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泉

李炳泉9歲在家讀私塾，1934年考入濟南市私立高中就讀。當時，繼“九·一八"東北淪陷之後，日軍又大舉侵犯華北，亡國的危險迫在眉睫。不久，他與同學們一起響應北平學生掀起的“一·二九”運動，上街遊行示威。此後，他如飢似渴地閲讀進步書刊，思想逐漸傾向革命。

1937年是李炳泉人生道路重大轉折的一年。年初，父親病逝。母親帶領全家逃到南京，投奔在國民黨政府交通部任職的大哥，沒想到南京也面臨日寇的進攻。全家只好隨着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由南京而漢口，而長沙，而南寧，直到第二年秋逃到昆明，在流浪逃難中，李炳泉先後報考了六所大學，均被錄取，但因戰火紛至未能人學。到了昆明才考入由北大、清華、南開合併而成的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就讀。

在西南聯大，李炳泉與其同班同學馬杏垣(中共地下黨員) 關係密切，二人在切磋學業之餘，時常交換對時局的看法。馬杏垣發現李炳泉對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深為不滿，便介紹他認識了聯大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袁永熙，在黨組織幫助下，李炳泉參加了宣傳隊，利用課餘時間下鄉作農村調查和抗日宣傳。後來，他又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羣社”讀書會和社會科學研究會，先後閲讀了《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大綱》，思想豁然開朗，認定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堅持抗日，領導革命。所以他在學好功課的同時積極參加各項抗日愛國活動，不久便被推舉為“羣社會”的副社長。1940年12月，李炳泉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了黨的地下工作生涯。

1941年初，國民黨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務頭子康澤坐鎮昆明，準備進行反共大搜捕，李炳泉也被列入黑名單。地下黨組織決定，他提前轉為中共正式黨員，立即疏散到雲南羅平縣，並由省工委指派擔任縣委書記兼城區區委書記，以在羅平一所中學任教為掩護，從事黨的工作，中斷了自己地質系三年級的學業，前往羅平，在那裏埋頭苦幹一年半。剛剛打開局面，又接到上級緊急通知，羅平所轄的瀘西地區發現有內奸，李炳泉也在被告密之列。要他安排好工作，轉移到重慶。

1942年底，李炳泉到達重慶，找到紅巖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與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青年工作的錢瑛接上了關係，李炳泉希望去延安，而錢瑛要他繼續留在國民黨統治區隱藏做地下工作，可以找工作也可以讀書，與她保持單線聯繫，李炳泉考慮已不能回西南聯大覆校，便於1943年暑假後考入復旦大學外文系三年級插班就讀。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年春，當年西遷重慶的機關學校紛紛東下或北上，這時李炳泉已從復旦大學畢業。其二哥李炳璜已先期到達北平，任鐵路局財務處的科長，並在大操場十六號鐵路局宿舍區租得一座四合院，希望李炳泉與母親一起遷居北平。

錢瑛考慮到北平黨的工作亟待加強，又得知李炳泉的二哥思想比較進步，可以將其住處做為一個據點，便指示李炳泉隨母親去北平，並儘快找到一個可以掩護地下工作的社會職業。

李炳泉到北平後，進入由民主人士主持的《道報》當記者，又轉入天主教主辦的《益世報》任記者，後經其堂兄“剿總”少將聯絡處長李騰九推薦，到《平明日報》任採訪部主任。

1946年初夏，原西南聯大地下黨總支書記袁永熙，奉中共中央南方局錢瑛之命來北平任地下黨北平學委書記，找到李炳泉，與他接上關係。從此，大草場甲十六號；就成為北平地下黨組織的秘密集會之處，北平學生運動的大事多是在這裏討論策劃的。李炳泉在《平明日報》期間，以記者身份做了兩件大事：

一是率先披露和報導了轟動全國的“沈崇事件”。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學先修班女生沈崇看完電影回家，途經東單廣場，被駐華美軍土兵皮爾遜等二人拖至附近一小樹林裏強姦。12月25日，一家民營的亞光通訊社發了一條短新聞，遭到國民黨當局“封殺”。李炳泉得知此事後立即向袁永熙作了彙報，並按袁的指示，將消息透露給北京大學地下黨員李凌，由他在校園裏用海報公佈了亞光通訊社所發的新聞。廣大同學聞訊後極為憤怒。地下黨南北系的負責人袁永熙、餘滌青作出決定：放手發動羣眾，卉展抗議美軍暴行的鬥爭。12月30日，北大、清華、北師大、燕大等高校的學生聯合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要求懲辦兇手，高呼“美軍滾出中國去!”這場鬥爭迅速波及全國，形成了內戰大規模爆發以後的第一次學生運動高潮。鑑於這場鬥爭具有全國意義，李炳泉自始至終參加了有關活動的採訪，先後撰寫幾十篇稿件，不斷為學生運動撐腰鼓勁，併成為獲准參加旁聽“審訊”的九名記者代表之一，最後還發表了一組有關“審訊”的現場報道。

另一件事是李炳泉及時獲取並傳遞了一個重要情報，使面臨遭受襲擊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轉危為安。

1948年10月，蔣介石為挽救華北政局到北平督戰，命令傅作義部偷襲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在此之前，李炳泉即給與他直線聯繫的地下黨員、《益世報》採訪主任劉時平佈置過：“注意蒐集敵軍的動向”的任務。這一次，劉時平從他的同鄉、傅作義部下騎兵旅旅長鄂友三那裏得知，敵人將於10月28日偷襲西柏坡，“去端共產黨的老窩”。他立即向李炳泉作了彙報，李炳泉迅速由地下電台報告給中共中央。當時，我軍華北主力部隊正在攻打歸綏，太原，西柏坡留守部隊較少。中共中央得到這一重要情報後，緊急動員軍民迎戰，使前來偷襲的國民黨九十四軍及鄂友三的騎兵旅無功而返。

李炳泉的重要歷史功績就是他作為北平地下黨的代表親自聯絡並直接參加了北平和平談判，為促成傅作義率部起義，使北京得以和平解放作了重要工作。

從1948年9月開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人民解放軍在先後發動震驚中外的遼瀋、淮海戰役之後、又以東北、華北的百萬雄師，發起了東起塘沽，西至張家口綿延千里的平津戰役。人稱“華北王”的傅作義眼看國民黨的敗局已定，何去何從，處於極度苦悶之中。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決定，採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相結合的方針，力爭通過談判和平解放北平這座千年古城。於是，通過多種渠道爭取傅作義率部起義，就成為北平地下黨工作的重點。

地下黨決定，由李炳泉通過其黨兄、華北剿總少將聯絡處長李騰九，多方進行爭取傅作義率部起義的工作。同時決定，將由他單線聯繫的地下黨員、傅作義的女兒傅冬梅從天津《大公報》調回北平，專門做其父親的工作。

在解放軍對張家口、北平、天津實行分割包圍後，傅作義要傅冬梅託北平地下黨轉信給中共毛澤東主席，要求和平談判，信發出去三天，末見回覆。傅作義非常焦急，希望與北平地下黨的代表直接見面。經上級批准，決定由李炳泉作為地下黨的代表去見傅作義。經過李騰九的溝通，李炳泉於1948年12月10日進人中南海居仁堂傅作義的辦公室。一見面，發現這位“華北王”竟穿着臃腫的普通士兵制服。他不卑不亢地自我介紹説：“我奉北平地下黨的派遣來見傅先生。歡迎傅先生作出決斷，與我軍進行和平談判。”傅作義得知李炳泉在《平明日報》工作過，吃了一驚，原來共產黨就在自己辦的《平明日報》裏啊!李炳泉見傅作義與自己寒暄了幾句便陷入深思，就誠懇地給他分析了形勢，勸他早下和平解決問題的決心。傅作義坦率地向他道出了自己的憂慮，自己在北平的力量不足，對城裏的中央軍不能完全控制，運作甚難，接着又表示決心説：“會在一定時間內起義，參加聯合政府。”最後，傅又提出：可否派《平明日報》社長崔載之做自己的代表，並請求李炳泉帶領，出城與中共方面談判。李炳泉當即表示同意，雙方約定14日出發。從此，李炳泉作為北平地下黨的代表，直接參加了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談判，並且先後三次冒着生命危險，穿越國共雙方槍炮對峙的生死線。

傅我雙方的和平談判，自始至終都是在極端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因為當時的北平城裏，不僅有大批的國民黨特務，還駐有許多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消息稍有泄露，後果不堪設想。李炳泉帶領崔載之出城談判，不僅要經過敵我雙方崗哨的盤查，而且在通過兩軍對峙的無人區時，隨時可能成為雙方射擊的目標。第一次出城時，由於電報聯絡困難，還沒有明確的聯絡地點和信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我軍的領導人。肩負着如此重任的李炳泉，其面臨的兇險是可想而知的。

傅作義為進行這次和平談判，也作了精心的策劃。一方面，他要求崔載之帶一部電台和報務員、譯電員，與李炳泉乘車避開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防區，由廣安門出城；一方面要李騰九攜帶一部電台佯裝生病住院，專門負責與城外的崔載之電報聯繫。但是，14日出城不久，前方發生戰鬥，傅作義的部隊發現崔載之、李炳泉等乘坐的吉普車上有電台，就將他們扣留下來。後雖經疏通，仍不準通行，只好原路返回。12月15日，李炳泉與崔載之再次秘密出城。根據李炳泉的建議，這次崔載之放棄了目標太大的電台，只帶了電報密碼和報務員、譯電員，四人裝成遊客，乘吉普車出了西直門，換乘三輪車到頤和園，然後舍車步行，終於通過了雙方對峙的無人區，遇上了解放軍的前線部隊。李炳泉要求戰士們把他們一行四人送到司令部去。戰士弄不清他們的身份，表示拒絕。李炳泉只好請求戰士們將他們當做俘虜，送到司令部去。他們被送到團部，李炳泉要求再往上送。經過這樣的多次上送，終於到達了東北野戰軍第十一縱隊司令部。李炳泉這才向縱隊司令員賀晉年、政委陳仁麟亮出他們一行的身份和任務。經請示，十一縱隊領導人16日10時收到東北野戰軍領導人的覆電：派兵將傅作義之代表經北平以北送到三河與我們談判。

1948年12月19日，中共方面由東北野戰軍(後稱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出面，與崔載之談判。李炳泉參與其事。崔載之首先轉達了傅作義對此次談判的誠意，表示願商談平、津、塘、張全線和平解決的方案。要求解放軍放鬆對南苑機場的控制，將被圍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軍兩個師放回北平，以對付蔣介石的中央軍。李炳泉也向劉亞樓參謀長反映了傅作義的焦慮：解放軍切斷平張線後，他的軍隊西撤綏遠已不可能，他在北平動作感到力量不足，難以控制局面。但劉亞樓的態度非常強硬，不僅要求傅的嫡系部隊放下武器，而且要求所有在華北的國民黨軍隊，全部放下武器。

崔載之當即將談判的情況電告李騰九轉傅作義，但未獲覆電。傅作義私下裏唉聲嘆氣説：“北平城裏中央軍的兵力比我多十幾倍，我的軍隊可以放下武器，其他我控制不了啊!”

與此同時，我軍在完成對北平的包圍之後，開始採取打兩頭孤立中間的方針，向傅作義部發起進攻。22日攻克新保安，全殲傅作義的主力三十五軍軍部和兩個師；24日解放張家口；25日，中共權威人士宣佈蔣介石等四十三人為戰爭罪犯，傅作義是其中之一。傅作義顧慮加大，即電令崔載之立即返回北平，但令其報務員、譯電員，仍留在談判所在地三河。

傅作義面對如此形勢，思想鬥爭十分激烈。他為了應付蔣介石，不得不下令在北平城內修築環城馬路，在東單、天壇修建臨時機場，聲稱要與北平共存亡；同時，再次秘密致電毛澤東，表示準備通電起義的決心，要求與中共方面展開談判，並讓崔載之電告李炳泉。

李炳泉當即將崔的來電，報告平津戰役前線司令部並轉中央軍委。

1949年1月1日，毛澤東電示林彪，要求認真做好傅作義的工作，並將關於談判的六點意見派人直接告訴傅作義。林彪和聶榮臻商量，認為完成此項任務最合適的人選還是李炳泉。當晚，林、聶親自找李炳泉談話，要他立即回北平向傅作義轉達毛澤東主席關於談判的六點意見。為防止泄密，當即由林彪口授，李炳泉記錄下來默誦。博聞強記的李炳泉很快把這445字的電報背得滾瓜爛熟，林彪、聶榮臻要李炳泉背一遍給他們聽，果然一字不漏。1月2日，李炳泉按照商定的聯絡辦法，由聯絡員王朝綱陪同到我軍前沿陣地清河鎮，然後獨自飛步第二次穿過流彈橫飛的無人區。在德勝門外順利通過敵軍盤查，當晚抵達城內大草場十六號，第二天一早就由李騰九陪同當面向傅作義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六點意見，特別是第一點：建議傅目前不要發起義通電。此電一發，他即沒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屬都可受蔣系的壓迫，甚至被解決；第二點：我們將傅作義列為戰犯，傅在蔣介石及蔣系軍前的地位立即加強了，傅可藉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堅決打下去，除此以外再無出路，但在實際上則和我們談判，裏應外合，和平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勞，我們就有理由赦免其戰犯罪，並保存其部屬。傅作義聽了六點意見，體會到共產黨既嚴肅又誠懇，內心十分感動，他怕蔣介石系統的特務發現李炳泉的行蹤，即請李住人史家衚衕傅本人的一處寓所。次日，崔載之即來告知：傅作義已決定做一件大事，並請再次派代表出城談判。李炳泉見事情已有眉目，又第三次穿越生死線，回到平津戰役前線司令部向林彪、聶榮臻做了彙報。林、聶當即指定李炳泉負責傅方代表的接待工作。

1949年1月7日，傅作義秘密派出周北峯少將和民盟的張東遜出城進行談判。9日，我方由林彪、聶榮臻、羅榮恆親自出面談判，李炳泉為雙方作了介紹。雙方草簽了《會談紀要》，規定：所談各項傅務於1月14日夜前答覆，天津守軍至遲於13日前開出城外。傅作義感到情況複雜，非倉促可辦，且有些細節有待商討，又於1月13日派出其副手鄧寶珊，由周北峯陪同，再次出城談判。由於天津守軍末按時開出城外，這時平津前線司令部已下達攻打天津的命令。1月15日天津被解放軍攻克，全殲守敵13萬人。傅作義見不能再猶豫，他很快説服了絕大多數將領，鎮壓了少數軍隊的兵變，與中共達成了《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協議》，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李炳泉這位和平使者，也隨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城隊伍，意氣昂揚的返回北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炳泉長期在新聞戰線工作。曾先後擔任《人民日報》記者；《北平解放報》副刊組副組長；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外事部主任兼全國記者協會書記處書記。在任新華社外事部主任的9年中，他為突破帝國主義的封鎖，建立和發展新華社的國外分支機構，擴大與外國通訊社的合作關係，把新中國的聲音傳向全世界，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被譽為“以記者面貌出現的政治家、外交家”，記協的同志也稱他為“中國記協的奠基人和好管家”。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李炳泉被以“變節投敵的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或“特務嫌疑分子”等種種罪名，遭受關押、批鬥、毒打，於1969年致死。且以所謂“敵我矛盾”為藉口，不許親人認領骨灰以致屍骨無存。其夫人劉可興也因此受連累，被停止黨籍，掃地出門，逐出北京，差點送命。

1978年10月，李炳泉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新華社為李炳泉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會，其夫人劉可興及流落他鄉的兒子的工作和生活也得到了妥善安排。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