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傑

李國傑，字偉侯，號元直，安徽合肥人，1881年出生，祖父李鴻章為清末重臣，長期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父親李經述在合肥主管家產，坐擁厚貲，過着豪門奢侈的生活。

李國傑幼年在合肥家中聘師求學，後應祖父之命，移居天津，隨侍身旁讀書。1901年李鴻章死，李經述系長子，得承襲一等侯爵位。翌年，經述亦病逝，由李國傑再襲一等侯爵勳位。

1903年，慈禧太后念及舊臣情誼，召李國傑入宮，授二等侍衞。1906年，李國傑被特旨授任廣東漢軍副都統，滿朝震驚。翌年，調任鑲黃旗蒙古副都統，掌一旗户口、教養、訓練大權。

1908年11月，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死去，宣統繼位，攝政王載灃當權。載灃忌恨權勢日益膨脹的袁世凱及與其有關係的人，罷斥袁世凱，集軍政大權於皇族；李國傑也受牽連，被解除兵權，調農工商部任左丞。李因家族關係，素與清室親貴來往密切，一日探知清廷將有不利於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之舉措，而李的岳父張瑞蔭正在徐左右任事[2]，恐受連累，遂急函密告：“醇邸(指醇親王載灃)深惡菊帥(徐世昌號菊人)，大人最好竭力擺脱，早日回京為宜。”[3]張得免一難，而徐也引起注意，隨即施展各種手段，取得載灃的信任。

1910年，清廷派遣李國傑出使比利時王國欽差大臣。在比國，李大興土木修建使館，並常去柏林、巴黎遊覽，縱情聲色，一擲千金，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

辛亥革命爆發後，袁世凱出任內閣總理，召李國傑回國。但他積欠公款數萬元無法向外務部交卸，便持天津李公祠契紙作押，向曾任匯豐銀行天津分行首席買辦的吳懋鼎借銀三萬兩。吳説：“我受中堂(指李鴻章)之恩甚重，這個東西(指契紙)我絕不敢要。”隨後奉送李三萬兩銀子。

李國傑向外務部交卸完畢，即去晉見袁世凱。此時宣統已退位，袁正謀民國大總統位，李不識時務，在談話中提出：“我要進宮向隆裕太后和皇帝請安，事可行嗎?”袁答道：“太行啦!別人不行，你還不行麼!”李隨後便進宮，見到隆裕太后，跪伏地上，涕淚俱下，隆裕稱：“念及先臣鴻章，引用非人，以致如此，不知涕淚之何從也。”[5]弦外之音，有責袁之意。但李不知此時袁已囑接近清宮的徐世昌，在暗中監視清室行動，李的舉止言行已為徐偵知，便召李談話，説：“設若你不是李文忠公嫡孫，咱們就不能有今日之會面了。”李驚恐不已，請教疏解之計。徐説：“速走為宜。”當夜，李即離京赴滬隱居。

袁世凱就任民國大總統之後，施展陰謀權術，極力拉攏各方。時李國傑堂叔李經羲應袁邀聘由滬赴京，任政治會議議長，不久又為袁氏高等顧問。他受袁之託，為袁的侄兒袁克義與李國傑之女婚配事張羅。從此，李國傑不安之心始定。

李國傑原繼祖業任輪船招商局董事，至1918年被選任董事會會長。但他只知享受擺闊，在事業上並無作為，常邀聚眾友在一起吟風弄月，終日沉溺在燈紅酒綠之中。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對招商局加以整頓，委趙鐵橋為總辦，李國傑為董事會會長。趙一上任，即着手革新除弊，廢除陳規陋習，公佈“整理招商局暫行條例”。從此，董事會已非昔比，總局一切人事、財務和經營業務，統由總辦一攬全責，而董事會會長不過一虛銜而已。為此李、趙之間矛盾日益加劇，形如仇敵。1930年初，李買通徽幫首領王亞樵，於同年7月24日將趙砍死。隨後，交通部派次長李仲公赴滬暫行署理招商局事宜，將招商局改歸國營，不久任命郭外峯為總經理。李國傑除掉政敵，而自己並未得利，但又不敢貿然行動，只好對李仲公、郭外峯虛與委蛇，等待時機。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改組，陳銘樞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交通部長。李國傑之族兄李國鳳(少川)平日與許世英、黃居素頗多交往，乃通過他們的疏通，請陳免去郭外峯，而由自己接任總經理之職。李如願以償，特製一名片，其上刊印總經理銜外，又署“前清世襲一等侯爵”字樣，令人匿笑不置。

李國傑接任後的招商局已是千瘡百孔，負債累累。在與交通部政務次長兼招商局監督陳孚木、交通部航政司長蔡培、交通部參議黃居素等人共同密謀下，經美商“中國營業公司”總經理沙得利(F. W. Sutterle)撮合，李以招商局在上海的金利源、北棧、華棧等幾座碼頭作抵押，借款三千萬元，租給美商大來輪船公司，並從中獲得回扣佣金一百萬元，摺合白銀七十萬兩。當時商定：“陳孚木得銀二十萬兩，陳真如(銘樞)得銀四十萬兩，其餘十萬兩由經手人均分。”事後被人舉發，國民政府委派財政部長宋子文、交通部長俞飛鵬(此時陳銘樞已辭職出洋)，上海市長吳鐵城等組成中央調查組，約集黃金榮、杜月笙及銀行界多人，在上海市政府開會，傳李國傑到會備詢，會後即將李扣押起來。此時，陳銘樞遠在法國，“致電國府行政院，為招商局舞弊案聲明”，表示“本人並不知道”。經核查，所謂陳銘樞分得四十萬兩銀子，均由黃居素用化名分存在上海各家銀行，轉匯香港。不久李國傑被移交上海地方法院。1933年4月，上海地方法院判處李有期徒刑八年；陳孚木、黃居素潛逃，被明令通緝。

李國傑被收監後，以患病為名，通過上海銀行公會會長林康侯出面擔保，獲保外就醫，在董家渡上海醫院包下幾個大房間，攜眷陪住，並自帶廚傭，成為當時一大奇聞。1934年，客居上海的段祺瑞向蔣介石説項，李始獲釋。此後，他在新閘路寓中事佛唸經，匿跡滬上。

1937年冬上海淪陷，翌年3月，以漢奸梁鴻志為偽行政院長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頭目多系原北京政府的一批舊官僚，李國傑與他們頻繁往來，不甘寂寞，蠢蠢欲動。1939年2月21日，李國傑在寓所被軍統特務刺殺身亡。 ^[3]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四大家族更積極設法打入招商局。當時，李國傑是招商局董事長兼總經理，掌控招商局。四大家族藉口招商局腐敗，借整頓名義，企圖排擠李、盛勢力，把招商局據為己有。這年國民黨二中全會決定設立招商局監督辦公處，公佈監督章程，派員清查整理。交通部參事趙鐵橋，打着先鋒旗號，首先打進招商局。新興官僚買辦的滲入勢必同舊官僚買辦發生嚴重衝突，於是一場事權奪利的鬥爭立即展開。李國傑視招商局為“祖傳產業”，自然拼死抵抗，他先是強調招商局是“商辦"企業，説國民黨派員清查整理是“啓官廳干涉商權之漸，不獨股東現職人員驚惶失措，即上海其他商辦公司亦為之疑慮不安，似與全部治安有關。”企圖聯合商界力量進行抵制。同時又怨愚各董事及股東反抗監督處，不接受命令，拒絕接管。並借租界底護，登報、發電報和散佈文件，大肆宣傳，企圖取得社會輿論支持。四大家族則從股東內部進行分化，使其分崩離析，造成李國傑眾叛親離。

但李國傑並不因此俯首就範，而是繼續積極活動。他利用當時白崇禧國民革命軍東路總指揮的地位，聲稱願接受白的命令，聽便指揮調遣，企圖挑起國民黨內部矛盾。這一計劃又未成功。眼看本身地位難保，李國傑改弦更張，一方面，以債款為威脅，説:匯豐要付息款，花旗借款到期，銀行錢莊欠款也須償還，因此“非四百萬現款不能入局。”另一方面，提出積餘公司所管理的產業，與招商局航業無關，本是獨立經營，如四大家族要接管招商局，積餘公司應該獨立，恢復其本來面目。實際上李國傑想以此斷絕招商局命脈，使它根本解體。李國傑的勢力不算小，他的手段也不能説不毒辣，可是他沒有看清當時已是國民黨的天下，不是李鴻章直隸總督時代。國民黨一紙命令，公佈李的罪狀，説李“有意污衊黨國，訊設政府，溺職舞弊，抗不交代，論情論法，均為招商局之罪人."結果李國傑不僅被逐出招商局，而且被捕下獄，判處三年徒刑。 ^[4]  李國傑被捕後，段祺瑞向蔣介石説項，李國傑又被釋放。

1933年，段家已退去了昔日的光環。老段從北京政壇上下來，成了城市森林中的寓公，在天津的租界裏安渡晚年。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主持華北局面，但他不願跟日本人糾纏。正苦於無計脱身時，南京的老蔣那邊有信了。蔣介石恐怕老段萬一上了日本人的當，糊里糊塗地下水，對整個局勢不利，就精心安排了段祺瑞南下，到上海租界裏去當寓公。車到浦口火車站時，蔣介石親自去迎接(那時長江上沒，有橋，北來火車需在浦口換輪渡渡江)。幾句寒暄之後，想不到段祺瑞卻提起了李國傑的事。他對蔣介石説:“國傑的事，就看在中堂大人(李鴻章)的面子上，算了吧!”蔣介石先是一愣，心下雖氣惱，嘴上，亦不好反駁，因蔣與段有一段師生之誼，蔣介石在保定講武堂就讀時，段是校長。蔣介石只好點頭喏喏。不幾天，神通廣大的侯爺李國傑就被放出來了。據李家人説，段祺瑞到達南京時，李國源也前去迎接的。那時雖然段家大小姐已經去世，李國源的繼室、福建人陳篆的妹妹陳琪玉已經“來歸”，但在段家，仍把李國源看作是大女婿。段祺瑞拜謁中山陵的時候，李國源始終服侍在側。李國源的到來，想必在“和平解決”李國傑的問題上，更增加了砝碼。 ^[1] 

抗戰爆發後，輪船招商局總局遷往香港，後又遷往重慶。李國傑沒有去重慶，仍在上海逗留。那時上海已逐步被日本人控制，晚清遺老中有些後代開始在日本人中間走動，成立了維持會，後又在日本人的操縱下準備成立維新政府。這時國民黨軍統機關得到情報，説日本人將拉李國傑出來出任維新政府的頭目，也有人説李國傑已接受了日方的任命，將在維新政府中出任交通部長。國民黨早就對李國傑恨之入骨，只差找個藉口幹掉他，這次總算找到了理由。這時，段祺瑞已經去世三年了，沒有人能夠保護他了。

1939年2月19日正是大年初一，那天上午，他剛步出他住的新閘路沁園邨的弄堂口，沒走幾步槍就響了。等到人們抬他到醫院時，院方已被打過招呼，説此人是漢奸，不要搶救，所以無人前來搶救，致使流血過多死在醫院裏。他似乎至死也沒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據説在醫院時曾經甦醒過來，第一句話就問：“他們打我幹什麼？”至於李國傑是否真的當了漢奸，軍統是否真的拿到確鑿證據，這半個多世紀下來，一直眾説紛紜，莫衷一是，就像唐紹儀被刺案一樣，至今還是個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