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淳風

隋仁壽二年（壬戌年）（602年），李淳風生於岐州雍。自幼聰慧好學，博覽羣書，尤其精通天文、曆法、數學等。 ^[5] 

李淳風的父親李播，在隋朝時曾任縣衙小吏，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為道士，頗有學問，自號黃冠子，注《老子》、撰方誌圖十卷、《天文大象賦》等。從小被譽為“神童”的李淳風在其父的影響下，博覽羣書，尤鍾情於天文、地理、道家、陰陽之學。

隋大業七年（611年），9歲，李淳風遠赴南坨山靜雲觀拜至元道長為師。

隋大業十四年（618年），李淵稱帝，封李世民為秦王。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時年17歲的李淳風回到家鄉，經李世民的好友劉文靜推薦，成為秦王府記室參軍。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25歲的李淳風上書，對道士員外散騎郎傅仁均所著的《戊寅元歷》提出18條意見，引起時人重視。太宗採納他的7條意見，授他將仕郎，入太史局供職。在置掌天文、地理、制歷、修史之職的太史局，充分展現其才智，鞠躬盡瘁40年。 ^[1] 

李淳風在太史局學習和研究天文、曆法、算學以及天象儀器，頗有所得。不久向唐太宗上疏，建議改制渾天儀，太宗欣然同意。於貞觀七年（633年），終於製成新渾儀，即銅鑄渾天黃道儀。將古代的兩重渾儀改為三重，最外為六合儀，中間是三辰儀，最內系四遊儀。在此之前的渾天儀，只相當於四遊儀及六合儀兩個層次。此儀黃道經緯、赤道經緯、地平經緯均可測定。太宗以功加授李淳風為承務郎，令其將渾儀置於凝暉閣。他在研製渾儀過程中，研究了古代渾儀的發展與特點，寫成《法象志》七卷，評論了前代渾儀得失之差。

貞觀十五年（641年），李淳風官至太常博士，十八年官至太史丞。撰寫《晉書》時，他寫的《天文》《律歷》《五行》三志，總結前人研究成果，尤為精微。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李淳風被任命為太史令。

玄奘取經平安返回，並引進商羯羅主因明邏輯新學説。佛門又撰書傳玄奘在取經途中唸經除女妖，宗教威望一時無二。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玄奘法師門下棲玄法師將《因明入正理論》抄送幼年相識，並譏諷全才呂才。呂才隨即通閲玄奘門下諸弟子的因明註疏，做出《因明註解立破》並附圖解。諸僧羣起而攻之。10月，太常博士柳宣見呂才對慧立的攻擊一直沒有迴應，便自告奮勇，作《歸敬書》，致譯經諸僧。太史令李淳風也站出來維護呂オ，貶抑諸僧羣攻呂才。柳宣引其議論，説玄奘名實稱道，呂オ學識賅博，但以因明義隱，所説不同，觸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並提出呂才既已執情，道俗望指定，望諮玄類裁決，傳示四眾。最後唐高宗命眾人往慈恩寺，請三藏與呂公對定。雖然結果以護教法師玄奘自參自判宣佈呂才錯誤而告終。實際上，呂オ並未心悦誠服，反是“頗歷炎涼，情猶未已”。但也能看出李淳風、呂才、柳宣三人為追求世間真理可以挑戰佛學宗師的勇氣。 ^[26-27] 

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李淳風獲封昌樂縣男，又與國子算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受詔審定並註釋《十部算經》，頒行於國子監。這部算經是世界上最早的算學教材，在中國、日本和朝鮮的學校中沿用多年，且是考核技術官吏的一部重要書籍。聞名中外的計算球體體積的“祖𣈶定律”就是李淳風註釋《九章算術》時，介紹傳播開的。

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李淳風根據近40年的觀測、推算，認為傅仁均的《戊寅元歷》漏洞百出，要求廢除，另造新曆，得到唐高宗的支持。他根據隋代天文學家劉焯的《皇極曆》，並有所損益，借鑑其先進的計算方法完成新曆，並很快應用，稱作《麟德歷》，並傳入新羅（今朝鮮）。又經過長期觀察樹木被風吹動的狀態，在其所著的《乙巳佔》中，將風劃分為八級，是世界上給風劃等級最早的人。 ^[6-7] 

咸亨元年（670年），李淳風卒。據唐代檔案《甲庫甲歷》記載，李淳風為“溘逝”，唐高宗李治又頒“追復詔”，追復李淳風為“太史令”。 ^[1] 

貞觀十五年（641年），李淳風受詔“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五代史》為梁、陳、周、齊、隋五代的歷史，後來其中的“十志”併入《隋書》，所以《五代史志》就是《隋書》中的“志”。李淳風撰寫天文、律曆志時，對自魏晉至隋朝這段歷史時期天文、曆法與數學的重要成就，作了較全面的蒐集和整理。

《隋書·律曆志上·備數》記載的“率”，是中國古算所研究的最基本的數量“關係”，它在算術中有極其廣泛的應用，是中算許多理論的基礎和算法的源泉。李淳風首次將“率”載入官修正史而賦予其顯赫的地位，足見李淳風對中算理論真諦的深刻認識。 ^[8-9] 

《隋書·律曆志上·備數》還有中國史書中關於祖沖之圓周率的最早記載，用現代數學語言表達，就是祖沖之求出：3.1415926 ^[10]  。祖沖之的圓周率已準確到小數點下第七位，他的“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內表示圓周率的最佳近似分數，歐洲人在一千一百多年後才得到這一結果。祖沖之所著的《綴術》早已失傳，他的這一光輝成就因被李淳風編入史書，才得以流傳後世。

在《晉書·律曆志》中，李淳風詳細地記述了劉洪撰的《乾象曆》法。劉洪實測月行遲疾之率，創立了推算定朔、定望的一次函數的內插公式，測出黃白交角為五度多，測定近點月為27.55336日，與今天測值相近，這些都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重要成就。劉洪的《乾象曆》是《四分曆》以後曆法改革的關鍵性階段，可是在《晉書》之前撰成的梁朝沈約的《宋書》，卻出於偏見，略而不載，對劉洪的科學成就隻字未提。李淳風則在《晉書·律曆志》中，原原本本地詳細記述了劉洪的科學成就。

在《天文志》中，李淳風創立了一種格式，在這一格式下，包羅了古代天文學的各個方面：説明天文學的重要性和歷代傳統，介紹有關天地結構的理論研究、天文儀器、恆星及其測量、各種天象記事等。在介紹言天各家理論時，簡要説明其理論，多引原話而不轉述，寫出作者簡介及與其爭論者的名字、觀點，使後人對當時探討天地結構的論爭得到清晰的概念。

北齊張子信積三十餘年的天文觀測，終於發現了太陽與五星視運動不均勻性現象，李淳風在《隋書·天文志》中記述了這一在中國天文學史上堪稱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發現。在《隋書·律曆志》裏，還記載了隋朝劉焯的《皇極曆》法，其中有劉焯創立的二次函數的內插公式，和劉焯最先提出的“黃道歲差”的概念及相當精確的黃道歲差數據。《皇極曆》法包含了劉焯首創的定氣法、定朔法和躔衰（即日行盈縮之差年）法，還有以前曆法所沒有的推算日月食位置、食的始終、食分多少及應食不食、不應食而食等方法，推算五星也比以前的歷法精密。《皇極曆》是一部優秀的歷法，“術士鹹稱其妙”，對後世曆法有重大影響，可是，由於種種阻撓而未能頒用。李淳風通過比較研究看出《皇極曆》實為隋歷之冠，將其詳細記入《律曆志》，成為中國曆法史上唯一被正史記載而未頒行的歷法。

《隋書·天文志》記述了從漢魏至隋朝的渾儀、渾象、刻漏的發展情況，以及姜岌關於大氣吸收和消光作用與何承天、張胄玄關於蒙氣差的發現。《晉書》《隋書》天文志對日月食、流星、隕星、客星（新星年）、彗星及其他天象記錄，也“蒐羅至富，記載甚詳”，被譽為“天文學知識的寶庫”。 ^[11] 

李淳風在數學方面的主要貢獻，是編定和註釋著名的十部算經。這十部算經後被用作唐代國子監算學館的數學教材。

唐代在隋的基礎上舉辦數學教育，並以算取士。顯慶元年（656年）於國子監內設算學館，同時着手選編算學教科書。李淳風負責編定和註釋《五曹》、《孫子》等著名的十部算經。 ^[12-13] 

十部算經又稱算經十書，是指《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綴術》《五曹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術》這十部數學著作。傳本《周髀算經》，有趙爽注、甄鸞注等，當時雖被稱為“算經”，但原文與趙爽、甄鸞的註文都有不盡完美之處。李淳風的工作糾正了這部書存在的缺點，使這部書趨近於完美。李淳風的註釋指出了《周髀》中的三點重要錯誤：

一是《周髀》作者以為南北相去一千里，日中測量八尺高標竿的影子常相差一寸，並以此作為算法的根據，這是脱離實際的；

二是趙爽用等差級數插值法，來推算二十四氣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實際測量的結果；

三是甄鸞對趙爽的“勾股圓方圖説”有種種誤解。李淳風對以上錯誤逐條加以校正，並提出了自己的正確見解。

更為重要的是，李淳風在批評《周髀》中的日高公式與“蓋天説”不相符合的同時，重新依斜面大膽地的假設進行修正，從而成功地將不同高度上的重差測望問題轉化為平面上一般的日高公式去處理，並且首次使中算典籍中出現了一般相似形問題，發展了劉徽的重差理論，使得“蓋天説”的數學模型在當時的認識條件下接近“完善”。並在《麟德歷》中重新測定二十四氣日中影長，首次引入二次內插算法，以計算每日影長。

李淳風註釋《九章算術》，是以劉徽的注本為底本的，但李淳風與劉徽作注的背景、環境都不相同。李注的目的是為明算科提供適當的教科書，註釋以初學者為對象，重點在於解説題意與算法，對於劉徽註文中意義很明確的地方，就不再補註。如盈不足、方程兩章就沒有他的註文。但也有人認為是由於後人抄書殘缺所致，如南宋鮑澣之説：“李淳風之注見於唐志凡九卷，而今之盈不足、方程之篇鹹闕淳風註文。意者，此書歲久傳錄，不無錯漏。”李淳風等在註釋《九章算術》少廣章開立圓術時，引用了祖𣈶提出的球體積的正確計算公式，介紹了球體積公式的理論基礎，即“冪勢既同，則積不容異”，這就是著名的“祖𣈶原理”。在《綴術》失傳之後，祖沖之父子的這一出色研究成果靠李淳風的徵引，才得以流傳至今。《海島算經》是劉徽數學研究的獨創成果，但劉徽著作的原文、解題方法和文字非常簡括，頗難理解。李淳風等人的註釋詳細列出了演算步驟，從而給初學者打開了方便之門。 ^{[14]  [15]} 

十部算經成為唐以後各朝代的數學教科書，對唐朝以後數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為宋元時期數學的高度發展創造了條件。在十部算經以後，唐朝的《韓延算術》、宋朝賈憲的《黃帝九章算法細草》、楊輝的《九章算術纂類》、秦九韶的《數書九章》等，都引用了十部算經中的問題，並在十部算經的基礎上發展了新的數學理論和方法。後人對李淳風編定和註釋十部算經的功績，給予很高的評價。 ^[14]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頒行了傅仁均的《戊寅元歷》。由於《戊寅元歷》的一些計算方法有問題，頒行一年後，對日月食就屢報不準。

貞觀初年，李淳風上疏論《戊寅元歷》十有八事。唐太宗詔崔善為考核二家得失，結果李淳風的七條意見被採納。李淳風為改進《戊寅元歷》作出貢獻，被授予將仕郎。

貞觀十四年（640年），李淳風上言：《戊寅元歷》術“減餘稍多”，合朔時刻較實際提前了，建議加以改正，這個意見又被採納。

貞觀十八年（644年），李淳風又指出：《戊寅元歷》規定月有三大、三小，但按傅仁均的算法，貞觀十九年（645年）九月以後，會出現連續四個大月，認為這是曆法上不應有的現象。於是唐太宗不得不下詔恢復平朔。改用平朔後，《戊寅元歷》的問題更多，改革勢在必行。

李淳風根據他對天文曆法的多年研究和長期觀測，於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編成新的歷法。經司歷南宮子明、太史令薛頤、國子祭酒孔穎達參議推薦，唐高宗下詔頒行，並命名為《麟德歷》。

第一，在中國曆法史上首次廢除章蔀紀元之法，立“總法”1340作為計算各種週期（如迴歸年、朔望月、近點月等年）的奇零部分的公共分母。

中國古歷的“日”從夜半算起，“月”以朔日為始，而“歲”以冬至為始。古歷把冬至與合朔同在一日的週期叫做“章”，把合朔與冬至交節時刻同在一日之夜半的週期叫做“蔀”。古歷以十“天干”與十二“地支”紀年、日，如果冬至與合朔同在一日的夜半，紀日干支也復原了，則這個週期叫做“紀”；如果連紀年的干支也復原了，則這個週期叫做“元”。古代制歷都要計算這些週期，但這些週期對曆法計算並非必要，反而成為曆法的累贅，李淳風毅然把它廢除了。

《麟德歷》以前的各種曆法都用分母各不相同的分數來表示各種週期的整數以下的奇零部分。這些週期，如期周（迴歸年）、月法（朔望月年）、月周法（近點月年）、交周法（交點月年）等，都是曆法計算必須預先測定和推算的重要數據。因為這些週期參差不齊，計算十分繁瑣，比較各種數據也很不方便，李淳風就立“總法”1340作為各種週期奇零部分的公共分母，這樣，數字計算就比以前的歷法簡便得多。《疇人傳》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 ^[16] 

第二，重新採用定朔。《戊寅元歷》雖首次採用定朔，但由於有關的計算方法未完全解決，又倒退到用平朔。為了使定朔法能站得住腳，《麟德歷》改進了推算定朔的方法。

李淳風早年仔細地研究過隋朝劉焯的《皇極曆》，並撰寫皇極曆又一卷。劉焯在北齊張子信關於日行盈縮的觀測結果的基礎上，創造了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招差術”，即二次函數的內插公式。李淳風總結了劉焯的內插公式，用它來推算月行遲疾、日行盈縮的校正數，從而推算定朔時刻的校正數。為了避免曆法上出現連續四個大月的現象，他還創造了“進朔遷就”的方法。

《新唐書》卷二六所載的《麟德歷經》説：“定朔日名與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這裏日名指紀日干支中的“幹”。還規定：“其元日有交、加時應見者，消息前後一兩個月，以定大小，令虧在晦、二，弦、望亦隨消息。”消息是消減與增長的意思。按這一規定，就可以做到“月朔盈朒之極，不過頻三。其或過者，觀定小余近夜半者量之”。這就是説，用改變一月中未滿一日的分數（即小余年）的進位方法，來避免曆法上出現連續四個大月或小月。但應指出，這種“進朔”法是為了避免曆書上出現連續四個大月而人為遷就之法，並不是日月運動規律的正確反映。按近代的推算方法，採用定朔就有可能連續出現四個大月。

《麟德歷》的最大缺點是不考慮歲差。晉代虞喜發現歲差後，祖沖之首先把它用於制歷，大大提高了曆法的精密度。此後，隋朝張胄玄的《大業歷》、劉焯的《皇極曆》、唐初傅仁均《戊寅元歷》都考慮了歲差。但李淳風卻利用《堯典》四仲中星的內在矛盾，根本否認歲差存在。他與數學家王孝通一起責難《戊寅元歷》考慮歲差，致使“歲差之術，由此不行”。後在唐玄宗開元十六年（728年），張遂在編制《大衍曆》時，才重新考慮歲差。 ^[14] 

《麟德歷》為完成中國歷史上採用定朔這一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近代精數者，皆以淳風、一行之法，歷千古而無差，後人更之，要立異耳，無逾其精密也”。此説雖有溢美之辭，但由此可見《麟德歷》對後世曆法的重大影響。它作為唐代優秀曆法之一，行用達六十四年（665年至728年）之久。《麟德歷》還曾東傳日本，並於天武天皇五年（667年）被採用，改稱為《儀鳳歷》。 ^[14] 

《乙巳佔》10卷，是李淳風的一部重要的星占學著作。中國古代許多著名的天文學家都涉獵星佔，受其父的影響，李淳風“幼纂斯文，頗經研習”。他相信“政教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故於天文、星佔情有獨鍾，《乙巳佔》即是李淳風“集其所記，以類相聚，編而次之”所成。李淳風於書中“採摭英華，刪除繁偽”，全面總結了唐貞觀以前各派星占學説，經過綜合之後，保留各派較一致的星佔術，擯棄相互矛盾部分，建立了一個非常系統的星佔體系，對唐代和唐代以後的星占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作為一部重要的文化史典籍，《乙巳佔》中除去星佔方法和應驗情況外，還保留許多科學史料。如天象的記錄，天象的描述，當時分至點的位置，渾儀的部件及結構，歲差的計算值，等等。《乙巳佔》卷一以《天象》為第一，列舉八家言天體象者而獨取渾天。在《天數第二》一節中給出了關於天球度數、黃道、赤道位置、地理緯度（北極出地年）及其相應的計算公式。李淳風在《麟德歷》中沒有采用歲差，而被後人嘆之為“智者千慮之失”。但在《乙巳佔》中李淳風卻明確地論述歲差的存在。 ^[17] 

在《乙巳佔》中，李淳風對奇異天象的描述很有特色。如按字義猜，今人會把飛星、流星當成同一天象的兩種説法，李淳風則清楚地説明了它們的區別，書中寫道：“有尾跡光為流星，無尾跡者為飛星，至地者為墜星。”《乙巳佔》對彗孛也給出了清楚的差別：“長星狀如帚，孛星圓如粉絮，孛，孛然。”飛流與彗孛各是流星與彗星，但一字之差卻帶出了形態之別，對於瞭解流、彗星運動方向和物理狀態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除了天文佔之外，《乙巳佔》中的氣象佔和候風法還記下了重要的氣象現象。李淳風在《乙巳佔》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兩種風向器。一種是“於高迥平原，立五丈長竿，以雞羽八兩為葆（羽蓋年），屬於竿上，以候風”。另一種是：“可於竿首做盤，盤上作木烏三足，兩足連上，而升立一足（古代神話相傳太陽中有三足烏年）系羽下而內轉，風來烏轉，回首向之，烏口銜花，花旋則佔之。”這兩種風向器，與漢代史籍中記載的“俔”（在長杆上系以帛條或烏羽而成的簡單示風器年）和“相風銅烏”（烏狀銅質的候風儀年）非常相似。

《乙巳佔》中還保留了重要的歷法數據，已有學者據此考證出李淳風早年撰寫的另一部曆法《乙巳元歷》和《曆象志》。

李淳風對氣象學的貢獻，還表現在他對風的觀測和研究方面。在封建社會初期，對風的觀測已比過去更為詳細了。由風的4個方位發展到了8個方位，因之有八風之名。李淳風在觀測研究和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把風向明確定為24個。他還根據樹木受風影響而帶來的變化和損壞程度，創制了八級風力標準，即：“動葉，鳴條，搖枝，墮葉，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飛砂石，拔大樹和根。” ^[11] 

李淳風是世界上第一個給風定級的人。過了一千多年後，英國人蒲福（Francis Beaufort，1774年—1857年）於1805年才把風力定為12級共13個等別。以後又幾經修改，風力等級自1946年以來已增加到18級。 ^[18] 

渾儀是古代觀測天體位置和運動的重要儀器。唐太宗貞觀初年，李淳風“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在曆法計算中，要按黃道度推算日月五星的運行，才能既簡便又精確地算出朔的時刻、迴歸年長度等重要數據，於是他在總結歷史經驗和現實問題的基礎上，建議製造按黃道觀測日月五星運行的渾儀。

唐太宗採納了這一建議，下令製造李淳風所設計的渾儀。貞觀七年（633年），此儀制成。據《新唐書》卷三一記載，渾儀為銅製，基本結構是：“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鰲足，以張四表。”渾儀的十字形“準基”是一種校正儀器平準的裝置，它是根據後魏晁崇、斛蘭發明的渾儀上的“十字水平”製造的，採用這一裝置可以提高儀器的觀測精度。渾儀三重中的外重叫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即子午環、地平環、外赤道環，上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內重叫四遊儀，“玄樞為軸，以連結玉衡遊筒而貫約規矩。又玄極北樹北辰，南矩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可見四遊儀包括一個可繞赤極軸旋轉的四遊環和一個望筒（即玉衡年），望筒能隨四遊環東西旋轉，又能南北旋轉，可指向天空任一位置，測定星體的赤道座標。這兩重的基本結構在孔挺的渾儀上已經有了。

李淳風對渾儀的重大改革在於：在外重六合儀與內重四遊儀之間，嵌入了新的一重——三辰儀。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黃道規、月遊規，天宿距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北宋沈括説：“所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可見三辰儀中有黃道環、內赤道環，還有白道規，即表示月球軌道的規環。三辰儀也能旋轉，它是為了實現按黃道觀測“七曜所行”而加上的。

李淳風的渾儀仍然是一個赤道式裝置，它除了可測得去極度、入宿度（即赤經差年）、昏旦夜半中星外，還能測得黃經差和月球的經度差等，只是測得的黃道度不準確，所以它只能部分地解決按黃道觀測七曜所行的問題。 ^[14] 

《隋書·天文志》還記述了前趙孔挺製作的渾儀的結構和用途，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關於渾儀具體結構的確切記載。李淳風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渾儀分為六合儀、三辰儀、四遊儀三重，其影響相當深遠。唐開元十一年（721年），一行與率府兵曹梁令瓚製作了一科黃道渾儀，也是三重之制。北宋周琮、蘇易簡、於淵製作的“皇祐渾儀”（1050年），也基本上是按李淳風的設計製造的。北宋末，蘇頌、韓公廉製作了一架包括渾儀、渾象、報時裝置三大部分的天文儀器（1096年），其渾儀部分也與李淳風的渾儀大體相同。 ^[14] 

李淳風一生著述頗豐，除《五代史志》，還有《乙巳佔》《皇極曆》一卷、《懸鏡》十卷、《文史博要》《典章文物志》《秘閣錄》十幾部，並對《齊民要術》《本草》等幾十部書籍進行過校注。

明·楊維楨《説郛序》：古今知天文歷數者，應首推李淳風和僧一行。

清·陸心源：淳風雖以方技名，修德篇屢引經傳，以改過遷善為戒，司天篇深著隋氏之失，淳淳于納諫遠佞，不失為儒者之言，非後世術士所能及也。

英國·李約瑟博士：他大概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數學著作註釋家。

有一次，李淳風在校對新歲曆書時，發現朔日（初一）將出現日蝕，這是不吉祥的預兆。太宗很不高興，説：“日蝕如不出現，那時看你如何處置自己？”李淳風説：“如果沒有日蝕，我甘願受死。”到了那天，皇帝來到庭院等候，並對李淳風説：“我暫且放你回家一趟，好與老婆孩子告別。”（李淳風）回答説：“（現在）時間還早。”在牆上劃下一道痕，指着太陽投射的影子（説年）：“（影子）到這裏就開始日蝕。”日蝕果然出現了，跟他説的時間絲毫不差。 ^[19] 

李淳風與張率都在皇帝身邊服侍，又有一次，一陣暴風從南面刮來，李淳風認為在南面五里遠的地方一定有人在哭，張率則認為那裏一定有音樂聲。皇帝身邊的人便騎馬跑去查看，結果碰上一支哭着送葬隊伍，隊伍裏面又有吹鼓手奏着哀樂。 ^[20] 

李淳風有一次奏稟皇帝説：“七個北斗星要變成人，明天將去西市喝酒。可以派人守候在那裏，將他們抓獲。”太宗相信了他的話，便派人前去守候。見有七個婆羅門僧人從金光門進城，到了西市酒樓，上了樓，向店主人要了一石酒，端起碗來就喝，時間不長便把一石酒喝光了，於是又添了一石。皇帝派來的使者走上樓來，宣讀了皇帝的詔書。宣讀結束後，僧人笑道：“一定是李淳風這小子説我們什麼了。”於是便對使者説：“等把酒喝完了，我們跟你一塊兒走。”喝完酒後他們便要下樓，使者在前面帶路先下去了，當使者回頭看他們幾個時，僧人已蹤影全無。使者回去將以上情形如實奏稟皇上，太宗聽後甚為驚異。當初僧人喝酒時，並未交酒錢，但當店主收拾器具時，在僧人的座位下面竟發現有錢兩千。 ^[21]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六月初，長安城中出現了“太白（星）屢晝見”的天象。太史據此占卜得出了一個“帝傳三世，武代李興”女主昌（盛年）的卜象。早年，長安城中民間又早就流傳着一種《秘記》，説道：“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由於傳言與卜象相符，故太宗得知後對此極為厭惡和憎恨。為此，太宗曾秘密召見太史令李淳風加以垂詢。這次密談後，太宗雖沒將“疑似者盡殺之”的想法付諸行動，但對傳言與天象的迷信卻有增無已，對武氏女王將取代唐朝天下這件事特別留意，成了一大心病，為日後李君羨讖言冤案埋下伏筆。

在岐山縣城東北約六華里之處的鳳鳴鎮李家道村，有一座唐代天文學家李淳風的墳墓。緊靠大墓一路之隔便是李淳風祠堂，三間大瓦房，坐北向南，其建築古色古香、幽雅古樸，頗有特色。祠堂門前左右兩邊立有李淳風紀念碑和李淳風祠堂重修紀念碑。李氏家族每月逢初一、十五都要去那裏集會，舉行祭祀禮儀。每年清明節在這裏還要舉辦一天的盛大廟會，張燈結綵，敲鑼打鼓唱大戲，四面八方的香客都來祭拜這位先祖。

李淳風生於隋仁壽二年（602年），逝於唐咸亨元年（670年），史書記載他活了69歲，遺骨便葬在了家鄉山清水秀的天柱山下。鄉親們為紀念這位先祖，為其建造了一座墳墓，墓高四米，周長六十八米，墓旁有祠，並有岐山縣人民政府於1972年為其所立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字樣的石碑。

《文獻通考》中也有對李墓的記載，“唐雍縣有天柱山，墓在天柱山之東。”天柱山在今岐山縣城北十里，一峯如柱，故稱天柱。李墓恰在其東南三、四里處。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