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魁教授紀念文集

（1）音韻學史的研究。包括古代和現代兩方面，前者如論明代的音韻學、梵學傳入對音韻學的影響等，後者是對本世紀和建國以來音韻學研究的回顧和展。

（2）撰寫語音史。撰有《漢語語音史》和《普通話語音史》，因此二書尚未出版，這裏就暫不多説了。

（3）對音韻學運用於其他學科的論述和音韻學知識的普及工作。《古音概説》第七章為“古音的運用”，所編的古漢語教材中也都有這類內容，另外還有幾篇這方面的論文。至於普及性的文章就更多，不可能一一談到了。

（4）資料性工作。除上述《漢語等韻學》中的等韻資料外，先生還跟學生合作編寫了《韻學古籍述要》，介紹了五百多種民國以前的音韻學著作和材料，為學界同人提供了工作的方便。

（5）現代語音和方言語音史研究。這是廣義的音韻學所涵括的內容。在現代漢語（包括方言）語音方面，先生編有《新編潮汕方言十八音》和《普通話、潮汕方言常用字典》，寫過論普通話音節結構、粵方言語音的特點和內部差異及指導潮州人學北京音等的論文；在方言語音史方面，對潮州音和粵方言語音的歷史都作過很有意義的探索。他還利用潮州音來證明一些古音上的問題。

（6）還有一件是必須提到的：先生是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研究會成立後，又長期擔任理事、副會長，為推動整個音韻學界的學術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帶過兩屆音韻學方向碩士研究生，共3人；招收了一屆博士研究生，2人；進修生數屆，十??恕V泄?粼涎а芯炕嵩?侔旃?3屆音韻學研究班，先生都去上過課。他為培養音韻學界的後繼者付出了許多心血。

先生能取得那樣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的研究方法。這實際上也是他對音韻學發展的一項貢獻，值得好好總結。下面這3點是先生生前不止一次跟學生説起的，可以説是先生自己的經驗之談，現整理寫出在這裏，以供後學者參考。

（1）全面系統，愈博愈精。他曾表揚他的學生“不專就漢語語音史之一段、亦未就音韻學之一端作‘重點’式的探究，而能着意於音韻學或語音史整體之觀念，作廣泛之研求。因之，

從上古音至中古音至近代音，從古音學至今音學至等韻學，均能有所涉獵。探索之面既廣，收穫自然亦豐”（《音韻與方言研究》序）。這本是先生對學生的一向要求，其實也正是先生自己的學術風格。他常對學生説，只有把音韻學和語音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對音韻學的各個分科、語音史的各個階段都有全面系統的研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音韻學中的各別問題和特定時代的語音現象；而如果把自己侷限在一個小範圍裏，表面上看是“集中兵力”，實際上反而難以真正深入。先生的研究比較側重於等韻學和近代音，但對中古音、上古音也下了很

多工夫。音韻學以外的語言學科，他下了大工夫的是方言學和古漢語詞彙、語法，另有一些也略作涉獵。他平日喜歡大量瀏覽歷史、文學、經學、子書等各方面的圖書，對專業的研究亦時有裨益。如他通讀《詞話叢編》，就從中發現了不少有關宋元共同語音問題的材料。

（2）基於材料，統以理論。材料與理論的關係從來是學問家必須面對的問題。先生認為做學問應首先掌握充分的材料，就材料本身來進行分析，一切結論都必須是從對材料的分析中得來，要注意不要被現成的理論所拘，也不要被所謂“新潮”的理論所惑；外一方面，又不能沒有理論頭腦，致使對材料的底層研究的價值得不到提純。他自己在寫《漢語等韻學》之初，對流行的“等”的概念本也未產生懷疑，後來發現收集到的許多材料與流行的説法不相吻合，乃經過反覆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他多次告誡學生，不要寫那種只會羅列材料，而提不出屬於自己的看法的文章，更不要寫那種只拿到一點點材料就迫不及待地用某種先入為主的理論來大加發揮的文章，前一種文章流於細碎、繁瑣，後一種文章則不免空洞、蒼白。

（3）長期積累，短促突擊。有的專題需要有細水長流式的材料積累，到一定時候就能形成一個可觀的基礎，這時再集中時間和精力，有目的地找材料、作研究，就比較容易出成果。

《漢語等韻學》、《韻學古籍述要》等都是這樣寫出來的。

星橋先生是當代音韻學家中的佼佼者。中國音韻學研究會首任會長、著名語言學家嚴學宭先生曾讚揚他“貫通古今，論證詳密，構擬古讀，自具特色，自成一家之言，國內尚屬罕見。他能擺脱古的洋的沉重的經院氣味，而尊重客觀事實，發掘新資料，運用新方法，創立新觀點。……在我國漢語音韻學界中，眾所共知，譽稱南國一人”（1980年9月“對李新魁同志主要論文和專著的審查意見”）。在嚴老寫下了這些評語以後的十幾年裏，星橋先生又取得了更多令人矚目的成就。儘管英年早逝，先生還是給音韻學界留下了非常豐富的學術遺產。

後來的研究者們在學習和利用這些遺產時，將會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