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楚離

李楚離，1903年2月28日生，河北省元氏縣人。農民家庭出身。高小中業後考入保定育德中學。入校後很快接受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1924年10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考入西北國立大學，開始做黨的工作。

1925年6月考入北京大學學習，並擔任北大平民夜校教員。

1926年12月投筆從戎，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一師第一團幹事。

1927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4月任武漢黨員志願兵團籌備處幹事。7月隨葉挺、賀龍部隊到南昌，任連政治指導員。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9月部隊改編，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師政治部宣傳幹事。10月隨部隊轉戰到廣東陸豐，會合當地農民，參加東江暴動，任工農革命軍紅二師輜重隊隊長兼黨代表。

1928年海陸豐蘇維埃運動失敗後回到北平，經黨組織委派到山東煙台做兵運工作，任芝罘軍官學校政治指導員、中共特支書記，為開闢、發展煙台地區黨的秘密組織打下了基礎。

1931年任中共順直省委交通科科長。不久由於叛徒出賣被捕，1931年至1936年被關押在草嵐子北平軍人反省分院，負責同獄方交涉，同敵人進行了公開鬥爭。1936年8月被黨組織營救出獄，在平津從事黨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任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黨團書記。

全國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任華北人民武裝自衞委員會專職負責人。1938年參與組織領導冀東抗日大暴動。1939年1月至1942年2月任中共冀熱察區委委員。1939年6月至1940年7月任八路軍冀熱察挺進軍第十三支隊政治委員。1939年7月至1942年2月任中共冀熱察區委冀東區分委書記。1940年7月至1942年2月任八路軍冀熱察挺進軍冀東軍分區政治委員。1942年3月至1943年7月任中共晉察冀第十三地方委員會書記兼宣傳部部長、晉察冀軍區第十三軍分區政治委員。1942年10月任冀東地委東北工作委員會書記。1943年7月至1944年10月任中共冀熱邊特別區委員會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晉察冀軍區第十三軍分區副政治委員（至1944年12月）。參加創建冀東抗日根據地和反“掃蕩”戰鬥。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晉察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同年10月至1946年10月任中共冀熱遼分局委員、冀東軍區政治委員（至1947年4月）。1945年11月至1946年3月兼任冀東縱隊政治委員、冀東軍區軍政委員會主任（至1947年2月）。1945年12月至1948年3月任中共冀東區委書記。

1946年10月至1947年4月任中共冀察熱遼分局委員。1947年4月任東北民主聯軍冀察熱遼軍區冀東軍區政治委員、黨委書記，11月至12月任副政治委員、黨委副書記。1948年1月至12月任東北人民解放軍冀察熱遼軍區冀東軍區副政治委員、黨委副書記。同年3月至1949年3月任中共冀東區委副書記。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兼任華北軍區冀察熱遼軍區冀東軍區副政治委員、黨委副書記。參加了遼瀋、平津等戰役。

1949年3月任南下工作團團長，組織並帶領大批地方幹部到廣西，沿途建立基層政權、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維護社會秩序，組織恢復生產。1949年9月至1951年6月任中共廣西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1949年12月起任廣西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

1950年1月至1951年8月任中共廣西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1950年5月至1951年6月任中共廣西省委黨校副校長、廣西省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主任（至1951年8月）。1950年8月至11月任廣西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同年12月至1951年11月任廣西省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

1951年3月至4月任中共廣西省委秘書長。同年11月至1954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黨組小組（1953年前）、黨組副書記。

1952年5月至1966年5月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兼幹部處處長。

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列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分子，關押7年之久。1978年底獲得平反，恢復工作。同年12月至1982年9月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

1980年4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顧問。參加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工作。第三、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八大代表，十四大、十五大特邀代表。

2000年10月17日在北京逝世。 ^[2] 

在北京城數以千計的衚衕中，有一條看起來很普通，但説起來名頭大的衚衕，是位於西城區文津街後面的草嵐子衚衕。它的名頭大，是因為在解放前這裏曾有一所監獄就是當時主要關押平津地區政治犯的草嵐子監獄。1932年，它被正式命名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所謂“反省”，就是把對待犯人肉體上的摧殘、精神上的折磨融為一體。為體現“反省”特色，國民黨監獄當局還印好一個“反共啓事”，犯人只要在上面按個手印，即可釋放出獄。有個別貪生怕死的人，不等刑滿，主動去按個手印，就可以出獄。這一招，確實毒辣。據當年親歷者説，“原來獄中關禁過400餘囚徒，除極少數是因病保外就醫，和極個別無條件釋放外，不少人都是按手印出獄的。到我入獄的1933年，全監只剩下100來人，在繼續堅持頑強的鬥爭。”李楚離就是其中一位誓把牢底坐穿的共產黨員。到1936年春，獄中只剩下七八十名難友，個個都是堅持不反省、不反共、不履行出獄手續的。他們團結得如同一塊鐵板，不管是不是共產黨員，都在獄中秘密黨組織的領導下寧死不屈。

正當他們的鬥爭處在重要時刻，有消息傳到獄中：説獄外地下黨允許他們履行手續，儘快出獄。這個消息實在讓人不敢相信。經過一段時間，從多個途徑，他們驗證該消息屬實。原來，《何梅協定》簽訂之後，華北危機日益加深，平津政權也將存在“漢奸化”趨勢，獄中難友面臨着被屠殺的危險。另一方面，抗日戰爭即將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需要大批幹部投入到工作中。在這種情況下，李楚離於1936年10月走出了草嵐子監獄。李楚離出獄後，被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去領導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組織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該聯合會是1936年春在北平成立，以學生和上層知識分子為主，包括工人、農民、商人、婦女各方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半公開組織。該組織成立之始，劉少奇就注重爭取地方實力派。李楚離接手這個聯合會沒幾天，就趕上綏遠抗戰。他以聯合會的名義，發動了“援綏運動”。聯合會積極募捐支援，派代表到綏遠百靈廟進行慰問。這些工作，對於爭取國民黨軍隊參加抗日，尤其是二十九軍轉向抗日，在爾後的盧溝橋事變時揭開全民族抗戰的序幕，起到了重大作用。 ^[3] 

1937年7月底，平津淪陷。面對新的抗戰形勢，8月，中共中央在陝西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主持制定了開闢華北敵後戰場的具體計劃，明確指出：紅軍可以一部於敵後的冀東，以霧靈山為根據地進行遊擊戰爭。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中共河北省委，為配合八路軍建立以燕山山脈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要抓住時機發動冀東抗日武裝大起義。中共中央北方局還決定派當時的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李運昌回到冀東進行起義前的準備工作。為團結各階層抗日，根據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9月，已經由北平轉到天津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改稱“華北人民武裝自衞委員會”，吸收國民黨人蔘加，李楚離任黨團書記。

1938年2月，八路軍鄧華支隊來到平西，5月宋時輪支隊也來到平西，與鄧華支隊合併組成八路軍第四縱隊，進行挺進冀東前的整訓。期間，李楚離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赴阜平向聶榮臻司令員彙報冀東暴動計劃，兩次去平西與鄧華商定有關事宜。在八路軍第四縱隊的支持下，1938年7月初，震驚中外的冀東抗日大暴動開始了，如暴風驟雨般波及20多個縣，20餘萬眾參加，抗日聯軍發展到7萬餘人，其他抗日武裝3萬餘人，給冀東的日偽勢力以極大衝擊。在李楚離的指導下，洪麟閣、楊十三在遵化縣地北頭村（洪的老家）起義，拉起4000人的隊伍，李楚離任政治委員。8月，他們攻佔玉田縣城，活捉縣長和日本顧問，偽軍警除了逃竄一部分外其餘全部被俘。10月上旬，洪麟閣部（尚有2000人左右）奉命西撤，打算到平西整訓，途中士兵因故土難離而渙散逃跑，加上不斷遭受日偽軍截擊，損失慘重，總指揮洪麟閣在白河戰鬥中壯烈犧牲。當李楚離和楊十三帶隊西行至丫髻山下時，他們的隊伍只剩下幾百人了。這時，楊十三前往天津，李楚離決定帶着餘部返回冀東。在平谷縣北的樊各莊，與李運昌部相遇。在這個村，他們召開緊急會議，經過一天一夜的激烈爭論，最後決定由李運昌、李楚離分別率領剩下的抗日聯軍隊伍，分北、南兩路返回冀東。 ^[3] 

1939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唐縣軍城開會決定，將冀東抗聯武裝和包森等三個支隊改編為八路軍第十三支隊（1940年改稱冀東軍分區），李運昌任司令員，李楚離任政委。這次會議之後，中共冀東地委改為中共冀熱察區委冀東區分委，李楚離為冀東分委書記。經黨政軍民齊努力，到1940年，冀東抗日根據地已初具規模。同年12月底，李楚離在盤山主持召開冀東分委擴大會議，研究部署擴大冀東根據地的工作，決定加強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軍事建設、羣眾工作，推行合理負擔和整頓財經工作。此後，冀東抗日根據地進入鞏固中發展的新階段。冀東抗日根據地大塊基本區的形成，引起了日偽軍的震驚。從1940年冬開始，日偽軍集中兵力對基本區實施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製造了一起又一起慘案。1941年6月1日晚，軍分區司令部率十三團轉移，在薊縣城東南的十棵樹（村）遭敵包圍。敵人炮火猛烈，還施放毒瓦斯。激戰中，一營與司令部的聯繫被切斷。入夜，李運昌帶一營向北轉移，跳出日軍的重重封鎖。包森、李楚離等人率司令部及二、三營向南轉移，午夜到達薊縣南部李四莊一帶，未能跳出包圍圈。無奈司令部已彈盡人乏，不得已之下，命令各部化整為零，就地分散於百姓之中。在被敵人包圍後，老年婦女認“兒子”，青年婦女認“丈夫”，使人民子弟兵度過困境。 ^[3] 

1941年11月，李楚離主持中共冀東分委會議，決定打治安軍戰役。12月15日，在遵化城東的四十里鋪，首戰告捷，也拉開了打治安軍的序幕。至1942年2月5日，打治安軍戰役勝利結束。此役歷時53天，大小戰鬥近100次，殲滅偽軍加上政治瓦解，使治安軍損失六七個團；斃日軍田口中佐大隊長以下約500人。八路軍傷亡幹部10餘人、戰士約400人。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十三團團長包森更是名聲大震，以致日偽軍常拿他賭咒發誓：“口不應心，出門見包森。”日軍的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寧次也驚呼：“對冀東應有再認識”。如果將八路軍比作中國共產黨的一把劍，那軍隊內的政工幹部則承擔着讓這把劍更加鋒利的責任。在冀東抗日大地上，李楚離就是這樣一位鑄劍人。他既要參與行軍打仗，做好政治工作，又要協助地方發展黨員，建立政權，擴充部隊，忙得不可開交。好在政治工作是他的長項，如果從北伐時期他的“黨代表”經歷算起，到這時可謂是經驗豐富的“老同志”了。1942年他領導了冀東黨政軍的整風運動，健全了軍隊中的政治制度，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1943年2月，他向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作“堅持冀東遊擊戰爭，為創造大塊遊擊根據地而奮鬥”的報告。該報告長達6萬字，這是他代表冀東黨組織向上級作的一份很有史料價值的報告。1945年1月，中共冀熱遼區黨委、軍區和行署成立，李楚離任副書記、副政委。4月至6月，他作為代表在延安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聽着毛澤東主席的報告，他激情澎湃，憧憬着趕走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那一天。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