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則綱

李則綱是安徽省著名歷史學家。清光緒十八年（1892）出生，今樅陽縣黃羹鄉人。18歲以前在私塾讀書，宣統元年（1909）考入桐城縣南鄉（今屬樅陽縣）白鶴峯小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異，小學未畢業就考入安徽初級師範（後稱安徽第一師範），受到國文老師、著名學者胡淵如的賞識，悉心培養，從而為他的古文學知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16年畢業後，到舒城縣立第一高級小學任教。1917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史地系，因家庭經濟困難，只讀了一學期就輟學了。 ^[1] 

1918年秋，由安徽教育界名流李光炯、阮仲勉介紹，李則綱任教於桐城中學。以豐富的學識修養和認真細緻的教學作風，博得了學生和社會各界的好評，各校爭相聘請。他先後受聘於蕪湖女師（因病未到職）安徽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和安徽第一女子中學。1927年，他投奔當時革命的中心武漢，先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考試委員會書記（即秘書），後任政治部宣傳部幹事。經過一番腥風血雨的洗禮，他的思想意識產生了深刻的變化，毅然拋棄文言文的寫作，改用語體文，立志成為一名具有真知灼見的新文史工作者，這成為他一生事業的轉折點。 ^[1] 

大革命失敗後，李則綱先後在安慶第一女中、上海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大學部、安徽大學、安慶高級中學等校任教。這一時期，他一面教學，一面辛勤寫作。他酷愛文學寫出了不少文學作品，如《桃林野》《霪雨》《牧場》《花朝》《苦悶的樊須》《從農村破產想到陶淵明》等，文筆淳樸，感情真摯，反映了當時農村民生凋敝、滿目瘡痍的悲慘景象，企盼新社會的到來。他在史學研究方面，碩果累累，編著有《革命大事年表》《歐洲近代文藝》《始祖的誕生與圖騰》《史學通論》《中國文化史綱》等。 ^[1] 

李則綱不僅重視歷史理論和史實的研究，而且更注重史料的收集與保存，主張要有史料採集機構專司其事。1939年1月，李則綱被任命為安徽省動員委員會委員，並擔任安徽省戰時文化事業委員會委員。應李則綱的要求,該會特設採集組,專司史料採集工作，由他兼任組長。1942年2月,成立安徽省抗戰史料徵輯委員會，李則綱任副主任委員，主持工作。史料工作機構從過去的依附地位，變為獨立的事業單位，促進了史料工作的開展。1945年，李則綱積極建議各省（市）普設文獻委員會，以取代原抗戰史料徵輯委員會。其建議被採納，安徽省文獻委員會成為全國最先成立的省（市）級文獻機構。 ^[1] 

李則綱在積極組織充實機構的同時，對開展業務也不遺餘力。主要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徵集採訪。李則綱注重利用社會力量，聘請熱心文化事業的人士為特約採集員，形成一個採集網。他經常向各單位和個人函徵史料，函中誠懇闡明徵集的目的為保存文獻，供編史之需，故接函的單位或個人莫不樂於應徵。他還很重視實地採訪，不少珍貴文物資料是他聞訊後親自去採訪得來的。他目光敏鋭，善於掌握時機，在日本投降、汪偽政權覆沒和國民黨反動政府垮台時，都及時接收了數以萬計的文書檔案，不僅為解放後大規模的審於工作解決了很多歷史疑難問題，同時也為各地區各部門的史志編寫工作保留了很多重要的參考資料。二是研究和整理編纂。在經濟條件極為困難的情況下，李則綱先後借用《大別山日報》和《皖報》副刊，編印《採集旬刊》、《史料旬刊》；借用《安徽日報》出版《文史》。後又自行編印《安徽文獻》（月刊）。他對刊物的編印持嚴肅的政治態度，一次發現印就的一期《安徽文獻》的封底，被承印廠方擅自印上一種刊物的目錄廣告，其中有污衊謾罵共產黨的字眼，他堅決要求毀去，重新排印。經他整理編纂成稿的有《戰時安徽文化》《安徽戰時文化史料續編》《大別山戲劇運動發展史》《戰時安徽的出版事業》《各縣淪陷記》、《安徽省籍抗戰陣亡將校表》《物價管理始末》《從檢查處説到緝私處》等，未完稿的有《安徽年鑑》。 ^[1] 

李則綱在搶運文物上也有值得書寫的一筆。1933年春，壽縣朱家集出土了一批楚國遺存器物，共計700餘件。這批器物於1934年2月間運到安慶，交省圖書館保存。抗日戰爭初期，得到中央博物院的幫助，將全部文物裝成40大箱運往重慶。抗戰勝利後，該院遷回南京，楚器也運回存於該院。到解放戰爭後期，李則綱惟恐這批楚器被運往台灣，遂於1948年底前往南京籌劃搶運回皖。當時局勢混亂，交通癱瘓，要運回40大箱楚器實非易事。經他多方奔走求援，終於在1949年1月，使這批瑰寶得以歸皖。 ^[1] 

渡江戰役前夕，應人民解放軍皖西軍區第三分區負責人唐曉光的要求，李則綱派人繪製了一幅蕪湖到魯港沿江國民黨駐軍碉堡部署圖，為渡江戰役作出了貢獻。 ^[1] 

1950年11月，李則綱任皖南人民文物館館長時，配合皖南土改工作隊，在徽州、池州、宣城3個專區，採集圖書20多萬冊，古物字畫數千件，並收集到一批太平天國、中國工農紅軍和閩、浙、贛蘇區的革命文物。1951年，他又安排人員隨老區訪問團前往皖南地區再次徵集，發現了績溪旺川太平軍壁畫、涇縣紅軍抗日先遣隊副司令尋淮洲及項英、周子昆同志的遺骸（當年即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1952年，他再次派人深入大別山區和銀屏山區，徵集到不少紅四方面軍和新四軍的革命文物以及民間風俗文物。1952年，在發掘春秋時期蔡侯墓及隨葬品時，他坐陣指揮，盡心盡力保護這批文物。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而離開工作崗位，後甄別平反。在逆境中，他以堅韌不拔的毅力歷時3年撰成50多萬字的《安徽歷史述要》書稿，是全省一部完整的地方通史專著。1977年3月，因病逝世。 ^[1] 

李則綱早年便十分服膺唯物史觀，認為唯物史觀“完全以經濟的關係來解釋歷史。從歷史的本身找尋解釋歷史的元素，既不是神學的史觀，也不是唯心論的史觀，使歷史哲學成為科學的。遂為歷史學闢一個新局面”。他曾概括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説：“社會的基礎，便是經濟的構造，社會的上層——法制、政治、宗教、倫理、哲學、藝術等等，是隨社會基址變動而變動的，社會基址一有變動，則一切生存於這個基址上的上層，亦即隨之變動，以求適應於新成立的經濟關係”。而這些社會的變革，便是歷史。早在20 世紀30年代他便綜合郭沫若等各家之説，加以判斷，將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是李則綱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形成的對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總的觀點。 ^[3] 

近代以來，傳統的治史方法已經不能完全滿足新史學的要求了。強調歷史學要與其他社會科學結合，借鑑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和研究成果，是新史學的特徵之一。但是在新史學建設初期，歷史學和其他學科的融合並不如人所願，相反，它們往往各行其道，社會學和歷史學的關係也是如此。這種情況隨着新史學的成長，逐漸發生了變化。李璜對此有過較好的敍述：“歷史學家的這種地下掘土和社會學家這種野蠻考察，雖是同樣的要尋求歷史社會最古的淵源，同樣的努力解答一個問題，補這個缺憾，而在起初，歷史學家總不承認社會學家的努力為有效的，總覺得近今野蠻社會與有史以前的未大開化的我們社會沒有什麼聯繫。因此兩方面各行其是，各得了些成績。這兩方面的成績既加整理之後，於是不能不令歷史學家要與社會學家合作了！因為社會學家的成績恰恰與歷史學家可以互證而事理益明，成效益彰。”李則綱也認識到“歷史學與社會學為相資相倚的兩種學科”。基於此種認識，李則綱以圖騰制度為歷史學與社會學的結合點，探索中國古史。這一嘗試具有篳路藍縷之功。圖騰主義並非中國傳統治史的理論和方法。中國學者運用圖騰主義理論解釋古代歷史，是受到了法國人倍松（M. Besson）的《圖騰主義》和格拉勒（M. Granet）《古中國的跳舞與神秘故事》二書啓發的。 ^[3] 

他撰著的《始祖的誕生與圖騰》一書，是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運用圖騰主義理論研究中國古史的學術專著，為古史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李則綱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進行古史研究，配合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熱烈的社會史大論戰。同時他將西方社會學的理論融入於傳統的古史研究，取得了較高的學術成就。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