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達

李章達（1890～1953），字南溟。廣東東莞人。李章達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出生於廣東東莞莞城鎮縣後坊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年幼喪父，後隨叔父一起生活。自幼習四書五經，入東莞縣城的“子曰館”讀書 ^[2]  。光緒三十二年（1906）進廣東黃埔陸軍小學。宣統元年（1909）畢業後升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

初閲人世，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清政府的屈膝退讓，喪權辱國，中華民族迫在眉睫的亡國滅種之禍，喚起了李章達熱切變革的願望。他要用革命的手段來抵禦列強的入侵，他要改變黑暗的社會。

1906年8月，李章達考入廣東黃埔陸軍小學，開始了軍旅生涯。當時，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正在興起。朱執信受孫中山的委派，到廣東進行革命宣傳。李章達在朱執信的影響下，逐漸產生了革命的思想，不久，由朱執信介紹，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09年，李章達升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此時，社會局勢動盪不安，各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風起雲湧。1911年4月27日，中國同盟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這次起義是辛亥武昌起義的前奏，推動了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李章達被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所鼓舞，積極從事中國同盟會的秘密聯絡工作。當時，中國同盟會會員譚人鳳經常往來於滬寧之間，李章達和他秘密聯繫，接受指示，傳遞信息，期待大革命風暴的到來。

10月10日，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爆發。革命的新軍很快就佔領了武昌。兩天後，漢陽、漢口又相繼被革命軍佔領。接着，湖南、陝西、江西等地的革命黨人也紛紛起義，建立了革命政權。在這次席捲全國的革命風暴當中，各地的進步力量都紛紛投奔到革命的隊伍中。當時，李章達正在學校參加畢業考試。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後，他和陳銘樞、蔣光鼐等同學立即行動起來，連續秘密集會，商定奔赴武漢參加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的鬥爭。他們分三批啓程，李章達帶領第一批同學直奔起義的發源地——武昌。當他們到達時，鎮壓起義的清軍援兵已開抵漢口並佔領了京漢鐵路的劉家廟車站，直逼漢陽，形勢十分緊張。李章達和同學們向都督府請戰，要求去保衞漢陽兵工廠，但未能獲准。於是，他們繼續請戰。都督府看到他們情緒高漲，就將他們組編成突擊隊，讓他們參加了偷襲劉家廟車站敵軍的戰鬥。10月底，袁世凱下令猛攻漢口。因眾寡懸殊，起義軍敗退，漢口失陷。11月3日，黃興被任命為戰時革命軍總司令，他將包括李章達在內的南京陸軍第四中學學生與武昌第三中學的學生合編成他的衞隊，駐紮在漢陽昭忠祠，歸總司令部直接指揮。後來，這支衞隊又參加了進攻大智門車站清軍的行動，冀以擊破敵軍的包圍，但行動失利。27日，漢陽失陷。不久，南北開始和談。黃興離開武漢到上海，衞隊隨即解散，李章達回到廣州。經過這場血與火實際鬥爭的鍛鍊，李章達變得成熟了。

1912年初，李章達在廣州隨朱執信整編民軍。當時，廣東剛光復不久，各地民軍相繼開進廣州，較為著名的有王和順的惠軍、李福林的福字軍、黎炳球的黎字軍等50多支隊伍，14萬多人。朱執信經過辛亥革命的教訓，逐漸看到利用舊軍隊不可靠，打算改造廣東各地民軍，將他們作為基本革命武裝，以圖再舉。為了整編民軍，許多有革命思想的陸軍軍校學生被派到各民軍隊伍中去當教練員。李章達被派往黎炳球的黎字軍中。然而，整頓民軍的工作很快就遭到了廣東都督陳炯明的反對。陳炯明一方面大力擴充私人勢力，一方面又以裁軍為名，剷除異己，對其他民軍或武力鎮壓，或強迫解散。朱執信的改造民軍計劃不能實現，李章達訓練黎字軍的工作也告停頓。

同年6月，李章達、陳銘樞和蔣光鼐等人一起考進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年，李烈鈞在江西湖口舉兵討袁，發起“二次革命”。接着，江蘇、廣東、安徽、上海、福建、湖南等地也都先後興兵討袁。李章達參加了李烈鈞領導的討袁行動。但是，討袁戰爭因為各地武裝分散、缺乏統一領導等原因很快就告失敗。李烈鈞兵敗湖口。李章達也逃往上海，後得機會繼續完成學業，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

民國元年（1912）初，李章達自武漢回到廣州，跟隨朱執信編練與整頓民軍，並被派到民軍隊伍中當教練員。1912年6月，李考進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炮兵科，在校刻苦學習軍事技術。1913年參加廣東討袁（世凱）運動。討袁運動失敗後逃往上海。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蔡鍔、李烈鈞在雲南揭起護國討袁的旗幟，組成護國軍，向川、湘、粵三省進軍。1916年，李章達從上海回到廣東，在滇軍中任少校參謀，參加護國討袁的鬥爭。1918年初，“援閩粵軍”在廣州成立後，李章達轉入“援閩粵軍”，在總參謀長鄧鏗麾下任少校參謀。同年6月，援閩戰爭爆發，李章達隨軍進攻福建，與粵軍將士一起攻城拔寨，打敗了福建督軍李厚基的北洋軍。但因國內政局驟變，繼任北京政府總統的徐世昌力主南北議和，於是歷時近10個月的援閩戰爭結束。李章達離開福建返回廣州，期待革命的再次到來。

1917年追隨孫中山回廣東，參加護法運動。

1918年任援閩粵軍總參謀部少校參謀，隨粵軍入閩與北洋軍閥作戰。是年底南北議和後，赴上海協助朱執信從事《建設》雜誌的發行工作。

1919年夏，李章達應朱執信的邀請趕赴上海，協助孫中山、朱執信、廖仲愷等人創辦《建設》雜誌，並負責發行工作。在上海期間，平時除工作外，李章達還跟朱執信學習革命理論，跟廖仲愷學習英文，收穫頗豐，彼此之間也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受到啓發，認為俄國的經驗可以借鑑來指導中國的革命。因此，他決定派李章達陪同朱執信前往蘇俄考察。可是，時局發生變化。1920年6月，孫中山為了討伐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派朱執信回廣東做策應工作。8月，粵桂戰爭爆發。9月，朱執信在虎門調解駐軍與東莞民軍衝突時，不幸中流彈犧牲。李、朱二人共赴蘇俄計劃流產。1920年底，李章達在廖仲愷的支持下，前往蘇俄。但當他抵達蘇俄的伯蘭俄維辛時，又因為蘇俄的國內戰爭而無法繼續北上，只好返回廣州。

1920年底奉廖仲愷委派赴蘇聯學習，途中在赤塔受戰亂之阻折返天津，輾轉回到廣州。1921年春任粵軍第一師工兵營長，後任大元帥府警衞團團長、討逆軍支隊長、大元帥府參軍。

1921年初，粵軍參謀長兼粵軍第1師師長鄧鏗，為了提高第1師的官兵素質，千方百計招納年青有為的軍官為骨幹，李章達、葉挺、鄧演達、蔣光鼐、陳可鈺等被招入軍中。李章達被委任為師直屬工兵營營長。不久，孫中山在桂林設立大本營，準備驅兵湖南進行北伐，並在鄧鏗的粵軍第1師中挑選青年軍官組成警衞團擔任大本營警衞。工兵營被改編為警衞團第2營，李章達任警衞團中校團副。因團長陳可鈺還兼任師部參謀長，不能離開廣州，故警衞團實際由李章達率領，開赴桂林擔負警衞任務。當時的桂林治安狀況很不好，匪患頻繁。警衞團除保衞大本營外，還到郊區剿匪，維護社會治安，因此深得當地民眾的稱頌。

1922年3月，鄧仲元在廣州被陳炯明部下刺殺。孫中山悲痛萬分，決定改道韶關北伐，督師回粵。李章達率警衞團隨侍左右。5月，孫中山改設大本營於韶關。這期間，孫中山經常往返於韶關和廣州之間，警衞團兵力單薄。於是，孫中山決定將警衞團擴充為兩個團，李章達被任命為警衞團第2團團長兼大本營參軍。

5月10日，陳炯明露出叛亂跡象，其手下悍將葉舉擅自率領駐桂部隊東返廣州，並設總指揮部於白雲山下鄭仙祠，以索餉要挾，尋釁滋事。孫中山為安定後方人心，與夫人宋慶齡駐總統府觀音山的粵秀樓。李章達率領警衞團負責安全保衞工作。陳炯明見時機已到，密令心腹干將葉舉、洪兆麟、熊略等集結了50個營25000兵力，於15日晚深夜發難，妄圖活捉或炸死孫中山，以實現其獨霸廣東之目的。6月16日凌晨，葉舉等炮轟總統府。宋慶齡以國家為重，再三央求先生先走，孫中山猶豫不決，林直勉等見事急燃眉，於是當機立斷，不容分説，用力挽着孫中山強行撤離。經過多方的曲折，孫中山終於安全抵達黃埔，登上了永豐艦。警衞團團長陳可鈺、第2團團長李章達等指揮警衞團和衞士堅決保衞總統府。李章達指揮官兵一連打退了叛軍數10次的衝鋒，殺得叛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直到凌晨五時許，因敵眾我寡，李章達決定撤退。凌晨6時，李章達等率領警衞團最後撤出總統府，衝出重圍，輾轉到達長堤海珠島，乘電船登上在白鵝潭的永豐艦。

18日，李章達又以大本營參軍的身份，向孫中山建議派人到廣州、香港等地聯絡事變時被打散的官兵，並“請領1500元”作為招撫散失官兵的費用。領到款後，他立即派營長蔣光鼐攜款到香港、廣州去進行招撫工作。8月，孫中山聞知北伐軍回師失利，待援無望，決定棄艦，離開廣東到上海。李章達送走孫中山後，就和馬湘等人籌辦物資給養，處理善後問題。之後，李章達也離開了廣州，前往福建投奔以許崇智為總司令的東路討賊軍，被委任為東路討賊軍總部副官長。

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遷避永豐艦。第二天，李章達隨即趕往永豐艦，參加討陳軍事活動。

1923年1月，陳炯明被驅逐出廣州後，孫中山應各軍將領的邀請，重回廣州組織大本營。李章達也隨東路討賊軍從福建回粵，被孫中山任命為大元帥府憲兵部隊司令部司令。

1924年1月，李章達出席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他因“聯繫國共雙方甚為得力”而辭去軍事職務，跟隨廖仲愷全力從事黨務工作。8月，在中國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上，李章達被推選為中央農民部長。剛一上任，他就參加了第一屆農講所學員畢業和第二屆學員開學典禮。9月25日，他又參加了長洲農民協會成立大會。他在這些會議上發表講話，鮮明地表示：全力支持農民運動。他雖任農民部長時間不很長，但與農民運動講習所一、二屆主任中共黨員彭湃、羅綺園有合作、有共識，真正地執行了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1925年初，李章達當選為國民政府懲吏院委員兼國民政府軍法委員會主席。同年3月，孫中山病逝。8月，廖仲愷被國民黨右派分子刺殺。國民黨右派分子掀起了反對國共合作的高潮。李章達心情沉痛，開始認清了國民黨右派的真面目。12月，國民政府任命李章達為廖案特別法庭特別審判員。在“廖案”的審理過程中，李章達和中共黨員楊匏安、林祖涵等審判員努力工作，使“廖案”的涉嫌人員受到了應有的判決和處罰。

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後，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協助廖仲愷辦理黨務。

1925年任廣州國民政府懲吏院委員。1926年4月出任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在任期間，他鋭意整頓治安。國民政府舉兵北伐後，他留守廣州，並積極為北伐軍招募伕役，輸送至北伐前線。

1926年4月，李章達出任廣州市公安局局長。當時，廣州作為國民革命的大本營及國民政府機關所在地，安定與否，關係到國民革命的能否順利進行。然而，此時的廣州內憂外患，社會動盪，政治和社會環境複雜。帝國主義支持的各系軍閥分頭割據，互相混戰，共同反對廣州的國民政府；堅持了15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尚未結束，英帝國主義製造的“沙基慘案”血跡未乾，英軍艦又強行闖入汕頭，搶我國商船，毒打船員，甚至闖入省城內河芳村西堤；珠江三角洲匪盜橫行，廣州附近就有“廣東堂”等50多個土匪堂口，80多個股匪，聚賊眾多達3000多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為了支援北伐，鞏固後方基地，特令李章達組織軍政督察委員會，全面維持後方治安。李章達到任後，鋭意整頓，嚴肅警紀：一是健全機構。甫一上任，李章達就建立了警政委員會；對市局政治部、總務課、行政課、支應處、庶務處、審判所、預決點機構、督察長等幹部進行調整補充，並從佛山公安局及基層抽調優秀幹部充實各部門，使市局能高效運轉。二是充實隊伍，強化社會治安。根據市政廳行政會議增設810名警察保安隊的決議，李章達迅即招募兵員，8月中旬即編成3個大隊，荷槍巡邏市面，併成立了公安局諜捕隊。他還對市局13個警察區署及各分署領導人員調整充實，任賢用能，撤換怠惰。通過一系列措施的實施，廣州的治安保衞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觀。在整個北伐期間，李章達主持工作的廣州市公安局，除了要完成後方治安重任之外，同時還要為北伐大軍招募兵役，輸送到前線支援北伐。

由於大軍北伐，後方兵力薄弱，李章達認為，只有依靠工農羣眾的力量，才能做好廣州市的社會治安工作。他提倡軍民聯防，主張工警合作。為了建立警察和民眾之間的良好合作關係，1926年11月28日，李章達組織了廣州市工警聯歡大會。到會的有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總工會、廣州工人代表會、海員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等廣州市各工界團體的工人，以及廣州市公安局及其下屬各區的警察約1萬人。李章達邀請了三位德高位重的共產黨人出席講話：一位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後方主任孫炳文，他是留學德國與朱德同時入黨的，又是中山大學的教授；一位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秘書兼宣傳部部長、著名工人運動領袖鄧中夏；一位是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徵。這次工警大會不僅對維護國共合作的局面大有好處，而且對社會治安也起了積極作用。但是，這一活動卻引起了國民黨右派權貴的非議。當時負責後方事務的國民黨右派人物張靜江傳召李章達當面責難，並密電蔣介石要李章達辭職。此時，蔣介石已心懷異志，叛跡日益明顯，李章達也預感到局勢已不可逆轉。於是他憤而辭職，舉家離開廣州遷往香港。蔣介石立即委派親信錢大鈞接任廣州市公安局局長之職。

1927年4月，蔣介石背叛革命。血腥的現實並沒有嚇倒李章達，他堅決捍衞三大政策。10月，張發奎、黃琪翔率部由贛入粵，發動“張黃事變”，將李濟深、黃紹竑在廣州的留守部隊繳械，驅逐了桂系勢力，支持武漢的汪精衞政權。李章達當時因被汪精衞的“左派”表象所迷惑，從香港回廣州會見張發奎，並對“張黃事變”表示支持。隨後，他又前往福州，勸説蔣光鼐、蔡廷鍇等與張發奎合作，共同反對南京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支持汪精衞，但未能成功。後來，李章達在與汪精衞的交往中，逐漸看清了汪精衞的反革命本質，就與他疏遠了。以後在1929年至1930年間，汪精衞分別在北平、廣州發起舉行中國國民黨中央擴大會議和非常會議，曾派陳公博、沈崧等先後攜函邀請李章達參加，均被李婉詞拒絕。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後，李章達憤然辭去一切職務，舉家遷往香港。其間汪精衞曾派陳公博請李參與政事，均遭拒絕。

1931年2月，蔣介石扣押胡漢民，國民黨內部發生“寧粵分裂”。汪精衞、孫科與粵派的古應芬、鄧澤如、鄒魯等聚集廣州並依仗陳濟棠的軍事力量，聯合桂系李宗仁，打着“救護黨國，打倒獨裁”的幌子，另立國民政府。李章達積極支持這次反蔣活動。為了促使19路軍加盟兩廣勢力，壯大反蔣力量，6月，李章達趕赴江西贛州，勸説19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等脱離蔣介石集團，共同反蔣。李章達直陳利弊，竭力勸説。正當蔣、蔡等人有回粵反蔣之意時，與陳濟棠政見不合而棄職出走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突然飛抵贛州，力阻19路軍與兩廣勢力聯合。李章達悵然回粵。

1931年6月，曾赴贛州會見第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延鍇，力勸他們聯合兩廣勢力共同反蔣。後隨十九路軍赴滬，在十九路軍“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協助蔣光鼐籌劃抗擊日軍的軍機事宜。十九路軍調赴福建後，他由滬返回香港。

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全國上下紛紛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迫於形勢，中國國民黨內部紛爭的各派系由武力爭奪轉為和平談判。10月，寧粵之爭暫告平息，隨後，兩廣反蔣勢力所組成的廣州國民政府也取消，李章達回香港閒居。不久，他應19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的邀請前往上海暫住。在留滬期間，“一·二八”事變爆發。國難當頭，李章達毅然決定協助蔣光鼐、蔡廷鍇等19路軍將領籌劃軍機。在淞滬抗戰中，他的貢獻頗大。然而，隨着《淞滬停戰協定》的簽訂，19路軍的抵抗很快就告結束。戰後，為防止19路軍再度抗日，有礙和局，蔣介石將19路軍調往福建。李章達也離開上海回到香港。

1933年1月，李章達在宋子文派往香港的陸文瀾勸説下到達福建，出任福建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3月，李章達受福建省主席蔣光鼐、福建省綏靖公署主任蔡廷鍇的委派，以福建軍代表的身份回到廣東，與西南政府方面訂立了粵、桂、閩三省聯防草約，並親筆起草了一份“粵、桂、閩三省聯防約章草案”，企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實行三省互助，彼此和平共處。然而，草約雖簽訂，卻流於形式，難以實施。李章達看到在福建難有作為，遂於當年6月告假返港。

1933年，19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等在福建秘密醖釀倒蔣。11月上旬，李章達受蔣光鼐、蔡廷鍇等人邀請重新回到福建，共商抗日反蔣大計。李章達考慮到，19路軍與南京政府之間力量相差懸殊。為爭取更大的勝利把握，李章達與蔡、蔣等人商定：一方面派人與蘇區紅軍聯絡，以取得中共的支持；另一方面聯絡陳濟棠、李宗仁等粵、桂地方實力派，以期聯盟共同舉事。李章達還以他的特殊身份，攜帶蔣光鼐、蔡廷鍇的聯名信到廣州，與陳濟棠、李宗仁洽談兩廣抗日同盟問題，成為溝通粵、桂方面的使者。可兩廣對和19路軍共同抗日反蔣並無誠意，李章達只好返閩覆命。當時，李濟深、徐謙、陳友仁、張文、梅龔彬以及馮玉祥的代表都已相繼到達福建，共謀舉事。11月18日，李濟深、陳銘樞、李章達等“閩變”主要策劃人和19路軍將領在福州東郊鼓山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有關事宜。由於粵、桂、閩三省聯盟有名無實，一部分人對完全脱離國民黨南京政府有顧慮，擔心粵、桂、閩聯盟一旦破裂，後果將不堪設想。李章達則態度堅決，主張要儘快決斷，並且建議：立即脱離國民黨，與蔣介石集團徹底決裂，重新組織革命政團，進行革命。他的建議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贊同，大家推舉他起草脱離國民黨的宣言，並由他領銜發出。21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正式成立，李章達被推選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員、國府秘書長兼政治保衞局局長。

1933年1月，李離港赴閩任福建省政府委員、秘書長。1933年11月間，“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慣稱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宣告成立。李章達被推選為政府中央委員兼政治保衞局局長。閩變失敗後，李避居香港。

南京國民政府對福建人民政府進行了嚴厲的軍事鎮壓。同時，粵、桂方面也懾於南京當局的軍事壓力，出爾反爾，背約投蔣。陳濟棠等不但不盡“盟友”之責任，反而派兵進入閩西永定、上杭等地包圍19路軍，繳了19路軍部分隊伍的槍械。李章達聞訊立即去電制止，但毫無效果。1934年1月，福建事變以失敗而告終。李章達受到蔣介石的通緝，只得逃回香港。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又將侵略魔爪伸向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李章達看到外寇入侵，而蔣介石政府卻妥協退讓，備感悲痛。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動下，李章達在香港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發起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李章達被選進中央委員會，負責創辦“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機關報———《大眾日報》，並任社長。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得到了各民主人士的積極響應。李章達也很受感動，他從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而且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了解。

1936年5月，沈鈞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會”。隨後，李章達與何思敬、陳汝棠等也在香港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會華南區總部”（簡稱南總或華南救國會），李章達為主任委員，與何思敬、吳涵真等一起指導華南地區的救國運動。

11月，國民黨製造了“七君子事件”。事情發生後，輿論譁然，舉國上下紛起抗議。李章達以救國會華南區總部名義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被捕的愛國領袖以及全體政治犯。但是，國民黨當局一意孤行，不僅不放人，還要對“七君子”判刑定罪。就在法庭對“七君子”進行審判的前幾天，李章達等人又以全救會華南區總部的名義，向全國各界發出長篇文電，號召全國同胞一致行動，鼎力營救。在全國人民強烈譴責之下，蔣介石不得不將沈鈞儒等7人釋放。

1936年5月，沈鈞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會”，隨後，李章達等在香港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會華南區總部”，李章達任主任委員。在此期間，廣州市和各地縣相繼成立“南總廣州救亡運動協進會”，促使廣州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

全面抗戰爆發後，蔣介石調整軍事指揮機構和軍事部署，將全國重新劃分為若干個戰區，廣東劃歸為第四戰區。1938年廣州淪陷後，李章達任“廣東第四戰區遊擊司令”之職，在深圳設立指揮機構領導工作。不久又被調往韶關，改任“第四戰區軍法執行監部”的中將軍法執行總監。在擔任軍法執行總監期間，李章達親手查處了國民黨軍隊中貪贓枉法的案件。他從經手查辦的各種案例中，深深感受到國民政府要取信於民，軍隊要有戰鬥力，就必須整飭吏治，打擊政府和軍隊中的貪污賄賂、舞弊枉法的行為。

1939年春，李章達被任命為第四戰區軍法執行中將總監，曾秘密協助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活動。

李章達在中國國民黨第四戰區工作期間，還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和各種社會關係，支持和掩護到韶關的中共廣東黨組織開展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4月1日，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新華南》在韶關出版。中共為了掩敵人耳目，特邀了一些黨外人士參加編委會，李章達就是其中的一個。起初，李章達並沒有公開編委的名義，只是利用他特殊的身份，支持和掩護《新華南》的出版和發行工作。後來，隨着《新華南》編委會的調整改組，李章達正式參加了編委會。在《新華南》對外公開的該刊編委會成員名單中，李章達的名字居首位。《新華南》雖是經登記註冊的合法刊物，但經費支出卻沒有固定的資金來源，主要依賴捐款和發行刊物所得來維持。李章達不僅是《新華南》的編委成員和撰稿人，而且在捐助經費上也出力頗多。當時，正是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時期。李章達能在反共逆流不斷加劇的環境中，不怕風險，敢於公開的同共產黨站在一起，非常難能可貴。

1939年9月，國民黨戰地黨政委員會第四戰區分會在韶關曲江成立，李章達被任命為委員。後來，蔣介石下令一切國民黨軍職人員必須入黨編組，否則嚴懲不貸。可是李章達早在1933年福建事變時就已聲明退出中國國民黨，這一次要他重新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堅決不幹。他找到自己的學生、時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的張發奎，向張發奎表示：如硬是強令重新填表加入中國國民黨，自己寧願辭去軍職。張發奎耐心對李章達解釋，説此舉是蔣介石的旨意，任何人違背不得。最後，李章達以辭去第四戰區軍法執行監部中將軍法執行總監一職了事。他的凜然正氣，在當時國民黨左派和進步人士中間一時傳為佳話。

1939年冬，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博羅隊受到敵人的破壞，楊德元、李健行、楊帆、劉汝琛等23位隊員被捕，被關押在韶關芙蓉山的國民黨監獄中。當時，中共廣東黨組織派譚天度同志從東江抵達韶關，設法進行營救。後來，在李章達的大力幫助和各方面的支援下，被捕的同志全部獲釋。

1941年初，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為擺脱國民黨當局的壓制和迫害，從國統區陸續逃往香港。為加強與他們的聯繫，共商民主運動大計，李章達從韶關到了香港，先後見到了鄒韜奮、千家駒、陳此生等人。在鬥爭中，國民黨民主派和愛國民主分子進一步集結，並根據鬥爭發展的需要，開始醖釀建立國民黨民主派的組織。1941年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幫助下，經同在香港的何香凝、柳亞子等多次協商後，李章達和梅龔彬執筆，起草了一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綱領。之後，李章達、梅龔彬又將綱領草稿先後帶到韶關和桂林，徵求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陳劭先等人的意見，得到了他們的一致贊同。但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在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紛紛撤離香港。

1941年參與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的前身）和創辦《光明日報》，發動和團結民主進步人士從事抗日救國活動。

1942年秋，李章達接到李伯球從重慶帶回的周恩來的指示，要他儘快在兩廣主持籌建民盟組織，開展民主運動。很快，李章達就在韶關建立了以他為首，以李伯球、楊逸棠、郭翹然、胡一聲等為成員的民盟韶關核心小組。正當籌建民盟南方組織的工作有所進展的時候，日軍為打通湘桂和粵漢鐵路兩線，對華南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韶關的局勢又日益緊張起來。這時，周恩來從重慶發來指示，要李章達迅速帶領在韶關的民主人士撤往廣東梅州，開展國統區的統戰工作。於是在1944年底，李章達率隊離開韶關前往梅州，繼續主持籌建民盟南方組織的工作。

1945年春節期間，李章達和李伯球、張文、胡一聲、郭翹然、楊逸棠、鍾介民、陳啓昌、陳伯麟、陳慰慈等10餘人，在廣東梅州城東潮塘召開民盟東南幹部會議。會議宣告正式成立“民盟東南幹部會議常設機關”，李章達被推選為常設機關主任。會上，李章達還親自草擬了成立宣言，並決定設機關於城東（今梅州市梅縣區城東鎮）潮塘。會後，他立即率同陳啓昌到廣東興寧等地，策動羅梓才、李振球、李潔之等國民黨將領向民主抗日陣營靠攏。後來，羅梓才、李潔之等在解放戰爭期間先後武裝起義，為解放事業做出了貢獻。

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強烈要求：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實現國內和平，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建設一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但是，蔣介石堅持獨裁統治，堅持反共內戰政策。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為將民盟的活動轉入城市，在香港、廣州開展新的鬥爭，李章達隨民盟南幹會議機關改遷廣州。他們原想以廣州為據點，建立民盟南方組織，開展鬥爭。但是，當時的廣州在國民黨的嚴密控制之中，民主運動難以開展，最後李章達和其他南幹會議成員決定到香港籌建民盟南方總支部。1945年10月1日，民盟中央在重慶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李章達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第一次全體大會在重慶召開。民聯成立之後，廣州的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也加緊了建立民主派組織的工作。1945年秋，李濟深派人來廣東商議籌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事宜，並指定由李章達協助蔡廷鍇召集組織。此時，儘管李章達還負責民盟和救國會的工作，事務繁忙，但是他仍為籌建“民促”積極出謀劃策。

1945年底，李章達接到周恩來給他和丘哲的親筆信，要求加速開展南方民主運動。他倆與郭翹然商定，由郭到廣西梧州請李濟深出山，共謀民主建國運動。李章達還派藍青隨郭翹然一同前往。郭翹然兩人見到李濟深後，經再三勸説，李濟深終於應允。李濟深到達廣州後，李章達馬上就和他共同商討組織力量開展南方民主運動的事情。

南幹會議機關遷往香港後，由於李章達和同事們積極開展工作，大力發展盟員，民盟組織發展迅速。1946年1月1日，南方民盟新的領導機關——民盟南方總支部（簡稱“南方民盟”）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李章達被推選為主任委員。3月12日和4月14日，廣州的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先後兩次舉行會議，正式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後改名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會議推舉李濟深為中央主席，李章達被選為常務理事。在李濟深未到之前，李章達提議，由蔡廷鍇代理主席。他對理事會全體理事表示説：“我接了李濟深先生來信協助蔡先生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今日理事會理事已產生，我因負責民盟以及救國會等工作甚忙，所以退出中國民主促進會專辦民盟等事務，如果有必要事宜，我仍與蔡先生協商，請諸位同志允許我所請。”他的精神和作風，全體理事莫不欽佩。

“民促”成立後，即首先在廣州等地開展反蔣民主活動。6月23日，李章達和粵港各界人士何香凝、徐傅霖、彭澤民、蔡廷鍇等分別致電毛澤東主席和美國總統杜魯門，呼籲和平，制止內戰。7月7日，毛澤東主席覆電，對李章達等人“呼籲和平”的言論和行動，“甚為感佩”。並表示中國共產黨“始終致力和平”，“決與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共同為爭取和平實現而努力”。23日，宋慶齡在上海發表《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強烈譴責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內戰，反對美國政府實行扶蔣反共的政策。這一聲明立即得到國民黨民主派及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28日，李章達和陳其瑗、陳汝棠等44人聯名通電，響應宋慶齡的號召，呼籲內求和平，外伸正義，立即停戰，成立聯合政府。29日，李章達會同何香凝、陳其瑗、陳汝棠等聯合致電美國人民，要求美國人民督促政府立即停止對蔣介石集團的軍事援助，撤退駐華美軍。民促的一系列活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莫大的恐慌。在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壓迫下，李章達等被迫離開廣州，民促總部也不得不遷往香港，並將反蔣民主活動轉入地下。

1947年3月9日，李濟深針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頑固立場，在香港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強烈譴責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呼籲實行各黨派聯合建國。共同的鬥爭，使國民黨民主派之間的聯繫日益密切，同時也使他們感到，只有儘快聯合起來，才能更好的適應新的鬥爭形勢和任務。5月4日，李章達和何香凝、蔡廷鍇、彭澤民、陳其瑗、朱學範等應李濟深的邀請，到香港羅便臣道92號李濟深的家中聚會，為成立民革，實現“民聯”、“民促”的聯合，再次就正式成立聯合組織的問題商討。經過商議，李章達被推選為新組織的發起人之一，並立即開始進行籌備工作。10月以後，隨着大批國民黨民主派人士及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秘密來到香港，組建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組織的籌備工作也進入了最後的階段。

10月26日，李章達和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25人齊集堅尼地道52號籌備處，商討組織名稱、主席人選等事項。在用什麼名稱上，大家意見各有不同，有人主張另起一個黨名，不要再用國民黨這個名字；有人主張仍用國民黨但加上“革命委員會”，以區別於反動的國民黨。何香凝極力主張用“革命委員會”。李章達同意何香凝的意見，並説：“‘福建人民政府’失敗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條就是不要國民黨，改變旗號。這樣一來，國民黨左派人士及中間派地方勢力就不敢附和了。我們要吸取教訓，採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好，我們就可以採用‘民革’的名義號召國民黨內革命人士起義。”經過反覆討論，籌委會一致同意將新組織的名稱確定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後來，李章達又和李濟深、何香凝、陳其瑗等6人聯名寫信給宋慶齡，籲請她來香港出席即將召開的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聯合代表大會，並領導即將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

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在香港堅尼地道52號正式舉行，李章達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秘書長。那時候，李章達正患心臟病，在澳門療養，但李章達還經常抱病去香港參加各種會議和活動。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繫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和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着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鬥”，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致函李濟深、沈鈞儒，就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徵求意見。5月2日，中共中央就關於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協商召開新政協會議問題電示中共上海局，指明擬請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李章達及其他民主人士前來解放區參加協商。

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立即得到民革、民聯、民促和其他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熱烈擁護和響應。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李章達和沈鈞儒、章伯鈞、彭澤民、郭沫若等人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認為中共關於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表示完全贊同。

8月1日，李章達和李濟深、蔡廷鍇、沈鈞儒、章伯鈞等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又接到毛澤東的電函。毛澤東對他們贊同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並熱心促其實現表示“極為欽佩”，並希望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及愛國人士，就召集新政協會議的時間、地點、召集人、參加會議者的範圍等問題“共同研討，並以卓見見示”。

8月至12月，民革中央就新政協諸問題展開多次討論。李章達和李濟深、何香凝、彭澤民、郭沫若等討論了由中共中央提出並經已到達解放區的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朱學範等討論修改過的文件《關於召開新政協諸問題》。在討論中，大家對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從1948年8月起，民革、民聯、民促及其他民主黨派的代表和有關民主人士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密安排下陸續到達解放區，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10月8日，中共中央委託中共中央東北局，就有關召開新政協的問題，約請首批到達哈爾濱的民革、民聯、民促領導人譚平山、蔡廷鍇、朱學範等會談。10月30日，中共中央將哈爾濱會談的初步意見轉告在香港的李章達、李濟深、何香凝及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徵求意見。經過多次協商，就新政協的籌備達成了協議。

1949年初，李章達應中共中央的邀請，前往北平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北上途經石家莊時，李章達和同行民主人士受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接見。2月26日，李章達應邀出席了中共中央召開的歡迎各界民主人士大會。隨後，李章達參與了中共中央領導下的人民政治協商籌備會議的會前準備工作。

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幕，李章達以人民救國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會議，被推選為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委員。為了迅速完成召開新政協的各項準備工作，籌備會決定將參加籌備工作的各黨派及各方面代表，組成6個小組，在常務委員會領導下，分別進行具體籌備工作。李章達被選到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小組工作。但不幸的是，此時的李章達心臟病突然復發，而且病情嚴重，不得不從北平南返香港就醫。在治病期間，他仍十分關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情況。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李章達雖然因病未能出席會議，但是，他“以多年從事革命工作的顯著勞績和在人民中的卓著聲望”而榮幸的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

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民革、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統一成為一個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聯、民促同時宣告結束。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民革中央委員會，李章達當選為中央委員。接着民革中央決定成立“民革華南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臨工會），機關設在廣州市，管理兩省一市，即廣東、廣西和廣州，並指派李章達、陳汝棠、張文、李民欣、肖雋英、陳此生、方少逸等19人為臨工會委員。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民盟南方總支部遷到廣州。李章達也由香港進入廣州，繼續擔任民盟南總的領導工作。李章達到廣州後，一方面設立“南方民盟”新的工作機構，領導盟員開展解放後新的盟務活動，另一方面積極配合解放大軍做好廣州城市接管工作。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章達為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廣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接着，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李章達又被委任為軍管會委員。

1950年8月，《聯合報》在廣州出版，李章達任聯合報社社長。10月16日，廣東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決定設立協商委員會，主持代表會議閉會期間的日常事務，並負責全省的統戰工作。李章達被推選為廣東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1951年12月30日，中共華南分局決定成立政法、文教、民族事務3個委員會。李章達擔任文教、民族事務兩個委員會主任。

1951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成立政治、文教、民族事務委員會，李章達被任命為文教、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

那時候廣東剛剛解放，百廢待興，各種各樣的矛盾亟待解決，新生的人民政權需要鞏固，因此李章達的事務繁重。李章達原本體質就較弱，雖然同志們一再勸他多注意休息，但他還是一頭扎進了工作中，將一切健康問題置之腦後。1953年冬，李章達病重，到北京進行治療。一個月後，病情剛稍有好轉，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回廣州。兩個月後，李章達的病情突然惡化。

因積勞成疾，於1953年12月9日在廣州病逝。 ^[3]  享年63歲。

李章達逝世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中南行政委員會代主席葉劍英以及各民主黨派人士都發來唁電，深表哀悼。

中華人民共和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廣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廣東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兼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 ^[5] 

1951年12月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決定成立政治、文教、民族事務委員會，李章達被任命為文教、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