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冰

民國31年（1942年）8月，廣東黨組織被破壞。他離開家鄉，先後在韶關《建國日報》、衡陽、貴陽，南京《大剛報》以校對員。記者、編輯的身分為掩護，通過國民黨的報紙發表進步文章，宣傳黨的抗日方針、政策，擴大黨的政治影響，堅持地下革命活動。民國36年（1947年）7月，他參加中共曲江縣游擊隊，任中共曲江縣工作委員會宣傳部長。民國37年（1948年）秋，負責領導省立志鋭中學的中共地下黨活動，把志鋭中學、曲江一中、九齡農學院等幾所學校的中共地下黨員學生，組成中共粵北學運特別支部，領導粵北地區學運。建國後，歷任《北江日報》副社長，北江地委宣傳部科長，粵北行署文教處長兼廣東北江中學校長、中共陽山、英德、曲江、清遠縣委書記、韶關地委宣傳部長、地委常委、地委副書記兼秘書長、韶關大學代理黨委書記等職。李凌冰是中共八大候補代表和全國四屆人大代表。

李凌冰熱心人民教育事業，關心青年一代的成長。為恢復和發展粵北教育事業，悉心謀慮，竭盡全力。1953年至1955年初，李凌冰在擔任粵北行署文教處長期間，粵北行政區的教育事業正處在恢復、整頓、改造、發展階段，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對教師進行思想教育，主要解決教師中為誰服務的問題。採取集中與分散相結合分別辦研究班的形式進行，對全區中學教師集中在韶關學習，歷時一個半月，小學教師則分散在各縣進行。在辦班過程中，他堅持黨對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通過組織教師學習政治，學習業務，幫助教師進行自我改造，使廣大教師初步確立了革命人生觀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對調動教師革命的積極性起了積極的重要的作用。他抓的第二件事是整頓和改進小學教育工作。1953年5月，他親自帶領有各縣文教科長參加的工作組到樂昌縣第三區（今廊田鎮）抓點，歷時一個半月左右。他帶頭深入學校，深入羣眾，搞調查研究，對區鄉幹部和教師進行文教政策的宣傳教育，幫助解決實際問題。通過整頓，密切了校羣關係，扭轉了隨意抽調學校教師搞社會工作和隨便停課，佔用校舍的混亂局面，學校初步建立了各項規章制度，教師之間的分工較為明確，組織多、會議多，活動多的現象和非教學性的組織大大減少，使教學工作逐步轉向正常。同時為全區開展整頓小學教育工作提供了經驗。他抓的第三件事是在廣東北江中學蹲點。當北江中學被定為省重點中學時，他兼任了校長。他經常參加學校的重要會議，主持、參與制訂學校工作計劃，親自物色教學骨幹，研究教師的調配與分工，親自聽公開教學課，找教師談心，還親自帶領學校有關人員選擇新址建校，使學校越辦越好，起到了指導全區辦好社會主義學校的作用。因此，全區教育事業很快得到恢復、鞏固，並有計劃地發展。

李凌冰主持粵北教育，首先重視為學校把關定向。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許多學校出現了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傾向，重智育，輕德育體育。廣東北江中學由於堅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1980年的高考率雖然比1979年提高了百分之三，但是絕對數卻少了3人，因此，社會上議論紛紛、學校領導、教師思想壓力很大。正在這個時候，李凌冰到學校聽取彙報，跟教師開座談會，分析情況，研究問題，肯定了北中的做法，強調要堅持正確的辦學方向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一切要按教育規律辦事，要為“四化”而教，為“四化”而學，從而使北中的領導，教師放下了思想包袱，頂住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堅定正確的改革方向，為全區學校樹立了良好的榜樣。1981年8月，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到北中視察時，對北中認真抓好校風，搞好精神文明建設以及教學質量的不斷提高，備加讚揚，並以省委辦公廳的名義將北中的經驗轉發全省，號召全省中小學向北中學習。

李凌冰一向愛惜人才，愛護、尊重知識分子，關心知識分子的成長。早在50年代，他在地委分管文教工作，關心教師的政治學習，並親自給教師作學習報告。他的報告每為教師所信服。他是教師心目中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好領導。他不僅重視抓好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並且熱心為知識分子排憂解難。凡校長、教師找他，不論是在辦公室還是家裏，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他都熱情接待，耐心傾聽意見，進行教育、鼓勵，幫助解決實際問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熱心為教師平反冤、假、錯案，甚至連教師住房、子女讀書就業等問題，亦悉心關照，幫助解決。對違反知識分子政策的事，他及時處理，認真解決。1981年上半年，翁源縣在不到 3個月的時間裏，連續發生了6起毆打、辱罵，恐嚇教師的案件，羣眾寫告狀信到中共超關地方委員會，要求嚴肅處理。作為主管文教工作的地委副書記李凌冰，對這些案件非常重視，馬上指示地區文教辦公室，教育局組織調查組前去調查。調查後，他除了親自審閲《關於對翁源縣連續發生毆打、辱罵、恐嚇教師案件處理情況的調查報告》外，還加了按語，用地委和行署的名義向全區發出通報，要求各縣“切實防止翁源縣類似案件的發生"。

1983年地、市機構改革期間，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來韶關市指導工作，建議市辦一所韶關大學。當時，李凌冰已離休，身體又有病，但是他仍念念不忘發展韶關市的高等教育事業，為山區培養人才。因此，他贊成省委工作組的意見，積極向新的中共市委領導班子提出這一建議。他作為市人大代表，在市七屆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興辦韶關大學，迅速成立建校委員會”的提案，得到了出席會議的人大代表的支持與擁護。市委、市政府對此十分重視，把籌辦韶關大學列為1984年韶關市十件大事之一，狠抓落實。在無校舍、無師資，無經費的情況下，他勇挑重擔，接受了市委市政府交給他領導籌辦韶關大學的任務。他從實際出發，一方面積極向市領導出謀獻策，一方面帶領籌辦組人員四處奔跑，選校址，聘教師，籌經費和發動港澳人士贊助。在他的親力親為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校舍、師資、經費基本上得到解決，把韶大辦起來了，於1985年9月16日隆重地舉行了開學典禮。從此，開創了粵北地區由地方辦綜合性大學的歷史。韶大辦起來後，被任命為中共韶大黨委代理書記。為辦好韶大，他目夜操勞，抱病工作，終因病情惡化，醫治無效，不幸於1987年11月17日下午7時30分在廣州逝世，享年66歲。 ^[1]