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得釗

李得釗，1906年出生於浙江省永嘉縣溪口區港頭鄉李宅村一個貧苦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鞋匠，母親在其年幼時便因病去世，家庭生活舉步維艱。但天資聰穎的李得釗自幼就懂事知禮，深得鄉鄰喜愛。私塾先生體諒他家庭困難，免費授教，使李得釗得以入學讀書，從而踏進接受啓蒙教育的門檻。

這個家裏貧窮的沒有一張桌子，只能用一塊祖傳的肉砧板釘上四根木棍作為課桌的少年，並未因窘迫的生活記憶消殞自身的積極天性。當同窗的富豪子弟譏笑他時，成熟懂事的李得釗睿智應對：“我不同你們比桌凳和衣着，我是來讀書的。”他在如飢似渴的求知慾中淬鍊了堅強的意志，進而轉化為奮發向上的內驅動力。

1916年，李得釗考入永嘉巖頭高等小學學習，畢業後，他以優異成績得以減免學費進入温州藝文中學讀書。這是一所英國人辦的教會學校，課程設計如同當時一般中學，所不同的是，增加一門聖經科，英語放在首位。最突出的是每日早晚皆作禱告，每人發給禱告文一本，星期日叫禮拜日，每週一次兩小時的禮拜，若有牧師來講道，令全體師生集中在本校大禮堂裏，唱讚美詩，聽傳道，學生中如有態度不嚴肅者，將受到校長親自懲戒。儘管學校宗教氛圍濃厚，但李得釗勤奮刻苦，充分利用學校的外教資源進行會話鍛鍊，從而培養了較好的英語語言基礎。

此時，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正席捲全國，李得釗所在的永嘉也出現了一批進步青年傳播新思想，謝文錦就是其中一位。在謝文錦的影響下，李得釗有機會接觸到了《新青年》等進步書刊，從而使他觸及到更為廣闊的世界。國家的憂患、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艱困現狀，都讓他內心深感激憤，一個熱血青年迸發了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試圖以自身拳拳之心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

他參加了當時的進步學生組織——溪山學友會，並和同學金貫真等一起在寒暑假裏組織宣傳隊，到城鄉進行宣傳演出，傳播新文化與進步思想，揭露軍閥政府和帝國主義的罪行。此間，他寫下的部分詩作，如《燈蛾》：“燈蛾撲火似無成，是是非非評不清。我説燈蛾死可貴，粉身碎骨向光明”，這些詩句大膽表達了一個渺小個體勇於奉獻和反抗黑暗的決心，凸顯了他赤誠的救世情懷。 ^[1] 

1924年10月，李得釗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春，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是大革命時期浙江全省唯一直屬中央領導的黨組織——中共温州獨立支部的成員。當時前往温州一帶發展黨團組織的謝文錦在考察後給中央的報告中介紹李得釗：“畢業了是督教所辦的藝文中學，現就在該校任事，人極誠息可靠，他現在雖碼在教會學校任事，但很有覺悟。”

投身革命後的李得釗，積極參加了黨領導的革命活動當上海五冊反帝運動的浪潮波及温州時，他不昔失去教職，堅定地領導他所在的藝文中學師生罷教罷課。當友人擔憂尋找工作不易時，他表示：“打掉飯碗，也要堅決反對帝國主義！”

1925年7月，李得釗與金貫真等人一起離開家鄉，進入上海大學學習。他在這所我黨創辦的培養革命幹部的學校裏，接受着革命的教育和薰陶，晚吸着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認識得到很大提高。同年冬，受黨派道，他遠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留蘇，僅二個月時間，他就掌握了俄語基礎知識。於是，他一邊繼續學習革命理論，一邊利用他姻熟的英語和新學的俄語，負起翻譯工作。1927年2月，他受黨中央委託，作為第三國際代表的譯員，隨其返回國內，為東方大學招收了大批學員。

1928年，李得釗結束了三年的留學生海，回到當時中共中央駐地上海，參加中央機關工作，擔任黨中央機關報《紅旗》編輯，併兼職團中央工作。其後，在中央軍委工作。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央軍委改稱軍事部，李得釗曾在周恩來任部長的軍事部擔任秘書。1933年1月，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往中央革命根據地，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的派出機關——上海中央局，代表黨中央領導國民黨統治區域內黨的工作，他被任命為上海中央局秘書長。

這是充滿艱辛的戰鬥年月，他長期堅持戰鬥在租界捕房林立，國民黨統治區特務橫行，到處殺氣騰騰的色恐怖環境中，不顧個人安危，全力以赴地承擔了極為繁重的秘密工作任務。他揮筆撰文，分別在《列寧青寧多、《紅旗》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宣傳中國革命的任務和青年努力的方向。

在他寫的《列寧、李卜克內西與無產階級青年運動》一一文中，他介紹説：“列寧指出青年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努力學習共產主義，但這不是説僅從書上去學得共產主義的知識就夠了，最要緊的是把書本上的知識和實際工作連貫起來……青年的終身任務是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因此，李得釗向青年們提出了“青年是新社會的建設者，他責任非常重大，為完成他的責任，他必須團結自已成為嚴密的組織”的主張。

他在紀念五四愛國運動10週年的《中國學生已住的光榮和今後的去路》文中指出：五四以後的十年來，“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更形鞏固了，國民黨的賣國媚外比以前北洋軍閥更無恥了，豪紳資產階級對工農民眾的剝削更殘酷了，青年學生所處的地位一一屠殺、監禁、失學的慌，言論出版之不得自由一一一也更痛苦了。在一切這些情形之下，青年學生應該走那一條道呢？…”他在分析了革命的和反動的兩方面學生的情況後，強調徘徊中間的學生：“希望他們能夠認清人類歷史之演變必須結到共產主義，認清現時的反動統治決不能長久，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決然走革命的道路，為中國工農及一切勞苦羣眾的解放而鬥爭。

他在《哈爾濱事變中青年的任務》一文中，要求青年們：“必須認清帝國主義是我們最兇狠的敵人”，“必須認清國民黨是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因此，他在《怎樣紀念“五卅”》，中認為“五卅運動的總精神是反對帝國主義。紀念五卅，完成中國革命的任務主要是：“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取消帝國主義的一切特權並沒收其在華的企業和銀行”、“貫徹土地革命，解放農民”和“推翻反革命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建立農兵蘇維埃的真正民主政權”。

黨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李得釗在執行黨的發動農民起義、建立工農武裝的主要任務中，尤其關注着浙南家鄉人民的革命武裝鬥爭。1930年3月下旬。受命巡視浙南鬥爭狀況的金貫真返回上海，李得釗與中央領導同志一起聽取了工作彙報。根據黨中央發出的“黨應當堅決在浙南以永嘉、台州為中心組織地方暴動，建立紅軍”的指示，當年5月，浙南成立編入紅軍正式序列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三軍，開展了武裝鬥爭。李得釗從該軍籌備到正式建立的整個過程中，一直與紅十三軍政委金貫真、軍長鬍公冕等人保持密切聯繫，傾注了他的心血。

當金貫真於5月20日不幸被捕犧牲的消息傳來後，李得釗為失去多年來志同道合的戰友深深悲痛。他在《紅旗》報上撰文寫道：“貫真同志死了，永遠離我們而去了！未死的我們在他被肢解了的、血淋淋的屍身之前沒有悲哀，而只有憤恨，沒有流淚的嘆惜，而只有復仇的決心！當我們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全中國蘇維埃政權的時候，就是我們替貫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死難的同志復仇雪恨的日子！”他發誓“血債要血還”！

作為上海中央局秘書長，他既負責接待從各地到上海向中央請示禮報的同。志、義要同共產國際保持密切的聯繫，還要安排護送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去工作的黨內幹部。在險象環生的匯作環境中，李得釗依靠機智沉着，一次次化險為夷，有一次，他拿着夾有黨的機密文件的書本走在路上，不料，租界巡捕突然貸布戒嚴，搜查過往人，情急之中，他捲起書本握在手中，同其他行人一起高舉雙臂，讓巡捕搜遍上下口袋而不露破綻。

在那艱難困苦的鬥爭年代，周恩來就曾極有遠見地提出要蒐集和保存黨內文件，以“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李得釗十分重視這項歷史性的工作、他嚴守黨的機密。謹慎周到地佈置黨內文件檔案材料的保管工作，叮囑有關人員，這是中央的重要文件，我們一定要保存好這批珍貴史料，生命可以棲牲，文獻機密絕不能丟失，後來，這批珍貴的黨史資料、歷經保管人員多年艱辛，幾度易人，直至解放，終於完整尤缺地回到黨中央手中。 ^[3] 

1934年6月26日晚，中共上海中央局機關遭到破壞，中央局書記李竹聲和秘書長李得釗等人均被逮捕了。化名林志明的李得釗，任憑敵人軟硬兼施，在審訊中堅不吐實。然而，他的真實身份卻因叛徒的指認而暴露。不久，他被移送到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當時，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組織屢遭破壞，大批中共重要領導人被捕。國民黨趁機改變策略，採取鼓勵自首和發表反共宣言的政策，加強了政治軟化和勸降審訊工作，收買了少數意志薄弱、貪生怕死的中共黨員自首投敵，其中就包括李竹聲。在這股“打報告”“登記”的趨勢中，以往“從不説不字”的李得釗卻始終堅定立場。一位浙江籍法官曾以同鄉人的名義勸他辦個“登記”手續，説這是潮流，李得釗斷然拒絕道：“我絕不自首，自首了就對不起自己的朋友！”法官聽後，也深深為之動容。

和李得釗一起被捕的還有當時身懷六甲的妻子周惠年，她在中央局擔任交通員一職。她機智地偽裝成目不識丁的無知農村婦女，晃過了敵人的訊問，一週後被無罪釋放；卻在分娩僅20余天後再次被捕，關押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丈夫李得釗的囚室咫尺之隔。

據當時一起被捕的次子李釗回憶，在敵人的攻勢下，母親周惠年被連番受審，承受着巨大的壓力，眼睛紅腫，導致什麼都看不清。同獄室的博古夫人張越霞告知她，丈夫李得釗就在對面的囚室。有一天，張越霞看見李得釗，趕緊向其打手勢，隨後攙扶周惠年走至監牢欄杆前，讓李得釗隔窗望一眼孩子的模樣，這也成為這對父子彌足珍貴的謀面。儘管當時年幼的李釗尚無記憶和意識，但在成年後從母親及長輩間的話語中，依稀拼湊成關於父親的點點滴滴，匯聚成心目中父親的形象輪廓。同獄的張越霞後來提及此事時告訴李釗：“你父親看到你，從臉上表情看很激動，也很高興，又很難過，雖然不遠，可就是過不來。”這是革命者隱忍而剛韌的骨肉親情，但為了追逐心中的理想，為了造福廣大人民的無私大愛，他們卻只能將這份波瀾激盪的情感爭取深深埋藏心底，鍛造成更為堅定執著的勇氣與擔當，在革命道路的崎嶇坎坷中迎難而上，孜孜不輟。

儘管獄中條件惡劣，李得釗鼓勵妻子堅持革命鬥志，要做革命的硬骨頭。獄警發覺兩人的聯繫，將李得釗調整至別的監室。後來，周惠年在看守所洗尿布時曾看到丈夫，但在這高牆監牢之中，他們二人也無法如正常夫妻般互訴衷腸，甚至沒能互相問候，只有相顧無言。不久，周惠年和孩子被移送到蘇州反省院，此後夫婦二人便再未謀面。

1935年8月，李得釗被判15年徒刑，轉押至中央軍人監獄。在這座被稱作“天牢”的囚籠中，生活條件十分惡劣。監室人數眾多，擁擠不堪，伙食是夾雜着沙子的黴米飯和爛菜湯，有時甚至連口水也喝不上。李得釗的身體不斷惡化，瘦骨嶙峋的他健康每況愈下。面對幽暗無邊的牢獄生活，李得釗也有過彷徨與低潮。他曾寫下一首詩《煩悶》，用“利刃”“鐵索”等意象作比喻，生動地描述了其當時內心的苦痛：“煩悶是一把利刃，惡狠狠地刺着我的心”，“煩悶是一根鐵索，怪痛苦的把我的靈魂兒束縛”；然而，革命者頑強的意志並未因一時受挫而有所動搖，清醒的理智促使他不在憂鬱中繼續沉淪，信念的力量又使他心中重新燃起抗爭的火焰。他在詩中最後一段寫道：“利刃喲！鐵索呀！幾時我有了能力，定要把你們捉住。然後一起投在烘爐裏，鑄成座小小的生命勝利的紀念塔。”彰顯出一位革命者堅強非凡的自制力和誓同敵人鬥爭到底的決心。

在獄中，李得釗仍積極關注時事新聞，堅持學習，與難友們互相交流，並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召了更多的難友堅持氣節，不受國民黨的自首政策蠱惑。後曾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的劉順元曾回憶道：有一次，他趁看守不在，隔着鐵窗告訴李得釗，一起被捕的八個人中沒有一個自首時，李得釗十分欣慰。李得釗的獄中表現極大地鼓舞了一眾難友，甚至使一些普通犯人和法官也萌生敬佩。劉順元評價道：“他無愧於共產黨員這個稱號，他確實是個特殊材料製成的人！”

然而，長期的牢獄生活雖未摧毀李得釗的意志，卻使他原本勞累多病的身體飽受摧殘，加之肺結核病又得不到及時的治療，他的身體更加羸弱不堪。在生命垂危之際，李得釗給父親寄了一封絕命書。據看到書信的李立敬回憶，信中，李得釗向父親稟明瞭自己為革命獻身的必死決心。但身為兒子的李得釗又聯想到老人這一生的悲慘遭遇，內心不禁隱隱陣痛：父親中年喪偶，含辛茹苦將自己養育成人；如今年歲已老，仍不辭辛勞地撫養自己年幼的孫子，辛勤一生，處境悲慘，為常人所罕見。而面對未來可能遭遇的結局，李得釗希望父親心情開朗，切莫過度悲傷，保重身體。最終，他以樂觀昂揚的視角，預言光明來臨亦為期不遠，望父親可目睹身受。

1936年9月，因獄醫誤診，李得釗過量食用金雞納霜而不幸中毒去世，結束了年輕的生命，年僅31歲。 ^[1] 

《燈蛾》和《螢火蟲》是李得釗在藝文中學讀書時寫的兩首詩。十六七歲的李得釗，受謝文錦等革命者的影響，如飢似渴地閲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他更加深刻地認清了舊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下、在反動軍閥獨裁專制下的黑暗；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新思想、新文化對中國的巨大影響，特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給中國人民翻身解放帶來的光明，有如黑夜中的燈火，照亮了他的人生之路。他通過歌頌燈蛾和螢火蟲，來表達他決心追求光明、衝破黑暗、為真理而奮鬥的志向。

《燈蛾》

燈蛾撲火似無成，

是是非非評不清，

我説燈蛾死可貴，

粉身碎骨向光明。

《螢火蟲》

莫道流螢小小蟲，

抗暴大膽稱英雄，

風風雨雨無所懼，

長此發光黑暗中。 ^[4] 

李得釗被判刑後，在獄中天天學習，準備着將來出獄可以為黨做更多的工作。他在囚室裏寫了一首抒情詩——《煩悶》。在這首詩裏，曲折地描述了他憂國憂民的心情，表達了他同象徵黑暗勢力的“煩悶”、“鐵索”、“利刃”鬥爭到底的決心，他在這首詩的最後一段寫道：

利刃喲，鐵索呀！

幾時我有了能力，

定要把你們捉住。

然後一起投在洪爐裏，

鑄成座小小的生命勝利的紀念塔。 ^[3] 

李得釗沒有能看到他為之奮鬥而終於勝利的那一·天。但是，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現存於中央檔案館由中央組織部編制的李得釗烈士檔案中明確記載：李得釗“被捕時，任李竹生（聲）之中央分局秘書長，與李竹生（聲）一道被捕。李等皆叛變，惟他表現很好，判十五年，在監病故。”周恩來在解放後寫給李得釗之子的信中説：“李得釗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為革命事業犧牲了自己。”如今，在烈士的故鄉温州，在烈士的犧牲地南京雨花台以及浙匯革命烈士紀念館分別陳列着他的遺像和遺著，人們永遠懷念他。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