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年

清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1904年3月11日），李延年出生于山東省樂安縣大王橋鎮大王橋村（今山東省廣饒縣大王鎮王西村）。早年在私塾讀書，後考入濟南省立商業專門學校。

1924年春，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習 ^[1]  。黃埔軍校畢業後歷任排長、連長、營長等職。

1926年末任第一軍第二師第五團團長。

1928年5月任第二師副師長、第九師第二十六旅旅長。

1931年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攻城旅旅長；六月任警衞軍第二師副師長。

1932年5月任第九師師長；七月兼任徐州警備司令。

1934年2月任“剿匪”東路軍第二路軍第四縱隊指揮官。

1935年春任駐閩綏靖第三區司令官兼第九師師長、駐閩綏靖第四區司令官。

1937年8月任第二軍軍長。

1938年8月升兼第十一軍團長。

1940年改兼江防副總司令、第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

1942年6月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1945年6月任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山東挺進軍總司令，代表中國政府任山東地區受降長官。

1946年任徐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兼淮海指揮部指揮官。

1947年春任第一兵團副司令官；六月五日任陸軍總部鄭州指揮所主任；同年秋改任第二兵團司令官兼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副司令。

1948年春任第九綏靖區司令官；六月兼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十一月兼蚌埠指揮所主任、第六兵團司令官。

1949年初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四月兼任金華指揮所主任；夏，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六兵團司令官。九月率部逃往台灣。因防守平潭島時被守軍七十三軍軍長李天霞欺騙提前撤退。到台後被軍事審判，遭其參謀長孫鳴玉偽證陷害，被判處十年徒刑，經袍澤疏通，一年後得到假釋，出獄後居台北。

1974年11月17日病逝，享年七十歲。

李延年，字吉甫，1904年3月11日（甲辰正月二十五日）生於廣饒縣大王鎮王西村一個富裕耕讀家庭。祖父李維清，承祖沃地百畝，掌管家業為主，不事田間勞動；祖母杜氏，為人和善，持家較為勤儉。父親李之權，熟諳五經四書，在本村任教多年，又望子成龍心切，很重家教；母親李氏，為人賢德，生有3子：長子壽年，次子延年，三子益年。延年7歲喪母，主要靠祖母和父親撫養成人。

李延年自幼膽大頑皮，常為少兒嬉戲的中心人物；又聰明好強，頗得家人和鄰里的歡心，尤其是祖母的溺愛。他6歲即從父讀私塾，凡讀之書多能記誦，12歲即能讀通本鎮重修“三元閣”碑文。14歲考入劉集振華高等小學堂，17歲畢業後即離開家鄉，考入濟南省立商業專門學校就讀。

1924年11月，孫中山應邀北上後，廣東軍閥陳炯明遂打起“救粵”旗號，準備率部大舉進犯廣州。面對這種嚴重威脅，從1925年2月起，廣東革命政府即以黃埔學生軍為主力，開始東征，討伐陳炯明叛軍。東征軍前赴後繼，奮勇殺敵，不幾月即連克淡水、五華、興寧、梅州等縣城，又乘勝攻克惠州、梅州、潮汕和潮州，同年底即將陳軍叛亂戡平。戰鬥中，李延年嶄露頭角，為蔣介石所賞識，升任排、連、營長先於同期同學。

1926年7月9日，國民政府決定北伐，計劃先打垮吳佩孚，再殲滅孫傳芳，最後消滅張作霖。

北伐軍出師時，共有8個軍。李延年所在第一軍和第二、三、六軍，由蔣介石親自指揮去江西，攻擊禍害華東五省的孫傳芳部。在進攻韶關、衡陽、長沙、瑞昌、九江、南昌時，李身先士卒，連克強敵，遂升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二師五團團長。旋即率部同友軍沿長江而下，轉戰於南京、龍潭、杭州、嘉興、上海等地，終於打垮孫的五省聯軍。在龍潭與孫的嫡系部隊決戰中，李因作戰不力，受撤職留任處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所進行的北伐已失去革命的意義，變為新舊軍閥的權力之爭。1928年初，北伐軍受阻於臨淮關。因久攻不下，總部正欲命部隊轉移，但李延年堅不撤離，並自告奮勇，包打守軍。戰前，師長徐庭瑤電示李：若戰鬥吃緊，宜早撤退。李回答説：“要我撤回廣州嗎?打仗可不能婆婆媽媽。”遂率全團發起猛攻，激戰多時，守軍不支棄城而逃，臨淮關為李團佔領。此役李因功受獎，官復原職，並破格晉升少將銜。

同年4月底，北伐軍克服徐州、泰安後，向濟南發起總攻。奉系山東督辦張宗昌率部北竄，北伐軍進佔濟南。時駐濟日軍，以保護日僑為藉口，悍然挑起事端，並殘酷屠戳市民，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對此，北伐軍官兵義憤填膺，摩拳擦掌，要與日軍獸兵決一死戰。而蔣介石卻命部隊不準還擊，並於5月7日召開秘密會議，議決“繼續北伐”，命李延年和鄧殷藩兩團扼守濟南，阻擊和牽制日軍，以掩護大軍撤出。李受命後，誓與濟城共存亡，他緊執手槍，前沿指揮，高喊：“誰退後一步就槍斃！”守軍為愛國義憤和民族自尊心所驅使，英勇抵抗，浴血奮戰，無不以一當百。從8日至10日，相持三晝夜，城牆工事雖全被敵炮摧毀，但守軍陣地仍堅固如初。11日晨，守軍奉命突圍，途中遭伏擊，雖傷亡慘重，但終於按蔣的部署完成了任務。 對此，蔣大為讚賞，曾當眾説道：“李延年見危受命，臨難不懼，令人欽佩。”以後部隊縮編，李因守城有功，遂升為第九師二十六旅旅長。

1930年5月，在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蔣的“中原大戰”中，李延年竟以一旅的兵力，抵擋住馮玉祥一個師的強攻，為蔣擊敗閻、馮立下汗馬之功，從而在蔣的“天平”上又加了一塊“砝碼”，使蔣認定他確是一個將才。戰後，李被提升為第八十八師副師長，駐軍杭州。

1931年初李延年調徐州，升任第九師中將師長兼徐州警備司令。7月即奉命參加對江西中共蘇區的第三次反革命“圍剿”。李率部從鷹潭沿南城、南豐南下，在廣昌、寧都一線，配合另部與紅軍展開作戰。紅軍面對強敵，採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6天之內，三戰三捷。蔣軍暈頭轉向，飢疲沮喪，無能為力，只得退卻。紅軍乘機在老營盤又殲李部一個旅。整個戰役70餘日，紅軍共殲蔣軍4萬餘人，繳槍2萬餘支。這次“圍剿”同前兩次一樣，又遭慘敗。

1932年6月，蔣介石又糾集50萬軍隊，兵分3路，對中共蘇區實行第四次“圍剿”。陳誠以中路軍總指揮名義，指揮3個縱隊進攻。李延年第九師為第一縱隊總預備隊。李部同中路軍一起，由南城，金溪等地向廣昌推進。紅軍靈活運用前3次反“圍剿”的經驗，黃陂一役，全殲敵五十二和五十九兩師。蔣軍遭此打擊，即改變部署，以6個師分成兩個梯隊，由宜黃地區出發，經東陂、甘竹直撲廣昌。紅軍放過敵先頭4個師，突然向後尾第十一師和李延年第九師發起攻擊。兩師慌忙應戰，結果死傷過半，李率殘部連夜倉皇北撤。此次“圍剿”又被徹底粉碎。

1933年10月，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立場，糾集百萬軍隊，組成4路“剿總”，對中共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李延年任東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官兼九師師長，指揮第九，三十六、三十九、八十、八十三共5個師，為該路軍主力，又參與了這次罪惡的內戰。

其間(11月20日)，原在上海蔘加“一·二八”抗戰，後被蔣介石調去“剿共”的國民黨十九路軍，因受共產黨合作抗日主張的影響，在蔡廷鍇等率領下，發動福建事變，易幟抗日反蔣。對此，蔣介石大為驚恐，急調嫡11個師入閩圍殲。李玉堂和李延年分別率三、九兩師，由贛東疾馳閩北，很快攻下建甌、延平、古田、水口，又向福州進逼。十九路軍團以上官員由海道乘船去香港，餘部退入廣東，被陳濟棠收編。福州、漳州、泉州、廈門遂被蔣軍佔領。

1934年2月解決福建事變後，李延年又奉命率“四縱”從漳州向西進攻蘇區。龍巖州之戰，紅軍頑強苦戰，予敵以有力回擊，堅持數日，始作戰略轉移。 “四縱”佔領龍巖後，李又命三十六師防守，餘部在四周“清剿”和“掃蕩”。李兵所至，斷垣殘壁，遍野哀鴻。據李的隨從副官徐連三説，某日李部在曠野就槍殺被俘紅軍500餘人。蔣介石聞之，還哈哈大笑説：“殺得痛快!”李、蔣沆瀣一氣，反共反人民之暴行，可見一斑。

1934年12月，“四縱”建制撤消，東路“剿總”改為綏靖公署，李延年改任第三綏靖區司令兼九師師長，駐軍泉州。1935年7月，又兼福州第四綏靖區司令。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日戰爭爆發。 8月13日，日本侵略軍悍然向上海大舉進攻，嚴重威脅蔣介石的統治和利益，國民黨政府才被迫實行抗戰。李延年奉命率部參加了這場戰鬥，並升任二軍軍長兼九師師長，另轄七十六、一?三兩師。李部官兵前赴後繼，浴血奮戰，堅持3個多月，予敵以重創後，遂作轉移。後經武漢整編，二軍歸屬二十集團軍，李仍任軍長，不再兼師長職務。

1938年5月，李部奉命日夜兼程，趕赴徐州第五戰區，增援台兒莊會戰，負責截擊由海州，魯南調來參戰的兩支日本援軍。李率部奮勇衝殺，將日本援軍擊退，保證了會戰的順利進行。會戰終於連克強敵，全殲日軍兩個王牌師團，名震中外。戰後，二軍集體立功受獎，李升任第十一軍團長兼第二軍軍長。 同年夏秋，李部又參加保衞徐州，武漢等戰役，戰事皆不力。李因部署欠當，被撤軍團長職務，後經衡陽整編，取消軍團制，李仍任軍長。

1939年初，二軍奉命移防四川秀山，剿滅酉、秀、黔、彭4縣小股土匪。9月即奉調廣西南寧，與第五軍合編為三十四集團軍，徐庭瑤任總司令，李延年任副總司令兼二軍軍長，參加崑崙關抗戰，並打前鋒。

1940年初，二軍奉調第五戰區，在鄂西襄樊、宜昌一線，與日軍展開江防守備戰和陸地攻堅戰。戰鬥持續四五個月之久，雙方互有進退，襄樊、宜昌雖得而復失，但該地日軍從此再未能前進一步。同年8月，二軍調回湖北建始整補月餘，擴編為抗戰三大加強軍之一。1941年8月，李由二軍軍長調任第一戰區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兼陝東河防總指揮，1943年升任該集團軍總司令。

1944年5月，日軍集結10萬精兵，配以10萬偽軍，由洛陽西犯，妄圖攻取潼關後，再經西安、寶雞直趨四川。蔣介石眼看日軍要挖他的心臟，便從胡宗南裝備最好的王牌部隊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四十集團軍中各抽調兩個軍，又從川軍三十六集團軍李家鈺部抽調4個師，從西北軍四十軍馬法五部抽調兩個師，共30餘萬人，令其開赴豫西前線，並命李延年為抗日前敵總指揮，指揮上述大軍堅守潼關。李接此委令後，當即用電話向蔣請示道：“胡宗南的部隊，有些驕兵悍將，倘有不服從命令的，軍長以上者，請示委座辦理，師長以下者，我就地懲處。這樣我就敢立軍令狀，如果潼關失守，我自刎人頭！”蔣答覆説：“師長級的將領，有不聽指揮打了敗仗者，你可便宜行事。”

戰鬥近20天，日軍撤出靈寶地境。6月25日八戰區召開靈寶戰役檢討會。李延年在會上發言稱：“這次戰役，本人督導無力，以致沒有達成任務，實覺慚愧，我已請求上級給我嚴重的處分”。受他牽連，由蔣介石於6月23日批示，10名將校軍官被嚴厲處罰。其中，槍斃師長一名，團長二名。 ^[4]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在重慶一次緊急軍事會議上，李升任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山東挺進軍總司令。8月，又兼任山東受降區受降官，負責受理該區日軍投降事宜。他命令濟南等地日軍“守備原防”，一面接收、受降、整編地方遊雜部隊，一面與日偽合流向解放區進攻。他誣衊説“魯南‘奸匪’猖獗”，鼓動所部“早滅匪氛”。10月25日，他指令新編第五路軍吳化文部“集中兵力與日軍協同”予共軍有力之打擊。11月3日，吳部自界河北犯。 ^[3] 

1946年2月，國民黨戰區撤銷，李延年調徐州，任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九綏靖區司令官。1947年初，徐州綏署改為徐州“剿總”，李改任副總司令（劉峙任總司令），仍兼第九綏區司令官。其間及之後，他又追隨蔣介石，多次參與反共內戰，但終被人民解放軍所擊敗，潛逃台灣。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戰役拉開序幕。李奉命放棄海州，率部向徐州龜縮，並由黃伯韜第七兵團作掩護。解放軍及時捕捉戰機，將李、黃部隊一舉擊潰，並圍其殘部於碾莊一帶。李見勢不妙，於次日夜，只率司令部人員奔往徐州。11月中旬，李又奉命率司令部人員飛抵蚌埠，設立指揮所，李任主任(不久改編為第六兵團司令部，李任司令官)，指揮第三十九、五十四、九十六和九十九4個軍，負責南線作戰和守備任務。不幾日，解放軍攻佔宿縣（存在時間1912年-1992年，今安徽省宿州市），切斷津浦鐵路徐蚌間的交通。11月下旬，李第六兵團即奉命與黃維第十二兵團一起，向宿縣進犯，企圖南北夾擊，以打通徐蚌間鐵路交通。結果，黃維兵團被解放軍圍於宿縣雙堆集，李兵團在固鎮遭解放軍強大阻擊。

蔣介石為了解黃維兵團之圍，12月初，即命劉汝明第八兵團與第六兵團統歸李延年指揮，並特派其次子蔣緯國率戰車第二團配屬六兵團，進出淮河以北軍王集、看町集之線，策應黃維兵團作戰，又命杜聿明放棄徐州，率邱清泉、孫元良等兵團南下馳援。結果更慘：杜部在陳官莊、青龍集附近被圍，終遭厄運，李兵團在新橋、曹老集以北遭到重創，敗回蚌埠，黃維兵團步黃伯韜兵團之後塵又被全殲。為了垂死掙扎，12月下旬，蔣介石即命李延年、劉汝明兩兵團退守淮河，其餘部隊退守江南。但仍無濟於事。至1949年1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淮海戰役以蔣軍一敗塗地而告終。李慌忙率其殘部向南京逃竄。

眼看大勢已去，蔣介石便以和談為緩兵之計，趁機商定遷都台灣，並委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以江防重任，命李延年為副總司令兼金華指揮所主任，統一指揮第七、八、十七兵團和第七綏區、第九編練部，以挽敗局。不料1949年4月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一舉摧毀蔣的“長江防線”，23日解放南京，宣告蔣家王朝覆亡。繼之，又乘勝前進，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在各戰場追殲蔣軍之殘部。李延年如喪家之犬，只率少數隨員先後向杭州、福州、平潭逃竄。途中接台北軍事當局急電：令李再兼福州，泉州兩綏區司令，指揮所有南撤入閩之蔣軍，死守福州和平潭。8月中旬，解放軍攻佔福州，進軍平潭島。李見已四面楚歌，陷於絕境，便把兵權交給參謀長任同堂，只帶綏署主任朱紹良等人潛逃台灣。李去台後，即以擅自撤退罪被扣押。當時，陳誠力主處以死刑，終因蔣介石念其反共前功，只判其10年徒刑。他服刑1年被同僚保釋後，即幽居台北郊區，憂鬱成疾，窮途潦倒，直至終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