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

李慎之，中國共產黨黨員，1923年8月15日生於江蘇無錫。1941年至1945年，先後在北京燕京大學經濟系、上海聖約翰大學經濟系和成都燕京大學學習，1944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參加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民主青年救亡協會”。1945年至1946年，先後在四川自流井蜀光中學任教員、成都《天風》雜誌社任編輯。1946年至1949年，在重慶《新華日報》國際版任資料員，參加上海《新華日報》報館的籌備工作，後到延安“新華通訊社國際部”任編輯，194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起，在新華社國際部任編輯組組長、副主任。1952年9月至1953年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赴東歐六國考察文化教育。1953年曾參加朝鮮板門店軍事談判工作。1954年至1957年上半年，隨同周恩來總理參加過多次外交活動，包括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1955年的萬隆亞非會議等重大國際會議和國事訪問。在新華社期間，寫過大量的國際新聞與評論，參與許多外交文件和政治文件的起草工作，撰寫並發表過《亞非會議日記》、《日內瓦會議日記》、《日內瓦會議最後的報導》等著作。

1978年底至1980年初，李慎之同志參加了中央成立的國際問題寫作小組工作。其間，陪同鄧小平同志出訪美國，擔任代表團顧問。1980年調我院工作，負責美國研究所的籌建工作。1982年任美國研究所所長，為該所的科研規劃、學科建設以及人才吸引和培養等工作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這一年李慎之同志還參與了黨的十二大政治報告中關於國際外交部分的起草工作。1985年後，他擔任我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負責社科院外事和國際片的領導工作，為我院國際片科研和對外學術交流工作的開展起到積極作用。1988年任院黨組成員。1990年被免去副院長和黨組成員職務。1995年離職休養。

李慎之同志是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

李慎之同志早年投身革命，憂國憂民，關心世界大勢，離休後仍筆耕不輟。他長期從事國際新聞報導和國際問題的研究工作，知識廣博。參加過多次國際學術交流，有較深學術造詣和較豐富的對外交流活動經驗，在國內外具有一定的影響。李慎之同志病重期間，高全立前往醫院探望。（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之同志因病於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李慎之同志遺體告別儀式於5月9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陳奎元院長、王洛林副院長等院領導、老同志和有關單位送了花圈。副院長李慎明、高全立，秘書長朱錦昌前往八寶山向李慎之同志遺體告別。李慎之同志逝世後，李慎明、高全立、朱錦昌到家中弔唁慰問。

“慎公”，是中國知識界、思想界對李慎之先生的共稱。這位博學通識、鐵骨冰心的學者，生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卻並無專著問世，也沒有研究員、教授之類的職稱。他自1990年後方重新從事著述，平均每年只寫三篇文章，產量不能算高，然而幾乎每一篇出來，都能不脛而走，成為思想界的新話題，引起議論紛紜。

李慎之嫺於國際問題，是德高望重的國際問題專家，先後任多位中央領導人的外交秘書或助理，他的一生，用一位論者的話説，可謂經歷了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的跌宕起伏。同時，對身處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進行了前瞻性的思維。

1923年8月15日出生於江蘇無錫。

1941年至1945年，先後就讀於北京燕京大學經濟系、聖約翰大學經濟系（1950年8月併入上海財經學院，即上海財經大學） ^[1]  和成都燕京大學，期間參加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畢業後擔任過中學教師和雜誌社編輯。

1946年至1949年，在重慶新華日報國際版任資料員，後到延安新華通訊社任編輯，194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9年，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

1954年至1957 年上半年，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周恩來的外交秘書，隨同周恩來總理參加過多次外交活動，包括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1955年的萬隆亞非會議。在新華社期間，寫過大量國際新聞評論，參與許多外交和政治文件的起草。

1957年，因“大民主”的有關言論被毛澤東點名，定為極右分子，被錯劃為“右派”，受到開除黨籍、下放勞動等不公正待遇。

“文化大革命”期間下放，於1973年回京任新華社參編部翻譯、校對。

1979年“右派”問題被改正，恢復黨籍。

1978年底至1980年初，參加了中共中央成立的國際問題寫作小組工作。其間，陪同鄧小平同志出訪美國，擔任代表團顧問。

1980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

1985年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

198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

1990年免去社科院副院長和黨組成員職務。

1995年離職休養。

晚年，主要研究自由主義，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和政治進行了深刻反思，在海內外有較大影響，被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譽為中國世紀之交思想領域的領軍人物。

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協和醫院因老年性肺炎不治逝世。

李慎之生於1923年，即“五四”運動後的第四年。他的父親參加過辛亥革命，曾任《申報》《新聞報》駐無錫記者。慎之生於小康之家，幼時受過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又拜新文化運動之賜，得以親炙西學。在唸中學時，便接觸到西方的憲政民主思想。慎之回憶，有一位中學老師，是無錫的革命元老，給他們開“公民課”，闡明政府的權力與責任、個人的權利與義務，對他影響很大。這時他已讀完了《史記》《資治通鑑》等中國史書，但看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宣傳馬列的書籍後，覺得以五階段來劃分歷史、用兩階級來區分人羣，是中國古書所無。時代風潮所至，使他逐漸對馬列主義、對西學發生興趣。

1941年，李慎之18歲，考入燕京大學讀經濟學。只念了3個月，就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加上肺病而失學。

美國的參戰，使抗日戰爭出現勝利的曙光；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開始出現裂痕。為了爭取羣眾，兩黨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鬥爭十分激烈。是民主？還是獨裁？這將直接決定人心的向背。此時黨的新聞宣傳機構，如《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發表了大量如《一切光榮歸於民主》《美國人民的理想與民主精神》等文章，矛頭直指蔣介石的一黨獨裁和新聞封鎖，贏得了包括眾多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民心。

失學的慎之先是跑到自貢蜀光中學教“公民課”，一邊教書，一邊宣傳馬列，半年後，遭特務追捕而跑至成都，找到了共產黨，後調入重慶《新華日報》報社工作，成為上述那些文章作者的同事。這些文章，慎之都曾一字一句學習過，也宣傳過。他回憶，他在學生時代領導學生運動，這些文章就是他們的口號與綱領。

1949年，在天安門廣場陪同蘇聯外賓參加開國大典觀禮的李慎之，心潮澎湃。

這時的他，已經是中共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了。他在新華社編輯專供領導人看的《參考資料》，他的才華使他成為周恩來的外交秘書，陪周恩來出席過日內瓦會議、亞非會議，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在赫魯曉夫有關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傳出後，1956年10月發生了“波匈事件”，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為之震驚。毛澤東想到，他所得到的有關消息都是從《參考資料》裏來的，就派秘書林克向新華社國際部的正副主任王飛、李慎之瞭解看法。兩人大談蘇東問題，主張“革命之後應當搞一點改良主義”，李慎之更提出“應當成立憲法法院”，“小學中學都要設立公民課或憲法課，新中國每一個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權利與義務”等主張。

1957年，李慎之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

回憶這段歷史，李慎之指出，反右派運動是“中國的大逆轉”。他分析道，反右派鬥爭的勝利，直接孕育了大躍進。以後就是農業大放衞星，工業大鍊鋼鐵，人民公社紅遍全國。大躍進的失敗則導致了1959年初的反右傾鬥爭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到“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瀕臨崩潰，遠遠落在了30年前被中國打敗的日本的後面，甚至落後於所謂亞洲“四小龍”。

毛澤東逝世後，務實的鄧小平與全黨一起，撥亂反正，徹底否定“文革”，深入反“左”，逐漸把經濟建設放在首位，推行四個現代化。鑑於歷史教訓，1980年8月，鄧小平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專門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鄧小平指出：過去所發生的種種錯誤，固然與黨的領導的思想、作風的錯誤有關，但更嚴重、更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我們在領導制度、組織制度方面存在的嚴重缺陷。要防止“文革”悲劇的重演，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就必須從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上着手進行改革，從制度上確保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這才是當務之急。

1979年鄧小平訪美，決定起用當年周總理用過的隨行人員，仍是“右派”之身的李慎之被找了出來，成為鄧小平的外交助理。途中，慎之向小平請教為何要開放？開放為什麼主要向美歐開放？小平回答説，跟着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見李鬱回憶文章）

從美國回來後，組織上給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復了黨籍。

作為筆桿子，李慎之主持了黨的十二大報告國際部分的起草。有論者指出，這個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根本出發點是中國的“國家利益”，並明確提出不與任何大國結盟，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當時這一報告被海外認為是中國拉開與美國距離、放棄建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統一戰線，進行等距離、全方位外交的宣言。

1981年5月，李慎之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成為第一任所長。1990年，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位子上被免職。

對國際事務的熟悉和洞見，使李慎之成為中國最早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人之一。他多次撰文批評李光耀的東亞價值觀，認為李的儒家價值觀落實到現代政治上就是有強烈的宗法制——家長制色彩的尊尊親親的專制主義。李慎之認為，只有經濟的全球化而沒有人類基本價值的全球化，這個全球化就是殘缺不全的，甚至是沒有資格稱為全球化的。

1998年，他在一本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在人類認為有價值的各種價值中，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發軔於北京大學的自由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引進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認同的自由是指150年前，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所宣告的理想社會中的自由，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對自由的一種貼切的表述。李慎之認為：只有全社會多數人基本上都具備了這樣的態度，這樣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種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有關“姓社姓資”的爭論不息，改革開放的步伐也一度受到影響，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之後，這種局面才有所改變，慎之認為鄧小平此舉扳回了一局。但此時在一些知識分子中盛行犬儒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慎之認為，堅持現代化導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必須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先進成果。

工作的性質，使慎之比一般中國人對蘇東國家的情形有更多的瞭解。所以他很容易接受捷克作家哈維爾的看法。自馬基雅維利以來，西方政治一直把政治定義為權力的遊戲，哈維爾卻提出以道德、以良心作為政治的出發點和歸宿。慎之這樣介紹哈氏的觀點：

他的主張就是人人憑自己的良心説真話，做實事。説真話，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説話行事……

歷史學家劉志琴先生評論道，能不能講真話，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大難題，否則何以有那麼多秉筆直書的史官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建國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一批又一批因為講了真話的人打成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講真話的下了地獄，講假話的就青雲直上。此種假話還形成理論，像林彪所説的，不説假話就辦不成大事。此種教訓之深刻，足以使中華民族刻骨銘心。慎之晚年大呼以民主的生活方式來代替非民主的生活方式，不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嗎？

在SARS肆虐中華的當口，2003年4月20日，瀆職的高官被撤換，有關疫情的信息被公開，這些果敢的決策贏得民眾普遍的擁戴，也表明只有講真話，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

總而言之，貫穿慎之一生的，是對其理想的追求，他早年加入共產黨，可作如是觀；壯歲提倡政治改革罹禍，可作如是觀；暮年提倡講真話，以及對朋友説“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輕時還會入這個黨”，也可作如是觀。

他生前的一個遺願是編一套中學公民課本，十二冊，備六年十二個學期用。他説：“如果一個人還能有下一輩子，那麼我的最高願望是當一輩子公民教員，因為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家，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家。”

讀李慎之的材料，彷彿更接近了他的深心。在這些作為被批判者、被整肅者而寫的材料中，保存了他對自己原始思想狀態的清醒描述，使我找到了他晚年思想的源流。我設身處地，發現他所做的這些陳述，以他一貫維護個人尊嚴的自覺看來，不像是僅僅為了迎合權力者的指供誘供，以求“過關”而已。他一方面確也是出於共產黨員的組織紀律性，一切如實地提供組織審查，情願接受這“審查”的後果；另一方面則不排除更深遠的用心，就是“立此存照”，留待歷史的公論。正如李秀成被俘後的“自述”，瞿秋白犧牲前寫的《多餘的話》，他們心目中的真正讀者並不是收卷的人；也正如布哈林的遺囑標明是《寫給未來一代的黨的領導人》；李慎之應該是希望他的真實思想有朝一日能得到人們的理解。因此他的自述是從容的，並不是氣急敗壞地給自己頭上“扣屎盆子”，以求儘快獲得“寬大處理”。

1957年對“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檢討

1957年反右派時，李慎之是新華通訊社總社國際部負責人之一。對他的揭發和批判開始得較晚。從他9月10日、11日兩天在國際部大會上的檢討報告看，他檢討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除對整風、反右等運動的看法外，其他具體問題，只要看看各節的小標題就可以略知大概：

1.兩黨制如何起制約作用；

2.黨管哪些？應該領導哪些？不該領導哪些？如何領導？

3.黨羣關係，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問題；

4.歧路興悲；

5.中國（共產）黨有無犯錯誤的危險；

6.（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與蘇聯制度的關係。

再看他一篇《向黨、向人民請罪》的未定稿（刊於新華總社機關內部《前進報》，1957年11月4日第4版），其中涉及劃他右派所據的“右派言行”，如：

運動初期在國際部壁報上，提出“只有大膽地放，才能解決問題”；

推薦《人民日報》上卜無忌（後來知是鄧拓）的署名雜文《廢棄“庸人政治”》（按：鄧文是從成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引申立論的），反對黨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 《新聞業務》上發表《試揭一個矛盾》，懷疑新聞服從政治的原則，實際上攻擊新聞工作是“愚民政策”，要求絕對的“新聞自由”；

曾經覺得（土改中）打地主不文明，就是“民主革命中的表現也不徹底”的證明；

認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

此外，歷次運動中不積極，怕過頭，怕傷人；誇大副作用，而要求穩健，云云。

經過50年的風風雨雨，我們對上述這些條條，應該不難知道“是怎麼回事”，從而判斷其是非。

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按照中國特色運作的。儘管世界法治國家的通例是一罪不二罰，但在我們這裏則是“新賬老賬一起算”，所謂有“前科”，當然要翻老賬，何況還有出身、教育背景之類的“原罪”！於是在反右派鬥爭中劃為右派分子的李慎之，在8年之後的1965年，還要寫《關於服罪問題的檢查》。早從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批判彭德懷的“翻案風”，就已經開始對原已打倒的對象進行新一輪的打擊了。李慎之自不例外。他是個多思又健談的人，難免授人以柄，或用革命陣營中的話説，是讓人抓住小辮子。

其實，李慎之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的認罪，已經達到他這個人所能承認的“罪行”的極致。總不能讓他像侯寶林那樣，“文革”中在幹校認罪説“我企圖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吧？

李慎之這樣儒雅地表達了他對當年所犯錯誤的認識：“我在1956—1957年間，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惡性發展，已達到對‘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全面懷疑、全盤否定的程度。我從設想一個‘沒有斯大林的錯誤的社會主義’，‘沒有匈牙利事件的社會主義’出發，對黨的領導，對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以至新聞政策、幹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統的、根本性的攻擊。”

就是説，他承認他是就國家政治的根本制度進行思考和建言的，不是僅就幹部作風、幹羣關係的一般負面表現，做一些枝枝節節的批評。他的認罪也不是所謂“大帽子底下開小差”，都有具體的內容。他説：“我誣衊黨的權力太大會使社會主義國家成為極權國家，由階級專政成為一人專政，黨會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社會主義會退化為國家資本主義。我希望黨‘自遠於以黨代政’，‘以不領導代替領導’，‘以少領導代替多領導’，要求‘以社會力量從外部來制約黨’。我要求實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權要歸‘全民所有’，希望開發‘學術自由’、‘新聞自由’和‘幹部自由市場’，我希望黨向資產階級民主學習，效法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文官制度、出氣洞等等，還要求以專家路線來補充羣眾路線，我把這稱之為‘兩條線通天’。”

李慎之的這些思想固然是在國際部小範圍的同志間講過，“啓發”他們想“大問題”，有的並寫成短文、牆報，但最全面的一次則是在毛澤東派他的秘書林克前來徵求意見時表述的。其後不久，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對包括李慎之在內的幾位中共黨員幹部所説的“大民主”作了批駁。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對批判鬥爭對象“欲加之罪”或欲加重其罪時，總是指責他們是“有綱領、有計劃、有步驟”地反黨，然而大半都沒有什麼事實根據。而在李慎之這裏，他的政治思想帶有綱領性，他所發揮的那些條條，互相貫通，“加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政治宣言”。

在1965年11月12日《關於服罪問題的檢查》中，他坦白地承認這一點，並且以第三人稱批判了他自己的這些綱領性政見。

他説，第一，這些條條決不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內部探討如何“改良”的意見，而是一套完整的修正主義綱領，在當時就是資產階級右派的綱領。它的基礎是否認社會主義社會有階級、有階級鬥爭，而以普遍人性、以人性天然就有善有惡、永遠都有善有惡為立論的前提。它要求肯定而且固定個人的權利義務，而否定人的思想改造的可能性。第二，這些條條的作者決不是一個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如果他有理想的話，他的理想也只是“抽象的民主自由”。他提出這些意見的動機決不是要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也不是如他自己所説的要“使社會主義千秋萬世”，而是要使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國家千秋萬世。他充其量有使國家“長治久安”的願望，而決沒有不斷革命的理想。

李慎之這樣概括他的罪行説：“提出這樣一系列主張的人，曾經自稱對這些主張苦苦‘思索’的人，決不是在鳴放期間偶然失足的，也決不是認為自己的意見還不肯定、只是在‘探討’‘研究’的人，因為他久已完全肯定‘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應當否定，而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才是‘永恆的理想’。他的‘尚待探討’‘研究’的只是實行這種民主的具體方法、步驟與時間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在李慎之筆下，凡是在交代他的“右派思想言行”，也就是回溯或闡發他曾有的主張時，都是用的自己的語言，而在對之進行檢討批判時，用的則是流行的政治語言，例如把民主、自由，都加上“資產階級”這一類定語，或用了當時揭批“現代修正主義”赫魯曉夫、“全民黨”、“全民國家”時的習慣用語。

李慎之承認的罪行，就是他認為至少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也必須實行民主政治，使公民在享有各項自由權利的基礎上來履行義務。

李慎之服從了共產黨給予的處分，但從黨組織要求他檢查“服罪”問題來看，他之不服罪一定是形諸言表的。他在運動中只是“從階級分析上去領會批判的正確性”，就是説從“階級分析”看，他所戴的帽子都是戴得上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他説，“我所要求的是要黨承認我——根本是一個好人。”這並不意味着李慎之持道德史觀，只是説他要求一切要循常情常理。可冷酷的現實，是他被視為“敵我矛盾”之屬，自視為“好人”更進而要求黨視之為“好人”，這就叫作“鬧翻案”。

而到了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三面紅旗”打不下去了，七千人大會上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問題。李慎之説他在1962年一度“幻想平反”，是由於他“誣衊黨在反右鬥爭以及以後犯了左的錯誤”，“感到‘反右擴大化’與‘反右有副作用’，需要‘糾偏’，‘甄別平反’”，同時也是因為對“改造生活”的長期性和艱苦性沒有精神準備，要求恢復精神尊嚴的情緒與日俱增。

看來，李慎之的“不服罪是一個歷史事實”。因為，只有按照主流意識形態的語言體系，才能順理成章地入“己”以罪。然而，李慎之又不是沒有自己的頭腦、讓別人牽着自己的思想走的人。所以，在“服罪”與“不服罪”之間，他只能打着思想的鞦韆，盪來盪去。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他的矛盾，他的痛苦，他的悖論和他的尷尬。人們要挖他的思想根子，他除了照運動中的老例檢討“個人主義”以外，還從思想上反省了兩點：

一是“階級鬥爭觀念薄弱”。對階級鬥爭的厭倦，甚至使他在1958年一度“衷心地擁護三面紅旗，擁護實現共產主義，在我的靈魂深處也是因為我渴望階級鬥爭快快過去。我以為超英趕美建設社會主義是可以不要經過階級鬥爭而完成的，而到那時候我的問題也就自動解決了”。

二是所謂“形而上學”。他説，“我當年所以會有那麼多的反動思想，還把它當作好東西，是因為我腦袋裏有許多被我認為是萬古不變的‘真善美’的標準，這些標準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後受到了破壞，因此就使我感到許多東西都不對頭，不惜挺身而出，做一個保衞這些東西的‘勇士’。一直到反右以後，雖然我的政治思想受到了毀滅性的批判，但是我的人道主義、人性論之類的思想，我對文化藝術的標準還沒有從根本上觸動。8年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逐步深入，已充分告訴了我，所有一切我過去認為‘真善美’的東西無一不與3000年的私有制有聯繫，一概都要從根本上加以否定。而我自己也從社會生活的改變中體會到，這些東西在新社會已無存在的根據。”李慎之在不無悲傷地面對這一切時，他已經感應到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山雨欲來。

在新的更具毀滅性的災難之前，一個右派分子的“服罪”與“不服罪”，似乎已經無關緊要；李慎之在這份《關於服罪問題的檢查》上自注：“未通過。”他也未必還在乎它的通過還是不通過了吧。

這一份我在這裏着重用來舉例的老材料，連同卷宗中的其他材料，是具有文獻性的史料，應該加以研究。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中國思想的荒原上，曾經遊蕩過怎樣的思想者的背影？！

《被革命吞吃掉的兒子》

《李慎之文集》自印本

《懷念李慎之》自印本

《亞非會議日記》，世界知識社，1955年，與張彥合著

《亞非會議日記 日內瓦會議通訊》，中國新聞出版社，1986年

《崩離與整合：當代智者對話》，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與王元化、杜維明合著

《中國的道路》，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年，與何家棟合著 ^[2-3] 

《廿一世紀的憂思》，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年 ^[4] 

從顧準，到李慎之先生，都是不同的歷史時期的“娜拉”。林賢治先生在《紀念李慎之先生》中説：“李先生也是娜拉。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間，出走成了主題。”然而今天，“他倒下了，倒在門檻旁邊。”“出走”作為二十世紀中國一個獨特的精神命題，具有極其重要的思想史意義與現實意義。從顧準到李慎之對自己青年的理想、事業的義無返顧大步高吭的思想出走，一方面昭示了一種艱難的靈魂掙扎的過程，一方面向歷史、向我們以及我們的後代展示了一種理想的破滅及其血的教訓。在李慎之先生作為二十世紀末知識界最重要的人物的全部意義中，我認為最主要的意義就在於，他以他的個人的慘痛經歷與艱難的思想掙扎，向時代與歷史，中國與世界，我們與他們，昭示了一個具有道德良知與歷史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在中國近百年的歷程中的希望與失望，幻想與破滅以及挫敗之後的最終選擇。

李慎之、李鋭、王元化等老先生，都是“一二·九”運動中的一代人，他們有過激情澎湃的年輕時代，他們曾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民族的振興的理想而參加過學生運動，直至最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任何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都會奮起反抗專制政治。通過《歷史的先聲》 ^[6]  等書，我們今天仍能感受到當時這批青年知識分子對自由、民主的執着追求，我們仍能感受那個時代激動人心的時代脈搏。因此，李慎之先生老年還説“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時還會入這個黨”。而革命勝利以後，卻是數十年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的歷史。他們開始於因追求民主、自由而參加革命，革命勝利以後卻又因追求民主、自由而罹難。直至晚年，經過了血的教訓，他們選擇了對他們自身的歷史以及與他們的一生密切相關的中國現當代歷史的反思，民主、自由再次成為他們的思想母題。在革命勝利以後的這五十年中，李慎之、李鋭、王元化等老知識分子，都有過受到重用的經歷，也都有過飽受打擊、承受巨大壓力的時候。李慎之先生不但曾作為外交助理陪周恩來等領導人出訪，還擔任過中科院副院長。李鋭先生則曾經做過毛澤東的秘書，王元化先生也曾任要職。他們見證了中國數十年來的風風雨雨。正是他們這種大多數知識分子所不可能經歷的複雜、曲折的歷程，使他們的反省與最終選擇具有極大的警世意義。

李慎之的名字，是和顧準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在“文革”前後近三十年的歷史中，我們幸而有顧準。每一個思想家的思想高度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時代的極大限制，但是，一個苦難的時代，特別是處在苦難不斷重演，悲劇總是循環的歷史之中，每一點反思的結果都是極其珍貴的。顧準並沒有提供什麼精深的思想體系，但是，他的每一個觀點的提出，背後都飽含了作者自己乃至整個民族慘痛的血與淚的教訓。當一個民族完全籠罩在暴政的恐懼之中噤若寒蟬，甚至已經徹底失去反思的能力的時候，顧準卻以地獄中的思考者的姿態，以鮮血做墨水寫下他的文字。在這點上，李慎之先生的意義和顧準完全相同。

李慎之先生出走了，他走到了門檻旁邊。一個理想主義者最終懷疑他的理想，剔骨還父，削肉還母。出走的過程，就是良心的艱難掙扎的過程。在生命最後的幾年裏，李慎之先生為中國知識界提出了一系列極其重大的命題：重新啓蒙、自由主義、民主、全球化等等。在《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的發軔與復興》中，李先生説：“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二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100多年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這是“出走”之後的基本價值選擇。李先生提出的一系列命題，都是富有歷史眼光的，歷史終將證明，這些話題正是當前知識界急切必須瞭解、梳理的命題，是關係中國未來發展，甚至關係中華民族走向何方的重大命題。段躍先生的《永遠的尊嚴》寫到，李先生對當前青年人比較關心個人利益，是否會發展成為個人主義，進而要求民主這個問題的憂思，李先生説：“如果僅僅是為個人利益，也是有可能放棄自己的權利和責任，不顧道義的原則，屈從於權勢的，結果也許會朝着更加專制的方向發展。”這確實是極其深刻的真知灼見，而且是一個需要引起重視的一個結論。在這個方生方死的大時代裏，如果沒有一個長期的“回到五四，重新啓蒙”的過程，李先生所擔憂的這種傾向有可能真正發生。

李公走了，他不但自己已經邁出了門檻，而且用自己的行動，為中國重新點燃了啓蒙的火炬。這火種，就是李公為後來者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命題，這些命題正是我們繼續思考、言説的最基本的根據，也是我們思考、言説的出發點。可以説，在世紀之交，我們幸而有李慎之，中國幸而有李慎之，中國未來的思想方向有了一個大體的共識和一個堅強的根基——這個根基是建立在一個、甚至一羣經歷過風雨蒼黃五十年的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的基礎之上的。李公已經完成了時代賦予他的偉大使命，而他提出的一系列命題，則需要仍然活着的我們，繼續做出回答。

當代中國思想界有所謂“南王北李”之説，王是上海的王元化，李是北京的李慎之。此外，一些青年學者亦推崇龐樸和湯一介，其學問和人格都備受尊崇，或許可説是當代中國思想界的“四大天王”吧。

李慎之原來是周恩來英文秘書，但在反右及文革期間受了不少苦，平反後因其特有風骨，很受敬重，其一句“不在刺刀下當官”的話，也常被知識分子傳述。其氣度沉穩勇鋭，頭腦極清晰，有猛虎之勢。龐樸則在改革開放後，立刻表達其學問深度，且提拔了不少青年學者做各方面研究。他氣度温文內藴，不多發言，一發言則必有洞識，如雲中潛龍之出沒。

我們對話的核心在人類走向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文化的處境將如何？李慎之以全球化時代始於五百年前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在上帝眼中只是永恆中的一瞬，但卻對人類造成巨大影響。至一九九二年冷戰結束，則是另一時代開始，是經濟全球化的新時代。

龐樸以五百年前是西方文化操縱世界之始，但真正全球化當在二十一世紀，不以西方為主軸，是全球參與的多元化時代。此中的中國與世界之關係，可用莊子一句話明之：“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中國若沒有全球，就不能有自己，全球若沒有中國，也無得着。中國當以不排斥各族各文化的前提，來提供自己的價值給人類，海外華人當以“文化中國”來參與到世界裏去。

李慎之提醒中國切勿以自己為中心，那將成世界的禍害，故須視自己為多元中的一元。在中國失去的是“靈魂”，必須重尋上天放入心中的良知判斷準則，而建立人類和好之道。

詰難主流文明與普世精神者嘗言，那些東西在中國的民族傳統中沒有根基，是在中國找不到錨地的舶來之物，中國的出路在於或另闢他途，或迴歸本土。然而，慎之先生用他的一生有力地證明了一個相反的結論。慎之先生本人即是普世精神的本土楷模。慎之先生以他的一生為一個案，證明了他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序中所伸張的，主流文明與普世價值雖非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固有的傳統，但是來到中國就會生根發芽，與中國傳統融和。慎之先生的言行在當代中國的思考者中間所引起的強烈反響，可見先生之道不孤。——劉軍寧

中國知識界在八十年代有了一道“説真話”的題目。巴金提倡説真話，於是有《真話集》，其實那是小學三年級程度的真話，這種真話用的是記敍文的方式，説的大抵是關於個人的事情，一點回憶，一點感悟。然而，即便如此，事情就已經鬧得不得了了。但這並不能説明巴金的真話之真有很高的程度，只是説明我們的程度更低，此前只是“文盲”，幾十年盲人瞎馬的過來罷了。蕭乾也説是要説真話，但提出要修改巴金的“要説真話”的説法，加上“儘量”兩個字，明顯地後退了一步。在關於哈維爾以及別的文章中，李先生恰好也提及説真話。他讚譽王國維、陳寅恪是“惟真是求”，不趨時媚俗。真話是分層級的。如果説王、陳二位的真話不出學術的範圍，那麼李先生的真話則是超學術的；“真”的程度很高，這不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容易做到的。——林賢治

現代中國，“理想”在許多場合成為克人縱己只賺不賠的遊戲，如明儒黃宗羲所言“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而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慎之先生正是這種偽“理想”之敵。而古今有賢者焉，窮則兼濟天下，為無權者之權利知其不可而為之；達則獨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能強使人而不強。慎之先生正是這種真理想之友。——秦暉

在共產主義成為殺頭之罪的時候，李慎之選擇了共產主義；在自由主義成為被打壓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李慎之又鼓吹自由主義。他是一個十足的理想主義者，他的選擇毫無功利動機。——楊繼繩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