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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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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堂(1905年9月18日—1979年7月4日),字光梁,廣東五華人,出生於香港。梅州八賢之一,中國近代體育史上著名的足球運動員。 [7]  從17歲開始足球生涯,活躍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亞洲足壇,被球迷和香港媒體親切的評為“亞洲球王”。他不但是戰前罕見的中國職業足球運動員,也是當時公認的中國足球第一人。1979年7月4日因病逝世,享年74歲。
據統計,他在各項足球比賽中,共射進1860個球,與巴西的裏登雷克、德國球星蓋德穆勒、球王貝利以及獨狼羅馬里奧是迄今世界上進球逾千個的五大巨星。
中文名
李惠堂
外文名
Lee Wai Tong
別    名
字光梁、號魯衞
足球神童、球怪、球王 [3] 
怪傑 [8]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
中國香港
出生日期
1905年9月18日
逝世日期
1979年7月4日
身    高
182 cm
運動項目
足球
所屬運動隊
南華隊,中國國家隊
場上位置
前鋒
重要榮譽
亞洲球王、世界五大球王之一、世界進球逾千五大巨星之一

李惠堂早年經歷

李惠堂出生於香港一個商人家庭,從小教育甚嚴。 [11]  1912年,由於家中兄弟姐妹較多,6歲的李惠堂隨母親回到家鄉五華縣錫坑鄉(後為錫坑鎮,今橫陂鎮 [7]  )老樓村居住,接受基礎教育,並在該地自學足球球技,每天上學和放學回家的路上都盤球走路,這不僅磨鍊了他的意志而且提高了帶球技術。 [3]  在那裏,這個天性喜愛足球的孩子,當初練習腳法的方式很特別,在祖屋聯慶樓”側門有一個給狗進出的狗洞,這個狗洞成為了李惠堂練習臨門一腳目標。 [12]  由於從香港帶回的足球被踢壞後,就從家門口的兩棵柚子樹(一名豐琅柚,一名蟠龍柚)上摘下柚子來當球踢。等到樹上的柚子都被摘完後,他又用布巾紮成布團當作皮球來練習。經過幾年的鍛鍊,他的身體日見壯實,球技過人。
李惠堂童年練球的“狗洞” 李惠堂童年練球的“狗洞” [12]
1917年,父母將12歲的李惠堂接回香港,李惠堂從小熱愛足球,同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足球運動比較普及的皇仁書院,接受了中學教育和比較系統的足球訓練。李惠堂球風正派,腳下功夫深
他腦子非常聰明,不僅能用流暢的英語發表演講,還能用中文填詞做詩。課餘時間,他仍繼續參與校內正規的足球訓練和師生比賽,在同學中獨勝一籌,比賽時踢球技術遠遠超過一些年輕的老師。因家中商務較多,他只讀了兩年中學,14歲那年就輟學回家協助父親打理業務。 [3] 

李惠堂職業生涯

李惠堂球員生涯

李惠堂 李惠堂
1922年,南華體育會舉辦“夏令營杯”足球賽,李惠堂就報名參加香港大坑村童子會足球隊,擔任前鋒的他在比賽中展現了自己的足球技巧,進球數為全場第一。
經過激烈的比賽,最終他帶領童子會足球隊取得了勝利,被觀眾和媒體譽為“足球神童”。
“夏令營杯”足球賽結束後,香港最有名氣的南華足球隊當場決定接納李惠堂為香港南華足球隊隊員,被分配到實力較弱的乙組乙隊。但熱愛足球的他經過勤學苦練,進步很快,第二年就晉升南華乙組甲隊,並兩次獲派在甲組比賽中上場比賽的機會,這在乙組隊員中也是最突出的。 [3] 
李惠堂出任主力前鋒。他身高1米82,速度快,動作敏捷,控球技術尤為出色。球在他的腳下,對方兩三個人圍上去也難以搶走。他的射門技術更是令人叫絕,不管什麼位置、什麼角度,他都能左右開弓,球出如矢,力敵千鈞。他的倒地卧射更是一大絕招。
同年夏天,李惠堂代表南華隊參加香港甲級足球聯賽, 出任左邊鋒,因其球藝嫺熟刁鑽,出神入化,常有驚人之舉,香港球迷稱之為“球怪”。
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代表中國足球隊參加日本大阪舉行的第六屆遠東運動會,中國隊獲冠軍。18歲的李惠堂在4場比賽中初露鋒芒名聲大振。從此開始了他獻身足球的光榮生涯。 同年8月,李惠堂隨南華去澳大利亞,與全澳冠軍新南威爾士隊交鋒。開場僅5分鐘李惠堂就梅開二度,這場比賽他一人獨中三元,澳州當局專門授予他金質獎章。香港當地報刊以特大號標題,稱李惠堂為“球王”,並有“萬人聲裏叫球王,碧眼紫髯也頌揚”的詩句。
李惠堂 李惠堂
1925年,年輕的李惠堂懷着強烈的愛國熱忱,與自己青梅竹馬的鄰居廖月英從香港來到上海,決心要與外國球隊較量。李惠堂在上海期間,正值自己足球技藝的巔峯狀態,由於球藝出眾,22歲即被上海復旦大學足球隊聘為教練。隨後網羅上海各大學精英球員,創建樂華足球隊並帶隊稱雄滬上,結束了西方人球隊長期統治上海足壇的歷史。 [11] 
1926年,李惠堂率樂華足球隊參加上海舉行的“史考托杯”足球賽,以4比1的懸殊比分大勝蟬聯9屆冠軍的英國獵克斯隊,首開上海華人足球隊擊敗外國球隊的記錄,使李惠堂在綠茵場上的威望大增。洗雪了“東亞病夫”的恥辱,為中華民族爭了光。
1927年,李惠堂所在的球隊如日中天,相繼榮獲西聯會甲組聯賽、首屆高級盃賽和中華足聯甲組聯賽的冠軍 [12]  ,李惠堂成為大名鼎鼎的“一代球王”。同年,李惠堂率樂華隊在遠征東南亞國家中,屢建奇功,特別是率隊出戰菲律賓,戰績彪炳,載譽而歸
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流傳着這樣一句話:“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在舊中國,一位足球明星能夠和京劇大師梅蘭芳的名字相提並論,確實超乎尋常。可見他以頑強的拼搏,高超的球藝,贏得了人們的尊敬與喜愛。
李惠堂
李惠堂(2張)
李惠堂為國家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1923年入選中國隊,分別於1923、1925、1930、1934年參加了第六屆、第七屆、第九屆和第十屆遠東運動會足球賽,4次都為中國隊奪得冠軍。(實際上當時一共只有三四個國家參賽)。
1931年,樂華隊解散後,返回香港,重回南華足球隊 [11]  並擔任隊長。
同年,國際奧委會承認“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為國際奧委會會員,使我國體育健兒有機會與其他國家的足球運動員進行切磋、交流。
1936年,由於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財力困難,為了參加柏林奧運會足球賽,李惠堂和足球隊只能自籌資金,提前兩個多月出發,靠沿途比賽的門票收入作為參加奧運會的費用。李惠堂和隊友沿途進行了27場比賽,取得了23勝4平的戰績。他們省吃儉用一路風塵趕到柏林。李惠堂以中國足球隊隊長暨中國代表團旗手身份出席柏林奧運會 [11] 
但由於一路征戰,球員已疲憊不堪,到奧運會比賽時,以0比2負於英國國奧隊,首輪即遭淘汰。
賽後,李惠堂率隊在歐洲進行巡迴比賽 [11] 
1936年8月31日英國倫敦,中國球員與阿森納俱樂部球員會面 1936年8月31日英國倫敦,中國球員與阿森納俱樂部球員會面 [11]
1939年元旦,李惠堂在香港《大公報》上撰文,言及戰時國內體育界的現狀時寫道,“現在,除了上海孤島裏有一部份〔分〕同志稍形活躍外,體育之能保持常態的地方,惟有世外桃源的香港,在這裏因為流亡者的麇聚,人材〔才〕的源源而來,體育的動態反覺加倍熱鬧,成了全國的重心”。 [11] 
同年,李惠堂隨香港南華隊遠征南洋,在和馬來西亞檳城聯軍隊的首戰中,南華隊以11比0大勝。在這場比賽當中,35歲的李惠堂雄姿依舊,頻頻帶球過人開弓勁射,獨入7球。香港淪陷後,李惠堂不願做亡國奴,於1941年以借到澳門比賽之機,輾轉回到內地。他與家鄉人組建了五華足球隊。在家門口貼上了一副對聯:“認認真真抗戰,隨隨便便過年”。
1942年,李惠堂到梅州與強民隊對壘,結果以1比3“禮讓”強民。第二年,李惠堂邀請香港甲組高手,以“航建隊”名義,與強民隊比賽。通過這兩次比賽,對“足球之鄉”梅州的足球運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爾後,李惠堂到桂林組織廣東足球隊,參加所謂四省“元首杯”足球賽。他先後在重慶成都自貢等地作表演賽和義賽,籌集款項,救濟戰爭孤兒難民,支持抗日救國。
民國時期,足球運動是一種奢侈運動,不是平民百姓都能隨便參與的,當時球隊所有物品都要從外國進口,包括球衣、球襪,一雙好球鞋要幾十塊大洋,一個比賽足球要幾百銀元,而一場球的門票只賣幾毛錢,所以球員踢一場球只發兩毛錢車費。但是一家子一天的生活費也得一塊大洋,所以足球隊員踢球不能掙飯吃,就連球王李惠堂到了上海之後,也得先到靜安寺路華安保險公司兼職擔任瑞典洋行秘書,並曾代表保險公司前往荷屬東印度開拓業務 [8]  [11] 
回到家鄉之後,李惠堂也在五華糧倉做糧倉主任以及在公路處工作,才能解決一家人的生計問題,日本投降之後,李惠堂由原籍回到香港,還是效力於南華足球隊。抗戰勝利之後,李惠堂從內地返回香港,繼續效力母隊南華隊 [8] 
1947年秋,李惠堂率南華足球隊到東南亞訪問,與泰國、新加坡等國足球隊比賽十場,場場告捷。同年,李惠堂在香港參加埠際賽(滬港盃賽的前身),他射出的一個點球被撲中,這場比賽是他的“掛靴之戰”。 [8] 
43歲李惠堂的“掛靴”告別賽仍勇猛異常,東南亞訪問回到香港後,李惠堂參加了香港對上海的一場足球比賽,已經43歲的他仍勇猛異常,接連攻入數球,結果以五比一戰勝上海隊,這場比賽也成了他“掛靴”的告別賽。從1923年18歲代表中國參加遠東運動會,到1947年作為隊長參加最後一場比賽,李惠堂在球場上度過了25年的時間。雖然14歲便走出校門,但是他不僅能用流暢的英語發表演講,也能用中文填詞做詩,後人更為敬重他的體育道德和愛國情操,李惠堂能腳踢足球,手著文章,朋友們打趣説他是手腳萬能的“怪傑”。 [6] 
李惠堂 李惠堂
李惠堂與政界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叔父李大超為國民黨要人吳鐵城的重要親信,在政治上對李惠堂多有引導。在李大超的介紹下,李惠堂於20世紀30年代加入國民黨。1937年春,廣州市政府出面聘任李惠堂為設計委員,委託其主持省城的體育規劃。李惠堂訪問南洋之前,被任命為省政府的“考察專員”。 [11] 
李惠堂 李惠堂 [11]

李惠堂愛國抗日

球王李惠堂使中國人擺脱“東亞病夫”之名,李惠堂拒絕為汪精衞效勞,多次足球義賽籌款抗日。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內地戰火紛飛,整整一年又一個月 ,傷勢痊癒後的李惠堂重披戰袍,出現在香港賑濟內地災害的賽場上,雄風依舊 [14] 
1941年2月,曾與李惠堂共同效力於上海樂華隊和國家隊的隊友陳鎮和,以國民黨軍飛行員身份駕機在蘭州上空遭遇空難,機毀人亡。消息傳至香港,令香港足壇備感悲痛。為紀念陳鎮和、鼓舞國人抗戰鬥志,李惠堂和曾經的國家隊隊友、時任國民政府駐港代表隨從參謀的徐亨,共同聯絡香港體育界,與陳鎮和母校暨南大學的香港同學會一道,組織足球義賽。這場極具政治意味的足球比賽,得到吳鐵城、王正廷杜月笙等在港國民政府要人和社會名流的積極響應。5月3日,舉行比賽的南華球場“高懸烈士遺像,兩旁分掛黨國旗,台上輓聯花圈,琳琅滿目,大會工作人員,一律臂纏黑紗”,氣氛悲壯肅穆。球賽開始之前,李惠堂發表演説,並領導全體到場者默哀3分鐘。本場義賽共募得港幣2000餘元,社會反響強烈。 [11] 
12月25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次年春天,汪精衞為慶祝“偽滿州國”建立十週年,特命外交部長褚民誼和宣傳部長林柏生聯名給李惠堂致電,擬派專機接李惠堂和南華足球隊到南京和滿洲各地巡迴表演,並留在南京主持體育政務。李惠堂聽了以後,他不願意為汪精衞效勞,但汪又派專機來迎接,李惠堂亦堅決拒絕。李惠堂説:“我李惠堂一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豈能當亡國奴,要我賣國求榮,做傷天害理的事更辦不到!” [10]  那怎麼辦呢?最後他考慮,反對他又不行,那就走為上策 [4] 
李惠堂故居 李惠堂故居
為了避開日本人和汪偽政權的追蹤,李惠堂決定率領南華隊去澳門訪問,藉此機會逃離香港,返回廣東老家。從澳門去廣東只需7個小時的車程,但因為天氣和船舶的緣故,一路周折不斷,李惠堂竟漂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才返回廣東五華錫坑老家。一路上多方朋友相助,在桂林時更是受到李濟深的款待,離桂途中,他寫了一首感懷詩,“世亂時虞歷萬難,今朝脱險向長安。桂林山水迎人笑,我正飄零意未寬。”
回到家鄉後,他在田野鄉村過着簡樸的生活,並在家門口貼上了一副對聯,“認認真真抗戰,隨隨便便過年。”在維持生計之餘,李惠堂依然沒有放棄他所熱愛的足球,回到家鄉後不久,他先後組織五華足球隊和航建足球隊,兩次訪問梅州市梅縣區、興寧、韶關等地,到各地巡迴比賽,推動了山鄉體育運動的發展。
1942年,響應宋慶齡慰問抗日傷病員,那時候黃河決堤,災民非常多,當時國民黨政府號召李惠堂舉辦足球義賽義捐
1943年,李惠堂和南華會部分隊員在韶關重逢,在他帶動下,重建了足球隊,開始了“體育救國”的歷程。在廣東韶關義賽之後就到了廣西桂林南寧四川雲南等省區的整個大後方,義賽打了138場。全部門票收入支援抗日戰爭,全部捐給救災,慰勞傷兵、孤兒等之用,更留下“海角歸來奔國難,名成獻藝賽頻頻”的詩句。
一次,他在與英國海軍球隊比賽時,球剛過中線,就拔腳勁射,球竟穿過好幾個英國選手的人叢應聲入網。他還曾經一人從後場盤球,接連晃過四五個前來阻截的對手,一直把球帶到對方禁區,從容起腳,把球攻入門裏。
李惠堂 李惠堂
李惠堂 李惠堂

李惠堂裁判生涯

蔣介石與李惠堂合照 蔣介石與李惠堂合照
1948年,李惠堂在英國羅布雷受訓四個星期,獲得英國足球總教練的文憑,並獲得國際足聯頒發的國際裁判證書,成為中國第一位獲得國際裁判資格的人。回香港後,他創立了華人足球裁判會,蟬聯6屆主席。 [4] 

李惠堂教練生涯

早在22歲時,李惠堂就曾被上海復旦大學足球隊聘為教練。 [15] 
1948年,李惠堂作為教練率中國足球隊參加第十四屆奧運會足球賽。新中國成立之後,首任體育部長賀龍曾寫信邀請李惠堂出任中國國家隊男足主教練,由於種種原因沒能成事。 [4] 
因為他與台灣當局的關係相當密切,1950年代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相關文獻,並無太多李惠堂的相關賽事報道或歷史記載。但普遍認為李惠堂是1930年代中國足球風氣的帶領者,也是開啓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甚至亞洲足球運動的主要功臣之一。
1951年,香港麗的呼聲電台聘請李惠堂做顧問,兼體育節目播音評述員。美國之音廣播電台請他當體育評論員,不久李惠堂當選亞洲足球聯合會副主席,又榮膺國際足聯副主席,這至今還是世界足壇上華人享有的最高榮譽。 [8] 
1954、1958年,率中國台北隊奪得第二屆亞運會和第三屆亞運會中的足球賽冠軍。 [5] 

李惠堂重要職務

1954年,李惠堂當選為亞洲足球聯合會秘書長。
1965年,當選為國際足聯副主席,成為在國際足聯獲得最高職務的中國人。
1966年,再次擔任亞洲足球聯合會和國際足球聯合會副主席,在世界足壇享有很高的威望。 [4] 

李惠堂獲獎記錄

體育類
  • 1923    遠東運動會冠軍[18]     (獲獎)    
  • 1925    遠東運動會冠軍[18]     (獲獎)    
  • 1930    遠東運動會冠軍[18]     (獲獎)    
  • 1934    遠東運動會冠軍[18]     (獲獎)    
  • 1924    1923-24香港甲組聯賽冠軍[18]     (獲獎)    
  • 1931    1930-31香港甲組聯賽冠軍[18]     (獲獎)    
  • 1935    1934-35香港甲組聯賽冠軍[18]     (獲獎)    
  • 1936    1935-36香港甲組聯賽冠軍[18]     (獲獎)    
  • 1938    1937-38香港甲組聯賽冠軍[18]     (獲獎)    
  • 1940    1939-40香港甲組聯賽冠軍[18]     (獲獎)    
  • 1941    1940-41香港甲組聯賽冠軍[18]     (獲獎)    

李惠堂晚年生活

晚年的李惠堂專心著作,根據自己的足球經驗,寫了《球輔茶根集》《足球經》《足球規則詮釋》《魯衞吟草》《離開母胎到現在》等著作,將其成功的經驗和豐富的人生感悟傳達給後世,為足球事業的發展貢獻出最後的力量。 [18] 
1979年7月4日凌晨,晚年一直被糖尿病、腎病、癌症等多種疾病折磨的李惠堂,病逝於香港聖德肋撒醫院,享年74歲。 [16] 

李惠堂榮譽紀錄

李惠堂 李惠堂
李惠堂終其一生獲得過包括“亞洲球王”在內的50多個榮譽稱號和120多枚獎章。曾4次代表國家隊參加遠東運動會並獲足球冠軍。1966年他擔任亞洲足球協會和國際足球聯合會副主席,在世界足壇享有很高的威望。
據統計,他在足球比賽中,共射進近2000個球,他和巴西名將弗裏登雷克、德國球星賓德以及球王貝利是迄今世界上進球逾千個的四大巨星。其卧射絕技,巴西球王貝利亦自嘆不如。其體育道德尤為高尚,在綠茵場上從未受罰。
因在將近20年的賽球經歷中,於各項公開賽事入球超過2000球。
1976年出版的西德足球雜誌,曾將李惠堂評選為20世紀的世界5位“球王”之一,與巴西貝利、德國弗朗茨·貝肯鮑爾(一説:英國馬修斯 [3]  )、阿根廷阿爾弗雷多·迪·斯蒂法諾及匈牙利普斯卡什齊名 [7] 
遠東運動會從1913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按菲律賓、中國、日本的順序,輪值主辦。在其21年曆史的10屆競賽中,中國足球連得9屆冠軍。已故著名體育教育家、復旦大學體育系主任蔣湘青認為,這是民國體育在國際運動競賽中最光輝的一頁歷史。
李惠堂 李惠堂
1923年,在日本大阪舉辦第六屆遠東運動會。日本人以為穩操勝算,不料以1比5大敗。上海的《申報》將日本媒體表達沮喪情緒的“號外”傳回國內,把標題改為“中國足球鐵軍,堂堂十年連勝”,這讓中國足球隊在亞洲體壇內獲得“鐵軍”的稱號。李惠堂在這場比賽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李惠堂是亞洲足壇乃至世界足壇上一個神話般的人物。同年被澳大利亞人封為“亞洲球王”。
同年,遠征澳大利亞的比賽中為中國人贏得了榮譽。初到澳洲,中國球員在媒體上的形象都是骨瘦如柴的病人,在比賽上,李惠堂連中三球,讓澳洲人的眼前一亮。
1936年柏林奧運會失利後,李惠堂和球員們去英國觀摩,阿森納隊以8000英鎊的年薪挽留他,李惠堂拒絕了。 [2] 
李惠堂所獲獎項 李惠堂所獲獎項

李惠堂個人生活

父親:李浩如(系廣東省梅州市五華縣人,是20世紀初香港建築鉅商連生建材公司的創辦人,曾被張之洞奏保為粵漢鐵路工程特使,生意遍及省港,他在親兄弟中排行第三。)
母親:陳瓊笙(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 [3] 
妻子:廖月 [9] 
李惠堂育有5子3女。次子李育德綽號“太子”和“拉車佬”,也是上世紀50年代香港首屈一指的中鋒。六子李炳德則是上世紀60年代香港著名的後衞。 [16] 
李惠堂在香港南華和上海樂華效力期間,曾在中華人壽保險公司、瑞界洋行等機構供職。1931-1934年,他還前往印尼經商。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他於1942年春返回廣東老家五華縣,並先後擔任五華糧倉主任、閩粵贛邊區總司令部上校參議、興寧公路站站長等職位。此外,他還曾擔任上海復旦大學體育教研室主任、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教授等職務。
李惠堂(左)、李育德父子 李惠堂(左)、李育德父子 [10]
李惠堂在香港南華和上海樂華效力期間,曾在中華人壽保險公司等機構供職。 [17]  1931-1934年,他還前往印尼經商。 [18]  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他於1942年春返回廣東老家五華縣,並先後擔任五華糧倉主任、閩粵贛邊區總司令部上校參議、興寧公路站站長等職位。 [15]  此外,他還曾擔任上海復旦大學體育教研室主任、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教授等職務。 [19] 
李惠堂一家照 李惠堂一家照

李惠堂社會活動

李惠堂主要著作

《足球經》
《球圃菜根集》
《足球技術》
《足球規則詮釋》
《雜果盤》
《香港足球五十年》
《足球登龍術》
《足球讀本》
《魯衞吟草》
《南遊散記》

李惠堂足球理論

這裏就李惠堂的足球理論和創見簡單介紹幾點:
1、普及與提高。李惠堂在《球圃菜根集》中説:“提倡足球須從普及方面着想,不求畸形發展,假若中國驀然產生十一個出類拔萃的超級良才,縱橫捭闔,踢平四海五洲,如果事事未上軌道,也不見得馬上就可以富國強兵。”
2、足球技巧訓練。李惠堂認為足球技巧方面的訓練至關重要
3、論足球基本功和實戰中場上位置安排。(李惠堂在《足球技術》一書中對此有詳盡敍述,他還將練習方法以圖解的方式加以説明,示範圖大部分都是李惠堂本人的示範動作。這是他半個世紀足球生涯的心血結晶。)
4、技術全面與單項的關係。李惠堂認為作為一個球員在場上除要具有各種基本技巧外,一定要把球控制在腳下服服帖帖的,並在適當時機將球傳至最佳落點,達不到這個水平,就沒有參加比賽的資格,他要求隊員就是這麼嚴格。他常對心急貪功的球員提出單項練習的要求,強調足球技術不要“濫而不專”,否則一事無成。並勸導隊員對每一項技術要按部就班、由淺入深,專心練習。有相當造詣時方可轉學其他。李惠堂還詳細論述過場上用智與用力的關係、集體與個人的關係,以及士氣高低與勝負的關係等,限於篇幅這裏不介紹。但這些資料著作我都保存下來了,我希望中國足球人能運用他的寶貴經驗和理論去實踐,相信這對今天振興中國足球運動仍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李惠堂留世追思

李惠堂故居五華縣橫陂鎮老樓村四角樓,名為“聯慶樓”,是其父、香港鉅商李浩如光緒十八年(1892年)所 [7]  ,現已成為五華推動旅遊與足球運動發展有機結合的一個富有特色的景點。故居為客家地區常見的“四點金”式建築,面寬五間、三進深四合院佈局,左右各置一幢橫屋,四角分置四層炮樓,背後築一層圍屋,門前設曬穀坪、照牆、左右轉斗門和半月形水池。牆體用灰沙夯築,頂為懸山式木桁桷瓦頂。總佔地面積約4400平方米,建築面積約3590平方米。
李惠堂故居 李惠堂故居
故居上、中、下廳檐柱均為八角梅花石柱,左右橫屋底屋檐柱為圓石柱二層為圓木柱。門窗框均用石制,正門、側門、轉斗門均有楷書題刻,上、中、下廳和左右橫屋所置屏風樑架等構件,均刻有獅、鳳、鰲魚、花草、人物故事等金木雕工藝品。故居中棟右廊房為李惠堂幼年時住房,右橫屋門側狗洞是李惠堂幼年時練射的“球門”。右橫屋第一間為李惠堂抗日戰爭時期回鄉組建足球隊時的住房。
1994年9月,五華縣人民政府為方便人們緬懷球王,把球王故居定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裏面辦有《球王李惠堂》小型展覽,每年均有不少華僑港澳台同胞和社會各界人士前往參觀考察,緬懷球王的光輝業績。
2009年,李惠堂舊居被廣東省人民政府列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 [7] 
李惠堂舊居 李惠堂舊居 [7]
1989年,廣東梅州大會堂為李惠堂設立了一座為人體5倍大小的半身紀念銅像。 [20] 
2005年,五華縣全民健身廣場上出現了一座高達5米的銅像,再現了李惠堂踢球的英姿,被稱為“亞洲球王”。 [21] 
2019年3月,在五華縣奧體中心,另一座世界球王李惠堂的雕像揭幕。這座雕像高達6米,由紅花崗岩雕刻而成,重達100噸。這座雕像是由著名的雕塑家、廣東美術學院的廖慧蘭教授和廣州美術學院的團隊共同創作的。同時,他們還請教了傳承五華石雕工藝的平南楊家兄弟,雕琢出了這座精緻的雕像。雕像的原型取自於李惠堂30多歲時“載譽歸來”的一張照片,這張照片由李惠堂贈送給廖慧蘭的老師後保存至今。 [22] 

李惠堂人物評價

技術特點:李惠堂的足球技術非常全面,且各項動作嫺熟,控球能力強,左右腳功夫過硬,皮球一旦搭上腳就好像吸鐵石,球在他兩腳間盤旋滾動,別人很難奪走。他的盤、帶、搶、傳、射門、挑球過頭等技巧都很出色。李惠堂在足球實踐中總結出許多寶貴經驗,並提升到理論高度,以此來指導實踐。他退役後擔任教練期間,身體力行,所執教的球隊奪得了多項桂冠。 [1] 
作為中國體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惠堂在戰時不僅大聲疾呼“抗戰毋忘體育”,還身體力行地從事“體育抗戰”的實踐,將抗日戰爭與中國體育的發展聯結在一起。 [11] 
“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這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流傳的一句話。在舊中國,一位體壇人物能夠和京劇大師梅蘭芳的名字相提並論,確實非凡。他以頑強的拼搏精神,高超的球藝,贏得了“亞洲球王”稱號。李惠堂是二、三十年首屈一指的著名中鋒。尤以過人射門和跌射譽冠足壇。他射門力量大、角度刁,往往使守門員反應不及而目送球兒直飛網底。香港淪陷後,李惠堂不願作亡國奴,遂於1941年以借名到澳門比賽之機,輾轉回到內地。李惠堂41歲“掛靴”退伍,足壇生涯長達25年。
李惠堂在祖國最為危難的時候,用雙腳踢出了一個民族的尊嚴 [6]  ;李惠堂在祖國生死存亡的危難關頭,用球技和球德維護了民族尊嚴 [13] (鳳凰紀錄片、鳳凰網評)
李惠堂是梅州八賢之一,是當時公認的中國足球第一人梅州市人民政府評) [7] 
在中國那些動盪的年代裏,他用自己的雙腳譜寫了一個個足球傳奇人民網 [4] 

李惠堂人物爭議

有國外研究者對李惠堂被德國雜誌評為“世界五大球王”一事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這個説法最早是出現在1976年的一家報紙的報道中。雖然有一些媒體暗示這家德國雜誌是著名的《踢球者(Kicker)》,但是《踢球者》方面否認了這一説法。他們指出,在雜誌超過一百年的歷史中,只介紹過一次李惠堂,那就是在1976年他們確實對李惠堂進行了一次採訪,但是並沒有進行過關於“五大球王”的評選。因此,關於李惠堂被德國雜誌評為“世界五大球王”的事實的真實性受到了質疑。 [23]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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