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主義

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年）出生於烏克蘭一個農民家庭，1925年畢業於基輔農學院後，在一個育種站工作。烏克蘭和阿塞拜疆雖然地處較偏南方，但是冬季農作物也偶爾會受到霜凍天氣的威脅。

1929年，李的父親偶然發現在雪地裏過冬的小麥種子，在春天播種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種稱為“春化處理”的育種法，即在種植前使種子濕潤和冷凍，以加速其生長。李森科誇大自己的發現是解決霜凍威脅的靈丹妙藥，為此，烏克蘭農業部決定在敖德薩植物育種遺傳研究所裏，設立專門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門，並任命李森科負責。“春化處理”在俄國的農業史上曾經有過，李森科對此給予了理論上的解釋。技術和理論，在指導農業生產上的價值與作用，需要由實踐來檢驗，而李森科推廣這種技術，不是依靠嚴格的科學實驗，卻是藉助於浮誇和弄虛作假。他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正直科學家的批評。

李森科出於政治與其他方面的考慮，堅持生物進化中的獲得性遺傳觀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用拉馬克（Lamarck，1744-1829）和米丘林(I． V．Michurin)的遺傳學抵制主流的孟德爾—摩爾根(G．Mendel-T．H．Morgan)遺傳學，並把西方遺傳學家稱為蘇維埃人民的敵人。李森科最初面臨的主要反對者是來自美國遺傳學家、誘發突變的發現者穆勒，後者認為經典的孟德爾遺傳學完全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蘇聯農業科學研究院前任院長 N·I·瓦維洛夫支持穆勒的觀點併成為李森科的頭號對手。

李森科從1920年代後期繞開學術藉助政治手段把批評者打倒。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參加全蘇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會上做了“春化處理是增產措施”的發言。李森科在演説中談到，生物學的爭論就像對“集體化”的爭論，是在和企圖阻撓蘇聯發展的階級敵人作鬥爭。他聲稱反對春化法的科學家：“不管他是在學術界，還是不在學術界，一個階級敵人總是一個階級敵人……”。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檢討，來改頭換面地對學術界知識分子進行攻擊，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儘管在烏克蘭50多個地點進行了5年(1931—1936)連續實驗，表明經春化處理的小麥並沒有提高產量，但這動搖不了李森科已經取得的勝利。

李森科的反對者開始面臨噩運。穆勒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瓦維洛夫則於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極刑，後又改判為20年監禁，1943年因營養不良在監獄中死去。1935年，李森科獲得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的稱號，並當上了敖德薩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所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對國防做出了巨大貢獻，蘇聯科學家的影響大為增加。有人因此希望戰後放鬆對科學家的控制。在1946—1947年，這種改進似乎有所出現。1947年蘇聯生物學家錫馬爾豪森在蘇聯主要哲學刊物上，發表了明確批判李森科主義的文章。1948年，當時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科學的官員尤里 ·日丹諾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烈·日丹諾夫的兒子、斯大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羅意蒙孫（V．P．Efroimson）、留比曉夫(A．A．Liubishchev)在內的蘇聯生物學家向中央委員會的控訴，認為李森科否定孟德爾遺傳學是錯誤的。日丹諾夫在隨後的一次報告中對李森科進行了批判。然而，由於李森科尋求斯大林的支持再次獲得成功。1948年8月，蘇聯召開了千餘人蔘加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又稱“八月會議”)。李森科在大會上作了《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論”、“新見解”，概括為幾個方面，作為“米丘林生物學”的主要內容，聲稱“米丘林生物學”是 “社會主義的”、“進步的”、“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而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則是“反動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的”。經斯大林批准，蘇聯正統的遺傳學被取締了。李森科在大會上宣佈，這次會議“把孟德爾—摩爾根—魏斯曼主義從科學上消滅掉，是對摩爾根主義的完全勝利，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是偉大的節日”。

“八月會議”使蘇聯的遺傳學遭到浩劫。在高等學校禁止講授摩爾根遺傳學；科研機構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義方向的研究計劃；一大批研究機構、實驗室被關閉、撤銷或改組；有資料説，全蘇聯有3000多名遺傳學家失去了在大學、科研機構中的本職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八月會議”的惡劣影響，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八月會議”使李森科達到了“事業”的巔峯。李森科的個人勝利，無疑是科學的悲劇。

真理的聲音依然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由蘇卡切夫院士主編的蘇聯《植物學雜誌》於1952年底起衝破阻力，再次發出了與李森科不同的聲音，揭開了蘇聯關於物種和物種形成問題的大論戰的序幕。之後，該刊發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隨者弄虛作假的事實和不道德的行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文化生活出現了一次解凍。1955年底，300多名蘇聯著名科學家聯名寫信給蘇聯最高當局，要求撤銷李森科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1956年2月，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後，對於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於形勢提出辭職，並得到蘇聯部長會議的批准。但是，由於赫魯曉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轍，再度以政治力量干預學術論爭，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繼續他的反科學事業。1958年12月14日，《真理報》發表了題為《論農業生物學兼評》、〈植物學雜誌〉的錯誤立場的社論，指責《植物學雜誌》發起的那場論戰，錯誤地否定了李森科。蘇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學雜誌》的主編職務，一大批反對李森科物種和物種形成 “新見解”的科學家被撤職，一批實驗室被關閉。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李森科主義在蘇維埃科學院被投票否決。至此，李森科喪失了在蘇聯生物學界的壟斷地位。李森科主義沒有實現蘇聯人“麪包會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們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學遭到了不可救藥的落伍，蘇聯失去了兩代現代生物學家。

歷史的教訓在於給人類以教益。科學完全走出政治強權的陰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陰影，這在今天仍然是人類的一項艱鉅的任務。控制論的創立者諾伯特·維納的話提供了這一事件的反思：“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只在人們具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才能繁榮起來。基於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從的信仰並不是什麼信仰，基於這種假信仰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會由於癱瘓而導致滅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科學沒有健康生長的基礎。”

在現代科學史上，有哪一位狂想家能象蘇聯育種和遺傳學頭號權威特羅菲姆·鄧尼索維奇·李森科獲得那麼高的名聲、那麼多的吹捧和那麼大的權力。克里姆林宮不僅把他的觀點奉為教條，而且把他在蘇聯的反對者，一個一個地從他們的工作崗位上清除了。有些人死在集中營裏，有些人失蹤了。有少數幾個人仍在工作，但卻轉入生物學的其他領域。

愚蠢行為及有計劃毀滅一門科學的行為，其原因究竟何在呢？儘管這種做法毫無道理可説，但如果我們對有關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和李森科奇蹟般發跡之前的一些重要事情做一番瞭解，那麼就會更加明白了。

故事要從十八世紀的法國科學家讓.拉馬克談起。拉馬克被稱為“進化論之父”是當之無愧的。雖然他的著作是在達爾文的著作之前半個世紀發表的，缺少足夠的事實來説服他的同行，但他有一個偉大的觀點，即植物和動物是經過漫長的地質年代緩慢進化而成的。拉馬克認為，進化的過程是通過特性的遺傳，而這些特性是物體在適應環境中形成的。

對這種“獲得性狀的遺傳”，經典的解釋是拉馬克關於長頸鹿的脖子如何變長的説明。長頸鹿生活在只能靠吃樹葉生存的地區，而樹葉卻高高地長在樹上。它們伸長了脖子去夠樹葉。這種伸脖子的動作，和這種動作的慾望，以某種方式傳那麼一隻雄性長頸鹿脖子伸長的特性，應以某種方式傳給這隻長頸鹿的精子。而這種關係是不存在的。事實上，許多已經有了很大變化的機體，就像指甲一樣，只不過是從身體中分泌出來的死物質，蝴蝶的翅膀就是一例。用這種無生命的組織去影響這種昆蟲的基因，這無論如何是不能想象的。

人們已作了很多試驗來檢驗拉馬克的理論。所有試驗的結果都否定了這一理論。相反，在各種雜誌上報道的、經過全世界遺傳學家嚴格檢驗過的數以萬計的試驗，已排除了許多合理的疑問，證明基因變異理論的正確性。對帶有基因的染色體進行了極為深入的研究。近年來，電子顯微鏡已經能夠觀察到可能是基因本身的東西。人類基因組計劃也已完成。 ^[1] 

儘管自然選擇的證據迅速增加，但拉馬克仍不乏忠實的信徒。在達爾文時期，英國諷刺作家塞繆爾.巴特勒寫了6本書來捍衞拉馬克，並激烈攻擊達爾文。後來，喬治.蕭伯納又操起了巴特勒的大棒。在法國，拉馬克的主張比在英國或德國存在時間都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