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

1966年，李洱生於河南濟源的一個村子裏，這個村曾經非常有名，唐朝時韓愈、白居易都來過這裏，並留下了大量詩作——有李洱老家馬桶邊的一本詩集為證。

1983年，李洱考入華東師範大學，那裏曾經有“全國最好的中文系”。“對我來説，80年代是文化的童年；對文學來説，那是它的青春期；對時代來説，那彷彿是新婚之後最忙亂的時期。”“那是一個文學的年代，文學是一種思想資源。奇怪的是，當時的小説其實是沒人看的，包括後來的先鋒小説。要到很多年後，通過商業炒作才被接受。”李洱記得有一次王蒙的新書徵訂，結果只訂了37本。

20世紀90年代，李洱寫了一部有自傳性質的中篇《中原》，小説裏面有一個人叫李洱。他後來經常想起這部寄了出去卻石沉大海的中篇，就用書中主人公的名字做了筆名 ^[4]  。

他的處女作《福音》是短篇小説，署的原名“李榮飛”。它記述了一位87歲的老奶奶講述的荒誕不經的故事。結構完全不同於傳統小説，語言也十分特別，幾乎可以説是詩意化敍述，故事內容也不再寫實，而是變形和虛幻的 ^[4]  。

隨後，李洱發表了第一個中篇《導師死了》。程永新覺得有點意思，讓他改。後來，改來改去，就變成了五萬多字的小説。最後定稿是在鄭州完成的。 ^[4] 

李洱還寫過一篇小説《加歇醫生》。他先寄給《上海文學》沒有音訊，後來，格非把作品寄給了《人民文學》。等李洱回到鄭州，在傳達室看到《人民文學》的信封，信中説：“我是李敬澤，看了你的小説，準備發在第十一期。你不要再投寄別的刊物。若還有別的小説，也可寄我一閲。” ^[4] 

李洱手頭並沒有別的稿子，就又寫了中篇《縫隙》寄了過去。李敬澤又發了這篇小説，還約著名作家、當時的河南省作協主席田中禾先生寫了一篇評論，在《人民文學》同期發出。

大學畢業後，李洱回到鄭州，在鄭州教育學院（現鄭州師範學院）任教。十年後，被調入河南省文學院做專業作家。當時，張宇擔任《莽原》主編，提出借用李洱兩年，讓他出任副主編。張宇説，借用一下“李洱的審美”。但李洱在《莽原》一干就是十多年。多年後張宇寫了一篇文章《李洱的光芒》，他對李洱的印象是：聰明而誠實，幽默而温暖 ^[4]  。

2001年，李洱以複雜而自如的敍事技法，完成了長篇小説《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2004年在國內出版，銷量固然還不壞，但李洱之名基本只出現在各種文學會議的演講稿上。當時夏黛麗四處尋訪李洱，一位中國作家説：我向你保證，中國沒有這個作家 ^[5]  。

2005，李洱開始寫《應物兄》。在這個過程中，李洱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把家從鄭州搬到了北京。剛剛安定下來，母親突患重病。作為家中長子，為了給母親治病，他和三個弟弟在幾大城市求醫問藥。寫作的過程很辛苦。他通常是利用業餘時間寫作，節假日對他最為珍貴，平時都是晚上9點半開始寫，寫到12點半。人到中年，百事叢生，精力也不比從前，所以寫得很慢。很多次，他以為這部小説寫不完了，留下半部作品。在朋友的催促下，他最終還是完成了這部作品，雖然寫作時間顯得比較漫長 ^[6]  。

2007年4月，《石榴樹上結櫻桃》由德國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DTV出版社出版。至今，德文版已經賣出了1萬本。《石榴樹上結櫻桃》已經拍成了電影，但除了拿版權費，剩下的事李洱一概不參與 ^[5]  。

2008年底，德國總理默克爾來華，將李洱德文版的《石榴樹上結櫻桃》送給時任中國總理温家寶，點名要與李洱對談。德國媒體評價《石榴樹上結櫻桃》説“誰想了解中國當代文學的現狀的話，就應該閲讀李洱的小説。” ^[4] 

2020年10月，擔任第六屆郁達夫小説獎終評委成員。 ^[7] 

2021年12月，當選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4] 

2022年4月，參加人文紀錄片《文學的日常》第二季。 ^[15] 

2024年3月，被聘請為河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智庫專家。 ^[16] 

李洱的語言生成方式極為高妙。他的語言是君子的語言，温潤如玉。（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評論家敬文東） ^[9] 

以才學入小説，這個類型的小説家，前面有寫《鏡花緣》的李汝珍和寫《圍城》錢鍾書,李洱是第三個。李洱要處理的問題，比前兩位要大很多。李洱之所以有野心把那麼多知識點囊括進13年的寫作，無非是想通過小説的形式追問中國今天的知識分子到底處於何種狀態。

（復旦大學教授郜元寶） ^[9]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實事求是地説，在知識系統的完備、文學史素養的深厚、文學研究的專業性幾方面，李洱都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應物兄》責編劉稚） ^[11] 

李洱寫知識分子很到位，沒有在外面寫，而是深入知識分子內裏。他有真切的感悟和體驗，也有深入的思考和思想。他寫的是生活、是生命、是心理、是文化。他把知識分子時代化、細節化、知識化，他用了知識分子語言寫知識分子，用知識分子文體寫知識分子，用知識分子風格寫知識分子。這就是他的成功。（西南大學文學院院長 王本朝） ^[12] 

李洱一方面書寫中國和中國人的、中國文化的、中國心靈的故事，同時他的寫作也具有國際性。（《人民文學》雜誌主編、文學評論家施戰軍） ^[6] 

他自稱不善於説話。“很多人能把廢話説得極漂亮，舌頭像蛇信子一樣吞吐不息。全是廢話，但很有節奏，我真是佩服。”但他很可能是最聰明、最會講笑話的作家之一。他縱橫捭闔，收放自如，感到驚訝時，喊一聲“乖乖”。他既誠摯又狡黠，既嚴肅又八卦，既得體又放鬆 ^[5]  。

從骨子裏，李洱有向小説宣戰的勇氣，他是碎片閲讀時代的李洱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李洱王’。他重新在審視今天可能並不討好的知識分子議題，審視歷史，話語和夢。他綿密的語法，大量的知識完全不討好，在今天簡直向死而寫，但是他重新創造了結構，召喚了寫作的勇氣。光是這點本身，就稱得上偉大。（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毛尖） ^[13] 

默克爾到北京出席亞歐峯會時安排了與李洱的會見。“她想通過我們瞭解，從改革開放至今的30年裏，中國社會究竟在哪些方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對中西方文化交流是什麼樣的態度，中國民眾對西方國家的看法。”李洱説 ^[8]  。

默克爾首先談到的是中國農民和農業問題。會談裏，默克爾還問李洱有關中國農民們的宗教信仰問題。李洱説，李洱還説，“很多中國農民對西方的瞭解，可能要大於西方知識分子對中國的瞭解。”默克爾聽了以後點頭説，她認為這是個事實，“西方知識界應該更多瞭解中國”，因此她希望同中國建立更多的聯繫，更多地瞭解中國。 ^[8] 

《石榴樹上結櫻桃》的德文版譯者Thekla女士（漢名:夏黛麗）在德國慕尼黑講授漢語和中國文學。她每次到中國旅行，都要購買很多中國小説。看到李洱的小説集《饒舌的啞巴》，她非常喜歡。她覺得李洱的小説與她看到的大部分中國小説不同，既有純熟的現代小説技巧，又有着強烈的現實精神 ^[8]  。

但夏黛麗女士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李洱。她問了很多人，最後終於通過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一個朋友，找到了李洱。接到夏黛麗的電話時，李洱正在鄭州大街上的出租車裏。李洱向夏黛麗介紹了自己的長篇小説《花腔》。看到《花腔》以後，她非常喜歡，在沒有找到出版社的情況下，願意自己付版税給李洱，買下了德文版權 ^[8]  。

李洱已經成為德國甚至歐洲人瞭解中國的一扇窗口。他去德國使館參加午宴的時候，發現他已經為德國駐華大使館工作人員所熟悉，從大使到普通工作人員，都在讀《石榴樹上結櫻桃》 ^[8]  。

《石榴樹上結櫻桃》在德國出版後，出版社專門為李洱在德國辦了系列朗誦會。德國的奧迪汽車公司還為李洱的德國之行提供5萬歐元的贊助。在慕尼黑和柏林，李洱朗誦中文，一位曾在法斯賓德的電影中出演女主角的演員朗誦德文。從聽眾現場的反映看，李洱覺得他們讀懂了這部小説。德國的記者告訴李洱，這是他們所參加的最好的朗誦會。朗誦會之後，又舉行了學術討論和簽名售書。出版商也沒有想到，現場簽名售書就賣了兩百多本 ^[8]  。

李洱在柏林換坐地鐵的時候，順便拐進了一家書店。書店門口貼了一張宣傳單，上面有一幅很大的照片，從面相上看是中國人，很熟悉，也很陌生。李洱好奇地走近一看，原來是自己 ^[8]  。

回國以後，李洱收到了一個厚厚的信封，裏面是一疊報紙，上面都刊登着《石榴樹上結櫻桃》的書評和對他的專訪。“我估計默克爾大概是通過報紙書評知道我的小説的，前兩天在北京日壇公園，我還碰到一個德國記者，他説德國的報紙雜誌上有很多與《石榴樹上結櫻桃》的文章和消息。” ^[9] 

李洱最初的小説創作跟博爾赫斯有關，此後師承的名單不斷拉長：馬爾克斯、昆德拉、卡夫卡、哈維爾、索爾·貝婁……“博爾赫斯，當時大家都叫他豪·路·博爾赫斯！全稱，以示尊重。當時華東師大就有一個博爾赫斯，格非嘛。當然，格非的視力是1.5。”

李洱早期的小説，格非大都看過。“他提意見的時候很委婉，不直接説我的小説，説的都是大師的作品：霍桑有個細節是這麼寫的，海明威有句話是那麼寫的。”也正是格非，陪着李洱把他的第一篇小説送到了《收穫》雜誌社。

回憶早年的寫作，李洱喜歡的作家有博爾赫斯、馬爾克斯、胡安·魯爾福。相對而言，早期受博爾赫斯影響更大一點。但是，他也覺得，直到現在，理解博爾赫斯的人並不多。博爾赫斯並不是一般中國讀者眼中的博爾赫斯，比如他改良了西班牙語，他的小説與拉美現實也存在着極為緊張的關係。李洱後來的寫作，與博爾赫斯關係不大。他早已走出了博爾赫斯 ^[4]  。

和同時代的作家一樣，李洱受外國文學影響至深。當被問到最希望和哪位作家對話，李洱説他很想問加繆，如果默爾索的母親只是病了，如果默爾索結了婚，《局外人》該如何寫 ^[4]  。

《花腔》被評論界認為是對歷史中的個人、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 和追究體現了深湛的認識水平，在藝術上是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先鋒文學探索成果的一次有力的綜合，被評論者稱為“先鋒文學的正果”。

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的李洱，現為《莽原》雜誌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 ^[1]  。著有《饒舌的啞巴》《遺忘》等小説集多部，長篇小説《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

2018年，《應物兄》首發於《收穫》長篇專號秋卷和冬卷，並在年末文學評選中，接連摘得《收穫》長篇小説頭名和中國小説學會長篇榜榜眼 ^[2]  。12月，《應物兄》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2]  。

曾獲第三、第四屆“大家文學獎”（榮譽獎），首屆“21世紀鼎鈞文學獎”，第十屆“莊重文文學獎” ^[10]  。2019年8月16日，憑藉作品《應物兄》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3]  。

人物週刊：《石榴樹上結櫻桃》裏的繁花和小紅都挺可愛、好笑，你認為可以用善惡來評判這些人嗎？

李洱：我關心人物的性格，要多於關心人物的道德。這可能是小説家的職業病。我內心有善惡標準，但不會要求讀者認同我的標準。有些朋友開玩笑，説你寫的農民不像農民，起碼是從中專出來的。哈，小看農民嘍。農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一個自作聰明的知識分子跟農民打交道，農民能把你賣了。不是經常有報道嗎？哪個女大學生被農民賣到了什麼地方，洞房花燭夜才明白過來，摸過來的，原來不是“同桌的你”。

人物週刊：你怎麼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洱：從專業角度講，準確是作家的惟一美德。

人物週刊：書裏那些“顛倒話”是你自己編的還是聽來的？

李洱 ：“顛倒話，話顛倒，石榴樹上結櫻桃；東西大路南北走，出門碰見人咬狗。”民間流傳很廣。前面兩句是很有趣的矛盾修辭。不過，小説中大部分顛倒話是我順口編出來的。有一天竟寫了幾百行，寫得口乾舌燥、扁桃體發炎。但最後用到小説裏的只是一小部分。

人物週刊：中國有許多鄉土文學，你覺得你寫的是不是真正的鄉土中國？

李洱：不能説我寫的就是真正的鄉土中國，只能説我寫出了我的鄉土經驗。什麼是經驗？經驗就是活潑的印象。如果還有人去寫沈從文式的鄉土小説，要麼是傻瓜，要麼是裝傻。應該學的是沈從文處理經驗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寫法。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歡通過寫作來訴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寫哭決不罷休，然後就到處簽名售書，胳膊肘都快磨破了，要影響他打高爾夫球了。他的苦其實是高爾夫球沒有打好的那種苦，那種苦當然也很真實很活潑，但如果非要通過寫農民來表達自己的這種苦，我就要把書放下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歡這種寫法，莫非他們平時也打高爾夫？

人物週刊：《石榴樹上結櫻桃》德文版出版後，當地書店為你舉辦作品朗誦會，在中國你沒享受過這種待遇吧？

李洱：巴金百歲誕辰時，《收穫》就舉辦過朗誦會，請一些作者朗誦自己的作品。我覺得這種形式很好，就跟買花籃買蛋糕一樣好。當時我朗誦的是《喑啞的聲音》，一篇寫通姦的小説，別人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開個玩笑，作者朗誦還有可能對播音美學產生影響。讓賈平凹去朗誦《秦腔》，肯定比羅京有意思。在德國我朗誦過幾次。有個在法斯賓德的電影裏演女主角的演員，她朗誦德文，我朗誦中文。她不懂中文，但她説聽我的朗誦有助於她理解作品。

人物週刊：德文版在德國引起很大反響，法文版呢？

李洱：法文版的翻譯和出版很有意思。一個譯者本來快翻完了，最後卻放棄了。他是“文革”時在復旦學的漢語，無法忍受小説中對“文革”的議論和描寫。可出版合同已經簽了，眼看就到期了，怎麼辦？那邊只好徵求我的意見，説如果我想打官司，他們也沒辦法；如果我不打官司，他們就多賠一點違約金。還是這個好，我也沒有時間打什麼官司。最主要的是，我對那個譯者突然尊重起來了。他為了他的文化立場，可以放棄經濟利益。這樣的人難道不值得我尊重嗎？我就跟法國出版社講，我很想認識這個翻譯家，想請他吃頓飯，跟他交流交流。我告訴他們我不是開玩笑，他們不信。

人物週刊：小説中的人物跟你是什麼關係？

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壞，所以我這個人也不是很壞；他們分裂得不是很厲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厲害。所有寫醜惡的作家，思想都有醜惡的部分。人寫黑暗是以自己內心的黑暗為依據的，黑暗不到那一步，就寫不出那一步。

人物週刊：你怎麼體驗生活？

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給我打電話，説某個出版公司跟電視台合作，邀請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後寫出這個普通人的傳記，電視台再拍成電視片。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我説沒興趣。我每天都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過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覺得自己過的不算是生活，非要“體驗生活”。

人物週刊：你平時是怎麼寫作的？

李洱：我一天寫七八個小時，最後能留下一千字就謝天謝地了。各有各的習慣，所謂“貓鑽貓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閻連科，一天只寫兩個小時，但一寫就是好幾千字。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一個句子，放這裏好還是放那裏好，諸如此類。有點把小説當成女人了。同樣是一團脂肪，長在乳房上是豐滿，長到腰上就是贅肉。為了表達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念，我要比較深入地瞭解它們，知道我寫的每一句話是什麼意思。這就變得很困難。我認為加繆的小説就是這樣的。它經過經驗反省，每句話都表達一種被審視過的生活，而不是像生活本身那樣。我可能還沒達到這樣的高度，但是我的寫作習慣已經變成這樣的了。

這還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你的想法一直在變。我常感到這個時代不適合寫長篇，因為你的經驗總被新的現實擊中、沖垮。曹雪芹那個時代適合寫長篇，賈寶玉什麼人，有什麼想法，他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寫出來就行了。雖然那個時代也在變化，可價值觀念穩定得就像賈府門前的石獅子。要是賈寶玉接個電話，林黛玉的，説她在什麼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賈府了，他立即覺得這個女孩不能要了。現代小説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大概是“突然”，突然怎麼樣，突然不怎麼樣。睡個午覺起來，你的想法可能就變了。

人物週刊：什麼是誠懇的寫作？你自己是否忠於內心？

李洱：寫作時，我無限忠於自己的內心。糟糕的是，這個時代的內心生活更多的時候是一種不良反應、一種創傷性經驗。寫作就是對這種不良反應的表達和反省。大家都説，內心平安就是幸福。可是，內心平安其實是一種罪，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的放棄、你對秩序的認同。所以，在寫作上你既要表達，又要對自己的表達作出必要的反省。寫作類似於你眼睜睜地看着某種體外手術，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擔心做壞的當然還是自己。

人物週刊：《花腔》體現了你對結構和語言的追求，在小説中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説理想。總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我們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錯亂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種看上去跟你距離甚遠的引文構成你的生活。一個人通常是在別人記憶中存活的，除非你寫自傳。但這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沒時間寫自傳或者只願意寫詩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讓渡給別人來寫。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願意寫散文，只願意寫詩。

人物週刊：你尊崇哪幾位作家？

李洱：兩個，一個加繆，一個哈維爾。哈維爾的作品，譯成中文的我全都看過。他不是一流作家，卻是一流文人。當總統之後他的秉性也沒改。他踩着滑板接見貴賓，抽空就寫荒誕派戲劇。

人物週刊：寫作給你帶來了什麼？一點名、一點錢？你一開始寫作時有什麼目的或者動力？

李洱 ：不是一點名、一點錢，而是一點點名、一點點錢。寫了這麼多年我的目的已經變得很簡單了，就是寫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説。

當代作家都被失敗感籠罩着

人物週刊：你怎麼看國內比較認可的美國作家卡佛、厄普代克？

李洱：我正應邀寫卡佛呢。他是個好作家。我讀卡佛應該是在1989年前後。後來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檳》。卡佛死之前曾經站在牀前凝望玫瑰，他最後一篇小説寫的是他的導師契訶夫死前喝香檳，香檳的瓶蓋自己蹦了出來。這兩個細節意味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輩致敬，為今生的告別，也為來世的相聚。寫作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傳承下來。一個作家，往往是在走向生命終點的時候，他才能夠最終懂得什麼叫死，什麼叫生，什麼叫幸福。困惑疑難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後再次現身，要求後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説讀書界和媒體終於認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這個月他們認可的是卡佛，下個月是誰？

人物週刊：德國漢學家顧彬批評中國作家的言論你怎麼看？李洱：顧彬在德國有個綽號叫“痛苦的耶穌”，可見他談論德國文學時也很痛苦。顧彬的“垃圾論”出來後，他在漢語文學界很痛苦，他説自己沒説過這話，只是説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華棟跟他做了個對談，可是沒地方發表，因為中國的很多媒體對他別的話不感興趣。開始時媒體只是借顧彬之口來罵人，人家要不罵，我們的媒體能活活急死。注意，請他罵的是作家，不是別的什麼家，如果他罵了別的什麼家，我們的媒體要麼不感興趣，要麼不敢刊登。這是不是很有趣？一個媒體先塑造出自己需要的顧彬，然後別的媒體一哄而上，去討論同行們精心創作的那個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實想法別人卻很難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耶穌若真的復活，這會不會是他在傳媒時代的真實處境？

人物週刊：有時候西方人看中國小説像看某類社會文獻。

李洱：我在德國接受訪問，記者經常問我關於衞慧、棉棉的問題。我坦率地告訴他們，如果她們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們就不是作家，我們的差別就有這麼大。

棉棉其實寫得不錯，是自動寫作。但問題就在這裏，當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時候，她必須有文學史的判斷，知道自己寫的跟別人哪兒不一樣，否則寫作無法繼續。衞慧很極端，但只是虛構的極端。那種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國人的生活，是她從亨利·米勒的作品裏讀來的。這就變成一個基本問題：絕對虛假的寫作和最本真的寫作，都有可能導致寫作無法持續。她們兩個正好代表兩種狀態。

人物週刊：是不是我們沒有一種健康的體制，使好作家能浮現出來？似乎很多作家都缺乏真正的精神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一種感覺，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寫作，然後放進抽屜鎖了起來，加了密碼。一種可能是他們不願發表，不願加入合唱，不願被納入秩序。另一種可能是他們發表了作品，但被我們忽略了，因為他們表達的經驗與我們有背離，但這種背離又沒有誇張到眩目的地步，所以我們沒能看見。跟他們相比，我已經很幸運了。文學史、文學體制是一個有趣的東西，它會過濾掉非常豐富的內容。篩子的網眼很大，篩出來的都是大塊文章、所謂的成功人物。什麼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裏，成功是一個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業包裝和自我吹噓的混合物。它惟一的必要條件就是銷量，但在五年之後，兩三年之後，甚至兩三個月之後，有沒有人會想起來你這本書？都是白忙。

精神力量？失敗算不算一種力量？我們所謂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憤世嫉俗，用高射炮打蚊子，用破掃帚打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鳥的紅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們往往不知道愛惜。

人物週刊：在這種狀況下，作為一個當代作家，你如何自處？

李洱：每個當代作家都被失敗感籠罩着。我們最早接受的文學教育使我們想表達某種思想、經驗、觀念，並使之成為某種思想資源。但這種可能性已經消失。很多作品踮着腳去迎合，而不是站穩了去表達。這是一個不重視內心生活的時代，價值觀分崩離析。但也許通過財富積累，人們會重新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美和意義。據説很多貪官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文學，是吧？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人物週刊：你認為幸福是什麼？

李洱：幸福成了時間概念，成了一種嗅覺，瞬間的，細微的，具體的。聞着嬰兒身上的氣息肯定是幸福的，可你也不能一直抱着他啊。他也要尋找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寫出滿意的小説當然也是幸福，類似於嬰兒吃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