北京。中旬，李經羲才在張勳伴隨下赴任。李經羲到了北京，仍然遭到日本及各地督軍的反對，曹錕、張作霖、倪嗣沖等都勸他退職。張勳趕緊聯合王士珍替李經羲疏通，馮國璋亦出面調解。當時督軍團對內閣發生意見分歧，段祺瑞想利用張勳趕走黎元洪，於6月下旬宣佈撤銷“各省軍務總參謀處”，各省反對之聲漸趨緩和。22日李經羲勉強上任，聲明願三個月即行讓賢，隨即宣佈王士珍為陸軍總長兼總參謀長，伍廷芳為外交總長，薩鎮冰為海軍總長，張耀曾為司法總長，谷鍾秀為農商總長，龍建章為交通總長，而自兼財政總長。李經羲內閣雖勉強湊成，但因有的人不願入閣，以致閣員殘缺不全。

1917年7月1日，張勳在北京擁戴溥儀復辟，李經羲內閣隨之瓦解，成為北京政府歷屆最短命的內閣。李趁張勳復辟混亂之際，化裝成搬運煤炭的工人逃到天津。4日李經羲發出通電，歷述張勳復辟經過，自認“躬與其事”，應受“重誅”，張勳“造惡構亂”，“罪不容誅”，但要求網開一面，“容其窮蹙知歸”。6日，代總統馮國璋宣佈免去李經羲的職務，他從此離開政壇，嗣後由天津移居上海，長期做寓公。 ^[5] 

李經羲的住處位於在上海威海路重慶北路路口的儲能中學。據説晚年的李經羲已心灰意懶，整天半卧在躺椅上，膝上坐着小孫子李家煥。他老人家把腿一下一下地往上翹，讓孫子乘他的“翹翹板”，嘴裏還唸唸有詞：“爺爺給你做牛做馬噢，爺爺給你做牛做馬噢……”令人唏噓不已。 ^[1] 

除了跟小孫子玩之外，李經羲還寫詩自娛。他早年就多有詩歌傳世，到了晚年，歷經磨難，寫出來的詩歌多有哀傷之意。曾有《病中自挽》二律：“墜地聲中百事乖，畢生哀樂為誰來?驚心夢裏鈞天樂，轉眼人間劫火灰。塵海翻身真不易，蓬山脱屣復何猜。維摩示疾無留戀，花雨繽紛入悟才。”自注：“自乙丑仲夏痼疾增劇，迄於孟夏不消減退。百體皆困，一心瞭然，仿昔人事例，成生輓詩二首，屢勞逸公存問，錄稿奉質，用答眷懷。”可見李經羲的晚年身體並不好，心境也很苦悶，生活並不稱心如意。 ^[1] 

1925年9月18日，李經羲病逝於上海。 ^[5] 

1909年2月，李經羲升任雲貴總督，此時距離清朝滅亡只有三年。在任上，李經羲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開辦了雲南講武堂，併兼任講武堂總辦。他曾對學員們宣佈，他雲貴總督可以不做，但講武堂不可以不辦。這個講武堂由李根源任協辦，由清廷出錢舉辦，與天津講武堂和奉天講武堂並稱三大講武堂，後與黃埔軍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齊名。 ^[1] 

李經羲對朱德有知遇之恩。宋路霞的《李鴻章家族的上海軼事》中有這樣一件事：朱德早年家貧 ，來報考講武堂時，因無川資，就邁開雙腳，從四川一直走到了昆明。到講武堂時報考時間已過，門衞不讓進，朱德便與門衞大聲分辯。適逢李經羲那天正在講武堂巡視，聞其聲派人前來查看。當知道此人是從四川步行到昆明來求學時，料其將來必有大作為，於是當場決定，破例錄取。朱德後來多次跟人提起過此事。 ^[1] 

對蔡鍔，李經羲不光是知遇之恩，可以説是特別對待了。當年蔡鍔不得志時，是李經羲把他弄到廣西，給了他良好的發展機會；他受廣西革命黨人排斥之際，又是李經羲把他召到了雲南，並且頂住種種壓力，請朝廷任命他做了協統。蔡鍔在他眼皮子底下進行革命活動，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全當沒看見，有人提醒他：“講武堂多革命黨，虎大傷人。”他也置若罔聞。蔡鍔身處困境時，李經羲還資助他500塊銀元，並收過他的門生貼子，甚至將人家揭發蔡鍔反朝廷的密信拿給他看，勸其謹慎從事。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