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昖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十一月十一日，李昖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仁達坊，他是朝鮮中宗的庶子德興君李岹的第三子（幼子），母親為鄭麟趾的曾孫女河東府夫人鄭氏。初名鈞，早年受封河城君，並曾被過繼給大伯福城君李嵋為嗣。 ^[1-2] 

李鈞作為旁系王族，本來無緣王位，但當時國王明宗李峘（李鈞的叔父）的獨子李暊（順懷世子）於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去世，而朝鮮中宗的親孫（嫡出）只有德陽君李岐之子豐山都正李宗麟及德興君的三個兒子河原君李鋥、河陵君李鏻、河城君李鈞四人，因此李鈞才有了入繼大統的機會。據記載，李鈞自幼資質甚佳，長得也很清秀，明宗每次召見他時，都會感嘆道：“德興君真是有福啊！”因此早有立李鈞為儲嗣的想法。 ^[3]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九月，明宗一度病危，幾乎不省人事。領議政李浚慶請建儲嗣，此時明宗已講不出話，便由王妃沈氏（仁順王后）根據明宗此前的想法，傳德興君第三子鈞“入侍醫藥”，言下之意即以其為嗣。 ^[4-5]  不久明宗病情好轉，也沒有給予李鈞正式的儲君名分，但已經把李鈞作為自己無嗣而薨的情況下的嗣君人選，日後頻繁召見李鈞，考察他的學業，並屢加恩賜，還特地為李鈞挑選名儒韓胤明、鄭芝衍為師傅，而李鈞也讀書甚精，思維活躍，時常向師傅提一些疑難問題，而師傅不能回答。 ^[3] 

隆慶元年（1567年）六月二十八日，明宗再次病危，這次他未能挺過來，以三十四歲之齡去世。仁順王后按照兩年前的既定方針，傳河城君李鈞入繼大統。於是還在為母親服喪的李鈞被迎入宮中，改名為昖，以明宗養子的身份於七月初三日即位於景福宮勤政門，其後追尊生父為德興大院君、生母為河東府大夫人，並遣使向宗主國明朝告哀請封。明穆宗遂派遣宦官姚臣、李慶出使朝鮮，於隆慶二年（1568年）正月冊封李昖為朝鮮國王。 ^[1] 

李昖繼位後，由養母仁順王后沈氏垂簾聽政，後於隆慶二年（1568年）二月還政。李昖在位時，政局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士林派的當權。明宗末年，隨着文定王后尹氏的去世，尹元衡為代表的小尹派失勢，至此，外戚專權的時代結束，士林終於成為朝鮮政局的主導者。李昖親政不久後，就為五十年前的己卯士禍平反，恢復趙光祖等人的官爵，追奪南袞、沈貞等製造己卯士禍的勳舊派官爵，後又追贈趙光祖領議政，賜諡“文正”。這標誌着士林時代的全面開幕。 ^[7] 

李昖本人亦按照士林派的要求，力求做一名接受儒臣教誨、精通儒家經典的聖君。他幾乎每天都要舉行經筵，與儒臣探討經史，有時甚至到半夜也不睡覺。 ^[7]  李昖在儒學上頗有造詣，在經筵上辨問甚詳，因此那些學識不足的儒臣都害怕當講官。 ^[8]  李昖還大舉起用白仁杰、李滉、李珥等名儒，受到徵召與禮遇的名儒亦樂於贊助李昖的“聖學”，如李滉進獻《聖學十圖》，李珥進獻《聖學輯要》，以引導李昖成為儒教聖君。李昖對此也欣然接納。 ^[7] 

雖然李昖即位後士林滿朝，但並非鐵板一塊。比較保守的先輩士類和勇於革新的新進士類之間的分化日益顯著。李昖在位初年的領議政李浚慶就敏鋭察覺出了這一點。隆慶六年（1572年）七月，李浚慶去世，在遺劄中專門提出“破朋黨之私”，並當時士林中的黨爭徵兆表示憂慮。 ^[9]  三年之後，朋黨之爭果然出現，並從此持續了兩百多年，對朝鮮社會產生深刻影響。

萬曆三年（1575年），因金孝元與沈義謙圍繞“銓郎”一職的爭奪，士林正式分化為東人和西人兩個朋黨。前者為金孝元為代表的新進士類，後者為沈義謙為代表的先輩士類，是為“東西分黨”。李珥試圖調停黨爭，但他並不反對朋黨本身，認為如果其心在於“正君治國”，那麼朋黨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對國家有益，“黨益盛而君益聖，國益安矣”。 ^[10]  李昖聽從李珥的調停建議，將金孝元調任慶興府使，沈義謙調任開城留守，然而慶興位於東北極邊，東人對此極為不滿，對李珥及西人羣起而攻之。李昖於萬曆十六年（1583年）流放了為首的三名東人宋應溉、樸謹元、許葑，史稱“癸未三竄”。 ^[11] 

萬曆十二年（1584年）正月，李珥去世，從此黨爭日趨激烈。同年西人領袖沈義謙被東人李潑彈劾去職，東人遂處於優勢地位。萬曆十七年（1589年）十月，以鄭汝立謀反事件為契機，發生“己丑獄事“，西人大臣鄭澈負責按獄，對東人展開大規模肅清，導致“東人株連以千計”，李潑、鄭彥智、鄭彥信、白惟讓、崔永慶等東人名士均死於己丑獄事。鄭澈在翌年被拜為左議政，西人得以恢復勢力，但李昖又陸續起用東人李山海為領議政、柳成龍為右議政，以平衡朝局。 ^[11] 

此時，李昖已年近四十，只有臨海君、光海君、信城君等幾個庶子，卻一直沒有嫡子，因此遲遲沒有建儲。萬曆十九年（1591年）二月，柳成龍與鄭澈相約請求建儲，但領議政李山海則不參與，並暗中聯絡李昖寵姬仁嬪金氏，稱鄭澈的真實目的是要殺了她和她的兒子信城君，仁嬪遂向李昖哭訴“鄭相欲殺吾母子”。其後鄭澈等入朝請求建儲，李昖先是不答，其後副提學李誠中、大司諫李海壽聲稱這是公議，李昖遂震怒道：“今予尚在，卿欲何為？”鄭澈遂被罷相，並遭到東人的猛烈攻擊。對於鄭澈的處置，東人內部也出現了明顯的意見分歧，李山海、鄭仁弘一派主張置於死地，而柳成龍、禹性傳一派則主張給鄭澈留條生路，李昖採取後者主張，將鄭澈流放晉州（後移至江界），己丑獄事中被擴大打擊的東人也陸續獲得平反。東人雖然重掌政權，但也因鄭澈處置問題而徹底決裂，李山海、鄭仁弘一派為北人，柳成龍、禹性傳一派為南人。 ^{[11]  [13]} 

就在朝鮮黨爭不休之際，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於萬曆二十年（1592年）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是為壬辰倭亂（萬曆朝鮮戰爭）。是年四月十三日，日軍登陸釜山，勢如破竹。四月二十八日，李昖派去抵禦日軍的申砬所率精鋭騎兵在忠州彈琴台全軍覆沒，國都漢城危在旦夕。李昖先火速立光海君李琿為王世子，然後決定逃離漢城，前往西北的平壤，稱之為“西狩”或“去邠”（出自周太王去邠遷岐以避戎狄的典故）。四月三十日清晨，李昖及從臣100餘人冒雨離開漢城，五月初一日抵達開城，五月初七日抵達平壤。

李昖逃亡時，任命右議政李陽元為留都大將，率4500士兵留守漢城，同時又分別任命金命元為都元帥、申恪為副元帥，讓他們阻擋日軍於漢江。同時先後罷免領議政李山海、左議政柳成龍，起用西人崔興源為領議政、尹鬥壽為左議政、俞泓為右議政。日軍順利突破漢江防線，於五月初三日兵不血刃地佔領漢城，朝鮮軍退守臨津江。李昖及朝鮮各將領指揮混亂，致使在蟹逾嶺之戰中打了勝仗的副元帥申恪蒙冤被殺，其後李昖又命朝鮮軍渡過臨津江出擊，反而中了日軍埋伏而大敗，導致開城於五月二十七日被日軍佔領。此時朝鮮軍隊除了李舜臣所率水師和鄭仁弘、金千鎰、趙憲等發起的義兵，朝鮮官軍幾乎完全喪失戰鬥力，因此宣祖於六月十一日離開平壤，再次北逃。更令李昖憂心的是民心離叛。他剛逃離漢城時，就有民眾放火打劫，燒燬景福、昌德、昌慶三宮及奴婢文籍、公私檔案等。 ^[14]  到了開城時，百姓紛紛抱怨李昖寵愛金公諒（仁嬪金氏之兄）而誤國殃民，甚至還有人向御駕投石。 ^[15]  逃離平壤時，李昖君臣也遭到軍民圍困，十分狼狽，王妃的侍從宮女被打下馬，户曹判書洪汝諄也被痛打受傷。 ^[16]  李氏王朝的國祚可謂不絕如縷。

在這種情況下，李昖只能求助於上國明朝，他甚至打算內附遼東。此建議在逃離漢城前後就被兵曹判書李恆福提出，但眾臣認為“迂闊難行”，尤其是內附遼東遭到強烈反對。 ^[17-18]  六月十一日，李昖逃離平壤，並任命大司憲李德馨為請援使前赴遼東，正式提出援助和內附的請求。眾臣仍反對內附，李昖説：“予死於天子之國可也，不可死於賊手”“與其死於賊手，無寧死於父母之國”，堅持內附之意。 ^[19]  同時決定“分朝”，讓世子李琿去咸鏡道等地撫軍抗倭。六月十四日，平壤失守。六月二十二日，李昖抵達鴨綠江邊的義州。其後明朝方面勸告其固守朝鮮，從遼東回來的李德馨也不贊成渡遼之議，李昖最終沒有內附遼東。 ^[20-21]  七月，由副總兵祖承訓、遊擊史儒率領的5000明軍來援，但在平壤被日軍擊敗，史儒戰死。李昖遂派兵曹參判鄭昆壽為陳奏使，直奔北京告急請援。十二月，提督李如松率4萬明軍來援，翌年正月收復平壤，李昖得報後大喜曰“皇恩罔極”。 ^[22] 

其後明軍雖在碧蹄館一度受挫，但朝鮮都元帥權慄又打了場勝仗幸州大捷。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四月二十日，漢城得到收復，十月初一日，李昖回到漢城，駐蹕於月山大君故宅，稱貞陵洞行宮（後來的慶運宮，即今德壽宮）。然而日軍仍然盤踞於朝鮮南海岸，李昖希望明朝能一鼓作氣將日軍逐出朝鮮，但明朝經略宋應昌、顧養謙反而同日軍議和，令李昖極為不滿，但對此無可奈何，朝臣中也有柳成龍、成渾、李廷馣等主張議和，李昖遂被迫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九月嚮明廷呈上了請求允許豐臣秀吉封貢的奏文，接受議和。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日本封貢失敗，議和破裂，翌年戰端再開，史稱“丁酉再亂”。在日本再次入侵前夕，李昖誤信讒言，先以裏通亂黨李夢鶴為名，杖殺義兵領袖金德齡，導致義兵士氣大挫，其後又中日本反間計，逮捕李舜臣，改任元均統領水師，結果朝鮮水師大敗，於是朝鮮戰鬥力最強的兩股力量均遭嚴重削弱，只能依靠明軍，而明軍也不能拿下朝鮮南海岸諸倭城，戰局遂陷入膠着狀態。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十月，豐臣秀吉死亡，日軍撤退，戰爭才得以終結，不過朝鮮水師名將李舜臣和明朝將領鄧子龍雙雙在露梁海戰中犧牲。戰後李昖大行封賞，以李恆福、鄭昆壽等為扈聖功臣，李舜臣、元均、權慄等為宣武功臣，表彰他們在抗倭戰爭中的貢獻。 ^[23] 

壬辰倭亂期間，柳成龍起初雖一度遭到罷斥，但李昖還是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後長期任命他為領議政，主持朝局，故南人在朝中佔優勢。等到戰爭結束後，柳成龍被北人彈劾“主和誤國”之罪，李昖遂削奪柳成龍的官職。 ^[24]  其後南人李德馨雖長期擔任領議政，但李山海、柳永慶、李爾瞻、鄭仁弘為首的北人的得到起用，逐漸在朝中佔據優勢。北人不久又分裂為“大北”和“小北”，李昖更偏向小北，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拜小北派領袖柳永慶為領議政。 ^[25] 

壬辰倭亂以後，李昖深居宮中，不開經筵，也極少接見大臣，軍國大事“只憑文字出納”。 ^[87]  另一方面，儲君問題也成為他在位後期的焦點。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懿仁王后樸氏去世，李昖在兩年後迎娶了新王妃仁穆王后金氏，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生下嫡子李㼁。在壬辰倭亂期間所立的世子李琿本來就不得李昖歡心，也未獲得明朝冊封，在李㼁降生後，他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小北派反對李琿，而李爾瞻、鄭仁弘等大北派則支持李琿。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冬以後，隨着李昖患病，王位之爭更加激烈。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二月初一日未時，李昖在吃糯米飯時突然被噎住，隨即薨逝，享年五十七歲。 ^[26]  死後傳出兩道遺教，一道是囑咐李琿愛護兄弟，另一道是託付柳永慶、韓應寅、韓浚謙、申欽、樸東亮、許筬、徐渻七名與王室聯姻的重臣保護李㼁。 ^[27-28] 

李琿繼位後，先為父王李昖上廟號“宣宗”，諡號“昭文毅武聖敬達孝大王”，明朝賜諡號“昭敬”，故朝鮮所上諡號第一字改為“顯”，第六字改為“睿”。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李琿以父王平息壬辰倭亂、拯救宗廟社稷，以及宗系辨誣之功和平息丁應泰誣告之功，將其廟號升格為“宣祖”。 ^[29]  明朝賜諡、生前及死後光海君、仁祖、高宗所上的尊號及諡號合稱“昭敬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啓統光憲凝道隆祚貽謨垂裕廣休延慶景命神歷弘功隆業顯文毅武聖睿達孝大王”，葬於穆陵（位於今韓國京畿道九里市東九陵區域內，緊挨朝鮮太祖李成桂之健元陵）。 ^[7] 

李昖重用士林，貫徹以儒治國的政策。他上台後就為趙光祖等平反。隆慶四年（1570年）頒行《國朝儒先錄》，宣揚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四名大儒（四賢）的事蹟。此外還命令刊行《近思錄》《心經》《小學集成》《三綱行實圖》等儒家通俗讀物，以教化民眾。他即位後，“以薦進遺逸為新政第一”，徵召了李滉、曹植、成運等大儒，命錄用金宗直子孫。 ^[7]  但另一方面，李昖亦對士林的膨脹保持警惕，因此他在位四十餘年間堅持拒絕將士林“四賢”（加上李滉為“五賢”）從祀文廟的請求，受到後世儒臣的批評。 ^[30] 

壬辰倭亂結束後，朝廷所掌握的土地賬簿被大量燒燬，為了掌握耕地狀況、確保財政收入，李昖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下令丈量全國耕地，到萬曆三十二年（1602年）正式完成，由於這次量田主要是在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年）進行，所以史稱“癸卯量田”。在壬辰倭亂前，朝鮮政府所掌握的耕地面積達150餘萬結（朝鮮一等田一結約合今13.65畝），戰爭結束後鋭減至30餘萬結，經過這次測量，增加到54萬餘結。但因為在兩班地主階層的反對下，這次量田沒把荒地包含進測量範圍內，所以戰後開墾的荒地就成為不被朝鮮政府掌握的“隱漏結”。 ^[31] 

李昖在位時期，朝鮮文壇百花齊放，空前繁榮，湧現了朝鮮王朝漢詩成就最高的“三唐詩人”——李達、白光勳、崔慶昌，同時崔慶昌、白光勳又與宋翼弼、崔岦、李純仁、尹卓然、河應臨合稱當時的八文章家。此外當時還活躍着黃廷彧、鄭澈、尹根壽、申欽等著名文學家，各種文集200餘種，儒家書籍也有100餘種。因此有人認為“這一時代可稱為穆陵盛世”（穆陵是李昖的陵號）。 ^[32] 

壬辰倭亂期間，朝鮮軍隊遭到毀滅性打擊。在明朝將領駱尚志及大臣柳成龍等人的推動下，朝鮮開始模仿明軍來重建軍隊，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十月李昖還都漢城後正式設立訓練都監，用於培養新軍，以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所著《紀效新書》為教材。起初訓練都監只有500人，到翌年擴充為1500人，並設置三手——使用鳥銃的炮手（7哨）、使用弓箭的射手（4哨）、使用短兵的殺手（2哨）。訓練都監與之前朝鮮的五衞軍相比，其顯著特點是由募兵而來的職業軍人組成，為此李昖向平安、咸鏡兩道外的六道徵收“三手米”（每結土地徵收2鬥2升，仁祖時降為1鬥2升，並免除京畿道三手米），用於訓練都監的募集和培養，從此朝鮮軍制開始從兵農一致的徵兵制轉換為以五軍營為中心的混合兵役制，而訓練都監則是朝鮮王朝後期最有戰鬥力的主幹部隊。 ^[33] 

壬辰倭亂後，朝鮮除了在中央設立訓練都監，還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在地方設立束伍軍，也就是將15歲以上沒有官職的兩班及良民、賤民男子中選拔“可堪操練者”，按《紀效新書》的“束伍法”編制軍隊，平時抽空訓練，戰時奔赴戰場，類似預備役部隊。不過百姓對束伍軍很抗拒，紛紛逃避，故收效不大。 ^[34-35] 

李昖即位後，對明外交的首要課題是請求明朝修改《大明會典》中對朝鮮王朝世系的錯誤記載，將李成桂之父記載為李仁任，這就是所謂的“宗系辨誣”，此一問題自朝鮮王朝開國以來就存在，再次發酵於正德年間《大明會典》傳入朝鮮，雖然朝鮮多次遣使辨誣，但歷時近兩百年猶未解決。李昖於萬曆元年（1573年）派奏請使李後白、尹根壽出使明朝，請求修正《大明會典》中的錯誤記錄，得到明廷批准，表示先將朝鮮奏請內容修入《明世宗實錄》，然後再在對《大明會典》的重修工作中改正朝鮮世系。 ^[36]  其後朝鮮一直密切關注明朝的動態，到萬曆十二年（1584年）派遣奏請使黃廷彧請求頒賜新修《大明會典》，當時《大明會典》尚未完成重修，但明神宗還是答應朝鮮的請求，李昖大喜，祭告宗廟，大赦全境。 ^[37]  萬曆十五年（1587年），《大明會典》重修完成，宣祖派謝恩使俞泓去索要，明朝禮部起初以皇帝尚未閲覽為由不同意馬上頒賜，但俞泓反覆請求，叩頭流血，明神宗終於批准頒賜新版《大明會典》中記錄朝鮮所在的那一冊。李昖再次告廟頒赦，御殿受賀。 ^[38]  萬曆十七年（1589年）十一月，聖節使尹根壽攜帶全套新版《大明會典》回到朝鮮，李昖親出昌慶宮弘化門迎接，並在明政殿接受羣臣朝賀。 ^[39]  隨着這樁最受朝鮮重視的兩百年之久的懸案塵埃落定，李昖大封功臣，以黃廷彧、俞泓、尹根壽為首功，稱“一等輸忠貢誠翼謨修紀光國功臣”，其餘相關使臣和官員十餘人則分別為二等、三等功臣。 ^[40] 

萬曆十九年（1591年）春，從日本回來的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帶回了日本太閣豐臣秀吉要求朝鮮假道攻明的國書。東人和西人出現分歧，西人黃允吉認為豐臣秀吉值得警惕，而東人金誠一則主張不足為慮。同樣在是否通報明朝的問題上，東人領袖領議政李山海認為通報明朝會泄露朝鮮私通日本之舉，西人大司憲尹鬥壽則力主不可欺騙上國，必須通報明朝。 ^[41]  李昖採取從輕奏聞的方法，讓祝賀明神宗生日的聖節使金應南假託被擄漂流人之口來報告日本入侵明朝的企圖。明朝遼東都司於當年八月傳諮文於朝鮮，探問倭情，同時朝鮮也得知琉球對明朝稱朝鮮可能會與日本聯合，於是李昖以韓應寅為陳奏使，再報倭情並辨誣不實之詞，明神宗予以嘉獎。 ^[42] 

萬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正式入侵朝鮮，五月佔領漢城，李昖馬上派司譯院判官韓潤輔等通報明朝遼東都司。雖然李昖有嚮明朝求救甚至內附遼東的念頭，但除了都承旨李恆福外無人支持，如尹鬥壽認為：“上國之兵，一入我境，則厥後難處之憂，萬倍於此”。 ^[17-18]  到六月平壤失守之際，李昖才派出李德馨為請兵使，正式嚮明朝提出求援和內附的請求。明朝同意援助，但在事實上拒絕了內附，甚至有傳聞稱要安置李昖於邊遠的寬奠堡，於是李昖放棄渡遼之計，久駐義州。 ^[43]  祖承訓的先鋒部隊戰敗後，李昖又派鄭昆壽赴明求援，終於使李如松大軍來援，取得平壤大捷，使朝鮮暫時轉危為安。其後明朝試圖同日本議和，遭到李昖強烈反對，為此他派使臣專門嚮明神宗請求，但遭到經略宋應昌阻撓。 ^[44]  接替宋應昌的顧養謙又強迫李昖嚮明神宗呈上請求封貢日本的奏文，李昖在反覆抗拒無效後，被迫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按其要求陳奏。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封貢失敗，翌年戰端再起，李昖再次請兵，明朝派楊鎬來“經理”朝鮮。由於戰事不利，楊鎬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遭到軍門贊畫丁應泰彈劾，其中提到楊鎬勾結朝鮮謀叛，李昖遂遣使上奏，為楊鎬求情。九月，丁應泰直接以李昖為彈劾對象，以自己獲得的《海東諸國紀》為證據，譴責朝鮮私交琉球、日本，又拿朝鮮歷代國王僭用廟號説事，斷言朝鮮對明朝不忠。李昖急忙遣使辨誣，懇求明神宗原諒，明神宗亦不予追究。 ^[45-46]  儘管此事不了了之，丁應泰彈劾事件仍對朝鮮造成巨大沖擊。

最終，壬辰倭亂因豐臣秀吉之死而結束。儘管李昖在此過程中對明朝有過種種不快甚至警惕，但總體上還是依賴明朝，對明軍的作用以肯定為主。他認為“或戰或守，必蒙力天朝後可濟”，明軍在朝鮮可以使“民心有所恃而不恐，賊亦有所忌憚”。 ^[47]  後來他在冊封功臣時，總結道：“今此平賊之事，專由天兵，我國將士不過或隨從天兵之後，或幸得零賊之頭而已，未嘗馘一賊酋、陷一賊陣，其中如李（舜臣）、元（均）二將海上之鏖，權慄幸州之捷，差強表表。” ^[48]  因此他手書“萬折必東”、“再造藩邦”等感激明朝的題字，稱頌明朝“再造之恩”，營建祭祀明朝官員邢玠、楊鎬等的“宣武祠”，加深了對明朝的依附。另外，在戰爭期間，朝鮮得到楊鎬的允許，在鴨綠江心的蘭子、替子（黔同島）等島嶼開墾，隨後請求明朝將蘭子島和替子島劃歸朝鮮，明朝同意並在替子島立碑標記。 ^[49-50] 

李昖在位時期，在明朝羈縻下的女真諸部日益壯大，朝鮮對依附朝鮮的女真瓦爾喀部（朝鮮稱“藩胡”、“兀良哈”）的影響力也逐漸式微，並且隨着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朝鮮稱“老乙可赤”）的興起，朝鮮亦受其衝擊，到李昖在位末年，藩胡喪失殆盡。

萬曆十一年（1583年）正月，藩胡酋長尼湯介率軍一萬入侵朝鮮，佔領咸鏡道慶源府，朝鮮朝野震驚，史稱“癸未之變”或“尼胡之變”。此亂歷時七個月，終於以尼湯介被朝鮮軍擒殺告終，但也反映出朝鮮邊防的空虛及對藩胡控制力的削弱。 ^[51] 

萬曆二十年（1592年）九月，被日軍追趕的李昖逃到義州。此時建州女真領袖努爾哈赤提出協助朝鮮抗倭，李昖在領議政柳成龍的建議下予以拒絕。 ^[52]  但當時朝鮮跟建州女真已關係疏遠已上百年，至此重啓交往，隨後建州女真又刷還朝鮮難民。三年後，發生了建州女真人潛入朝鮮採參、與朝鮮渭原地方官指揮下的軍民發生衝突的“渭原事件”，27名建州女真人被殺，努爾哈赤揚言報復朝鮮，被明朝轉告朝鮮。朝鮮一面通報遼東都司，請求制止努爾哈赤對朝鮮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又私下請求在朝鮮練兵的明朝遊擊胡大受幫忙，胡大受派部下餘希元去調停。餘希元麾下的楊大朝與朝鮮的女真語翻譯河世國先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出使建州女真，使努爾哈赤打消入侵朝鮮的念頭。十二月，朝鮮按努爾哈赤要求，派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女真，約定雙方修好。翌年餘希元也親赴建州女真，但都沒能説服努爾哈赤阻止建州女真人越境採參，此後越境採參仍繼續發生。 ^[53-54]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丁酉再亂時，努爾哈赤再次提出出兵2萬援助朝鮮，被明朝拒絕。 ^[55]  壬辰倭亂後，朝鮮對藩胡的控制力進一步下降，不少藩胡投奔努爾哈赤，努爾哈赤聽説這些藩胡平時受朝鮮官職，得到不少好處，也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向朝鮮請求給予官職，並來漢城謁見國王。李昖認為努爾哈赤已接受明朝龍虎將軍之職，卻突然來討好朝鮮，很可能不懷好意，便以努爾哈赤已受過明朝官職為由拒絕。 ^[56-57] 

另一方面，朝鮮也在壬辰倭亂後對藩胡加以經營，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剿滅鍾城、穩城一帶的易水部伊羅大、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出兵討伐會寧地區的藩胡老土（羅屯）等，均取得勝利。但其後海西女真的忽剌温（烏拉部）首領布佔泰（朝鮮稱“何叱耳”）又來跟朝鮮搶奪藩胡，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兩次入侵朝鮮，攻陷潼關鎮，虜獲無數。李昖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五月派咸鏡兵使金宗得率兵數千，渡圖們江（豆滿江），企圖殲滅聚集於件退（今中國吉林延吉市一帶）的五百名忽剌温軍，反被擊潰。從此朝鮮在藩胡中的勢力一落千丈，被迫給予布佔泰“僉知”一職和一百張職牒，實際上承認其對藩胡的控制權。 ^[58]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努爾哈赤與布佔泰在朝鮮境內的烏碣巖開戰，以努爾哈赤獲勝告終。在攻打布佔泰期間，努爾哈赤公然對朝鮮使用“王”號，並將藩胡收入自己囊中。 ^[59]  李昖痛恨“兩賊（努爾哈赤、布佔泰）之凌侮我國則極矣” ^[60]  ，並派使者敦促努爾哈赤歸還藩胡，但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藩屏盡撤。 ^[61] 

李昖在位時期，正值日本戰國亂世結束之際。織田信長統一了日本大部分地區，在本能寺之變被暗殺後，豐臣秀吉繼承他的事業，進一步實現日本的統一。豐臣秀吉不僅志在統一日本，更懷抱進軍大陸的野心，企圖以朝鮮為跳板，入侵明朝，於是先拉攏朝鮮，使其與日本結成同盟。萬曆十五年（1587年），對馬島主宗義調奉豐臣秀吉之命，派家臣柚谷康廣（朝鮮稱橘康廣）出使朝鮮，要求朝鮮派出通信使，被李昖拒絕，豐臣秀吉殺了柚谷康廣。 ^[62]  萬曆十七年（1588年）十二月，宗義調之子宗義智與僧人玄蘇又出使朝鮮。 ^[63]  翌年，在達成日本刷還朝鮮叛民和俘虜的條件後，李昖在仁政殿接見了宗義智等，並決定向豐臣政權派遣通信使。 ^[64-65]  通信使於萬曆十八年（1590年）三月出發，正使是西人黃允吉，副使是東人金誠一，他們見到豐臣秀吉後，得到了含有“欲一超直入大明國，欲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等內容的國書，要求朝鮮協助日本攻明。 ^[66]  翌年三月，黃允吉等偕日本使臣柳川調信、玄蘇等返回朝鮮，等待朝鮮回覆，被朝鮮斷然拒絕。 ^[67] 

雖然朝鮮拒絕了豐臣秀吉的要求，但在如何對待日本威脅的問題上卻出現分歧。黃允吉判斷“必有兵禍”，並評價豐臣秀吉“目光爍爍，似是膽智人也”，金誠一則説：“其目如鼠，不足畏也。”並譴責黃允吉動搖人心。 ^[68]  李昖決定還是加強對日本的防備，命令慶尚、全羅、忠清三道修築城池，整頓器械，防備日軍。又接受左議政柳成龍之意見，提拔李舜臣為全羅左水使，加強水師。但朝鮮南部多年沒有戰事，軍民抱怨，效率極低。 ^[69-70]  萬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軍大舉入侵朝鮮，李昖派遣曾在癸未之變中擊退女真的宿將申砬抵抗日軍，但在忠州全軍覆沒。李昖被迫撤離漢城，並嚮明朝求援。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明朝開始同日本媾和，李昖先是抗拒，後來被迫接受，並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派出黃慎為首的通信使，隨明朝冊封使楊方亨、沈惟敬一起赴日本，終因明日訴求不一致而導致和談破裂。在壬辰倭亂期間，李昖的兩個兒子臨海君和順和君在咸鏡道被日軍俘虜，朝鮮成宗的宣陵和朝鮮中宗的靖陵也被日本人盜掘，前者在和談期間被送還，後者則被視為奇恥大辱。 ^[71] 

壬辰倭亂結束後，對馬島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向朝鮮派出使節，請求講和修好。為了確認日方講和的真偽，李昖於萬曆三十年（1602年）派全繼信、孫文彧以“探賊使”身份前往對馬島偵探。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被扣留在薩摩的朝鮮儒生金光一獲准回國後，向李昖上疏彙報了日本國內的最新情報，強調了與日本講和修好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引起朝鮮方面的重視。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李昖決定派遣和尚松雲大師惟政為“探賊使”，出使日本。同年五月惟政回國後，報告了日本新統治者德川家康的修好意向。李昖君臣雖然有疑慮，但已意識到與日本修好不可迴避。 ^[72]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朝鮮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先為致書”（德川家康先向朝鮮遞國書）和“縛送犯陵賊”（壬辰倭亂時盜掘朝鮮王陵的日本人）兩個遣使議和的先決條件，並於同年八月由全繼信轉達於對馬島。日本的迴應非常迅速，十一月就由對馬島派遣井手彌六左衞門（朝鮮稱“橘智正”）帶着德川家康的國書和麻古沙九、麻多化之兩個“犯陵賊”來到朝鮮。李昖識破了德川家康國書為“偽書” ，系對馬島所偽造；而兩名“犯陵賊”則是對馬島的犯人，與壬辰倭亂毫無關係。 ^[73-74]  但戰後凋敝的朝鮮並沒有與日本討價還價的能力，而且朝鮮也急需派使前往日本將壬辰倭亂中被擄走的朝鮮人帶回國內以補充勞動力，既然朝方所要求之兩項名分已經貫徹，縱使識破其虛偽，也只好假戲真做了。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正月，李昖正式派出了以呂祐吉為正使、慶暹為副使、丁好寬為從事官的496人的使團前往日本，其名稱為“回答兼刷還使”，即其身兼兩項任務，回答德川家康之國書及刷還擄往日本的朝鮮人。雖然名稱不是“通信使”，但作為壬辰倭亂後朝鮮派往日本的第一個正式使團，具有破冰的歷史意義，結束了日朝兩國的敵對狀態。 ^[75] 

順懷世子死後，明宗讓包括河城君李鈞在內的幾個侄子進宮，有一次命他們寫字，其他幾個侄子都寫小詩或聯句，年齡最小的李鈞卻只寫了“忠孝本無二致”六字，明宗大感驚奇。又有一天，明宗讓他們戴翼善冠，説：“想知道你們頭的大小。”李鈞的幾個兄長相繼戴上，而李鈞則沒戴，而是兩雙手捧着翼善冠還給明宗，叩頭道：“這難道是常人所能戴的嗎？”明宗因此對李鈞格外青睞，萌生傳位於他之意。李鈞就是後來的宣祖李昖。 ^{[7]  [76]} 

李昖在位時，常對兒子們説：“你們覺得我當國君很快樂嗎？一個人沒安排到位，都是我要擔憂的，怎麼比得上你們自由出入、無所牽掛呢？讓我拿着河城君的俸祿，衣食無憂，那肯定比當國君快樂多了！” ^[77] 

李昖以“崇尚儉德”著稱，他從來不穿織錦綢緞衣服，每頓飯也不會吃兩種肉食。有一次他在西郊迎接明朝詔使，吃完午飯後命令給駙馬賜食，只有拌飯、乾魚片和泡菜而已，駙馬們吃完後還命他們把剩菜裹在袖子裏帶去，説這是禮儀。又有言官稟告近來服飾華美，李昖披着內衣來見羣臣，説：“我穿的衣服也是棉布，你們這些當臣子的難道還能穿着超過我嗎？”羣臣感到慚愧，此後奢侈之風為之一變。 ^[78] 

壬辰倭亂期間，明朝打算同日本停戰議和，朝鮮方面對此不滿。明朝通判王君榮對朝鮮禮曹判書尹根壽説：“中國一視同仁，（朝日）兩國之事，以和為上。”尹根壽轉達給李昖後，李昖埋怨道：“設使以外國言之，中國父母也。我國與日本同是外國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於子，則我國孝子也，日本賊子也。父母之於子，雖止於慈，豈有愛其賊子同於孝子之理乎？”這就是“孝子説”的由來。 ^[79] 

李昖平日對明朝也很恭敬，宮中得到一種珍貴食品的話，李昖就會放在桌案上，向西拜祝説：“欲獻吾皇，何可得也？”被形容為“不啻如孝子之慕父母”。 ^[7] 

宣祖李昖御筆(6張)

李昖在書法上很有造詣。他寫字的速度很快。由此可見，他頭腦的轉動和判斷速度非常快。而且，由於字跡整齊劃一、嚴謹，因此有評論認為他是個有邏輯、儉樸的人。豎劃很長，收尾分明，可見其意志力和業務能力出色。文字間距狹窄，説明他能自行判斷，自我意識強，嚴於自我表達和自我認識。據説，李珥、李滉、尹鬥壽、李恆福、李德馨、柳成龍等名臣在李昖面前不敢喘大氣。 ^[80]  由於李昖每事都是親自裁斷，所以備邊司、承政院等部門的朝臣都只能奉行他的旨意，甚至常有來不及奉旨而被迫待罪的情況發生，故當時有諺語形容稱“惶恐待罪承政院，上教允當備邊司”。 ^[81] 

但是，李昖的領導能力卻存在嚴重的問題。端正四方的文字，説明他十分注重規範而保守。構成李昖字體的各個部分之間空隙窄小，是幾乎沒有空隙的密閉型。這一點是李昖字體的最大特點，很少有人會書寫空隙如此之小的文字。筆跡學上的分析認為，這種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心胸不寬闊，沒有包容力，不會輕易接受別人的講話。這種類型的人物連出任小公司的領導都不合適，居然要讓他經營國家，尤其是面臨危機的國家，必然會出現問題。因此有觀點認為，李昖更適合當大臣而非國王。 ^[80] 

李昖有兩位王妃，生育子女中可考者有15子、14女（有封號者14子、11女），其數量在朝鮮王朝歷代國王中僅次於成宗李娎和太宗李芳遠。其親屬成員整理如下表 ^[7]  ：

《列聖御製》中收錄李昖所創作的詩63首，文22篇。其中代表作有《龍灣書事》等。《龍灣書事》是壬辰倭亂時他在鴨綠江畔義州（龍灣）所寫的詩，抒發去國之恨，並告誡大臣和衷共濟，圖謀恢復，不得再執着於東、西黨爭。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