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啓漢

1920年四五月，在鄧中夏的動員下，來到上海，8月，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為最早一批團員，不久參加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還參加外國語學社學習，和俞秀松等組建全國性的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秋，在滬創辦勞動補習學校，籌組紡織工會，1921年7月，參與領導上海英美煙廠工人大罷工，罷工取得勝利，成立上海煙草工會。8月，參加創辦上海第一工人補習學校，培養工人運動骨幹。8月11日，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任幹事，兼《勞動週報》編輯。1922年1月，參與發起成立香港海員罷工後援會，支援香港海員大罷工。30日，遭巡捕拘捕，後經黨組織營救獲釋。3月中旬，幫助浦東日華紗廠工人成立浦東紡織工會。支持上海郵局的罷工鬥爭，與罷工工人一起起草、散發工會章程和罷工傳單。罷工取得一定勝利後，成立上海郵務友誼會。6月，租界巡捕房以“發起要挾增加工資，唆使郵差罷工，擾亂秩序”的罪名將李逮捕，判刑3個月。刑滿交華界軍閥官廳，關進龍華軍事監獄。經多方營救，至1924年10月出獄，坐了兩年多的牢。

1925年5月，李啓漢赴廣州參與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籌備工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長。6月，省港大罷工爆發，參與領導，任罷工委員會幹事局局長、黨團副書記。1926年5月，在廣州參加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會上，當選為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長。 ^[1] 

1927年2月，任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主任，中共省港罷工委員會書記。4月15日，廣州繼上海發生反革命叛變，遭逮捕，於4月22日被秘密殺害。 ^[1]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李啓漢參加了長沙的愛國學生運動。同年12月，長沙爆發了驅逐軍閥張敬堯運動，李啓漢作為湖南學生請願代表團的代表，在毛澤東等率領下赴北京請願。1920年春，他又到上海蔘加驅張鬥爭，結識了陳獨秀、李達等人。在他們的影響下，李啓漢於同年8月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即又加入共產黨上海發起組。他在安遠路錦繡裏籌辦了一所工人半日學校，在工人中進行馬列主義宣傳。他通過講課、遊藝、談心等方式，通俗地向工人傳播革命真理，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組織工會，與剝削者進行鬥爭。不久，他幫助工人建立了滬西紡織工會。1921年7月20日至8月10日，他領導上海英美煙草公司工人舉行罷工，並取得了勝利。8月中旬，他在剛成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擔任秘書，併兼《勞動週刊》編輯。在《勞動週刊》發表了《工人們，我們為什麼要分幫》、《請看誰打仗》等文章，呼籲工人團結奮鬥，一致對敵。

1922年1月香港海員大罷工爆發，李啓漢等在上海成立香港海員罷工後援會，阻止工頭桂某為香港英國輪船公司招募新工人。桂某勾結巡捕，將李啓漢抓了起來，後經勞動組合書記部營救才得出獄。從此，他更被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和軍閥視為“危險人物”。

李啓漢出獄後，革命鬥志更加旺盛。他繼續發動上海各界人士援助香港海員，幫助浦東日華紗廠工人建立工會，並領導日華紗廠和上海郵局工人舉行罷工。同年5月，他作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代表，到廣州參加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他的提案《八小時工作制度》和《罷工援助案》，均被大會通過成為決議案。他從廣州回到上海後，與林偉民等籌建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上海支部，還發動上海各工會支援浦東日華紗廠工人的第二次罷工。6月1日，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煽動罷工，擾亂秩序”的罪名逮捕了他，並判3個月徒刑，期滿後逐出租界。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和山東分部分別發表為《勞動週刊》被封和李啓漢被捕的《告友書》和《告全國勞動朋友書》，揭露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卑鄙陰謀。當李啓漢徒刑滿期後，租界當局又以驅逐出境為名，將他遞解給上海護軍使署。護軍使何豐林竟派淞滬警察廳廳長徐國樑將李啓漢關進監獄。黨組織千方百計營救，均未生效。李啓漢在龍華軍事監獄、上海陸軍監獄坐了2年零4個月的牢獄。直至1924年10月13日，江浙軍閥戰爭爆發，何豐林下台後，李啓漢才由鄧中夏和李立三迎接出獄。鄧中夏深有感觸地説：李啓漢是我黨坐牢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

1925年1月，李啓漢出席了中共四大後，奉命前往湖南工作。為躲避敵人的視線，臨行前鄧中夏建議他改名“李森”。4月，到廣州參加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籌備工作，在5月1日召開的大會上，李啓漢作為安源礦場總工會代表當選為主席團成員。為加強對各地工會的領導，大會決議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李啓漢當選為執行委員，併兼組織部長。因工作需要，遵照黨組織的決定。李啓漢留在廣州主持全總的日常工作。

1925年6月19日，震撼中外的省港大罷工在中國的南方爆發了，20多萬罷工工人高舉反帝的旗幟，形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力量。為了加強對罷工的領導，7月3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在廣州成立。經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議，省港罷工委員會設立幹事局作為日常辦事機構，執行委員李啓漢當選為幹事局局長，同時擔任財政委員會委員和中共黨團副書記。他和鄧中夏、蘇兆徵等都是罷工的主要領導人。

省港罷工委員會幹事局是處理日常事務的中樞機構，職責非常繁重，局內分設文書部、招待部、庶務部、宣傳部、交際部、交通部、遊藝部，後又增設會計部和註冊部。李啓漢精明能幹，為人正直，對於各部的工作，都作認真的佈置和督促檢查，使幹事局能夠有條不紊地運轉起來。他主持制訂了各項規章制度，妥善安排大批罷工工人的吃飯和住宿問題。他經常深入到工人中，瞭解實際情況，幫助解決工人的實際困難。他決定設立工人醫院，發動工人和家屬進行生產自救。工人們對他十分尊敬和愛戴，稱幹事局是“工人內閣”，李啓漢是“總理”。許多人都知道，李啓漢是省港罷工委員會中最辛苦最忙碌的人。

在省港大罷工中，李啓漢除主持幹事局工作，還參與領導了省港工會統一運動。1925年12月4日，他在廣州九曜坊省教育會向工人作了“為何要統一工會”的演講。1926年4月4日，香港運輸業各工會成立香港運輸工會聯合會時，李啓漢發表演説，勉勵工人們築好總炮台，對付英帝國主義。10日，香港金屬業各工會成立香港金屬業總工會時，李啓漢到會演講強調了統一工會組織的重大意義。李啓漢還先後指導了廣州洋務總工會、廣州店員總工會、廣州糧食業工會聯合會和廣州工人代表大會等成立。15日，香港總工會在廣州成立，李啓漢被聘為顧問，並任香港總工會中共黨團書記。

李啓漢是一位出色的理論宣傳家，他在《工人之路》上發表了《世界革命的潮信到了!》、《帝國主義的陰謀》、《工商攜手》、《代表大會的精神》等一批文章，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對罷工工人進行思想教育。他説話精煉，富有激情，他的演講總是受到各界羣眾的歡迎。

1926年初，李啓漢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同年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他繼續當選為全總的執行委員、組織部長。同年10月，省港罷工委員會為了全力支援北伐，轉變了鬥爭策略，停止對香港的封鎖，省港大罷工結束。李啓漢和鄧中夏一起主持罷工的善後工作。1927年2月，全總北遷武漢，李啓漢留在廣州，領導全總廣州辦事處和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作，並接替鄧中夏擔任省港罷工委員會黨團書記。

1927年3月，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率廣東代表團到武漢參加中共“五大”，李啓漢和穆青、楊殷等人仍留廣州工作。當時，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形勢越來越嚴峻。李啓漢沉着鎮定，每天堅持到全總和省港罷工委員會上班，處理各種問題。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消息傳到廣州後，李啓漢和穆青、楊殷、劉爾崧等人於13日研究了急劇變化的形勢，佈置應變工作。14日上午，李啓漢、劉爾崧等在越秀南路惠州會館全總廣州辦事處召集廣州工人代表大會下屬各工人幹部開會，研究應變措施。敵市公安局諜捕隊聞訊前來監視，會議被迫中止。當晚，李啓漢再次召開工會骨幹會議，決定各工會發動工人罷工，進行工人武裝自衞等。15日，廣州軍閥集團發動了反革命政變。當天凌晨，李啓漢在榨粉街的住宅被軍警搜查，他走避不及，當場被捕。在被敵人押往監獄途中，他昂首闊步，怒目而視，大罵國民黨反動派卑鄙無恥，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李啓漢先是被關押在市公安局拘留所，4月22日又被押往南石頭監獄。當敵人審訊他時，他大聲説：“我是做工農運動的，你要説我是共產黨，那麼，所有工農都是共產黨了!”不久，李啓漢，被敵人秘密殺害，時年29歲。 ^[2] 

李啓漢犧牲後，各界羣眾以不同方式表達了對他的悼念。1927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致第四次勞動大會的信中，對李啓漢等人的英勇犧牲表示沉痛的哀悼，指出：“其慘烈當為中國工人階級及本黨永遠不忘之事。”1928年11月，中共廣東省委舉行第二次擴大會議時，通過《紀念死難諸烈士》一文，對李啓漢等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1945年3月1日，毛澤東在寫給李啓漢妹妹李惠馨(夏明)的信中鼓勵説：“繼續為黨工作，以繼啓漢、中夏之遺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