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升

昆明官渡人正直誠實的兒子李升，是雲南少有的農業教育科技人才，可惜在建國初期，遭遇誣告陷害而死，對雲南的農業教育科技事業是個損失。經有關知情人士的介紹，查閲印證了開遠市的有關歷史資料，現將滇南第一冤案與李升的大致情況簡述如下。

李升少年時代原名李春，後改名李升。他持高小畢業證書，考取雲南省立師範學校，先是讀初級師範，後又讀高級師範。李升與聶守信是同班同學，感情很好，聶守信住在端仕街，喜歡彈月琴，經常與李升到昆明的親戚家玩。李升與同學張天放的感情也很好（張天放後來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解放後擔任雲南省副省長和省政協副主席）。師範學校畢業後，李升與聶守信都離開了昆明。後來聶守信專攻音樂，改名聶耳。李升考取私立暨南大學，半年後北平大學招生，李升又報考，考取國立北平大學農藝系公費生，每月15元助學金，他於1932年9月至1937年6月在北大學習農業知識和養蠶等實用技術，外語也學得很好，能用英、日、法三國語言對話。

當時的雲南人才奇缺，經濟文化十分落後，像李升這樣能夠考取外省大學的學子極少，去外國留學的就更是微乎其微，整個民國時期雲南考到北大、中大、暨南等各大學“國內留學”專攻農藝的人才，全省總數只有7名。

李升從北平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滿懷當時知識分子共同具有的“知識報國”、“科學報國”的愛國情愫，投入經濟建設，期待祖國的富強繁榮。李升是個難得的人才，他的名字，載入了雲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5年10月出版的史書《續雲南通志長編》中冊第828頁。

李升娶妻楊氏，可惜楊氏分娩時難產而死。後來李升參加雲南省建設廳的一個墾荒隊到西雙版納辦農場，種植改良棉花茶葉等農作物，他與傣族姑娘刀楠孟戀愛結婚，生育一女兒，取名李瓊瑤。刀楠孟的哥哥名叫刀建勳、刀建剛（其中一個哥哥後來擔任車佛南地區的南喬縣長，刀楠孟到南喬縣衞生科工作）。當地的土司勢力敵視他們辦農場，把墾荒隊的隊長打死在廁所裏，墾荒隊無法繼續堅持下去，隊員們只好趕快撤回昆明，刀楠孟支持他們的工作，但不願跟隨李升離開西雙版納，兩人分手後，還託個親戚兄弟快馬加鞭送了一些錢和首飾給李升。

雲南知名人士馬崇六和馬崇周，對於李升的經歷很同情，而且很賞識這樣一個難得的農業人才，就介紹他們的侄女馬少華與李升結婚。

李升先後擔任過雲南省建設廳思普區農場場長、昆明師範學院事務主任、稼依開文墾殖局農林課長、儲運處文書股長、昆明縣民政科長。曾在文山、稼依等地辦過農場、茶場，在西雙版納進行棉花改良。他對茶葉、煙葉、梧桐、水稻、棉花、蠶桑、木棉的種植栽培進行過深入研究，是當時雲南省屈指可數的農業科技人員之一。

1946年8月雲南省教育廳派李升擔任省立開遠農業職業學校校長。當時農校有7個班，學生320人，教職員18人，校址在縣城文廟街文廟內（現開遠一中校址）。李升準備以平生所學，貢獻於農藝教育事業，為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華民族培養農業科技人才。

農校的校園是典型的廟宇形式，校內有石牌坊一座，欞星門後是泮塘，大成殿前有石砌月台，望欄石柱上有小石獅，學校大門為鑄鐵製成，大門兩側有石基鐵欄杆圍牆，校內綠樹成蔭，是個優美的讀書環境。

《開遠市志》第435頁記載：“課程除一般文化課外，還開設農藝、畜牧、種作、氣象、土壤、肥料、育棉、蠶體生理病理、農業（蠶業）經濟、制絲、害蟲、園藝等專業課。學校闢有實驗農場32畝，木棉實驗場數十畝。學校‘注重實習，其時間不得少於全部時間的三分之一’，民國29年學校試種美國烤煙成功，促使全縣逐年推廣種植美煙。民國34年辦木棉推廣人員訓練班一期40人，在縣內推廣木棉種植技術”。

農校的學制，初級部不分科，招收小學畢業生，學習年限三年，培養初級農業人才。高級部分農技、蠶桑等科，學習年限三年，培養高級（中級）技術人才。1946年秋招收一個高師班（即中師），高師班由初中畢業生中選錄，其他類型師範班由小學畢業生中錄取。

農校的辦學經費由雲南省教育廳撥給，除少部分初中學生自費外，農技和師範班學生全部屬公費生，也由省教育廳撥款供給，學生畢業統一分工。《開遠一中校志》記載：“1948年計發公費生168名，每月合公糧三十八石六鬥四升（按公費生每月二斗三升計發）”。到1949年，農校共招辦初級職業13個班、中級農業專科7個班、中級師範1個班，以及普通初中2個班。

開遠農校是一個對滇南農業有着重要作用和影響的中等學府。如果李升一直是處在和平安定環境中，沒有暴風驟雨式的階級鬥爭，那麼他將會在農校這樣的科學教育行業，以自己豐富的知識和嫺熟的技藝，靜靜地實現培養農藝人才的理想，為雲南省的農業科技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把這個知識分子推到了進退兩難的風口浪尖上。

為了解放全中國，中國共產黨在開遠也展開了組織宣傳活動，早在1944年農校的校長毛仁學及教導主任楊啓新就是中共地下黨員，在農校學生中傳閲《新華日報》及地下黨油印材料，他們後來離開了農校。

在國民黨統治下，作為國民黨政府所辦的農校的校長，不可能公開對抗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措施，否則性命難保。

李升擔任校長後，對於國民黨政府發佈的清除共產黨之類的命令，既不能反對，又不願去執行，於是他採取了消極抵制的辦法，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好或壞的表現，而工作中對校內進步師生起到了包涵掩護的作用，從不向縣政府報告他們的動態。與此情況相同相似的，還有稼依鎮鎮長吳俊之、太平鄉鄉長李渭清等人。

學校對教師實行聘任制，每學期聘任一次，教師直接對校長負責，校長根據教師的表現決定其辭聘。1949年李升聘任了高家祺、資文鬥到農校任教，當時資文鬥是共產黨開遠特別支部書記，高家祺是特支組織委員。特別支部的幹部們以農校教師身份為依託，積極發展共產黨和“民青”組織，在城鄉建立據點，做好途經開遠的同志的接送工作。李升對國內的政治局勢看得很清楚，並適時向共產黨幹部表露心跡，解放前開遠地下黨的《工作報告》中記載：“在我幹部面前表示進步”。

原先由省教育廳直接撥給的辦學經費，省裏無法收齊款項，撥不出經費來，後就改為教育廳只撥給農校百分三十，其餘百分之七十的錢，則是把開遠縣政府本應交省政府的公款轉撥給開遠農校，而開遠縣政府難以交夠公款，又叫農校去大莊等一部分鄉鎮催收，農校直接去鄉鎮催收經費確是一件很難辦的事。1949年是個大動盪的時期，國民黨政府財政一塌糊塗，物價飛漲，影響到農校的辦學經費奇缺，教師工資和公費生的助學金沒有着落，李升每隔一段時間就須到昆明找省教育廳催要撥款，並向開遠縣政府交涉，還要派教職工到鄉鎮收錢。開遠縣政府貪污腐敗成風，幾任縣長交接經濟都扯不清楚，省教育廳也遲遲不能撥出款來。在艱難辦學中，為了要到錢，李升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好不容易才把農校維持下來，學校的日常工作他基本上無暇顧及。

1949年9月，李升母親的生日快要到了，他要趕去昆明，一方面操辦母親生日，另一方面還要找省教育廳催款。開學三週後，李升離校之時寫了個字條放在辦公桌上：“因事上昆，校中由尚躍武負責”，就與學校會計徐行素一起上昆明去了，直到10月28日學校發工資時才回來。在李升離校的這段時間，學校出了一件使李升無法擺脱干係的事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0月1日宣告成立，當時大半個中國都解放了，人民解放軍正在南下追殲國民黨殘餘勢力，舊政權看到末日來臨已不可逆轉，而在倒台之前還要找幾個隨葬品。開遠縣政府下達命令，要求各鄉鎮各學校都成立“肅奸委員會”，單位負責人作為當然的肅奸委員會主席。那時中國的通訊事業很落後，李升家沒有電話機，農校訓育主任尚躍武接到縣政府公文後，無法與校長聯繫，緊急公文又等不及校長回來辦，於是10月24日尚躍武就擅自把校內幾個人員列入肅奸委員會名單，李升辦公用的圖章歷來是交給辦公人員管理的，尚躍武蓋上圖章，於10月26日交了上去，應付縣政府。

李升回農校後，才知道這件事情，但已經無法挽回。在那個名單上，校長李升被列為主席，委員有教師尚瑛，職員尚躍武，高級部學生黃學榮，初級部學生普永璽（解放後昆明市官渡區中共區委書記普永壽的弟弟）。李升對於那個肅奸委員會置之不顧，自己默默地保護校內的教師和學生，解放後公檢法審查確定開遠的肅奸委員會屬於“開遠地區一般反動組織，無活動”。開遠縣的國民黨政府，對於校長身份的李升不會不施加壓力，可李升始終沒有任何聽命於他們的行動。

農校羣眾組織中，有15人的讀書會，40人的歌吟隊，李升不干涉，不制止，不向縣政府報告，使農校內的革命進步活動有了個寬鬆的環境。共產黨和民主青年聯盟在校內組建了核心小組，發展黨員3人，“民青”12人。學校中有十餘人蔘加“邊縱”十支隊開遠護九團武裝鬥爭的革命工作。農校中沒有一個革命同志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迫害，這與校長李升的暗中支持和掩護分不開。

臨近解放，國民黨政權作垂死掙扎，對於公開進行的革命宣傳活動總是採取殘酷的迫害措施，舊檔案中的許多公文，反映出當時軍隊警察急速調遣進行鎮壓的例子。而在李升當校長的農校裏，《開遠一中校志》記載：“公開組織讀書會，壁報組，歌詠隊，演出隊，運動隊，以讀書、辦壁報、傳唱革命歌曲、文藝演出、營火晚會、球賽等形式，聯絡組織，擴大影響，向羣眾揭露舊世界的醜惡腐朽，宣揚民主解放思想。在解放前夕，組織‘護校隊’，保護校產，迎接解放”。如果李升站在維護舊制度的立場上向縣政府透露消息，那麼農校將免不了一場劫難。李升愛他的農校，愛他的教職工和學生，在校長職位上處理尖鋭的政治問題，象走鋼絲一樣。

1949年11月16日農校舉行十四週年校慶時，李升與師生一起唱歌演劇，演出話劇《歡迎星光閃出來》、《農夫怨》、《滿三娘勞軍》等進步歌舞節目，反映出李升主持下的農校政治色彩。中共特支書記資文鬥老師也是晚會的主持人之一，校慶實際上是鼓勵師生上山打游擊，為迎接解放作準備。校慶之後就沒有再上課了，12月7日農校師生一百多人蔘加邊縱護九團，上山打游擊迎解放去了。

《中共開遠市黨史資料》第一輯刊登了資文鬥和高家棋的回憶錄。開遠縣委副書記資文鬥《回憶解放前地下黨在開遠的鬥爭情況》寫道：“當時，地方上層人士和人民團體的負責人，大都是知識分子，政治上比較敏感。一些思想傾向進步的人，積極靠攏黨，十分珍惜與共產黨的某些聯繫。黨組織對他們逐個進行了分析，然後通過各種關係，分別對象，採取不同的分式，因勢利導，開展工作。木棉試驗場場長孫方、大成公司電石廠廠長袁績恂、華紗站站長楊龍興、縣商會會長常信之、劉富珍、縣中校長萬鶴齡、農校校長李升、寧遠小學楊蔚棋（兼縣民政科科長）、知名人士付植等，他們中有的曾與黨作過某些合作，有的對黨的事業曾給予積極支持，後來在黨的啓發引導下，一般都積極靠攏黨，有的還加入了組織”。

開遠縣城區區委書記高家棋《黎明前開遠地下黨的活動情況》寫道：“還爭取了教育界進步知識分子、中、小學校長楊尉淇、萬鶴齡、李升等人擁護和加入黨的反蔣統一戰線。他們採取各種方式支持革命活動，掩護了黨的組織建設。如袁積詢、李升、趙澤民等人分別對電石廠工人要求責備、增加工資的怠工鬥爭，農校學生要求按時發放助學金及嚴懲貪污舞弊人員的鬥爭，裕國農場職工揭發頑固分子陶貴福的鬥爭等都大力支持，起到了積極作用，因而這些單位的黨建工作有了較快的發展”。

1950年1月18日開遠解放，4月由駐軍軍事代表辦事處派員進校指導監督，9月開遠縣初級中學併入農校，學校改稱“雲南省開遠農業技術學校”，隸屬蒙自專署文教科。校長由李升擔任（1952年農科班教師學生併入雲南省昆明農業職業學校，這裏改名為“雲南省開遠中學”）。

1951年3月8日，開遠縣大張旗鼓地掀起了鎮反運動，一場轟轟烈烈的急風暴雨，席捲到每一個人。李升等農校教職工8人因受到嫌疑而同時被開遠縣公安局抓捕，其中張優信和戴兆淦都是剛參加工作幾個月的年輕教師，而且張優信是民青成員，楊源柏是在農校裏抄抄寫寫的辦公人員。

肅奸委員會的問題很快就查清楚了，尚躍武也承認是自己主持成立的。對於擁護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對於自己做了些什麼事情，李升是能夠説清楚的，可命運偏偏會作弄人，楊源柏在關押中為了儘早得到解脱，就編造了一個“在農校以李升為首組織青色黨，台灣給予經費”的假案。當時的辦案人員受舊式審查方式的影響大，以為抓到了大魚，就違反黨的政策紀律，搞逼供信，“寧左勿右”，特別下功夫。張優信老師直到幾十年後伸出手臂，仍然能看出肘骨明顯歪翹變形，這是當年被逼供信打成的痼疾。

李升在關押中，思想上受到極大的打擊。多少年來在學校裏一直得到老師和學生們的尊敬，如今淪為階下囚，遭人唾罵，還受到逼供信，以及回農校開大會批鬥等等侮辱，人格尊嚴都沒有了。所謂青色黨問題，不承認吧，辦案人員不答應，違心地承認吧，又不符合事實。李升寧死不説假話，於1951年7月11日用平時勞動中切烤煙的刀子剖腹自殺。公安局通知李升的妻子馬少華到衞生院看望，李升向妻子交代了一些後事，念着文天祥的《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呼塞蒼冥……”含冤負屈而又剛強地離開了人間。

雲南省委書記宋任窮同志途經開遠，檢查當地工作情況，滇南工委向宋任窮同志彙報了這起青色黨案件，並説要對青色黨成員判處死刑。宋任窮同志不愧見多識廣，聽出其中有問題，就指示説：“這樣處理不對，我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教育挽救，處理要慎重。這個案件缺乏證據，要認真落實”。後來還驚動西南局，重慶公安局也派人蔘加工作組直接查核，通過香港台灣等地區的內線關係調查落實，而且花費了國家很大一筆錢，終於搞清楚“青色黨”純屬子虛烏有，連國民黨反動當局都不知道有青色黨這麼回事，楊源柏在案件複查中也承認這是他編造的假情況。建國以後滇南最大的一個冤案，就是這樣形成的。

1953年6月，上級責成開遠縣縣長郝鴻鈞到農校主持召開平反大會，滇南工委保衞科長趙柏之宣佈平反，説：“開遠農校的案子已經查清，是個假案，李升已死就不説了。此案雖然辦錯了，好在人頭沒有落地，恢復張優信戴兆淦的名譽，給予公開平反。楊源柏錯誤地理解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編造青色黨假案，坑害了好人，判處三年徒刑”。

平反大會當場釋放了張優信戴兆淦等同志，辦案人員還説：“原先抓你們是正確的，現在放你們也是正確的。你們在審查期間雖然皮肉受苦，但沒有亂説亂講，沒有給組織帶來新的麻煩，這是很好的，回學校去好好工作”。

假案平反後，開遠縣法院院長郭璞因為辦理這起影響惡劣的假案而被撤職，縣公安局長趙懷玉因為此案和貪污問題也被撤職，而案卷內李升之死卻被寫為“畏罪自殺”。

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開展了深入細緻的複查冤假錯案工作，李升的冤案也得到了澄清。1979年11月25日開遠縣公安局作出《關於對李升同志問題的複查處理決定》開公復字（79）第15號，主要內容如下：

李升同志解放後任開遠第一中學校長時，因受到嫌疑，1951年鎮反運動中被捕關押。在審查過程中，由於受他人的誣陷，編造“李升為首組織‘青色黨’反革命組織”，並牽連了多人。此案後經複查，純屬假案。已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公開平反，對涉及到有關人員分別作了善後處理，李升因在獄中自殺身死而結論為畏罪自殺。經複查認定，關於李升同志一九五一年鎮反運動中因受嫌疑及組織反革命集團“青色黨”問題，純屬假案，已公開平反。李升同志自殺是陷害假案造成的，故決定撤消原定“畏罪自殺”的結論，予以糾正，政治上恢復名譽。

《中共開遠市黨史資料》第二輯“大事記”中記載：“通過‘鎮反’運動，保證了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鎮反’中也曾出現錯捕、錯判的現象，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本着‘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對運動中的冤、假、錯案進行了複查平反和改正”。

被假案牽連的受害者及其親屬，在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針指引下，積極投入振興中華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從昆明市第五中學退休的張優信老師，每當見到電視上出現宋任窮同志的形象時，就不禁感嘆地説道：“這是大恩人啊！”

李升同志是個誠實正直的知識分子，傾心於農業科技教育事業，由於冤假錯案的發生，導致他過早地離開了人間，這對雲南省的農業科技教育事業是個重大損失。半個世紀以來，開遠滄桑鉅變，歷史對人們的功過是非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如果李升泉下有知，也將感到慰藉。

（開遠市政協委員廖貽武文章《校長李升與滇南第一冤案》，刊登在昆明市官渡區政協《官渡文史》第14輯第88--98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