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達

1920年12月，李季達同140多位學生踏上了赴法勤工儉學的旅程。抵達法國後，他一邊做工，一邊自修法文，同時廣泛閲讀馬列著作和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籍，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1922年秋，李季達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3年2月改稱“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4年春轉為中共黨員，成為中共旅歐總支部法國支部的成員。同年9月，他受黨組織選派，同郭隆真、聶榮臻、蔡暢等人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深造。1925年4月，在國內革命形勢日益高漲的形勢下，李季達奉調回國。

李季達回到上海不久，便發生了五卅慘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反帝愛國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開展。為了加強對天津反帝愛國運動的領導，中共中央派李季達任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共天津地委)書記。1925年6月上旬，李季達抵達天津。他立即和於方舟、江浩、李培良等人一起廣泛組織發動天津人民掀起了反帝愛國運動的高潮。6月中旬，天津30多個羣眾團體成立了天津各界聯合會，成為中共領導天津人民反帝愛國鬥爭的聯合戰線組織。他們發動全市各界開展宣傳、募捐活動，支援上海人民的鬥爭。

李季達還和安辛生、李培良等人發動領導了聲勢浩大的天津工人鬥爭。在天津紡織、印刷、油漆、地毯、鐵路等行業紛紛成立工會的基礎上，1925年8月4日在中共天津地委領導下，成立了天津總工會。隨後，李季達與其他地委負責人研究決定，組織紗廠同盟罷工，擴大斗爭規模。他召集寶成、北洋、裕大、裕元4個紗廠的工會代表和骨幹開會，確定以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保障工人合法權益等8項要求為同盟罷工的條件，由各廠工會分別向廠方提出。設同盟罷工指揮部在東馬路太平旅館。8月9日，寶成紗廠工會在向廠方提出要求遭到拒絕後，在海河兩岸各紗廠工友的支援下，與前來鎮壓的軍警展開英勇搏鬥，搗毀了工廠公事房，趕走了軍警。在此形勢下，李季達一面派安辛生、呂職人等以各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負責人身份到寶成紗廠“調釋”；一面通過報紙發動各界聲援。在各方的壓力下，寶成紗廠資方被迫同意接受工人要求。寶成紗廠罷工取得勝利後，李季達決定將罷工重點轉向日本人操縱的裕大紗廠，並通知各廠積極支援裕大紗廠工人的鬥爭。8月11日，裕大紗廠工人提出罷工要求，資方勾結軍閥當局派兵進廠鎮壓，各紗廠工人聞訊紛紛趕來支援，經過近3個小時的搏鬥，終於趕走了軍警，怒不可遏的工人還砸毀了裕大紗廠公事房和部分機器設備。這就是當時有名的“砸裕大”事件。

在此期間，李季達還協同中共北方區委，領導英商太古、怡和輪船公司抵津海員500多人，同日商大連、大阪碼頭和英商太古、怡和碼頭的200餘名工人，舉行了規模宏大的海員、碼頭工人大罷工。這次海員、碼頭工人大罷工，使天津英、日碼頭貨物堆積如山，使英商、日商在政治和經濟上遭受到沉重打擊。

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帝愛國鬥爭，引起天津軍閥當局的極度仇視和驚恐。1925年8月12日，軍閥當局出動大批軍警，血腥鎮壓罷工工人，查封各革命團體，安辛生、辜瑾田和數百名工人及各界代表被捕。面對突變的形勢，李季達一面立即動員各方力量組織營救，一面指示各級黨組織和革命羣眾團體負責人轉入隱蔽鬥爭。

1925年12月24日，馮玉祥所部國民軍趕走奉系軍閥李景林，進駐天津。李季達和其他地委負責人分析研究了當時的形勢和鬥爭策略，決定利用傾向革命的國民軍駐紮天津的有利時機，恢復和發展革命形勢。1926年元旦，在李季達的周密組織下，舉行了全市國民大會，歡迎國民軍和獲釋的各界代表、工人。李季達在大會上提出“國民軍要與民眾結合”的口號。同日，天津總工會舉行升旗典禮，不久，又出版了《工人小報》，擴大革命影響。李季達對這份報紙十分關心，常為之撰寫、審閲稿件到深夜。

在此後的兩個多月時間裏，由於李季達領導的中共天津地委採取了正確的對策，革命形勢迅速發展，一度遭到鎮壓的各革命團體重新恢復活動，全市工會會員發展到了萬餘人，中共黨員發展到了450餘人，建立黨支部24個。

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派出軍艦炮擊駐守大沽口的國民軍。大沽口事件爆發。18日，北京也發生了軍閥當局鎮壓愛國羣眾的慘案。李季達和中共天津地委根據形勢的變化，於21日發動天津各界140多個團體召開“廢約驅段”國民大會，憤怒聲討日本帝國主義和軍閥當局的滔天罪行；同時決定，不再搞大規模的公開活動。

22日，國民軍在日軍和奉系軍閥夾擊下被迫撤出天津。24日，奉系軍閥褚玉璞佔領天津。其後，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籠罩全市，各革命羣眾團體遭到查封，一部分共產黨員和革命骨幹遭到逮捕，各工廠的黨團員和工會積極分子大多被開除。面對十分嚴峻的形勢，李季達主持中共天津地委會議，決定採取緊急措施，停止一切公開活動，黨團活動一律轉入地下，經常從事公開工作的黨團負責幹部迅速撤離天津；此外，還請中共北方區委選派得力幹部，加強天津黨的組織。不久，中共北方區委從外地調傅茂公(彭真)等一批黨的骨幹分子到天津，並調整了天津地委領導機構，李季達仍擔任書記。上述周密果斷的決策，有效地保護了天津黨的組織。

為了在軍閥當局的高壓下重新點燃起工人運動的火焰，1926年8月，李季達主持地委會議，研究同意了傅茂公關於在革命力量相對集中的北洋紗廠發動罷工鬥爭的建議。在李季達和傅茂公親自指揮下，北洋紗廠罷工鬥爭取得了勝利。在這次鬥爭鼓舞下，其他工廠相繼展開鬥爭，有的還恢復重建了工會。不久，在法租界24號路普愛裏72號成立了天津工人俱樂部，這實際是天津總工會的重建。

面對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反動軍閥當局勾結租界當局，加緊了鎮壓活動。1926年11月23日，設在英租界義慶裏40號的中共天津地委聯絡機關遭到破壞，青年團天津地委組織部長江震寰等15人被軍警逮捕。1927年1月，天津工人俱樂部又遭軍警破壞，粟澤、傅茂公等30多名黨團組織領導人被捕。李季達心急如焚，為阻止法租界當局將粟澤等人引渡給軍閥當局，多方奔走，組織營救，終於使這些同志在被關押一晝夜之後被法租界當局以“驅逐出境”釋放。

形勢愈來愈惡劣。1927年4月18日，江震寰等15位革命者在天津慘遭殺害。面對嚴酷的形勢，李季達十分鎮定，他秘密轉移了黨的機關，妥善保存黨的重要文件，並囑咐各級黨組織保持高度的警惕，謹慎行事。6月，中共臨時順直省委在天津成立，李季達任省委宣傳部部長、工人部部長兼天津市委書記。

8月16日，由於叛徒出賣，李季達與夫人王貞儒被捕。在獄中，敵人對李季達施以壓槓子、灌辣椒水等種種酷刑，他被折磨得幾次昏死過去，但他以堅強的革命意志，寧死不屈。李季達等人被捕後，黨組織曾發動50多家鉅商出面具保，敵人除因“證據不足”將王貞儒等人釋放外，最後還是殺害了李季達等人。

1927年11月18日下午，李季達、粟澤等被押赴刑場。天津《益世報》報道説，李季達等雖“發須過長，但面不改色，立在囚車上大聲疾呼，打倒軍閥，堅持到底等語”。李季達就義時年僅27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