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抱忱

李抱忱，1907年出生於河北保定西關外一個長老會福音園的基督教家庭裏，父親是牧師，母親是教會老師。他在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跟隨教會的傳教士學習鋼琴，後又在教會和崇實中學做了六年的琴師。1926年被保送入燕京大學，先入化學系，後改修教育，並副修音樂，學習了鋼琴、聲樂、音樂史、和聲、音樂教學法等課程。

1930年，李抱忱大學畢業，正式進入北平育英中學工作，任該校音樂教員及音樂主任。這一年對李抱忱來説是具有轉折性的—他從一個業餘音樂愛好者轉變為職業音樂教育者，並決定把音樂教育作為其終身的事業。李抱忱在育英中學任教五年，其間他共組織了八次合唱活動，創作了十首歌曲，發表了七篇音樂論文，出版了八本音樂專著、教材或歌集。

1935年，李抱忱離開育英中學，遠渡重洋到美國俄亥俄州奧伯林音樂院攻讀音樂教育專業。

1937年6月，李抱忱在獲得音樂教育學士學位、修完碩士全部課程之後回國，繼續從事他所熱愛的音樂教育事業。

李抱忱於1938年9月來到重慶。不久，他便向國民政府教育部提交了一份醖釀已久的《抗戰期間音樂教育工作計劃書》，這份文件深得當時教育部的認可，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停職已久的音樂教育委員會在重慶的重組。同時，李抱忱也因此被教育部委以重任，聘為音樂教育委員會教育組主任。 ^[2] 

1941年7月，任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院教授兼教務主任, 為音樂院制定五年課程標準。和張洪島、陳田鶴、楊蔭瀏、易開基、黃友葵、胡然、江定仙、陳振鐸、曹安和、儲師竹、劉北茂、蔡紹序、劉雪庵等共事。12月，由國民政府教育部核准為正教授。

1942年1月, 黃源洛的抗日歌劇《秋子》在重慶排演時, 被邀請為顧問之一。因國立音樂院院長楊仲子調任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主任, 繼續任教務主任併兼代理院務。4月, 以總團長兼指揮的身份率重慶五大學 (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中央政治學校、國立音樂院和國立藝術專科學校) 歌詠團訪問成都。

1944年再度赴美，10月從孟買乘美國軍艦赴美國。11月, 到達母校歐柏林音樂院。

1945年2—6月, 到美國各地考察音樂教育, 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朱麗亞德音樂學院、寇蒂斯音樂院、西敏寺合唱學院、耶魯大學音樂學院、新英格蘭音樂院及哈佛大學音樂系。5月, 在波士頓首晤趙元任夫婦。6月, 獲歐柏林大學音樂教育碩士學位並領Pi Kappa Lambda金鑰匙。

秋, 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1948年6月, 獲音樂教育博士學位。獲Kappa Delta Pi和Phi Delta Kappa兩榮譽學會的金鑰匙。取夫婦二人姓氏的上半部, 將新住宅命名為“山木齋”, 由甲骨學四大家 (四堂) 之一的董作賓題寫齋名。在耶魯大學兼課兩年後, 受胡適的影響, 最終決定改行教中文, 促進中美文化交流。老舍訪問美國期間, 常到寓所拜訪。在耶魯大學的幾年中, 和董作賓、羅莘田、孔德成、王方宇、傅斯年、李方桂、項馨吾等過從甚密。張大千、汪亞塵、胡適和于斌也曾為座上客。因學生減員, 涉及教師減員, 被裁一年。到“美國之音”主編音樂廣播節目, 到國務院國際電影處兼翻譯錄音工作, 在聯合國廣播處負責週末廣播節目。

1949年，重新被耶魯大學聘任, 任遠東語文學院主任編輯。

1954年5月, 妻兒至西部團聚。夫人崔瑰珍在家中辦了一個養老院。 在風光旖旎的海濱城市佳美城 (Carmel) 購房。組建演唱中國歌曲的外國學生合唱團, 並親自訓練和指揮, 經常組織外國學生演唱中國歌曲。

1954年，夫婦同時加入美國籍。

1967年，自美國國防語言學院退休。在美國國防語言學院期間宣讀三篇論文:《中國音樂和語言的幾個特色》 (馬里蘭大學) 、《中國語言裏的音樂》 (印地安那大學) 、《美國對中國在語言方面的影響》 (印地安那大學) 。

1972年1月底, 因心臟病提前半年從美國愛我華大學中文及遠東研究所主任職退休。12月，認許桂祝為義女。

1974年，9月14日, 第六次赴台, 定居台北縣新店市。

1975年，被聘為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及台北女子師範專科學校音樂科教授。

1976年3月28日, 李氏北平、重慶、美國、台灣四期學生為賀其七十大壽、夫人六六誕辰暨結婚45週年, 聯合舉辦“三慶音樂會”。

1979年，4月8日, 凌晨1時55分, 因心臟病逝世於台北中心診所。17日, 在懷恩堂舉行追思禮拜後火葬, 台灣各大報紙作了報道。6月1日, 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再版《山木齋話當年》。 ^[3] 

抗日戰爭時期的音樂教育與和平時期相比，更具特殊性、複雜性及艱鉅性，但李抱忱“深信音樂教育對於抗戰建國有重大的供（貢）獻”，因此他克服重重困難，積極推進中國音樂教育的發展。音樂教育委員會重組後，中國的音樂教育逐步進入正軌，作為音樂教育委員會教育組主任的李抱忱也開始深入思考音樂教育的發展道路和方向，他把對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理性思考逐一整理成文。例如，《建國的樂教》《抗戰期間的樂器問題》《改進音樂教育的一個基本問題—師資訓練》等，這些都是在經過充分調研且反覆斟酌後發表的十分有分量的學術文章。其中，有兩篇文章值得特別關注，因為這兩篇文章所闡述的學術觀點貫穿於他在重慶時期所有的音樂教育活動，可以説是他音樂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標誌。這兩篇文章分別是1940年發表的《抗戰期間全國中小學音樂教育概況》，以及1942年發表的《美國的學校音樂教育》。這兩篇文章不僅充分反映了李抱忱對中西音樂教育的系統思考和認識，同時也進一步表現出他融合中西、努力發展中國音樂教育的決心。

《抗戰期間全國中小學音樂教育概況》是李抱忱根據1938年“全國中小學音樂教學情形調查表”的反饋意見所作。該調查表“共收到1081個學校”的回執，李抱忱等人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對收回的一千餘份表格進行了整理、統計、分析和研究，並撰寫了一份詳盡的報告書，“供給關心音樂教育的朋友們一個參考”。同時，他還在此基礎上寫了一份簡短報告，即《戰時全國中小學音樂教學情形調查摘要（未完）》，發表在1940年 《樂風》期刊第1卷第1期上。雖説這是一份簡短報告，但還是由於篇幅所限，只發表了報告的前半部分，餘下的本打算在隨後幾期中陸續發表，可是《樂風》期刊由於一些原因被迫停刊，原計劃準備發表的部分，也沒有再刊登。為不留遺憾，李抱忱隨即在1940年《教育通訊》（漢口）第3卷（第37、38期）上，用“簡答體裁”的方式，發表了這份簡短報告，即《抗戰期間全國中小學音樂教育概況》。這篇文章雖只有六千餘字，但已實屬難得。在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剛剛步入正軌的時候，李抱忱就用統計學的相關方法對中國中小學音樂教育進行了系統、科學的調研，並以此作為依據，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改進意見和建議。 ^[2] 

音樂師資的缺乏是中國近代音樂教育中最突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能否得到有效地解決，關係到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如何根據當時的複雜情況制定出一套適合中國音樂師資培養的有效方案，是音樂教育家們關注的問題。李抱忱作為戰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教育組主任，對這個問題則有更多、更深的思考。

1939年3月28日音樂教育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李抱忱等人提議，“督促中央大學師範學院恢復音樂系或音樂專修科，國立藝專添設音樂師範專修科，國立師範學院及西北聯大師範學院添設音樂系或音樂專修科，私立大學音樂系改為音樂專修科，或音樂師範科”。在1941年4月13、14日音樂教育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他又提議“指定國立師範學院一律增設音樂系案”。隨後，一系列關於師範院校增設音樂系（科）的通令、規程也相繼出台。例如，1941年“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局：應斟酌需要在各省市指定師範學校一所或數所分別設置專門培養師資的班級，班級名稱有‘音樂組’、‘音體組’等”。根據音樂教育委員會提案精神以及教育部相關規程，全國各省市師範院校也積極響應，紛紛增設音樂系（科）：1941年，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內設藝術教育科音樂組；1942年，國立師範學院增設音樂專修科；1944年，國立湖北師範學院成立音樂系；等等。這些提案、規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戰時音樂師資嚴重不足的情況，中國的音樂師範教育由此逐漸步入正軌，並朝着李抱忱所期望的方向發展。 ^[2] 

除了學校音樂正課以外，李抱忱還建議各級學校應多組織一些課外音樂活動，如組建合唱隊、管絃樂隊、民樂隊等。

因此，李抱忱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關於開展課外活動辦法”的議案，“查現在各專科以上學校多無音樂課程且少課外音樂活動，學生課程本已偏於專門學科，若課外再無音樂調劑其生活，陶冶其性情學校生活之乾枯乏味可想而知，茲謹擬推行專科以上學校課外音樂活動數條”。此辦法共分六條，包括“一、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應每校聘一音樂教師負責推進全校音樂活動事宜。二、各校應由音樂教師在課外指導學生組織歌詠團、合唱團、國樂團、音樂研究會、戲劇社、口琴隊、西樂隊等並應令學生每人至少參加一種。三、各校音樂教師除負責於每學期組織學生音樂公演外，並應時常聘請校外音樂名家到校演奏或演講。四、各校應利用時機舉行聯合音樂會或音樂比賽會。五、各校每年應於經常費內酌撥音樂事業費以利音樂活動之進行。六、各校音樂活動得與本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取得聯絡，直接商洽進行”。該《辦法》出台以後，全國各地的學校都開始遵照執行 ^[2]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的音樂教材及書籍不但匱乏，還存在着以下諸多問題。如過於偏重抗戰歌曲、錯誤百出、定價過高、缺乏民眾化、所選曲目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等，這些問題嚴重製約了中國音樂教育的發展。

為了改變這一狀況，作為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編訂組主任的李抱忱，曾擬了一份《音樂教育小叢書編輯計劃》，在《計劃》中，李抱忱寫到“吾國對於音樂教育向來不重視，音樂書籍極感缺少，而為一般音樂教員用之教學參考書，猶如鳳毛麟角。值茲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之際，急應從速編輯，解決音樂教育多年之困難，以圖音樂教育之改進，民族精神之發揚”。為此，他“擬約請全國專家由音樂教育委員會教育組主編音教叢書二十種，每種約二、三萬字”，分三部分。第一，教育方面十一種，包括音樂哲學、音樂心理、音樂與學校、音樂與課程、兒童音樂、小學音樂教學法、中學音樂教學法、聲樂訓練法、歌詠指揮法、音樂教師之訓練、戰時全國中小學音樂教育概況。第二，課外活動方面三種，主要有課外音樂活動、國樂團組織法、合唱團組織法。第三，理論方面六種，唱名法檢討、音樂之演進、國樂常識、音樂常識、作曲法初步、樂器原理。應該説，以上這二十種音樂教育類叢書，囊括了大部分音樂分支學科，對於戰時中國的音樂教育來説實屬必要。 ^[2] 

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除了有極少數國樂器製造廠外（如重慶大同樂會樂器廠），很少有能製造或仿造西樂器的樂器廠和研究西樂器製造方法的專家。於是，李抱忱在1941年4月13、14日的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第六次會議上就提議，“請教育部籌發的款聘請專家，從事樂器製造，並獎勵濱海城市各樂器廠商內遷案”，此案得到國民政府的批准，決定“請教育部籌發的款分別商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及其他有關機關合作製造並獎勵上海等地樂器製造工廠內遷”。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音樂教具缺乏之困。 ^[2] 

李抱忱認為，“美國學校音樂教育之如此發達，督學制度的嚴密是一個大原因”。因此，他強烈建議國內也應建立一套完善的音樂督學制度，來促進音樂教育的發展。此建議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音樂督學制度很快建立起來。在此後的視察檔案材料中可以看到，音樂督學在視察的過程中，不僅會對音樂院校的整體情況進行詳細的瞭解，還會嚴厲地指出學校在教學、管理中所存在的問題、遇到的困難等，原原本本地寫入視察書中，而教育部也會根據視察書，對音樂院校（系）所存在的問題及時給出指導意見，令其整改，以提高教學綜合水平。 ^[2] 

李抱忱認為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在一個城市領略美國的音樂文化和各地音樂教育的最好成績”，是一件值得學習和借鑑的好事。於是，在李抱忱等人的努力下，1942年4月5日上午，中國音樂學會在重慶成立，林森、蔣介石、陳立夫、顧毓琇等國府官員參加成立儀式並致辭。6月13日學會舉行了第一屆常務理事會，會議通過了“編訂音樂年鑑、舉辦音樂座談會”等議案。1943年4月17日，中國音樂學會舉行第一屆年會，會議推選楊仲子為學會主席，通過了“採集民間歌謠詞譜、獎勵音樂技術人才、籌設樂器製造廠、經常舉行露天音樂演奏，編訂音樂學報等”提案，並選舉吳伯超、楊仲子、李抱忱、馬思聰等31人為理事。5月16日，該會舉行第二屆第一次理事會，決定“於半年內在桂林、昆明、貴陽、西安、成都、永安、泰和、恩施、白沙等處設立分會二十處”，各分會以“研究音樂學術，從事音樂事業，贊成本分會為宗旨”，填寫申請表，由兩人推薦，再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並繳納會費後成為正式會員。可以説，中國音樂學會的成立，對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