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平

1924年畢業於勵實中學，後到天章綢緞店當學徒。

192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江陰縣委委員。同年赴蘇聯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

1928年冬回國。

1929年1月擔任中共揚州特委委員，為特委主要負責人之一，9月任中共江都縣委書記，12月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巡視。在南京鐵湯池某電影院散發傳單時，被國民黨當局以共產黨嫌疑分子逮捕。在重刑下沒有口供，後獲釋。

1930年4月擔任南京市委委員，5月調鎮江負責黨的工作，6月調回南京。7月15日，中共江蘇省行動委員會主席團會議決定，由李維選任中共南京市行動委員會書記，並指示他組織“八一”大暴動。

1930年7月29日，在下關美華理髮店開會時被捕，審訊中堅貞不屈。8月18日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於南京雨花台。

李濟平，號公舫，原名李維選，曾用名王仲斌、周志清，生於1908年3月。世居江陰城內北鎖巷。父親李厚齋是前清秀才，曾在本縣勵實中學教書。 ^[1] 

李濟平先在江陰城輔延小學讀書，後就讀其父所在的勵實中學。他平時鮮言寡語，不善活動，對功課則孜孜不倦，成績優秀，頗為師友所器重。17歲初中畢業後，李濟平因家貧輟學，由親戚介紹在天章綢布店當學徒。1926年加入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次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任中共江陰縣縣委委員，負責職工運動。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反動政府到處捕殺共產黨人。李濟平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在一次黨的會議上，他堅定的表示：“誓死跟共產黨走，決不為惡勢力所屈服。” ^[1] 

黨為了培訓革命幹部，於1927年上半年從全國各地挑選了數百名黨、團員，送往蘇聯學習，李濟平是其中的一個。6月的一天，當李濟平正式接到省委通知時，心情分外激動。他在準備行裝的時候，被父母探知，遂百般阻撓，不准他去，親友也從旁勸説。李濟平意志堅決，終不為動，毅然於接到通知後的第三天，偕同顧志鶴、繆世友秘密乘船到了上海。他裝扮小工模樣，來到蘇聯“恆利”海船上，經由海參崴到達莫斯科，被分在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增設的軍政班學習。該校當時約有400多名學生，分為五個教室授課，李濟平在第一教室。他常常深有感觸地對同學説：“以我家庭和個人條件，在國內繼續升學都不可能，何能談到來外國留學?只有黨給我這樣的條件。”他非常珍惜這次學習機會。在課堂上，他聚精會神地聽講；課餘，又總是在寢室潛心研習，很少外出閒逛。學校每年有三個月的野外軍事實習，李濟平對此尤為重視。他編在重機關槍連，每次學科測驗，成績總是優等，為蘇聯教官和帶隊隊長所器重。 ^[1] 

1927年底，當廣州起義失敗的消息傳至學校後，李濟平和同學們心情都很沉重。在一次紀念死難烈士追悼會上，李濟平表示：這屆學習期滿，不再繼續升學，一定要回國參加實際工作，以替代犧牲的同志。正巧，次年6月，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李濟平趁代表們來校找同學談學習、思想的機會，誠懇地向代表們提出回國工作的請求(其時，組織已決定他到炮兵學校繼續深造)。他説：“學習固然重要，但工作更為重要，何況國內急需要人。”他的這一請求，很快得到黨中央批准。是年冬，李濟平學業修滿後，與繆世友等近百名留蘇同學一起回到了祖國，準備接受新的革命任務。由於剛到上海時預約接頭處遭敵人破壞，李濟平沒有接上組織關係。後來，他化裝成賣水果的小販，在接頭處附近耐心守候了近兩個月，才接上關係。組織上分配他負責揚州縣委的工作，1929年底調任江蘇省委巡視員，負責指導南京、鎮江、常州等京滬沿線的地區的工作。李濟平對待巡視工作，不是蜻蜓點水聽聽彙報，也不是下車伊始，指手劃腳，擺出一付“欽差大臣”的樣子。他作風紮實，事必躬親。每到一地，除了聽取上面情況彙報以外，更多的是深入基層黨組織，瞭解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1930年的舊曆年除夕，人們都回家過年去了，李濟平卻還在緊張地工作着。這一天，他從鎮江完成巡視工作後，又立即趕到常州。除夕的常州城，街燈昏暗，行人稀少，家家都在吃年飯。李濟平冒着嚴寒，忍着飢餓，趁黑與常州黨組織取得聯繫。在兩三個月的巡視工作期間，李濟平常常喬裝學生、商人、工人，出沒在京滬沿線。1930年2月，當巡視工作告一段落時，他向省委作了關於《巡視南京、鎮江、常州三地情況》的書面報告。報告中，他從各地“目前總的形勢與前途”、“黨組織與羣眾組織現狀”、“各地開展的鬥爭情況”等幾個方面，進行歸納總結，最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黨對下級的指導工作，一定要及時、詳細、準確，否則將成為工作進步的障礙”。並認為：“黨應該經常地從機關選派一些得力的幹部，充實到基層組織中，去做些更實際的工作。”他在報告的結尾部分，向省委鄭重地提出：“希望不要讓我坐空屋子。”省委認真地看了他的巡視報告並考慮了他的要求。同年4月，李濟平被調到南京任市委委員。工作月餘，又被調鎮江去負責黨的全面工作。 ^[1] 

這時，實際上在中共中央負責的李立三，由於片面地、過高地估計了黨在白區的力量，提出了城市暴動的錯誤主張，並把南京作為全國城市暴動的樣板來抓。被迫執行這一錯誤指示的中共南京市委，為適應鬥爭的需要，於5月16日合併了黨、團、工會組織，成立了南京“紅五月”行動委員會。黨的工作，也開始由秘密的地下活動轉入公開，如搞什麼“飛行集會”、“示威鬥爭”、“五罷運動”(罷工、罷市、罷課、罷崗、罷操)等等，使黨的力量完全暴露在反動勢力面前。南京市委雖然進行了一系列艱苦的組織發動工作，廣大黨員、羣眾也表現了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但由於路線的錯誤，南京黨組織損失十分嚴重。從5月中旬到7月上旬短短一個多月中，先後有數十名黨員被捕。更令人痛心的是，黨所控制的國民黨龍潭憲兵連，在一次執行國民黨槍殺共產黨人的任務時，本來完全可以把他們營救出來，但因為要等待所謂暴動時機、不能打亂全國暴動計劃，硬是自己槍殺了自己的同志。事後，憲兵連的士兵們想不通，痛哭一場。最後，這支武裝力量自動解散了。7月10日，成賢街的市委機關也遭到破壞，市委委員任雪濤和市委秘書譚籍安同時被捕。在這樣的情況下，李立三不但沒有總結教訓，反而認為是南京行委書記王弼領導不力。7月15日，經江蘇總行委決定，把王弼調離南京，將李濟平從鎮江調來南京，任行委書記。 ^[1] 

李濟平深深明白，南京正籠罩在白色恐怖中，此時赴南京任職，還要在敵我力量十分懸殊的國民黨首都去搞公開武裝暴動，必然是凶多吉少。但想到是組織安排，他毅然受命，重返南京，表現出一個共產黨人具有的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他來到南京後，經組織安排，由中共地下黨員、在國民黨政府審計院工作的師集賢作保，以客商身份，化名王仲斌，投寓在交通旅館。他稍事安頓後，就開始投入了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為迎接市行委決定的8月1日暴動的來臨，他把個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他親自到浦口、下關去檢查暴動的準備工作；落實赤色先鋒隊、工人糾察隊的組織情況；部署暴動時的有關通告、傳單的排印工作……南京暴動已箭在弦上，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八一暴動”的前兩日——7月29日，由於特務盯梢，市委設在下關美華理髮店樓上的一處指揮暴動的機關被敵人發現，正在樓上開會的市行委書記李濟平、行委委員夏雨初、黨員幹部郭紀堂、李文如、陳寶化、宋如海等六名同志當場被捕。敵人從閣樓上搜出赤色先鋒隊組織計劃一份，各種傳單、標語、印刷宣傳品一大包。“八一暴動”由此流產。 ^[1] 

李濟平等被捕後，被關押在首都衞戍司令部看守所，雖遭酷刑審訊，但敵人始終沒能再從李濟平的口中得到任何情況。半個月後，兇殘的敵人終於對李濟平等同志下了毒手。

1930年8月18日下午，李濟平等20名共產黨員，被敵人綁縛在黃包車上，押赴雨花台刑場。除李濟平外，他們當中還有市行委委員夏雨初、市委委員任雪濤、市委秘書譚籍安、中央大學支部書記黃祥賓等。在長長的黃包車隊伍的前面，機槍開道，軍隊壓陣。在這生死離別的時刻，20名共產黨人，個個視死如歸，正氣凜然。“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打倒蔣介石!”“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落，迴盪在南京上空。道路兩旁的圍觀羣眾，為英雄們的精神而鼓舞，又為他們的殉難而悲痛。 ^[1] 

2008年3月多家媒體聯合尋找69名雨花台烈士親人。親人永遠是家裏的牽掛，每個烈士後面都有淚眼在期盼，讓烈士後人知曉親人的英魂所歸，雨花台烈士陵園管理局一直在尋找，但至今仍只找到七八十位烈士的親人，但是其它烈士，他們的家人，現在又在哪裏？雨花台紀念館提供了60名烈士的名單，希望藉助快報，幫助他們尋找各自的親人。李濟平烈士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